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21世纪文明病

1978年9月，珍妮特·帕克（Janet Parker）成为世界上最后一个死于天花的人，这也是天花病毒最后一次出现在人体中。帕克是英国伯明翰大学的医学摄影师，若非冲洗底片的暗房与下层的实验室临近，她的工作本不存在直接危险。那年8月的某个下午，当帕克坐在暗房里打电话订购摄影器材时，天花病毒由下方楼层的“灾难实验室”泄漏，并沿着通风管往上传播，使她感染了这个致命的疾病，这里距182年前爱德华·詹纳（Edward Jenner）[3]利用挤奶女工的牛痘脓首次为一个男孩儿接种疫苗的地方仅110千米。

世界卫生组织（WHO）花了10年时间在世界各地推广疫苗接种来对抗天花。1978年夏天时，他们几乎快要可以宣布天花已被根除。最后一起自然发生的病例是在近一年前，在天花的大本营索马里，一名在医院工作的年轻厨师从温和型病毒的感染中康复。这是人类与疾病战斗中取得的史无前例的胜利。疫苗接种使天花病毒走投无路，最终不再有人感染。

但天花病毒还有最后一个庇护所——充满人类细胞的培养皿，研究人员利用它们培育、研究疾病。伯明翰大学医学院就是这样一个病毒庇护所，由于天花已经不再感染人类，亨利·贝德森（Henry Bedson）教授和他的团队希望能找到方法，快速辨认任何可能在动物群体中爆发的痘病毒。这个崇高的目标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支持，尽管监察人员对实验室的安全协议有疑虑。在伯明翰实验室预计关闭的前几个月中，监察员的担忧并没有使实验室提早关闭或投资重新整修设备。

起初，珍妮特·帕克的病被当作是小虫子叮咬导致的，直到两个星期后才引起感染科医生的注意。此时帕克已全身长满脓包，医生诊断她应该是得了天花。他们将帕克隔离，并采集她的体液做分析。讽刺的是，贝德森教授的团队因为拥有鉴定痘病毒的专业技术，被要求检验医生的诊断。贝德森的担忧成真，帕克被转移到了附近的专业隔离医院。两个星期后的9月6日，帕克在医院生命垂危，贝德森教授则在家里被妻子发现割喉自尽。1978年9月11日，珍妮特·帕克死于天花。

珍妮特·帕克和成千上万的天花受害者一样，感染了一种名为“Abid”的天花病毒株——1970年，世界卫生组织于巴基斯坦集中发起根除天花运动，并以一名死于天花的3岁男童的名字为该病毒命名。16世纪，天花逐渐成为全球性的致命杀手，这主要归因于欧洲人前往世界各地探险并建立殖民地。到了18世纪，人口增长加上日趋频繁的人口流动，使天花传播成为世界范围内的主要死亡原因。每年有40万欧洲人死于天花，这个数字中包括大约4万名婴儿。18世纪后半期，在人痘接种法[4]的推广下，死亡人数减少了一些。1796年，詹纳用牛痘制作接种疫苗，为这个疾病带来了解药。到了20世纪50年代，在工业化国家已看不到任何天花的踪迹，但全世界每年仍有5000万个感染病例，超过200万人死亡。

20世纪初，尽管工业化国家已远离天花之苦，但仍有许多其他微生物继续残暴地肆虐着。传染病是到那时为止最主要的疾病形式，而它们的传播归因于人类的社交习性和探索活动。微生物为了延续自身的生命周期，需要不停传播，而呈指数增加的人口数量和越来越大的人口密度让实现这一点更容易了。在1900年的美国，人们的前三大死因不是如今的心脏病、癌症及中风，而是由微生物传播引起的传染病，其中因肺炎、感染性腹泻及结核病死亡的人数占因传染病死亡的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曾一度被视为“死神”的肺炎，一开始的症状是咳嗽，当病菌蔓延到肺部，就会出现呼吸困难及发烧的症状。这些症状并非由单一细菌引起，而应该归咎于整个微生物家族，从微小的病毒、细菌、真菌，到寄生性原生动物（地球上最早出现的动物）。感染性腹泻的感染源也很多，包括由细菌引起的“蓝色死亡”（霍乱）[5]、阿米巴原虫感染引起的“血痢”（痢疾）[6]，以及由寄生虫引发的“海狸热”（蓝氏贾第鞭毛虫病）[7]。第三大杀手结核病类似肺炎，但感染来源较明确，是由一种属于分枝杆菌属（Mycobacterium）的细菌感染导致的。

还有许多传染病也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不小影响，如小儿麻痹症、伤寒、麻疹、梅毒、白喉、猩红热、百日咳及各种流行性感冒。小儿麻痹症由病毒引起，它会感染中枢神经系统并摧毁控制运动的神经，在20世纪初的工业化国家，小儿麻痹症每年会导致成千上万的儿童瘫痪。梅毒是借由性行为传染的细菌疾病，据说15%的欧洲人在其一生中曾感染过梅毒。每年大约有100万人死于麻疹。仅在美国，白喉（谁还记得这个令人伤感的疾病？）就曾导致每年1.5万名儿童死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两年中，因流感死亡的人数，比战争死亡人数高出5～10倍。

