四 本书的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
（一）研究理念
本书所持的研究理念是先立足于明人文集中的越南资料，深入研究明人立场下的中越文学交往和对安南形象的塑造，然后再立足于越南燕行汉籍和《大越史记全书》，讨论越南立场下的越中文学交往和对中国形象的塑造，由此构成一个南北互望的研究视角和研究立场的回环闭合，避免仅从某一方出发的盲目和短视。
由此考察研究明代的中越文学交往，可见拓宽中越文学关系的实质是互相交流的自我（即中国）建构异国（在此，即越南）形象和异国（他者）建构中国形象的复合研究视角，从而形成自我与他者相互建构对方民族国家形象和民族心理的圆融认识结构。由此不仅可以弥补当前学界关于中国古代文学中的越南形象研究和越南古代文学中的中国形象研究的双重缺失，还可以在比较文学形象学着眼于他者眼中的中国形象研究视角中，增添一个与他者紧密联系的“自我看他者”的“视界融合”视角，在学理和立场上都更加合理和健全。
相较而言，此前的研究，中国的学者大抵还是立足于越南文献，用传统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的方法和视角来研究中越古代文学关系，过于突出越南传统文学的中国影响和本土移植，或多或少地体现了友好关系主导下的中国中心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立场；而现代越南学者则又或过于重视与中国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的切割，一味突出越南古代文化和文学的独立性和抗暴立场[83]。比较明显，中越双方学者此前都还没有充分利用中国文学中的大量越南资料，也还没有超越单纯的文学比较立场，而进入到一个新的跨文化形象学的研究领域，将文学书写视为建构异国形象和民族心理的重要方式，去研究古代中越两国借助密切的文学交流所相互建构的民族国家形象和民族心理。于是，研究明代中越之间的文学交往，就不仅可以有力拓展明代文学的研究视野和研究范围，而且可以加强传统文学文本的历史文化研究作用和向外视角作用。
（二）研究方法
1.文献收集整理法。对散处在明人文集中的各体涉越南作品及相应的越南资料进行广泛深入的收集，并加以必要的文字校勘和说明。在此基础上，以明代涉越南文学作品为中心，依次附上相应的越南各体资料，建成一个关于明代涉越南文学的全面立体的资料库。
2.文体学研究法。明代涉越南文学作品的体裁多样，诗文词曲赋均有，尤其是文的类别甚多，有诏令、奏疏、题本等政治性公文，有碑铭祭文传记等传记文，有游记、笔记等史料性文字，有赋序、颂序、赠送序、诗序等名目，有古文和时文的差异，而诗有古诗、五七言律诗、绝句等之别，赋有古赋、律赋、骚体、散体之分，等等。这就需要借助古代文章学、文体学的研究方法，对越南资料的进入方式和书写意义进行探讨。
3.文学意象（物象）研究法。在这种国际交往文学研究中，必然涉及到一些比较集中的具有政治礼仪象征意味和情感深度的物象和意象。比如朝贡物品中的虎、狮、香木、珍宝等物象，就经常出现在歌颂帝国形象的作品和异国体验的作品中。至于传统抒情性的诗词赋，更大量地积聚了作者情志的意象。
4.文化地理学的“地区（空间）体验”“文化体验”。文化地理学认为，人们总是通过一个地区的认识来定义自己，因为一个地区就代表一整套的文化。而文化习俗和风景气候是不同的。更重要的是，与政治紧密关联的文化区是存在等级差异的，由此，由政治文化中心区的明朝到荒服蛮夷之地的东南亚诸国的明人，就会有不同的空间（地区）体验和文化体验（即“他者”的体验），从而为其大国形象的塑造和异国风情的体验带来极其丰富的感受。
5.中外文学的比较研究。明代（汉语）文学在当时整个亚洲和南太平洋居于无可置疑的领袖地位的事实，还必须借助处在其南边的越南对明代（汉语）文学和儒家文化的倾慕或反思来确认，由此明代中越文学的比较研究，便值得在这个国际文学交往研究的课题中进行恰当地运用。“自我”认识还得需要“他者”的视角。因此，本书特别设置了三章的篇幅专门讨论越南文集和越南立场下的越中文学交往所体现出的越南民族心态特征等。
[1] 参郑永常《汉文文学在安南的兴替》，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1—22页。
[2] 吴时任《星槎纪行序》，潘辉益《星槎纪行》卷首，葛兆光、郑克孟主编《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藏编）第六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86页。
[3] 如明天顺六年出使安南的钱溥在赠别安南三位黎姓送行大臣时，即称他们为“交南之三黎”，而配中国“河东之三凤”，并言：“天岂生材限其地，异代异乡名可齐。”高度赞扬了越南人的汉化和文明程度。见钱溥《交南黎景徽与其弟弘毓、克敦并致通显，而词翰定称。间得请来，见貌恭而言逊，信乎其国之良也。因其请书，遂走笔歌此美之（景徽僭左仆射，弘毓僭右仆射，克敦僭吏曹侍郎）》，载李文凤《越峤书》卷十九，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163册，第274页。
[4] 参何仟年《越南古典诗歌传统的形成——莫前诗歌研究》，扬州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
[5] 李洁非《修订后记》，《龙床：明六帝纪》，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54页。
[6] 张伯伟《域外汉籍研究——一个崭新的学术领域》，《学习与探索》2006年第2期。
[7] 葛兆光《多面镜子看中国》，《中华读书报》2010年6月9日《从周边看中国》。
[8] 张伯伟《域外汉籍研究丛书总序》，载陈益源《越南汉籍文献述论》，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
[9] 如陈文源《明朝士大夫的安南观》一文认为：“明人文集中有关安南的吟颂之作很多，记载安南的文字亦不少，然而，其具有实质意义的史料，却相当有限。”《史林》2008年第4期。
[10] 吴士连等《大越史记外纪全书序》，陈荆和校合本《大越史记全书》卷首，东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84—1986年版，第55页。
[11] 朱元璋《明太祖文集》卷八《谕安南来使敕》，姚士观等编校，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223册，第76—77页。
[12] 李国祥等《明实录类纂·涉外史料卷》，武汉：武汉出版社，1991年版。
[13] 云南省历史研究所《清实录·越南缅甸泰国老挝史料摘抄》，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档案史料汇编》，二册，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版、2003年版。
