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生豪壮二编书（代序）——著名编辑家作家何启治印象

缪俊杰

六十年前，十多位分配在北京工作的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生，下了火车就到天安门广场照相留念。欢声笑语，互相祝福。不知哪位同学说：“老何很幸运分到国家权威文学出版社工作，将来会有大出息。”戴着近视眼镜、文质彬彬的何启治笑着对答说：“我会努力的，我会努力的。”大家依依不舍、满怀激情地互相道别之后，就各自奔赴自己的工作单位。

六十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当年的青年学子都已经到了耄耋之年。2019年秋天，这批学子毕业后第五次相聚于珞珈山母校，大家相互交换礼品。何启治拿出他新近出版的《朝内166：我亲历的当代文学》送给大家。到会同学手捧这沉甸甸的礼品，除了感谢就是祝贺。我知道，何启治大学毕业以后一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几十年来，除了以敬业的精神做好本职工作之外，还努力创作了一批优秀作品。当代著名文学评论家、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前副所长何西来先生几年前在一篇评论中曾写过两句话赞扬何启治——“亦有文章传海内，平生豪壮二编书。”我甚为赞同何西来先生对他的评价。作为同何启治六十年交往的老同学、老朋友，我想在这里谈谈我对他的印象。

一、历练：磨难也是财富

武大老同学对何启治分配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感到庆幸和羡慕。当时的大学毕业生都是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的，组织分配到哪里就到哪里。何启治被分配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可谓人尽其才，学以致用。

人民文学出版社当时确实具有相当的权威性，甚至有人称它为“皇家”出版社。这是因为这个单位有冯雪峰、王任叔（巴人）、严文井、韦君宜等这样的“老革命”当领导，又有聂绀弩、张友鸾、楼适夷、孙用、林辰、王利器、陈迩冬、王仰晨等一些大专家作为编辑“台柱子”。在这里工作，有机会向他们学到很多知识，在这里能更顺利锻炼成长。

可是，权威出版社的编辑也不是那么好当的。特别是在那被“左”倾思潮占据统治地位的年代，中华民族被折腾，中国知识分子也被折腾。大知识分子被折腾，小知识分子也被折腾。各种政治运动把知识分子折腾得颠三倒四。有的被折腾得失去了自我，说一些自己不愿说的话，甚至自己给自己扣上不愿戴的帽子，做些胡说八道的检讨。种种乱象不堪回首。

何启治大学毕业以后，进入了知识分子的行列，他经历过我们知识分子所经历过的磨难，甚至比一些同学磨难更多，又颇有特殊性。在这里，我想简要地把何启治的经历排一个简单的日程：

1959年，他到出版社以后分配到校对科当校对；

1960年，他被下放到河北丰润县参加劳动锻炼；

1964年，他被指派到山西文水县搞“文化调查”，向农民学习；

1964年冬，他被派去上海原荣氏申新纱厂粗纱车间劳动锻炼，当了个“临时工”；

1965年，他和一批作家到大庆油田进行访问，向石油工人学习；

1966年，他到济南军区王杰生前所在部队锻炼，像模像样地穿上军装，当了“战士”；

1969到1973年，他和机关的同事一起去湖北“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在湖北咸宁的沼泽地里经历了种种磨难；

1974到1976年，他被派去当“援藏教师”，在高原地带格尔木和拉萨工作了两年；

……

好了，光从这个时间表，可以看出，启治在出版社工作的前20年，是被折腾来折腾去的，很少从事编辑的业务工作。记得岳飞在回顾自己的经历时，曾说过：“三十功名尘与土。”我不知道启治如何评价自己前20年的经历。

何启治从青海、西藏回来以后，我们在北京的老同学有过一次聚会，同学们看到何启治红色的脸庞，觉得不太那么正常，有人说这是“高原红”。表面看来，老何真有点像“西藏汉子”了。有同学怜惜地说：“老何这几年受苦了！”有的同学说：“叶冰如（何的夫人，也是我们武大同班同学）很不容易，老何长期出差在外，老叶既要上班，还拉扯着两个孩子，真够辛苦的！”参加聚会同学你一言我一语说个不停。这时启治心情复杂，很久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他平静又不无感慨地说：“这几年，我比其他同学到外面是多了一些，家庭确实有些困难。至于对我这些经历如何评价，可以有两说：一是可能因为我受‘驯服工具’论的影响较深，比较听话，领导派的差使我都服从，不提个人困难。我到哪里，都老老实实，勤勤恳恳地工作，并尽自己的能力做好。关于这些往事，个人的困难，都过去了，我不想多去说它。但从另一方面看，我经历了工、农、兵、学、教各方面的历练，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岗位，学到了许多在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这对我来说是一种人生的历练，也是一种财富，对我以后的工作和处理人际关系等等都有好处。这些经历，有失也有得。”老何的这番话引起大家的兴趣。有的同学说：“老何这种分析有辩证法，比我们想得更全面周到！”于是，同学们赞扬了一番之后，又回到了那种“谈天说地”的欢乐氛围中。