不用说也知道，这些疾病对人类的预期寿命有很大的影响。回到1900年，当时地球上人类的平均预期寿命仅有31岁，发达国家的生活条件较好，但也顶多到50岁。纵观我们的演化历史，大部分时间人类只能活20～30年，平均预期寿命还要更低。然而在一个世纪内，我们的平均寿命就延长到了之前的两倍，这都要感谢20世纪40年代那短短10年的抗生素革命。到了2005年，人类平均寿命是66岁，富裕国家人口的平均寿命则高达80岁。

幼儿的存活概率对平均预期寿命有非常大的影响。在1900年，每10名儿童就有1～3人在5岁前夭折，这大大降低了平均预期寿命。如果21世纪的幼儿死亡率维持在1900年的水平，美国每年就会有超过50万的儿童在度过一岁生日前夭折。然而实际上，这个数字是大约2.8万人，这表示绝大多数的儿童平安地活到了5岁，之后他们通常就能继续活到成年与老年，平均预期寿命也会相应地提高。

一路走来，我们一直在努力战胜最古老也是最强大的敌人：病原体（引发疾病的微生物）。当人类因群居营造出卫生状况不佳的生活环境时，它们就得以兴盛；地球上的人类越多，它们的生存就越容易。随着人类迁移，它们得以接触到更多人类，这反过来也让它们获得了更多繁殖、变异和演化的机会。人类在最近几个世纪致力于对付的诸多传染病，都源自于人类祖先离开非洲、在世界各地安家落户的那段时间。病原体统治世界的轨迹就是人类迁移的真实写照；很少有物种像人类一样“忠诚地追随”着致病菌。

对住在发达国家的人来说，传染病的盛行仅存在于过去，千年来人类与微生物奋战的遗留物，仅存在于我们的童年记忆中，例如接种疫苗时的刺痛、得到含有小儿麻痹疫苗的方糖[8]“奖赏”。更清晰的记忆或许是我们与学校的朋友一起，在餐厅大堂外长得夸张的队伍中等待接种针对青少年的后续疫苗。对许多现在正在长大的儿童及青少年来说，历史的包袱更轻了，不只是疾病本身，就连一次性的疫苗也不再是必要的了，如预防结核病的可怕的“卡介苗”（BCG）[9]。

医疗改革和公共卫生措施——大部分出现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大改变了人类的生活，其中四项重大发展让我们得以从两代同堂变成四代，甚至五代同堂。第一项（也是最早的一项）要归功于爱德华·詹纳和一头叫布洛瑟姆的牛。詹纳得知挤奶女工因为感染过比较温和的牛痘而不会感染天花，于是他想，将挤奶女工的脓包汁液注射到另一人身上，或许能够产生相同的保护作用。第一个实验对象是8岁的詹姆斯·菲普斯（James Phipps），他是詹纳家园丁的儿子。接种后，詹纳为詹姆斯注射了两次天花脓液，试图感染这个勇敢的男孩，结果，男孩完全对天花免疫了。

从1796年天花开始肆虐，到19世纪的狂犬病、伤寒症、霍乱及鼠疫，以及20世纪以来的无数传染病，疫苗不仅让数百万人免于疾病的折磨与死亡，也使许多全国或全球性的传染病被根除。幸亏有了疫苗，我们可以预先警告免疫系统可能会遇到的病原体，事先培养自然防御力，而不是等到疾病真正入侵时才措手不及。

要是没有疫苗，陌生病原体的入侵将会使人生病，甚至可能导致死亡。一般来说，人体的免疫系统会处理掉入侵的微生物，产生名为“抗体”的分子。战胜疾病之后，这些抗体会组成一个特别小组，在体内巡逻并找出其他同种微生物。抗体会一直待在人体内，若是有相同的病原体打算再次入侵，它们会警告免疫系统，等到病菌真正入侵时，我们的身体早已做好准备。

接种疫苗就是模仿人体这项自然机制，教免疫系统辨认特定的病原体，让我们免于承受疾病的痛苦。只需要注射疫苗或使用口服疫苗，我们就可以获得免疫力。疫苗可以粗略分成三种：用经过灭活的病原体制成的疫苗、用经过减毒的病原体制成的疫苗，以及用病原体的部分结构制成的疫苗。注射疫苗不会使我们生病，但我们的免疫系统仍会对疫苗有反应并产生抗体。

大众疫苗接种计划是为了借由让大部分人注射疫苗、获得免疫力，来引起“群体免疫”（herd immunity）[10]，以阻止传染病的传播。这意味着在发达国家中，许多传染病几乎被根除，例如已被彻底消灭的天花。天花的根除，在十几年内让全球一年的病例数从5000万降到零，也让政府省下了数十亿美元的相关疫苗与医疗护理的直接开销，以及这项疾病所带来的间接的社会成本。其他十几种传染病的疫苗接种计划，虽然尚未根除疾病，但也大幅降低了病例数量，使人们免于受苦与死亡，同时省下更多金钱。