[15] 向达整理《郑和航海图》，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版。
[16] 张星烺编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出版说明》，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
[17] 黄南津、周洁《东南亚古国资料辑录及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
[18]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古代中越关系史料选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19] 萧德浩、黄铮《中越边界历史资料选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20] 许文堂、谢奇懿《大南实录清越关系史料汇编》，台北：台湾易风格数位快印有限公司，2000年版。
[21] 陈庆浩《汉文化整体研究三十年感言（代序）》，载陈益源《越南汉籍文献述论》，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
[22] 陈庆浩、王三庆主编《越南汉文小说丛刊》第一辑，七册，法国远东学院、台北：学生书局，1987年版。
[23] 陈庆浩、郑阿财、陈义主编《越南汉文小说丛刊》第二辑，五册，1992年版。
[24] 王三庆、陈庆浩、庄雅洲主编《日本汉文小说丛刊》，五册，台北：学生书局，2003年版。
[25] 林明德主编《韩国汉文小说全集》，九卷九册，台湾中国文化学院出版部，1980年版；台湾“中央大学”、韩国精神文化研究所，1980年版。
[26] 陈庆浩、孙逊主编《域外小说大系·越南汉文小说集成》，二十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27] 刘春银、王小盾、陈义主编《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台北：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0年版。
[28] 刘玉珺《越南汉喃古籍的文献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
[29] 葛兆光、郑克孟主编《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藏编》，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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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1—9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三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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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张玉梅《论越南六八体、双七六八体诗与汉诗的关系》，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
[68] 裴光雄《中国与越南的女娲神话主题比较研究》，台湾省静宜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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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严保《越南文学与中国文化》，《国外文学》1983年第1期。
[72] 罗长山《越南传统文化与民间文学》，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73] 陆凌霄《越南汉文历史小说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
[74] 郑宁人、孟昭毅《中越文学关系史研究》，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
[75] 于在照《越南文学史》，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2014年版。
[76] 于在照《越南文学与中国文学之比较研究》，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2014年版。
[77] 夏露《明清小说在越南的传播与影响》，北京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
[78] 任明华《越南汉文小说研究》，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后出站报告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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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张苗苗《唐诗与越南李陈朝诗歌》，浙江工业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
[81] 陈维维《论越南汉文历史演义小说特色》，上海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
[82] 廖凯军《明代游记、小说、戏曲中的海外国家形象》，福建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
[83] 参孙来臣《明末清初的中越关系：理想、现实、利益、实力（代序）》，载牛军凯《王室后裔与叛乱者——越南莫氏家族与中国关系研究》，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10—11、23、3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