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日本古代的氏族政治及其历史影响

氏族政治是日本自古代国家形成至645年大化改新，表现在国家统治方面的突出特征。它不仅对日本古代，而且对后来历史的发展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血缘的、集团的氏族政治

公元5世纪，日本列岛由发源于本州中部的大和国家完成了统一。大和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大王最初只是大和地区的一个部落国家的首领，凭借武力及宗教权威逐渐征服了周围的小部落国家，最后将统治扩展到全国。大和国家在完成统一后依靠“氏”进行统治。

氏是大和国家的社会基本单位。氏，古训为宇迟（うじ），“上世所谓宇迟者，概其职名、家世相承为号”(24)，它是随着大和国家的发展，通过官职、祭祀、居住地及奴役关系结合而成的政治团体。当然，此时期的氏与原始社会自然发生的氏有着本质的不同，它是贯穿了奴隶制，体现了父家长制，又保留了血缘关系的混合体。氏的内部宛如一个父家长制大家族，以有权势家族之首长立于氏族首长之位，称氏上（うじのかみ），统治着血缘亲属（氏人）和无血缘关系的成员（部民、部曲、奴婢）。氏上在氏内主持祭祀，裁断诉讼，管理生产、生活，并负责与外交涉，代表一氏承担社会义务。有些氏的氏上还要代表氏族参加朝政，率领氏人仕奉朝廷，或担任一种固定的、世袭的职业，定期贡纳产品。氏由一家以上数个家庭组成，有数十户乃至数百户的大氏，也有不过几户的小氏。“在氏族制度下，家族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组织单位”(25)，尽管户是构成氏的分子，社会却不承认其存在。氏的组织是依据氏族血缘关系的原理建立的，同时，也体现出明显的模拟氏族血缘关系的原理。它不仅表现在各个氏都领有通过征服得来的部民和其他奴隶，还表现在一些大豪族常常将表示臣服或寻求庇护的氏族整体纳入本氏族的统治之下，如中央大豪族物部氏号称“物部八十氏”，物部氏是否能有八十氏姑且不论，八十氏中并非都是物部氏的血缘亲属，而许多是模拟同族关系这一点则是可以肯定的，如肩野物部、播磨物部、登美物部这一类以地名命名的复姓物部都是物部氏的部民，在史书中可以找出数十个，这就是模拟同族关系的例证。他们与物部氏本宗实际上毫无血缘关系可言，只有统治与臣属关系。因此说来，氏虽然具有同族组织的外形，其内部却有着非常复杂的阶级和身份差别。

与共同体关系的天然联系，使大和国家的阶级统治实行了集团式统治——部民制，它是氏族制度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在大和国家刚刚统一时，大部分地区尚处于未开化状态，人们尤习于集团性生活和顺从氏族首长的统治，难于使他们脱离共同体而单个加以奴役，唯利用旧的氏族组织集体奴役被征服民符合当时的社会状况。另一方面，军事征服往往遇到地方上拥有一定势力的氏族的强烈抵抗，在臣服者中也不乏与朝廷貌合神离、甚至拥兵自重者，只有得到地方氏族组织和中小豪族的通力合作，才能保持统治的稳定。部民制在这种条件下应运而生，即把多数被征服的部落分别编成部民，将他们的共同体关系原封保存下来，使其在原来的土地上从事农业和手工业劳动，由朝廷或贵族通过伴造（多由原有的氏族首领担任）对他们进行集体奴役。除保留原有的共同体关系之外，统治者还习于模仿这种关系进行统治，即把无血缘关系的被奴役者与奴役者视为一个血缘集团，假定他们有共同的祖先和共同的信仰，如东北地区的虾夷人在被征服后被编为佐伯部(26)，臣属于大豪族佐伯氏，显然，虾夷人与佐伯氏不仅毫无血缘关系可谈，而且在阶级身份上有着天壤之别，只不过人为地造成一种血缘关系的表象，因此，部民制被称为“模拟氏族集团的隶制”(27)。部民制既使大和朝廷获得了大批部民（部民的数量约占生产人口的30%）及其创造的物质财富，又使各级豪族能分享一定的利益，从而扩大了统治基础。