如今，多数发达国家都有10种以上的定期疫苗接种计划，其中有一半疾病被世界卫生组织确定为区域性根除或全球性根除。这些接种计划对于传染病的发病率有着显著的影响。在1988年开始实施全球小儿麻痹根除计划之前，每年约有35万人受到感染。到了2012年，病例缩减到223起，并且只发生在三个国家。短短25年内，这项计划防止了大约50万人死亡，让1000万儿童得以自由自在地行走奔跑，免受瘫痪之苦。同样的案例还有麻疹及风疹，疫苗接种在10年内阻止了这些曾经在世界各地肆虐的疾病，拯救了1000万人的生命。美国与大多数发达国家一样，通过疫苗接种将儿童最容易感染的9种传染病的发病率降低了99%。1950年，出生在发达国家的每1000名健康婴儿中，就有大约40人在1岁生日前夭折；到了2005年，这个数字下降到了只有大约4人。疫苗接种的成功，使西方国家只有老一辈人才有关于那些致命疾病的可怕回忆，让现在的我们从传染病中解脱。

疫苗接种蓬勃发展后，第二个重要的医疗革新紧接而来：医疗卫生的实践。医院的卫生环境仍是如今我们力求改善的重点，但相较于19世纪末的标准，现代医院可以说是洁净的“圣堂”。试着想象一下，病房内挤满了生病及垂死的病人，有的伤口裂开、正在腐烂；医生的工作服因经年累月的手术沾满了血点。然而清洁却被认为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当时人们认为传染病是由废气或瘴气导致的，而不是病菌。这些毒气被认为来自腐烂物或污水，是医生及护士无法控制的无形力量。人们在150多年前发现了微生物，但当时人们还不知道微生物与疾病之间的关联。人们相信瘴气不会因身体接触而传染，所以治疗传染病的人反而成为散布疾病的人。医院是一个新产物，应公共医疗卫生趋势与让现代医学惠及大众的期望而生。尽管立意良善，但医院却成了疾病的大本营，而那些进入医院的病患，等于是冒着生命危险去获得他们需要的治疗。

随着医院数量的增加，女人成了最大的受害者。她们在医院内分娩及生产，反而增加了死亡风险。19世纪40年代，在医院生产的女性，产后几天内死亡的概率高达32%。医生（当时都是男性）将她们的死归因于情感上的创伤或是肠道不洁。而这惊人的高死亡率的真相，最终由一名年轻的匈牙利产科医生伊格纳茨·塞麦尔维斯（Ignaz Semmelweis）揭开。

塞麦尔维斯是维也纳综合医院的医生，这家医院有两个产房，每隔一天轮换一次，一个产房由医生助产，另一个则由助产士助产。每次塞麦尔维斯在步行上班的途中，都会看到产妇在医院外的路边分娩。出现这种情况的日子，都是轮到医生助产的日子。虽然产妇不明白确切的原因，但她们知道，导致大部分产妇死亡的产褥热（childbed fever）[11]就潜伏在由医生助产的产房里，如果无法撑到助产士当班时再生，自己活下来的概率将不会太乐观，所以她们宁愿冒着冷汗在疼痛中等待，也希望宝宝能等到轮换后再出生。

相较之下，由助产士接生的产房就要安全许多，产妇的死亡率是2%～8%，远远低于医生助产的产房。

尽管资历尚浅，塞麦尔维斯仍想找出两个产房在接生时有什么差异，能够解释死亡率的不同。他认为产房环境或许是原因之一，但两个产房并没有太大差别。1847年，他的一位医生好友雅各布·考列舒克（Jakob Kolletschka）在解剖尸体时，意外地被一名学生的解剖刀割伤，并在伤口恶化后死亡，死因竟然是产褥热。

考列舒克死后，塞麦尔维斯才意识到，医生正是令无数产妇染上产褥热的主因。医生在帮助病人分娩之前，可能刚在停尸间用尸体给学生上过课，他们也可能以某种方式，将死亡从停尸间带到了产房，而助产士从来不接触尸体。那些在医生助产的产房中死亡的产妇，很可能因为产后出血接受过医生的检查。

塞麦尔维斯不确定造成死亡的因素究竟是以什么形式和途径从停尸间来到产房的，但他有一个关于如何阻止它的想法。为了去除腐肉的臭味，医生通常会用一种漂白粉（加氯消毒过的石灰）来洗手。塞麦尔维斯推断，如果石灰能够去除臭味，或许也能消除造成死亡的带菌体。他创立了一个规则：医生在解剖尸体后、检查病人前，必须用漂白粉洗手。一个月内，他的产房的死亡率就下降到与助产士产房相同的水平。

尽管塞麦尔维斯成功地让维也纳综合医院及其他两家医院的死亡率下降，但他却遭到众人的嘲笑与忽视。那个年代的外科医生总爱穿着死板且散发着臭味的工作服，以彰显自己的不凡，仿佛这些恶臭是见证他们经验及专业的勋章。当时的一名权威产科医生曾说：“医生都是绅士，而绅士的双手必然是洁净的。”然而每个月依旧有无数女性因感染而丧命。“帮助迎接新生命的医生，可能是让女性染上产褥热而死亡的主因”，这样的想法在当时引起了极大反弹，塞麦尔维斯被逐出医院。接下来的数十年，女人只能继续冒着生命危险分娩，为医生的自大付出代价。

