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小禄是我的同门师弟，我们都师从启功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攻读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学位。近年来，小禄的博士学位论文《明代诗文论争研究》，以及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流派论争——明代文学的生存根基与演化场域》（与张欢合著），成为我教读和研习明代文学的案头必备之书，对我的知识积累、思维训练、理论修养多有裨益。所以，当小禄告知我又有一部新著要问世，嘱我撰写序文时，我想都没想，就一口应承下来。这也许是因为我内心里涌动着一种潜在的期待——期待着新的阅读和新的学习，以及与小禄新的对话。

但是收到小禄的大著文稿，一看到书名，我就傻眼了——《南北望：明代中越文学交往研究》。明代的历史文化，我还算是比较熟悉的，毕竟阅读过《明史》《明文海》，翻检过《明实录》，还浏览过一些明代的史籍、子书和别集，也不止一次在课堂上侃侃而谈“明代文学”“明代文化”。可是对明代中越两国之间的文学交往、文化交往，我却只有“耳食”，从未“目验”，那可真是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

台湾成功大学的陈益源教授是我的老朋友，因为研究小说戏曲的同好，我们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就多有交往。益源教授早就对越南汉文学，尤其是越南汉文小说情有独钟，撰写、出版了《剪灯新话与传奇漫录之比较研究》《王翠翘故事研究》《蔡廷兰及其〈海南杂著〉》《中越汉文小说研究》等著作。他数十次前往越南，检索、翻阅尘封已久的汉喃古籍，其在中华书局出版的专著《越南汉籍文献述论》，更是学界走进越南汉籍文献的导览图。我的一些有关越南汉籍的浅薄知识，大都得益于阅读益源教授的大著。除此之外，也只有在参加学术会议时，走马观花地翻阅几篇讨论出使安南的使臣的诗文或安南使臣游历中国的诗文的论文。就凭这么一点儿极其可怜的知识储备，我哪有资格矢口评论小禄这部三十多万字的皇皇大著呢？

所以自从去年11月贸然答应写序之后，我的心理负担便着实沉重。三番五次地捧读小禄的大著，越读就越心虚，因为我进入了一个基本陌生的领地，只有浏览、观赏的好奇和新奇，再加上发自内心的赞赏和钦佩。但是既然答应了，又不好食言。于是迁延了整整五个多月，我才强迫自己硬着头皮坐下来，提笔写几行字。

众所周知，进入21世纪以来，域外汉学研究是学术热点，也是学术前沿，取得了一系列令人欣喜的成果，有力地推进了中国文化史、中外交流史的研究。小禄的大著倡导“立足中国自身看周边”和“从周边看中国”的新理念，特别关注中外文学交往的互动性、“互构性”，希望从中越双方的流动视角和双边立场，研究相关的人物形象、地域形象、帝国形象，研究文学书写的文体、主题、策略和心态，的确让读者获益良多。

当然，要全面地评论这部大著，对我来说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我可不忍心让读者诸君耗费时间读我不三不四的文字。所以，我只能就我比较熟悉的文献整理与文献研究，谈谈我的阅读心得。好在小禄的大著原本就以“明人文集”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谈谈文献整理与文献研究也不至于有“离题”之嫌。

小禄申请的教育部课题是“明人文集中的东南亚资料辑录及文学交往研究”，其中文献整理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研究的坚实基础。这部大著便附录了文献整理的三个成果：《涉安南人物传记资料表》《林希元〈同安林次崖先生文集〉安南资料辑录》《越南冯克宽“使华三集”校合稿》。

《涉安南人物传记资料表》涉及81位历史人物，分为出使、征战、任官、贬官、充军、处置安南边疆事务、处置征战后勤、朝贡、原安南人九种类型，扼要地介绍了这些人物与安南相关的事迹，提示了相关的传状碑铭资料，并点到为止地加以考辨。资料表的文字不多，而文字背后所花费的时间和工夫却不少。这一资料表不仅为大著第一章第二节“人物传类”的写作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也为学界将来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宝贵的一手资料，确实殊为可贵。

“明人文集中越南资料辑考”的选题看似简单，不过是从明人文集中钩辑与越南有关的资料，加以分类抄录而已。尤其是近一二十年来“四库”类文献及明人别集大量影印出版，原本分别收藏于各公私藏家的明人别集现在已经易于查阅，于是各种分门别类的资料辑录便应运而生，津梁学界之功自不待言。而小禄对资料的辑录却别出心裁，特加案语，或者简要考证相关的人物与事件，或者略加批评资料中呈现的历史内容。尤其是后者，大多言简意赅，启人深思。如大著附录的《林希元〈同安林次崖先生文集〉安南资料辑录》，卷四《定大计以御远夷疏》条案语云：“郡县的变相做法，可见书生幻想。消息不确，人物关系混乱。”卷四《谢恩明节疏》条案语云：“可谓个人的安南情结，喋喋不休，颇有自高的倾向，殊不知作为皇帝的嘉靖作何想也。有屈原与怀王对话的感觉。而后面屡述功绩，有争功之嫌。有《三国演义》的纵横论天下的架势。”卷十五《祭毛东塘司马文》条案语云：“至毛伯温死仍不忘与之算安南账，可见其执念和痛恨之情。可谓古代祭文中之最奇特者，乃声讨的檄文，非哀悼之祭文也。”凡此皆片语析义，趣味盎然，评议平实朴质，绝不拿捏作态，颇有古文评点的风范。当然，如果“明人文集中越南资料辑考”要单独出版，这些案语的用语行文尚须略加修饰，使之更为精粹。

