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书信类

在明代文集中，书信是涉安南资料的一大文体。根据其具体情形，在此分三类来说明：

（一）明朝使臣与安南国王往复的外交书信

出使安南的明朝使臣与安南国王的往复书信内容主要集中在三个大的问题上：一是明安两国在两广和云南地区的边界问题，二是安南迎接明朝使臣尤其是诏旨的一系列仪注（以跪拜礼仪为核心）问题，三是明朝使臣启程回国时的赠礼辞谢（以辞金为标志）问题。由于第一个问题关系到两国的边境和人民安全，第二个问题关系到两国的体面和风俗，第三个问题关系到明朝使臣的清廉品节和安南方面的“事大”诚意（多与前两个问题中的某一个同期发生），往往都十分重大而集中，需要经过多次交涉才能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由此，可能就会留下多封来自明朝使臣和安南国王方面的外交书信。值得强调指出的是，在汉文化早已远播植根东亚和安南地区的文化背景下，这样的外交书信都是用汉字书写，便于双方畅快地交流。与日常两国人员会面除翻译之外的零星笔谈相比，这又是篇制更为宏大而问题更加集中的书信往复，故颇能起到一定的实际效果。所谓“虑重译弗详，故笔诸书”[139]是也。

先说第一类边界类。由于明朝和安南在两广和云南地区有大量的边界相接和人员往来，故两国地界交涉和边界侵扰等问题时有发生。而当发生比较重大的安南入侵事件，带来明朝边疆土地和人民财产的重大损失之时，作为宗主国的明朝自然不能坐视不理，在接报之后，往往就会专门派遣大臣或者使臣来交涉，就此留下大量的边界类书信。洪武三十年（1397）陈诚、吕让的《与安南辨明丘温地界书》三通及安南回书二通即属此类。

次说第二类迎送特别是接诏等礼仪类书信。虽然安南很早就与中国有密切的地缘和文化往来，有学习和效仿中国王朝儒家礼仪的愿望和实践，但在独立成国后，根据其当时统治者对自身国力认识的不同，其与北方王朝颉颃的独立自尊意识会时有冒头，由此就会引发一些关于迎接使者和诏书的礼仪问题，特别是跪拜的次数和方式等。就明朝使者而言，也存在个人的礼仪规范和认真贯彻仪节与否的问题。对于一些特别关注和坚持这方面礼仪要求的明朝使臣来说，他们往往会以维护大国体面的名义，而特别挑剔安南在这方面的配合问题，由此就可能产生关于礼仪争辩的多通书信。目前所能发现的比较完整的仪注交涉书信，就是天顺六年作为正使出使安南的钱溥《与安南国王书》四通（其一，委广西南宁府差官赍至本国界；其二，回仪注；其三，论礼不行；其四，再论礼）和安南方面的回书二通[140]。

至于辞赠书信，往往与上述两个关于地界争议和颁诏仪注等问题同期发生。就现在所留存的书信往来看，陈诚与安南方面关于临别礼物的赠送和辞谢的往复书信各有两封之多，礼物则是“黄金二锭，白银二锭，檀香、沉香、笺香各二”[141]。最终陈诚和吕让都未接受，还将此次与安南的交涉和辞赆经过详细报告了朝廷[142]。而钱溥辞谢安南方面的赠礼则达三次之多，其《与安南国王书》的第五至七通书信内容分别是辞送礼物、辞送私赠和再辞私赠，还一并“作诗十首坚辞不受”。结果是直到钱溥等人回国复命之后，安南国的谢恩使团还将钱溥辞谢的礼品带到朝廷来，希望朝廷能够颁给钱溥[143]。就此，《明英宗实录》有详细的记载：“（天顺七年六月）己巳，礼部奏：‘翰林院侍读学士钱溥、礼科给事中王豫使安南，安南国王黎灏馈溥金、银各四十两，金、银厢带各一条，馈豫金三十两，银四十两，金、银厢带各一条，溥等固辞不受。王命陪臣程磐顺赍诣京，溥等犹未敢受。’上曰：‘既已赍至，令溥等受之。’”[144]《大越史记全书》也说：“（天顺六年）冬十月初六日，明使钱溥等寓于使馆，及还，帝赍礼物送之，溥等固辞不受。”[145]可见钱溥等人确实坚守住了清廉的使臣节操，赢得了安南国上下的尊重。潘希曾使团据《求封疏》所述辞谢次数，应也是如钱溥等人一样是三次，而其他如黄谏等人则不清楚次数。

（二）处理重大安南事件的公务类书信

专门处理和讨论重大安南事件的公务类书信，其所送达的对象多是有关某次安南事件的明朝直管上级或者同僚和下属，总之都是各类公务人员而非朝廷或者其他非相关人员。由此，这类公务书信，也就成了国内公牍中的一种。这在李春熙“征南公牍”、张岳《小山类稿》和林希元文集中颇多。