二、敬业：做好本职工作

何启治最大的特点是，对自己所担负的工作富有强烈的敬业精神。

启治初到出版社，先分配到校对科当校对。校对，是出版社的基础工作，也是一种 “童子功”式的业务训练。他在校对科认认真真做好校对工作，受到老编辑老校对的好评。

从校对科出来以后，他第一次作为编辑外出组稿，是到陕西为老作家柳青的旧作《铜墙铁壁》（长篇小说）重新出版作一些联络和编辑工作。他在老作家柳青面前，一方面是细心向老作家学习，另一方面又传达了编辑部对重版这部书的意见。这次到西安，顺利地完成了编辑部交给他的任务。

粉碎“四人帮”，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启治在编辑部的各个岗位上大显身手，相当出色地完成了自己所担任的工作。

何启治到编辑部工作以后，最初的一次大锻炼和大考验，是参加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编校、注释工作。这是当时一项重大的文化工程。这项工作由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林默涵主持，由有丰富编辑经验的老专家王仰晨直接领导，他们的丰富经验和严格要求，对每一个参加这项工作的编辑都是严格的考验。何启治认真做好领导分配的每项工作。启治还虚心学习，记录下了许多自己过去未曾接触过的资料，他的《少年鲁迅的故事》《播种鲁迅之火——记新版〈鲁迅全集〉的诞生》（合作）出版和得奖，应该说是得益于这次编辑工作。

何启治四十年的编辑生涯中，经他之手编辑或经他签发的书稿，据统计有近百部之多。据我所知，比较有影响的有柯云路的《衰与荣》、俞天白的《大上海沉没》、竹林的《女巫》、周而复的《南京的陷落》、陈国凯的《代价》、张抗抗的《赤彤丹珠》、张雅文的《趟过男人河的女人》、周梅森的《人间正道》《天下财富》、赵德发的《缱绻与决绝》、邓一光的《我是太阳》、王火的《霹雳三年》、王海鸰的《牵手》、姚蜀平的《似水流年》、孙惠芬的《歇马山庄》、王蒙的《狂欢的季节》，以及陈荒煤、冯牧主编的《文学评论家丛书》（共十六部）以及《秦牧文集》《陈国凯选集》等等。此外，还有其他一些作品，就不一一细说了。

编辑工作真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的苦活累活啊！有时为了赶时间进度，责任编辑没日没夜地看稿改稿，真是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但在老何看来，废寝忘食的干活有苦也有乐，他并不感到苦和累，甚至觉得是一件“赏心乐事”。从这可以看出，他的“敬业精神”到了完全自觉的程度。

三、胆识：多部小说出台

何启治四十年的编辑生涯，经他之手出来的作品不下百部，但在社会上具有较大影响的是《白鹿原》《古船》和《大国之魂》。当然，还有其他决定作家文学命运的作品。这些作品的出现是作家的功劳，但作为编者，也付出了许多精力和心血，应该说编辑也是功不可没的。

作为一个编辑家，特别是文学编辑出版部门的负责人，很重要的品格是他们的胆识，也就是恩格斯所赞扬的“艺术家的勇气”。何启治在担任出版社不同的领导工作以后，表现了他的胆识和勇气。在这方面，我想举几个例子来说明。