氏族制与部民制是日本历史上独特的政治制度之一，其存在是自身社会条件决定的。日本是阶级社会的迟到者，直到公元前3世纪，日本社会一直处于新石器时代——绳纹文化时代，就人类社会发展阶段而言，处于母系社会。公元前3世纪，正值中国的战国时代，印度的孔雀王朝时期，希腊城邦奴隶制国家已正走向衰落，也就是说，当时的世界几大文明古国社会已经相当发达，日本还只是一个孤立的岛国，长期徘徊于人类文明圈之外。然而，仅仅几百年的时间，到公元二三世纪，日本列岛就已出现了奴隶制政权，再过一二百年，大和国家就完成了对列岛的统一。在如此短的时期内能够完成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过渡，显然不是日本社会内部生产力自然演进的结果。事实上，日本原始社会的解体正是在大陆先进文化的影响下实现的。再者，在外来文化传入过程中，既无因征服和被征服引起的种族变化，也没有大规模的同化，在生产关系方面像希腊、罗马那样的由家内奴隶制转为劳动奴隶制而导致氏族血缘关系解体的过程并未在日本出现，牢固的氏族观念与氏族组织从未受到剧烈冲击，得以在较长时间里保持顽强的生命力。日本人是带着原始社会自然的血缘关系的脐带进入阶级社会的，这一特点在统治实践中处处体现出来。即使在阶级分化加剧、血缘关系松弛并逐渐被取代之后，仍然保持着这种传统。比如，从公元四五世纪之交到7世纪，不断有大陆移民（包括汉人和朝鲜人）经由朝鲜半岛移居日本，移民所处社会发展水平远远高于当时的日本无疑，而日本人在移民到来后，仍然按照传统习惯将本不存在血缘关系或血缘关系淡薄的移民编成部民，通过移民首领对其进行集体奴役，在名称上也根据移民的祖先而称其为“汉氏”、“秦氏”、“韩氏”等等，这一事实表现出日本人对血缘关系和集团统治的崇尚与认同。

二、等级分明的氏族政治

正因为氏是大和国家的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面对势力强大的畿内诸豪族和表面上表示臣服的地方豪族，树立和提高大王的权威，维护新的社会秩序，让“人民氏骨，各得其宜”(28)便成了大和国家的核心政治，由此产生日本独特的等级制度——氏姓制度。在中国古代，姓的作用在于区分血统和作为婚姻关系依据。而在日本古代，“其姓氏者为人之根本”(29)，姓是贵族身份尊卑的标志，即由天皇根据氏的血统、身份、实力及与皇室的亲疏关系分别赐予各个氏以不同的称呼。姓主要有以下几类，以历代天皇为祖先的所谓“皇别”的氏中，有臣、君等姓；以所谓神代史上的神为祖先的“神别”诸氏，则以连为姓；祖先为归化人（大陆移民）的“蕃别”诸氏，多姓史、村主；地方官国造多以直为姓。而姓的颁赐者天皇作为从高天原降临大地的神的后代，被置于超越一切的地位，因此提高了天皇的权威。姓是荣誉、地位的象征，在诸多姓中，臣和连是最高级别的姓，居氏姓贵族之首位，以其高贵的血统成为中央的高官显宦，人们称他们为大臣、大连，直、造、首等姓也在地方称雄一隅。姓代表着地位与荣耀，与之俱来的是莫大的荣誉和经济实利，一人得姓，则恩及全族，且世代相传，因而，往往某人蒙天皇赐姓，则一族欢呼雀跃，全部“悦赐姓而拜朝”(30)。通过氏姓制度的实施，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豪族都按照一定的秩序置于大和国家的统治之下，构成大和政权的统治基础。尤其是在氏姓制度的实施过程中，将大多数氏族都作为“神别”和“皇别”，即把大多数氏族都说成是神的后代和天皇的后代，这样，大家即可按照氏姓追溯到某一个天皇为自己的祖先。例如，“神武天皇”的儿子神八井耳命被说成是意富臣、小子部连、坂合部连、火君、大分君、阿苏君、筑紫三家连、雀部臣、小长谷部造、都祁直等众多氏族的祖先，这种做法的用意在于力图让人们相信，即使是出自不同的氏，也能由一个共同的祖先——天照大神将大家统一起来，因此所有日本人都要精诚团结，服从皇室这个总本家的统治。在氏姓制度下，血统、世系、出身是一个人立身之根本，贵族的特权是以姓的尊卑上下为标志而确定的，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僵化的等级制度，它使贵者益贵，贱者益贱，久而久之，形成一种社会生活的准则，使氏姓贵族的势力日益膨胀。因此，有革新意识的圣德太子，为了削弱氏姓贵族的势力，曾力图革除这种弊政。他制定“冠位十二阶”，规定官职的任命要根据官员的能力而不是世系和血统，但不了了之。大化改新之后，日本虽然借用了中国的官僚制度，也曾学习中国的科举制，通过考试任用官员，但是由于这种制度与贵族决定一切的传统相距太远，能力主义与血统主义相背离，因而未能被日本人真正接受下来，官僚机构中的等级和职位很快就变成取决于世袭的家族地位，而不是个人的才能。所有等级、地位都由出身、世系来决定的做法形成了牢固的传统，姓仍被作为家系、门第的象征。684年，天武天皇根据在壬申之乱中各氏族的表现，对氏姓制度进行重组，实际上得姓者多是旧氏族贵族。后来，随着皇权的衰落，属于皇裔的“真人”姓的地位也日趋下降，相反，大贵族独占的“朝臣”姓反而青云直上，至平安时代，“朝臣”被视为姓之最，变成权力的象征，像藤原氏那样居高官高位者都以此称之。