20年后，伟大的法国科学家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开创了疾病细菌学说，将疾病与感染归因于微生物，而非瘴气。1884年，巴斯德的学说被德国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的实验室证实，但是那时塞麦尔维斯已经去世多年。塞麦尔维斯沉迷于研究产褥热，因为受到太多责难与非议，精神开始错乱。他对医院提出不满、推销自己的理论，并且指责其他医生是不负责任的杀人凶手。他的同事假借拜访之名，把他骗到精神病院，强迫他喝下蓖麻油，并且让警卫将他痛打一顿。两周后，大概是伤口感染恶化，塞麦尔维斯死于高烧。

然而，细菌学说为塞麦尔维斯的观察结果与对策提供了一个真正的科学解释，是一个突破性进展。慢慢地，洗手杀菌的做法被欧洲的外科医生采用。在英国外科医生约瑟夫·李斯特（Joseph Lister）的努力下，各项医疗卫生措施变得越来越普及。19世纪60年代，李斯特读了巴斯德关于微生物与食物的研究，决定利用化学实验找出处理伤口的方法，降低感染坏疽及败血症的风险。他用苯酚（通常用来防止木头腐化）清洗手术器材、浸泡绷带，甚至在手术中清理伤口。与塞麦尔维斯一样，李斯特的苯酚消毒法也成功让死亡率降低了三分之二，从45%降到了15%左右。

第三项关于公众健康的重要革新，则是以预防人们生病为目标的社会发展计划。如同目前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以前的西方国家，介水性疾病是人体健康的一大威胁。瘴气仍然存在，会污染河川、井水及水泵。1854年8月，伦敦苏荷区的居民开始生病，症状是严重腹泻，但并非你我想象中的那种腹泻。患病居民的排泄物呈白色水状，而且无法止住。每个人一天能排出大约20升的粪便，这些排泄物被倾倒在苏荷区拥挤住宅下方的粪坑中。霍乱由此爆发，导致了数百人死亡。

英国医生约翰·斯诺（John Snow）对瘴气学说持怀疑态度，并且花费数年寻找另一种解释。结合以前爆发的传染病，斯诺开始怀疑霍乱是借由水传染的，而苏荷区最近爆发的疫情让他有机会验证自己的理论。他采访了苏荷区的居民，在地图上标记霍乱的病例及死亡人数，想找出这些人的共通点。斯诺发现病患饮用的水源都来自布劳德大街（现布劳维克大街）上的一个水泵，而这个水泵就在疫区的中心。即使更远地区的死亡病例也可以追溯到这个水泵上，因为霍乱早就被染病者带往四面八方了。只有一处例外：苏荷区修道院的修道士虽然也从同一个水泵取水，却完全没有被感染。不是因为宗教信仰保护了他们，而是因为他们将水泵取出的水制成了啤酒才饮用。

斯诺通过研究患病者之间的关系、有些人未感染霍乱的原因，以及寻找霍乱散播至布劳德大街之外的途径，想要找出疾病传染的模式。最后，他运用逻辑及证据解开了霍乱爆发之谜、消除了谣言，并且对反常情况提出了合理的解释。他的调查结果让布劳德大街的水泵被禁用，随后人们才发现附近的化粪池溢出，污染了水源。这是医学史上第一个流行病学研究案例，用疾病的分布及传播模式找出病源。随后，约翰·斯诺用氯为布劳德大街水泵中的饮用水消毒，其他地区也立刻跟进。19世纪末期，涉水卫生的概念与处理方式已经普及。

到了20世纪初，这三项医疗革新发展得更加成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有5种预防疾病的新疫苗诞生，加上之前的总共有10种疫苗。医疗卫生技术被全世界所采用，液氯消毒法成为净水厂的标准程序。第四项，也是最后一项革新，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次革新结束了微生物在发达国家的统治，是一小群人的努力，再加上一些好运的结果。第一位贡献者是苏格兰生物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Alexander Fleming）爵士，他因“无意间”在伦敦圣玛丽医院的实验室发现青霉素而扬名于世。但事实上，弗莱明已花费多年时间寻找抗菌化合物。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弗莱明在法国西部前线为受伤的士兵治疗，却眼见很多士兵死于败血症。当战争即将结束、弗莱明回到英国后，他决定改良李斯特的苯酚消毒法。弗莱明在鼻腔黏液中发现一种天然抗菌剂，并称之为“溶菌酶”，但与苯酚的情况一样，溶菌酶也无法穿透伤口表面，受到感染的深层部位会继续溃烂。几年后的1928年，弗莱明正在研究葡萄球菌（引发疖及咽喉疼痛的细菌），发现培养皿上有些东西不太对劲。当时他刚度完假，回到凌乱的实验室，工作台上的细菌培养皿很多都被霉菌污染了。他在整理时，注意到其中一个培养皿很特别，在一块青霉菌（Penicillium）周围有一个清晰的圆环，完全没有葡萄球菌。弗莱明发现了其中的重要性：霉菌会释放出一种杀死周围细菌的“液体”。这个液体就是青霉素（penicillin）。