先说《白鹿原》的组稿和出版。《白鹿原》于1993年出版的版权页上标示：“责任编辑：刘会军、高贤均、何启治”。其实，这本书的出版何启治有很大的功劳。何启治作为一个敬业的编辑，很注意培养文学新人。他到哪个地方组稿，都对文学新人多加鼓励，对他们进行文学方面的帮助辅导。陈忠实就是他鼓励和帮助过的一位作家。1973年冬，何启治到西安组稿，遇到了当时还并不太出名的作者陈忠实。一种职业精神使他对陈忠实进行了热情的鼓励，并根据陈忠实的生活经历，鼓动他写长篇小说。果不其然，过了近二十年，陈忠实交出了厚重的长篇小说《白鹿原》。可以说，《白鹿原》是一部描写陕西渭河平原五十年变迁的雄奇史诗，一轴中国农村斑斓多彩的长幅画卷。在作者精心结构的历史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惊心动魄、振聋发聩的人生活剧。他们派去取稿的高贤均、洪清波在收到这部作品后，在火车上就迫不及待地审读这部作品，不断叫好。他们回到北京，把这部作品交到了主管小说出版的副总编辑何启治的手里，他连夜审读，兴奋不已，写下了非常肯定的精辟的终审意见：“这是一部显示作者走向成熟的现实主义巨著。作品恢弘的规模，严谨的结构，深邃的思想，真实的力量和精细的人物刻画（白嘉轩等可视为典型），使它在当代长篇小说之林中成为大气（磅礴）的作品，有永久艺术魅力的作品。应作重点书处理。”《白鹿原》的发表和出版，何启治的意见是决定性的。当我们在谈到《白鹿原》的影响和意义时，应该记住作为这本书的“伯乐”，应该记下何启治的名字。《白鹿原》发表以后，报刊上好评如潮，读者数以百万计，书摊上甚至出现了盗版的版本。作为这部长篇小说的组稿人、终审人和首版责编之一，何启治积极组织评论界写评论。可是这部在读者中有广泛影响的小说受到了某些有话语权的宣传部门负责人的严厉批评。甚至在某些重要的评奖活动中，《白鹿原》连候选的资格都没有。何启治为其大声呐喊，奔走呼号。真金不怕火炼。《白鹿原》终于得到了社会和广大读者的认可。据说，现在已经印发200多万册，并且获得了具有广泛声誉的“茅盾文学奖”。可见，人民群众、广大读者是一部文学作品的权威评定者。当然，《白鹿原》还会遇到种种考验。何启治在《白鹿原》出版上的胆识和努力受到了作者的回应。陈忠实在后来写的《何谓益友》一文中，说：“我在刚刚复刊的原《延河》今《陕西文艺》双月刊第三期上发表的二万字的短篇小说《接班以后》，是我平生发表的第一篇小说，也是我自初中二年级起迷恋文学以来的第一次重要跨越（且不在这里反省这篇小说的时代性图解概念），鼓舞着的同时，也惶惶着是否还能写出并发表第二、三篇，根本没有动过长篇小说写作的念头。这不是伪饰的自谦而是个性制约。我便给老何解释这几乎是老虎吃天的事。老何却耐心地给我鼓励，说这篇小说已具备扩展长篇的基础，依我在农村长期工作的生活积累而言完全可以做成。……在这个过程中，令人感佩的是《当代》的编辑，尤其是老朋友何启治，所显示出来的巨大耐心和令人难以叙说的热诚。他和他们的工作的意义不单是为《当代》组织了一部稿子，而是促使一个作者完成了习作过程中的一次跨越，得到了属于自己的一次至为重要的艺术体验，拯救了一个苦苦探索的业余作者的艺术生命。我说以上这些话是真诚的，更是真实的。……高门楼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凭着一帮如老何老高小洪这样的文学圣徒撑着，才撑起一个国家的文学出版大业的门面，看似对一个如我的作者的一部长篇小说的过程，透见的却是一种文学圣徒的精神。作为一个自以为文学神圣的作者，我结识老何老高小洪们，是自以为荣幸也以为骄傲的。”陈忠实因《白鹿原》已经名满天下，这篇写于2001年2月的文章，充分表达了他对何启治及人民文学出版社同仁们的帮助、扶持的感激之情。