三、氏族政治与古代社会秩序

日本古代以氏族集团为基础的国家统治是在日本的历史发展条件下产生的，它给古代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秩序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就社会组织原理而言，氏族与国家、家族组织与国家组织是根本对立的，家族血缘关系是把人们组织在一起的天然纽带，具有强烈的自闭性，“氏族一旦成为社会单位，那末差不多以不可克服的必然性（因为这是极其自然的）从这种单位中发展出氏族、胞族及部落的全部组织。这三种集团代表着不同程度的血缘亲属关系，并且它们之中每个都是闭关自守，各管各的事情”(31)，一旦氏族关系成为人与人之间的主要组织纽带时，那就必然对国家的政治产生巨大影响。大和国家在完成统一后基本上采取两种统治方式，第一种是直接统治，即在以武力消灭了反抗部落的首领之后，将土地与人民归大王国家所有，然后委任官吏管辖；更多的是第二种，即实行间接统治，一部分是将被征服地和被征服民分给王族和贵族领有，大王间接征收贡纳，多数的情况是各国的首领以臣属于大王的形式服从其统治，并负担贡纳及其他义务，而原有内部体制保持不变。由此可见，日本的国家在刚刚产生时，氏族是唯一的社会组织，国家所能借鉴和模仿的统治模式也是非氏族莫属。因此，大和国家不仅以氏为社会基本单位，而且，在氏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统治机构。氏的首领或成为朝廷的官员，或成为各级地方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氏也是大和国家的政治组织。大和时代社会组织与政治组织相交错，显示出氏族制残余与国家统治共生的特点。在这种条件下，大和政权的初、中期，实际是由诸豪族组成的松散的联合统治体制，其脆弱性是可想而知的。