尽管青霉菌是在无意之中发现的，但弗莱明能辨识出它的潜在重要性却绝不是偶然。这项发现开启了之后20年、跨越两大洲的一连串的实验及研究，让现代医学发生了彻底的改变。1939年，牛津大学的一个由澳大利亚药理学家霍华德·弗洛里（Howard Florey）领导的科学团队，认为他们能让青霉素发展出更多用途。弗莱明努力培养霉菌，并从中萃取青霉素；弗洛里的团队则试着从中取出少量的抗菌液体，即我们现在所说的抗生素。1944年，他们得到美国战时生产委员会的资金支持，制造出了足够满足从欧洲诺曼底登陆行动中伤退的士兵所需的青霉素。弗莱明爵士想帮助在战争中受伤的士兵治愈感染的梦想终于实现了。1945年，弗莱明爵士、弗洛里和团队成员恩斯特·伯利斯·柴恩（Ernst Boris Chain）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接下来，有20多种抗生素被陆续发现，每种都针对不同的细菌，在我们的免疫系统抵抗不了感染时提供后援。在1944年以前，即使是抓痕或擦伤都足以引发感染，而且死亡率颇高。1940年，英国牛津郡的警察艾伯特·亚历山大（Albert Alexander）被玫瑰刺刮伤，脸部严重感染，不得不摘除眼球，一度生命垂危。霍华德·弗洛里的太太埃赛尔是一名医生，她说服弗洛里让亚历山大成为第一名接受青霉素治疗的患者。

在注射少量青霉素后的24小时内，亚历山大的高烧退了，并且开始好转。然而奇迹并没有发生，经过几天的治疗，青霉素用光了，弗洛里试图从警长的尿液中提取残余的青霉素继续治疗，但就在第5天，这位警察离开了人世。在如今的生活中，我们很难想象刮伤或脓疮的伤口竟会致死，当我们使用抗生素时，也不会注意到它有救命的功能。做手术也一样，如果下刀前没有在静脉内注射抗生素形成保护，将会有极高的死亡风险。

21世纪的我们生活在与细菌的休战期，因为有疫苗接种、抗生素、净水处理及各项医疗措施帮助我们抵挡感染。我们的生命不再时时受到传染病的威胁，取而代之的是过去60年来罕见的病例。这些慢性的“21世纪文明病”变得非常常见，人们甚至将其视为人类生活的“常态”，但如果它们其实并不“正常”呢？

看看你身边的亲友，再也没有人得天花、麻疹或小儿麻痹。你或许会认为：我们这么健康，真是幸运。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你或许会发现你的女儿在春天时因为花粉症而眼睛红痒、狂打喷嚏；你或许会想到你那因1型糖尿病，每天必须注射好几次胰岛素的嫂子；你或许会担心你的太太和她的伯母一样，因多发性硬化症在轮椅上度过晚年；你或许听说过你的牙医的儿子会不时大叫、摇头晃脑并且不愿与你有眼神接触——现在我们知道，这是孤独症的表现。你或许对你焦虑到无法出门购物的母亲失去了耐心，或是急于替儿子寻找一种不会让他的湿疹恶化的洗衣粉；你的表妹可能会推开餐桌上所有小麦制品，因为那会让她拉肚子；你的邻居可能在不小心吃了坚果后，因为急着寻找肾上腺素注射器而滑了一跤不省人事。而你自己呢？或许你会听从时尚杂志及医生的建议，放弃维持现在的体重。过敏、自身免疫性疾病、消化问题、精神健康问题及肥胖，这些都是新的“常态”。

也许你觉得你女儿的花粉症没什么可担心的，可能她10个朋友中就有两人也对花粉过敏，以打喷嚏、擤鼻涕度过夏天；你不会对儿子长湿疹太惊讶，因为他每5个同学中就有一个人也有湿疹；你邻居的全身过敏反应虽然很可怕，不过所有含有坚果的包装食品上都标有警告，所以不用太担心。但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你的孩子的朋友中，每5人就有一个人必须带着呼吸器上学，以应付突然发作的哮喘？呼吸是维持生命最基本的条件，而如今若是没有药物治疗，数百万的儿童将饱受哮喘之苦。又为什么每15名儿童中就有一人至少会对一种食物过敏？这些情况正常吗？

发达国家中几乎一半的人口都有过敏问题。我们是抗组胺药的忠实用户，我们害怕猫毛和花生、会检查买的所有食物的成分列表，却不去思考如何改善我们的免疫系统对这些过敏原的过度反应。花粉、灰尘、宠物的毛、牛奶、鸡蛋、坚果，这些物质无处不在且无害，却被我们的身体当作细菌，攻击并设法消灭它们。但情况并非一直如此，在20世纪30年代，一所学校大概只有一名儿童有哮喘；到了80年代，哮喘人数迅速增加，每个班级就有一名儿童患有哮喘；最近十几年，患病的人数不再增加，但仍有四分之一的儿童患有哮喘。其他过敏性疾病也一样，例如对花生过敏的人数在20世纪最后的10年内激增为原本的3倍，并在接下来的5年内又翻了1倍，现在在学校及工作场所几乎都设有“不含坚果的食物区”。湿疹和花粉症曾经非常罕见，但现在却成为生活中一种令人不愉快的常态。