何启治对山东作家张炜的鼓励和帮助，也是值得一谈的。1986年，当时还不太有名气的山东青年作家张炜，拿着他的长篇小说《古船》来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古船》是张炜用心写了两年的一部长篇小说。这部小说从改革开放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回溯到四十年代的胶东土改，乃至“大跃进”“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它描述了深沉厚重的动人故事，其中关于土改，既写了当时违反政策乱打错杀，也写了还乡团的阶级报复，腥风血雨。这里面既有悲惨心酸的民族苦难史，也有各种血泪史，塑造了一批内涵丰富有典型意义的形象。作为《当代》负责人的何启治拿到《古船》之后，认真阅读了作品，觉得小说“内涵丰富，颇有新意”，立即签发，并亲自写了编者的话：“新时期的文学呼唤史诗的诞生。许多优秀的当代作家都在作这样的努力和追求——对生活作史诗式的表现和创作史诗式的作品。青年作家张炜……把他多年经营、精心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古船》奉献给本刊的读者，就是这种努力和追求的体现。《古船》以胶东地区处于城乡交叉点的洼狸镇为中心展开故事，在近四十年的时代背景上，以浓重凝练的笔触对我国城乡社会面貌的变化和人民的生活情状作了全景式的描写。我们希望，作者在塑造典型和完成史诗式作品方面所作的可贵的努力，能够获得读者和文坛的欢迎和注意。”作品发表以后，引起评论界的关注。有些评论家发表文章赞扬这部作品；但是也有人不赞同这部作品，有位深有影响的老评论家认为，作品有严重缺点，宣扬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何启治不同意他的观点，坚定地支持了这部作品。他不改初衷。登门找了一位当时颇有影响的评论家，写了一篇两万多字的长文：《沉重的回顾与欣悦的展望——再论〈古船〉》，义正词严，充满豪气，捍卫《古船》在当代文学上的应有地位。《古船》除在《当代》全文刊发外，何启治还给社领导力荐由本社出版单行本。青年作家张炜的崛起，逐步成为山东作家的领军人物，与老何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对他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邓贤的《大国之魂》的发表，与何启治在选稿中的胆识也有很大的关系。这部作品题材新颖，它通过描写在滇缅印战场，国军与日寇周旋的故事，表现了中国人民英勇抗敌的民族精神。作者对国民党军队进行了正面的描写。作品对中国军队、中华民族的优劣品质，以及西方盟友和日本侵略者的短长都作了严峻的剖析，是同类题材中独树一帜的。问题是这部作品涉及过往的文学作品不敢涉及的人物和故事。这类题材过去被认为是一个“雷区”，没有作者敢于触及。何启治拿到这部作品之后，开启了自己的“艺术勇气”，认为这样的作品是可以发表的，对作品中的某些缺点和枝蔓应该作些修改。作品的公开发表，在创作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认为这是文学创作的一个突破。

除了这三部作品，在这里我还想再谈谈何启治与两部获得重奖的作品的关系。

一部是藏族作家阿来的《尘埃落定》。出版社编辑脚印（原名刘宇）拿到藏族作家阿来的《尘埃落定》书稿以后，认为是一部好作品，向何启治推荐，何启治偶然看到作品以后，因为喜欢，虽然与出书时间靠近，仍然决定在他主持的《当代》选发了几万字，并加了备加赞赏的“编者按”，又写了一篇《用心和智慧阅读〈尘埃落定〉》，指出：“《尘埃落定》是藏族封建土司制度走向溃败毁灭的凄婉的挽歌。当神秘浪漫的康巴土司制度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隆隆炮声中最终消失在历史的深处时，读者除了由于欣赏了真正动人的艺术品而带来的阅读快感之外，还不由得会伴随着对人类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产生深沉、凝重的思索。这是因为小说借独特、新鲜的藏族社会生活题材，表现了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性主题。”由于《当代》杂志和各报刊的评论推荐，《尘埃落定》获得了“茅盾文学奖”。青年作家阿来也成了藏族文学的领军人物。这里面，我们不应该忘记出版社和报刊的助催作用。

另一部是柳建伟的长篇小说“时代三部曲”（包括《北方城郭》《突出重围》《英雄时代》）。柳建伟当时是四川的一位青年作家。《英雄时代》以西部某省会为中心舞台，在经济建设矛盾纠葛中抒写人物命运。这部作品坚守文学的本分，唱响主旋律。当时编辑部内部也有不同的意见，但是，何启治坚决支持了这部书的出版，并组织报刊加以评论推荐，从而使这部作品在茅盾文学奖中榜上有名。青年作家柳建伟在给何启治赠书时写道：“恩师何启治先生存念。经您培育的《时代三部曲》出齐，愿与您共享这一阶段性成果……学生柳建伟敬呈。2001年4月成都。”一个青年作家对于编辑的殷殷感恩之情溢于言表。