大和朝廷统治基础的核心是大和盆地原有的诸豪族，这些豪族中，有些由于在征服中与天皇家族合作，其后又与天皇结成婚姻关系，成为外戚，与他们相比，天皇最初只称“大王”（亦称“大君”，读おおきみ），如同“大臣”、“大连”那样，不过是畿内的一个氏族，其势力也不过比其他最强的王略强一些而已。至于称为天皇，是在7世纪初期的事情，形成一尊之局则是在大化改新之后。而各个氏族实际上是一支支独立倾向很强的政治势力，在经济上，他们领有大量私有地和私有民，在政治上，大王不得不依靠他们进行统治，按亲疏关系让他们在朝廷担任一定的职务，有掌握朝廷军权以代行征伐的，有总揽朝廷财政的，有主持祭祀的。他们统率诸氏，仕于朝廷，使大和朝廷得到相对稳定和存续。像葛城、平群、三轮、大伴、物部、苏我等氏族都曾参与掌管朝政，论其实力，与天皇一族不相上下。这些豪族集传统势力与朝廷要员的双重身份于一身，极力扩充自己的力量。据中国史书记载，5世纪前半期，倭国“赞死，弟兴立，遣使贡献，自称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表求除正”，同时，“求除正倭随等十三人平西、征虏、冠军、辅国等将军号”(32)，从这段史料中可以看出，倭王在请求中国皇帝册封的同时，并未忘记请求承认“倭随”等十三位将军的地位，显而易见，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这些人都是大豪族，很有可能是仅次于大王的副王。据日本学者对古坟的研究，公元五六世纪时天皇的坟墓与豪族的坟墓规模相当接近，更说明这个问题。氏是大和国家赖以立国的基础，而一旦这些豪族与大王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就会使整个政局发生动荡。事实上，氏族之间、氏族与朝廷之间的争夺一直是古代社会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主线，随着大和国家政治经济的发展，贵族的势力也日益膨胀，他们在经济上，仗势兼并土地，“民部广大，充盈于国”(33)；在政治上，占据枢要，如苏我氏自6世纪前半期直到645年的大化改新，连续四代担任大臣，垄断朝政，虽不能取皇室而代之，但对立谁为天皇则有绝对的发言权。他们为了扩展自己的势力，在皇位继承问题上大做文章，排斥异己，拥立对自己有利的人继承皇位，并通过嫁女于天皇的形式，在日本历史上首开外戚专权之先河，甚至随意废立、杀害天皇，严重损害了王权和皇室的利益。因此，削弱贵族的势力，提高天皇的权威，就成了朝廷内有识之士发动大化改新的动因。

四、氏族政治对日本历史的影响

经过645年的大化改新，日本进入封建社会。在改新及其以后的一系列改革过程中，通过废除皇室、贵族的土地私有权，废除部民制，实行土地国有制，改革中央及地方的官僚制度，使过去的氏族政治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但是，氏族政治并没有就此彻底销声匿迹，它对后来的日本统治、人们的思想意识及日本文化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形成日本人“重祭祀，贵血统，以族制立国”(34)的传统。

（一）重祭祀

在日本古代社会，祭祀是人们最重要的精神生活，有血缘关系的、有共同祖先与职业的大大小小的氏族，都有整个氏族共同崇拜的守护神，即氏神，氏神是氏人最高的精神权威。人们按照自己的民族宗教——古神道教的规矩一丝不苟地进行氏族之内的祭祀。在一些规定的日子里，氏族成员集合到供奉守护神的神社里，由氏族首领率领着进行祭祀，感谢神的恩惠，祈求神的祝福。直到今天，在农村中还保留着这种宗教仪式。可见，日本人自古以来就是虔诚的祖先崇拜者。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和人们文化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在日本传统家族制度形成及永久不灭的“家”观念产生之后，祭祀便被赋予了新的内容，人们对自己直接祖辈的祭祀与崇拜取代了对远古祖先的祭祀与崇拜。与中国的立宗庙、建祖宗祠堂和一系列繁琐的祭祖礼仪相比，日本人的祖先崇拜活动简洁而朴素，以自己家的佛坛为中心举行的家庭礼拜成为最普遍的祭祀活动，通常“敬祖是在家庭起居室的佛坛前进行的，这与神社完全不同，佛坛里祭奠六七位最近逝世的人。日本不管属于哪个阶级的人，每天都要在佛坛前行礼，为那些至今仍记忆犹新的已故父母、祖父母或近亲供奉食物”(35)。显然，日本人崇拜的并不是远古的祖先，而是已故的父亲、祖父这样的近亲。在日本人的心目中，已故祖父、父亲不仅是在血缘、辈分上高出自己的人，是自己的本源，还因为他们是“家”的直接开创者和传续者，是最为重要的、最该供奉的偶像，也是最好的、最可靠的、最有力的精神寄托者，因而对这些直接的祖先有着十分现实而深厚的感情，有无限的敬仰。即使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日本人仍然保留着敬祖、祭祖的传统，不仅逢年过节要进行祭祖活动，即使平时出门之前、回来之后或发生重大事情时，都要在牌位前默立，虔诚地与祖先之灵交谈，以求得保佑和心灵上的安慰，即使生活快节奏的大都市的人们也是如此。这些情况不能简单地用迷信或什么别的字眼来解释，它根源于日本人的祖先崇拜传统。