这不是正常的现象。

那么自身免疫性疾病呢？你的嫂子注射胰岛素看似没什么大不了，每1000人中就有4人患有1型糖尿病；大部分人都听过多发性硬化症，它会使你太太的伯母的神经受损；还有会损伤关节的类风湿关节炎、侵袭肠道的麦胶性肠病[12]、撕裂肌肉纤维的肌炎、破坏细胞核的红斑狼疮，以及其他80多种疾病。与过敏一样，人体免疫系统变得异常，会导致除了攻击带来疾病的细菌，也攻击正常的身体细胞。接下来这个数字或许会让你感到惊讶，自身免疫性疾病已经影响了发达国家将近10%的人口。

1型糖尿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的病况明确，记录也相对可靠。“1型”通常多发于青少年时期，自身免疫系统破坏胰腺，使其丧失生产胰岛素的功能。（在2型糖尿病中，胰腺还是能生产胰岛素，但是身体对它较不敏感，所以胰岛素无法发挥正常作用。）没有胰岛素，血液中的葡萄糖——不论是甜点、糖果中的糖分，还是意大利面及面包中的碳水化合物，都无法被细胞吸收利用或储存，使得血糖升高并产生毒素。除非注射胰岛素治疗，否则那些不幸得病的青少年会感到强烈口渴、尿频、逐渐消瘦，并在数周或数月后死于肾功能衰竭。1型糖尿病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疾病。

幸运的是，跟大部分的疾病相比，糖尿病更容易诊断，只要在空腹状态下为血液中的葡萄糖做个快速测试，就能发现身体是否有异常。即使在100年前，只要医生愿意，也能检查出血糖问题。之所以用“愿意”二字，是因为他们必须尝病人的尿液，若是在尿液强烈刺鼻的味道中带有甜味，则表示肾脏被迫排出了血液中过多的葡萄糖。尽管过去肯定有很多病例被忽略或是没有被记录下来，然而随着1型糖尿病越来越普遍，我们也能认识到这是自身免疫性疾病状态改变的可靠指标。

在西方国家中，大约每250人就有一人得自己扮演胰腺的角色，计算身体需要多少胰岛素并自行注射，以储存他们消耗的葡萄糖。令人惊奇的是，现在患病率很高的1型糖尿病在19世纪是几乎不存在的。美国马萨诸塞州综合医院保存了1898年以前的、超过75年的近50万份病例记录，这些记录显示，在童年时期被诊断出糖尿病的只有21人。这不是因为没有做尿液检查而出现的漏诊，因为体重迅速减轻及不可避免的致命结果，让这种病即使在缺乏精密仪器的年代也非常容易辨认。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正式记录制度建立起来，由此开始，追踪1型糖尿病的流行成为可能。在美国、英国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大约每5000名儿童中就有一人或两人患上1型糖尿病。战争本身没有改变什么，但在战后不久，有些东西改变了——病例数开始攀升。1973年，糖尿病患者人数是20世纪30年代的6～7倍；到了80年代，数字停止攀升，维持在250人中有一名糖尿病患者的状态。

糖尿病患者人数的增加，与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人数增加的时期吻合。在2000年左右，会破坏神经系统的多发性硬化症患病人数增加为过去20年的两倍；麦胶性肠病是一种因食用小麦而引起免疫系统攻击肠道细胞的疾病，患病人数是20世纪50年代的30～40倍。红斑狼疮、炎症性肠病与类风湿关节炎的患病人数也都在增加。

这不是正常的现象。

关于对抗肥胖的集体斗争呢？由于西方国家超过一半的人不是体重超重，就是患有肥胖症，所以我就无礼地假设你正在与过重的体重奋战吧。健康的体重会让你成为少数人，是不是很惊讶？店家将假人模特儿换成更大尺寸的，电视节目将减重变成游戏。这些变化也许算是意料之中的：根据统计，绝大部分的人都有超重的问题。

然而在以前，肥胖问题并没有这么严重。回头看看那些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黑白照片，看看照片中的男男女女在夏天时穿着短裤及泳装享受的模样。这些健康的人看起来很消瘦，有明显的肋骨和平坦的小腹，但他们根本没有我们的“现代问题”。20世纪初期，人们的体重没有太大的差别，因此没有特别记录。但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人们的体重突然暴增，于是在肥胖症的大本营——美国，政府开始记录人们的体重。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第一次全国普查中，13%的成人已出现肥胖问题，他们的身体质量指数（BMI）——体重（千克）除以身高（米）的平方——超过30，另有30%的人超重（BMI指数25～30）。