而《越南冯克宽“使华三集”校合稿》，则是有见于已发表的期刊论文、硕士论文对越南汉籍的校读、引录、释解，由于作者不熟悉越南抄本的行书、草字和俗字而多有讹误，因此对冯克宽“使华三集”重加校合。这一《校合稿》对原书中的行书、草书、俗字、简体字进行了仔细的辨识和录定，对原书中的阙文、衍文、乙字、删字、补字等加以精细的校勘，对原书的诗文加以精确的断句，最终形成一部可供参考使用的整理本。“识字”是阅读古籍、整理古籍的基本功，这一点，先师启功先生多次耳提面命，谆谆教诲。我在进行明清戏曲研究时，阅读戏曲文献的序跋，就往往被行书、草书、印章等所困扰，当时真没有少叨扰启先生为我释疑。尽管如此，由于学术不精，学殖浅薄，直到今天我在识读古籍中的手写体字和大量俗字方面，还常常苦于“两眼一抹黑”，仅仅略强于“文盲”而已。小禄的学养远比我丰厚，《校合稿》中揭示的诸多疑难字，就让我大开眼界，顿长知识。当然，据小禄引录的王小盾等《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著录，冯克宽的“使华诗集”在越南汉喃研究院留下了至少十四个抄本，暨南大学张恩练的硕士论文也利用了其导师陈文源教授影印的、篇目最全的《梅岭使华诗集》，如果能将这些各自不同的版本整合成一个更为全备的文本，应当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我非常期待小禄能承担并完成这一艰巨的工作。

在文献整理的基础上，小禄的大著多向度地展开了相关的文献研究。其一是文献的整体状貌研究，如第二章“明代使交作品的遗存、内容和价值考论”，广泛收集以明人文集为主的各类文献资料，在前哲时贤研究的基础上，增补了七种明人出使安南的使交专集，钩辑出前人未尝论及的一些使臣的使交作品，并对明代使交作品的内容构成与文化价值加以综合论析。其二是历史人物的专题研究，如第四章“封贡·移民·扰边——活跃于明人文集中的安南人考论”，选取越南史籍中较少记载，但却活跃于明人文集中的安南人，分为不同的群体进行细致的考察。这些人物，除了使臣以外，的确很难进入“正史”，但却构成活生生的历史，值得人们特别关注。其三是与明代中越文学交往有关的集部、史部文献的专题研究，包括第六章“越南冯克宽《使华诗集》三考”、第七章“越南汉文抄本《旅行吟集》的杂抄性质和所涉人物考论”、第八章“《大越史记全书》所载明人诗考论”。这三章既包含文献研究的内容，也显示出小禄独具的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的深湛功力，都是值得一读的好文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文献研究是这部大著最为出彩之处。

本书第一章“明人文集涉安南文体及内容指要”，运用传统文体学的方法讨论明人文集中涉安南的篇章，分为“文学性的诗词赋颂”“人物传类”“记体文”“书信类”和“政治性公文：诏敕、奏疏、谕檄、论策等”若干小节。因为这些年我的研究兴趣相对集中在明清散文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所以对这一章的内容就特别关注。小禄以往的学术研究虽然也多多少少关涉文体与文体学，但却不是他的学术聚焦点，他的专长更在于对明代文学流派、文学思想的精深研究。而他在这部著作中，凭借对文学流派、文学思想研究的学术积累和学术训练，阅读、解析明人文集中涉安南文体的篇章，居然得心应手，游刃有余，真的让我叹为观止。比如在人物传类篇章的论析中，小禄注意到传状碑铭等文章对不同传主生平事迹和性格思想的呈现，各有侧重，也各具风神，还注意到传状碑铭等文章在叙事过程中的详略处理与褒贬倾向，这种将人——事——文三者融为一体、兼顾综观的论述方法，用来恰到好处。其他如记体文、书信、公文的条分缕析，也时有新意。当然，文体研究仅仅围绕文本内容展开，还是不够的，如何从文体特性的角度深入解析各类文体的篇章，也还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余地。

阅读是一种知识学习的过程，也是一种精神享受的过程。我非常感谢小禄给我这样的知识学习和精神享受的机会。

郭英德

2020年5月3日于北京京师园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