起源于古代氏神崇拜的祭祀祖先的传统是日本文化中的重要内容，不仅出于祈祷祖先亡灵赐福保佑的迷信观念，而且有着十分重要的文化价值，它反映出人们的信仰归属和文化、心理定势，反映出人们的意识趋向、内心追求和精神寄托。近代以后，这种祭祀祖先的传统被日本统治阶级利用，在《大日本帝国宪法》中明确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进行统治”，明治天皇在“宪法发布敕语”中称：“我臣民即祖宗忠良臣民之子孙。”一些御用学者也极力鼓吹“万世一系的皇统是国体的基础，其基础的基础就是祖先崇拜”(36)，“崇拜敬爱祖先，推而扩之，即崇拜我民族之中心的皇位”(37)，祭祀祖先成为维护天皇专制统治的工具。当今，日本经济高度发达，已很少有人相信祖先有灵之类的说法，但是大多数人仍然在自觉不自觉地参加各种祭祖活动，说明人们头脑中崇拜祖先的意识仍然存在，并已经沉淀在文化的深层结构中了。

（二）贵血统

日本古代氏族政治的突出特征是以氏区分贵族血统，以姓鉴别等级高下，氏姓是世系、血统的标志，是等级划分的依据，久而久之，形成人们对血统的尊重。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人们对血统的尊重越来越表现为对家系的尊重。在氏族时代以世系、血缘为依据的等级划分在进入封建社会后很快变为按照家族式的主从、亲疏来划分。家系左右着人们的婚姻、仕途、升迁，即使在武士双方兵戎相见时，也要首先通报各自的家系，炫耀一番，然后一决雌雄，似乎家系高贵是能够克敌制胜的精神力量。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僵化的观念：家系是人们立身的根本，贵族、武士与平民之间永远有一种不可逾越的鸿沟。

在日本封建社会，基于血统的家系门第观念自始至终支配着人们的行动。在律令时代只有贵族才能跻于公卿之列，在武将秉政时代的幕府更替之中，仍然是只有显贵才能染指将军之位，从来没有家系卑微之人通过战争或者暴力夺得政权、建立幕府的。战国武将丰臣秀吉虽然足智多谋，威望过人，基本结束了战国时代的动乱，却终究未敢染指将军之职，恐怕与出身卑贱——其父只是一个“足轻”不无关系。在丰臣秀吉的政治生涯中，曾极力对自己的家系进行美化，随着他的步步得势，其家名也在不断变化，最初称木下，后改姓羽柴（因敬慕武将丹羽长秀、柴田胜家，各取二人姓之一字为姓），不久又称平秀吉、藤原秀吉，任内政大臣后，便以天皇赐姓的形式称丰臣朝臣。这一过程暴露了丰臣秀吉对自己出身的自卑，也说明他对高贵家系的崇尚。不断更名改姓表面是个人行为，实际上是当时的社会风气使然。日本封建社会的结构自始至终都是建立在权力世袭制度的基础上，尤其是在德川幕府统治的二百六十多年中，经历了世界上最严格并切实得到加强的世袭制度。

明治维新之后，“四民平等”的实现，为许多没有家系背景的人通过接受学校教育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提供了可能。不过，在重家系门第的传统观念面前，要使这种可能变为现实是相当困难的，必须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华族制度的制定，使旧贵族、藩主等人又获得了新的特权与荣誉，而且，不断有维新功臣、高级官僚、大资本家成为华族新成员，按其功勋可得到爵位，并可世袭，因此，门第观念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人们的生活，拥有不凡的家系照样是高人一等的资本，很多人的眼光依然注视着贵族的家系。从过去的世袭制度到由教育来决定等级地位的过渡经历了很长时间，日本人真正实现不是靠继承、出身、家庭背景，而是靠个人努力和接受正规教育获得在社会上完全平等的地位，还是在战后的事情。

（三）以族制立国

在日本古代，氏族血缘关系以其特有的形式扩展到社会集团和政治统治之中，实行以血缘关系和模拟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集团式统治。随着社会的发展，氏族制度虽早已解体，但从此日本人就有了实行集团式统治、重集团利益的传统。