到了1999年，美国患肥胖症的成人人数比例已增长了两倍多，变成了30%，而且很多原本身体健康的人突然体重暴增，使超重人数猛升到34%，也就是说，总共有64%的人口有体重问题。英国也有同样的趋势，只是比美国稍晚一些：1966年，1.5%的成人有肥胖症，11%的人超重；到了1999年，24%的人有肥胖症，43%的人超重，加起来有67%的人超出他们的正常体重。肥胖症不仅是体重超标的问题，它有可能导致2型糖尿病、心脏病甚至一些癌症，而且这些疾病都越来越常见。

我想不需要我来告诉你：这些都是不正常的。

为肠胃问题所苦的人也越来越多。你的表妹也许会因为尝试无麸质饮食而感到尴尬，但她可能不是餐桌上唯一有肠易激综合征（irritable bowel syndrome，简称IBS）的人。这个疾病影响了美国15%的人口；病名则意味着类似蚊虫叮咬的不适感，并掩盖了这种疾病对患者生活质量的毁灭性影响。对大部分肠易激综合征患者来说，附近是否有厕所是要优先考虑的事。炎症性肠病的病例数也在上升，如克罗恩病与溃疡性结肠炎，情况严重的病人，甚至因肠道被破坏而必须外接结肠造口袋。

这绝对不是正常的现象。

最后，让我们谈谈精神健康状况。你的牙医那患有孤独症的儿子，他的“同伴”比以前更多了，现在每68名儿童中就有1人患有孤独症谱系障碍（男孩的比例较高，为1/42）。20世纪40年代初期，孤独症患者非常少，当时这个病甚至没有名字，直到2000年才开始有正式记录。或许你会认为，这些增加的病例中总有些得归因于社会认知程度的提升或是医生的过度诊断，但多数专家都同意，孤独症是真的在变得普遍——有些事情改变了。注意力缺失症（ADD）、图雷特综合征（Tourette's syndrome）、强迫症（OCD）、抑郁症及焦虑症的患病率也越来越高。

这些精神折磨的增加也不是正常的现象。

或许你还没发现，这些被我们视为“常态”的疾病，都是“新的”疾病。在我们曾祖父母及更早的年代，很少有人罹患这些疾病。即使是医生也可能忽略这些历史，因为他们是根据现今的医生经验接受医疗训练的。对于一线的医护人员来说，最重要的是他们负责的病人与适合病人的治疗方案，了解疾病的起源不是他们的责任，某些疾病普遍程度的变化，对他们来说也是次要的。

21世纪，人们的生活因19—20世纪的四项医疗革新而变得不同，疾病也变得不同了。但是这些“21世纪文明病”并非是简单地隐藏在传染病之下的另一层不健康状况，而是由我们的新生活方式导致的非传统健康状况。此刻你或许想知道，这些看起来完全不同的疾病之间有什么关联？从过敏引发的喷嚏及搔痒，到自身免疫系统的自我攻击；从伴随肥胖症而来的代谢症候群，到消化系统紊乱及精神疾病，这简直就像是我们的身体在没有传染病的情况下，反戈一击。

我们可以接受这种新形态的生活并且心怀感激，因为至少我们可以活得比以前更久，而且免于病原体的侵扰。或者，我们也可以思考，是什么改变了。肥胖症、过敏症、肠易激综合征和孤独症，这些看似完全不相关的疾病可能存在关联吗？由传染病到这些新疾病的转变是在告诉我们，身体其实需要受到一些感染来维持平衡吗？逐渐消失的传染病和越来越普遍的慢性病，有没有可能是对某种更深层次原因的暗示？

我们在此提出一个大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了“21世纪文明病”？

近来，通过基因研究寻找疾病的根源成为新潮流。人类基因组计划发现基因突变会引发疾病，例如第四对染色体内的HTT基因突变会引发亨廷顿氏舞蹈症（Huntington's disease）；有的基因突变会增加患癌的可能性，例如BRCA1和BRCA2的突变或异常，会使女性罹患乳腺癌的风险提高到80%。

虽然我们身处基因组的时代，却不能将所有现代文明病的盛行都归咎于我们的DNA。虽然一个人可能有某种基因，使他更可能过度肥胖，但这种基因变体不会在100年内变得这么常见，人类的演化也不会这么快速。不仅如此，只有有益的基因变异才会在自然选择的过程中被保存下来，其他那些有害的变异则会被淘汰。哮喘、糖尿病、肥胖症及孤独症可没有为它们的患者带来任何好处。

既然如此，我们的下一个问题是：在我们的“环境”中，有什么改变了吗？一个人的身高不仅取决于基因，也会受营养、运动及生活方式等外在环境的影响。罹患疾病的风险也是一样的，这就是它复杂的地方。20世纪中，我们生活的很多方面都发生了改变，要准确地找出哪些是原因，哪些仅仅是具有相关性，就需要对病人进行科学评估。肥胖症及其相关疾病的出现，明显是跟饮食习惯改变有关，但这项因素对前述的其他“21世纪文明病”的影响却不明显。