四、勤奋：创作的丰收

一个人事业上有无成就固然与他的工作岗位、命运机遇有关，但是，我认为最根本的还是与他是否勤奋有关。

说老实话，对我们这批大学本科毕业就走上工作岗位的学子来说，知识的底子并不雄厚。我们在读期间，1956年虽然有“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我们认真地读了一年书。但到了1957年，从夏天开始，“鸣放”，反右派，大炼钢铁，下工厂农村接受“再教育”……从此就没有好好读书了。何启治主张学生要认真读书，还受到了批判，作为“白旗”被“拔”了。

走上工作岗位以后，何启治不信那一套，还是坚持努力学习，勤奋读书，弥补了在校就读期间没有好好读书的损失，成为一个从书本中、从实践中吸取知识和营养的 “好学生”。

老何在工作期间利用各种机会，向名家学习，他采访过被称为文坛“老祖母”的冰心。他注意冰心所讲的每一句话，从她看似闲聊的话语中，吸收对自己有启发有帮助的营养，并反躬自问，省察自己的创作。他采访过散文大家秦牧，向这位老作家学习了很多对自己创作有帮助的经验。事有凑巧，秦牧借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参加《鲁迅全集》的编注工作，住在编辑部的大楼里。何启治和秦牧成为邻居，何启治向秦牧请教散文写作的经验技巧。自己有了作品，也拿出向秦牧请教。秦牧也直接指点。你来我往，成为好友，成为“忘年交”。秦牧调回广东，年老过世后，何启治被推荐为秦牧研究会副会长，可谓实至名归。老何还同老作家王火交上了朋友。他们之间来往频繁，颇有深交，他从王火这位老作家曲折复杂的经历中吸取了许多智慧和创作营养……

因此，在我的印象中，老何不仅是一个很敬业的文学编辑家，而且也是一个勤奋写作的作家。他出了十多本各种类型的书。据我所知，有《少年鲁迅的故事》《文学编辑四十年》《何启治作品自选集》《梦·菩萨·十五的月亮》《中国教授闯纽约》《美的探索》（合作）《美丽的选择》《永远的〈白鹿原〉》《何启治散文》等。

除这些著作之外，他还写了一个“作家采访系列”，计有《三访文坛“老祖母”冰心》《永生的秦牧》《圣者王火》《范若丁：刚毅执著的作家和编辑出版家》《俞天白：谱写大上海乐章的高手》《熔金铸史写春秋》《姚蜀平：“为人类写一部书”》《冯立三素描》《陈忠实与永远的〈白鹿原〉》《竹林：从球友到文友》《张炜与说不尽的〈古船〉》《宋晓黎杨：黑土地的歌者，“荒原杜拉斯”》《〈突出重围〉 和柳建伟的文学梦》《惠芬，你会成为新时代的萧红吧》《赵凯：从阴霾满天到阳光灿烂》《严文井：教我们玩七巧板的智者》《夕阳风采话君宜》《可敬可爱的牛大哥》《屠岸是“独一无二”的》《苍茫冬日忆林辰》《思忆王仰》《缪俊杰：老骥望八犹奋蹄》《孟伟哉印象》《贤均，如果人真的还有来生》……这些描写老中青作家，描写领导同事同窗的特写、长散文，都是经过何启治深入采访，回忆他与这些师友的交往，从众多资料中梳理出来的，材料丰富，内容扎实，文词生动，对读者有不同程度的启迪作用。可见何启治的用心用力。

这里先说一说他的长篇纪实文学《中国教授闯纽约》的发表和出版。1989年6月，何启治去美国探亲，本来没有写作任务，但有的文友劝他多了解美国的社会状况，不一定写，但可以积累一些资料。何启治是一个有心人，把自己在美国打工的一段经历，经过艺术处理和典型化，写出了《中国教授闯纽约》这部作品，使人们对这个西方大国，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方面已有评论，我不赘言。他在青海、西藏“支教”期间，对藏胞的生活和习俗进行细心观察，写了一些有特色的散文，如《红柳》《枫》《布达拉宫散记》《冰峰雪莲红》等。他写的藏胞“天葬”，深刻而细致，至今还深深留在我的印象中。何启治不仅写散文、小说，还写评论。早在1984年，就同人合作出版了一部评论集《美的探索》。此外，他还写了不少评论当代作家创作的文章，提出自己的见解，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些创作成就都是与老何的勤奋分不开的。何启治几十年能够做到编辑创作双丰收，令我佩服，佩服。

2019年冬初稿

2020年夏改定

（原载《海燕》杂志2020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