自平安时代起，大化改新之后建立的中央集权体制便步入衰落、瓦解之途。伴随着庄园的出现，武士阶级兴起，经过几个世纪大小武士团之间的蚕食、混战，终于衍成以幕府成立为标志的武家统治的结局。家与国同构，是幕府政治的突出表现，武士阶级自产生之日起，就表现出它的家族关系与政治关系互相渗透的特征。武士团是武士阶级产生后最初的组织形态，有一党、一门、一流、一族之称，实际上是广义上的族的结合。当时族的概念相当宽泛，不仅包括具有血缘关系的直系亲属和像甥、侄、堂兄弟这样的旁系亲属，还包括各种姻亲，由收养关系结成的模拟亲族关系更是一族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上述有血缘关系（包括模拟血缘关系）的成员和姻亲之外，还有从族外人中挑选出来的有能力的从者（称郎等或郎从）。一族之内，族长称“总领”，由他统制被称为庶子的其他族内成员（包括血缘家族成员及家臣），对幕府的义务也由总领负责完成。武士团的结合正是大化改新之前以氏上、氏人秩序为中心的氏族结合在新的社会条件下的再现，因而被称为“古代氏族制度的复活”(38)。这种以血缘、家族关系为纽带相结合的主从关系是日本武士阶级的一个显著特征，也是构成武士团的基本因素，与缺乏血缘同族色彩、各级附庸之间没有纵向联系、“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的西欧封建社会的主从关系相比，最大的作用就在于可以组成一个个强大的军事集团，并能形成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这一事实再次印证了氏族传统在人们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武士团的族的结合，虽然是基于家族关系的原理，但实际上，血统关系已相对淡化，现实的利害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源赖朝打败平氏后建立起来的镰仓幕府，就是这种武士团的联合体。从镰仓幕府后期开始到江户幕府建立的数百年间，日本社会动荡，内乱频仍，很难出现长治久安的局面。德川家康建立江户幕府后集战国时代以来诸大名统治经验之大成，建立了一套严格的主从关系体制，武家社会所有的人在通过向主君尽忠—“奉公”而领取俸禄之外，别的一无所有，并以家为单位被固定在各个大领主（藩）的统属之下。家是幕藩体制的基础，不仅是各级领主、武士赖以生存的场所，也是构成幕藩体制的政治单位和经济实体。在家集团基础之上的幕府的统治秩序体现出幕府将军—藩主大名—普通藩士这种等级序列，它不过是“家”制度中的本家—分家—孙分家的序列在政治结构中的重演。近七百年的幕府统治就是建立在“一种立足于与同族观念、血缘观念联系在一起的深厚的人性关系，从时间上看是一种祖先以来代代相继的牢固关系”(39)的基础之上。

作为一个武士，终生要处于两种束缚之内，一是家族关系的束缚，一是主从关系的束缚，这是以族制立国的另一涵义。家族关系的束缚，是指在武家社会中，超脱出家的个人并不存在，立足于某一家的个人才会被社会所承认。家是人们赖以生存的主体，对于某个人关系重大，而家中的某个人则无足轻重，无数的家组成了国家，国家是家的代表，君臣一体，国家如一。因此，家族关系被政治化，如江户幕府将军德川家康将家比作人的身体，称“心是主君，眼耳鼻口是家老，手足是武士，身躯则是领地内百姓”(40)，即把家视为一个社会的有机体，其内部有着严格的等级区别和秩序，亲子关系直接影响到主从关系，达到家族伦理与政治的统一。正是这种基于家族关系的牢固的主从关系构成了幕府存在的实际基础，成为封建社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的主干，也是武家政治得以存在数百年的基础。

结语

在整个日本历史发展过程中，氏族政治存在的时间虽不是很长，但是自古以来，氏族、家族血缘关系就左右着人们的政治生活与精神生活，对集团利益的尊重，在日本民族心理当中占有重要地位。家族关系被纳入国家统治的系统之中，通过同构效应与国家统治相互依存、强化而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制度，从而达到了家与国家的统一，在生生不息的历史演变中形成家族主义的基本精神，并在有史以来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一以贯之。

（原文刊载于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日本研究论集》第1辑，南开大学出版社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