其他还有嘉靖年间征讨莫登庸的俞大猷《上两广军门东塘毛公平安南书》《上兵部尚书东塘毛公书》，万历年间具体负责处理安南后黎朝黎维潭叩关求封事件的杨寅秋《寄童葵午总戎》《与童葵午总戎》《与黄直指》《上张洪阳相公》（其二）《答粤西杨济寰中丞》（其一）等。其中，俞大猷所上的毛公，即负责莫登庸事件的最高文官、兵部尚书、太子少保毛伯温，而杨寅秋所上的张洪阳相公，即阁臣张位。如再进一步将杨寅秋与张位的前两封通信结合来看，会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就是在明朝南方黎维潭叩关求封的扰攘之际，在西北宁夏河套地区几乎同时发生了哱拜之乱，东北地区发生了初次崛起的日本强占朝鲜大半国土，这三大影响亚洲政治军事格局的事件的接踵爆发和紧密关联，使得明朝在处理这些国内外事件时，必须分外小心和综合决策，由此也才有了关于“万历三大征”的记录和评判。

这类书信的特征是，外表可能是私人通信，但实质却是公务处理。表现在形式上，也较少通信双方的寒暄和其他个人事务的交待。此看杨寅秋《上张洪阳相公》其二：“交南构讧弗戢，西南一大衅隙也。以狼顾鹿骇之酋，当鸱张蜂锐之日。去岁垂成中变，当事驰报科疏，所为督责甚严，议且观之兵矣。惟是驭夷有长策，来者弗拒，而国家之控安南有成宪，逆如黎利，篡如登庸，犹将宥之，况黎维潭托之复仇复国，其名正而其情真乎？从邸报窃窥，庙堂宵旰东顾，此何日也，尚欲与交南从事？毋论远勤绝域，即厪厪如嘉靖间毛司马压境故事，挽输荷戈之众不下三十万，他征发称是。两粤生灵，岂堪此番蹂躏？寻奉部议相机处置，封疆末吏蒿目焦心，冒险履危于炎蒸毒瘴之乡。凡三阅月，乃始致其酋主率通国臣耆数万众，于四月初十日系组纳降，匍伏龙驭，恭进代身，汉官威仪之盛，前登庸之故事未有。可幸不至辱国。方今倭酋狡焉凭陵，朝廷不吝王封縻之，曾不得其函奏一谢，犹有戎心。夫以国，则交南大于日本；以强，则往谍所载，日本不大强于安南也。有如黎酋之交臂受事，稽颡来享，及此时播告宣示，倘亦足振神气、张国威乎？嘉靖间有行之矣。中外瞻仰，惟师座张主之。”[146]张位是杨寅秋进士考试时的考官，故本信结尾以“师座”称之，犹“座师”也。由此可见安南归顺之事与日本侵略朝鲜之事为同时发生，昭示了其时东亚四国的复杂格局和明朝为此焦头烂额之貌。

（三）事涉安南的国内私人信函

本类书信与上一类的区别是，上一类是专论安南事件，属于公务往来，而基本不涉及私人情感交流，本类则是在私人情感和事务的交流中，以顺带提及或回复对方询问的方式交待作者关于处理安南公事的经过和看法等。也即，本类信函的本质虽是私信，但涉及安南事件却又具有公务性质，可以看出外交大事如何进入到明朝以家庭和朋友所组成的社会空间，表明明人对外界并非毫无所知。属于此类信函的，仍以上述曾专门经手处理不同时期和不同情形的安南事务的诸人为例，张岳《答王檗谷中丞》《与夏桂洲阁老》《与姚明山学士》，林希元《与门人陈章二上舍书》《复京中故人书》《与周石崖提学书》《与项瓯东屯道书》，杨寅秋《寄刘约我》《与林述源大参》《寄刘淳寰方伯》《粤西与曾在贞》《粤西与子嘉祚》等书信都是如此。而杨寅秋《粤西与子嘉祚》为此类书信中的家人通信。

为看清本类私人书信和安南事件关联的特点，本处以张岳《答王檗谷中丞》为例来说明其结构和内容组成。该书首言：“解户至，伏承教言，备审近日起居之详，不胜慰浣。真州终非久居之地，祠堂婚嫁粗毕，似当束装归莆。然莆无旧业，而世态纷华。要之珍膳醲味之中，亦当梅蓼一二味存其酸辣，乃有风趣尔。此道不于吾老先生之望而谁望。”结尾言：“某前年八月抵此，将及两载多病，兼以吏事素非所长，旦夕俟以微罪诃弹而去，归卧林下。傥老先生归莆，得以侍杖履，领诲言，平生之幸也。未有奉教之期，惟倍加珍摄，以副注望。不一。”符合一般私人信函交流信息和情谊的特点。而中间则插入了一段专门抨击用兵安南的意见，以为是近来士大夫学术不明，开启了一种好尚纵横之术和功利之谈的不良风气：“安南之议，士大夫谭之数年，然皆出于一种喜功利、尚权谲者之口，沉静守道者初不谭也。大抵近世学术不明，廉耻道丧，士大夫往往犯‘见金夫不有躬’之戒，其所操之术皆管商秦仪之奴隶所不屑谭者，而妄托以为经济，自媒自炫。”并譬喻安南对于当时的明朝而言，最多只是肤爪之疾，而东北的泰宁三卫和西北的河套地区才分别是要命的肩项之疾和要害的腰胁之疾。由此张岳讽刺那些主张用兵安南的人们，包括其同乡林希元，多半只是功名心作祟，纸上谈兵，“画鬼”而已[147]，不会有什么实际的效果。由此可见，嘉靖前期安南莫登庸事件的爆发，事实上也集中地反映出了明代学术和士人心态在此际的分化和冲突，具有很好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