关于这些疾病的共同起源，几乎没什么线索。造成肥胖症的环境也会造成过敏吗？精神疾病（如孤独症和强迫症）和肠道疾病（如肠易激综合征）真的有共同成因吗？

尽管存在差异，但这些不同的疾病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免疫系统，它将过敏与自身免疫性疾病画了等号。我们的身体一直在寻找干扰免疫系统功能的罪魁祸首，导致经常出现过度反应。第二个特点，是隐藏在更多的常见症状之后的肠道功能紊乱。一些现代疾病之间的关联很明显：肠易激综合征及炎症性肠病的核心都是肠道功能紊乱。其他现代疾病的联系虽不那么明显，却依旧存在。孤独症患者通常有慢性腹泻；抑郁症和肠易激综合征通常会一起出现；肥胖症的源头是经过肠道的东西。

免疫系统和肠道这两个特点，也许看起来并不相关，但仔细研究肠道结构可以提供进一步的线索。提到免疫系统，多数人会想到白细胞与淋巴结，但这并不是免疫系统最活跃的部分。事实上，人类肠道中的免疫细胞数量，比存在于身体其他部位的免疫细胞数量总和还多，大约60%的免疫系统组织位于肠道周围，特别是在小肠末尾、进入盲肠及阑尾那一段。我们理所当然地将皮肤视为人体的保护层，却没想过肠道也是。虽然肠道位于体内，但它仅有薄薄一层细胞将外来物质与血液隔开，因此肠道周围的免疫系统变得更为关键——经过此处的每个分子和细胞都会被评估，并且在必要时被隔离出来。

尽管传染病的威胁已经几乎消失，但我们的免疫系统仍然不断遭到攻击，这是为什么呢？让我们回到1854年，也就是英国伦敦苏荷区霍乱的爆发时期，约翰·斯诺用调查数据和逻辑找出了霍乱的根源，流行病学就此成了医学调查的主流。人们经常用它来研究公共卫生议题，方法再简单不过，我们只需要问3个问题：疾病发生于何处？谁感染了疾病？疾病何时开始出现的？这些问题的答案将会帮助我们回答另一个更全面的问题：“21世纪文明病”为什么会出现？

约翰·斯诺的霍乱病例地图帮助他找到了传染病的可能发源地——布劳德大街的水泵。不需要太多的调查就能明显发现，肥胖症、孤独症、过敏及自身免疫性疾病都起源于西方国家。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的外科医学教授斯蒂格·班马克（Stig Bengmark）的调查显示，肥胖症最流行的地区在美国南部各州。“亚拉巴马州、路易斯安那州及密西西比州的肥胖症与慢性病发病率高居全球之首。”他说，“这些疾病就像海啸一般席卷全球，西至新西兰及澳大利亚；北至加拿大；东至西欧及阿拉伯世界；南至南美洲，特别是巴西。”

若将班马克的观察结果延伸至过敏、自身免疫性疾病、精神疾病等其他“21世纪文明病”，就会发现它们都发源自西方国家。当然，单从地理学无法解释这些疾病的兴起，只能就其他相关性、运气成分、原因给出线索。但从它们的分布地点来看，最明显的关联就是富裕的生活。从广泛比较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到对比相同区域中的社会经济群体，都能找出慢性病与富裕相关的证据。

1990年，德国居民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自然实验，说明了经济繁荣程度与过敏人口之间的关系。柏林墙被拆除后，经历几十年分裂的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终于重新统一。两国有许多共同之处，例如地理位置、气候与种族。但联邦德国发展得比较好，赶上了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脚步，民主德国却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就一蹶不振，并且比邻居联邦德国要穷困许多。不知为何，财富差异竟与健康差异有所关联。慕尼黑大学儿童医院的研究显示，住在富裕的联邦德国的过敏症患儿人数是民主德国患儿人数的2倍，花粉症则是3倍。

这样的模式也见于很多过敏及自身免疫性疾病。从历史记录来看，在美国，比起富家子弟，穷人家的孩子比较不容易对食物过敏，也很少患哮喘。在德国，出生于“特权”（根据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判定）家庭的儿童，比那些无特殊背景的孩子更容易患湿疹。在北爱尔兰，出身贫困的儿童患有1型糖尿病的比例较低。在加拿大，炎症性肠病通常发生在高薪人群中。研究持续进行，疾病流行的区域也越来越大，甚至一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也能被用来预测“21世纪文明病”的病患人数。

这些所谓的“西方疾病”也不再局限于西方国家。慢性病伴随财富而来。随着经济发展，“文明病”开始在发展中国家蔓延。这些最早在西方国家出现的问题，开始显露出席卷全世界的可能性。其中肥胖症一马当先，影响了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大量人口；紧随而来的是与之相关的心脏病和2型糖尿病（对胰岛素不敏感，而非缺乏胰岛素）。包括哮喘与湿疹在内的变态反应也在传播的最前线，波及南美洲、东欧及亚洲的中等收入国家。过去并不常见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及行为异常，现在在中高收入国家变得非常普及，包括巴西与中国。随着在富裕国家中趋于平稳，许多现代疾病开始蔓延到其他地区。

说到“21世纪文明病”，财富成了一个危险的指标。你的薪水多寡、你居住地区的财富状况，以及你所在国家的状况，都会带给你患病的风险。当然，只是成为富有的人并不会让你生病。金钱不一定带来快乐，但可以带给你干净的饮用水、让你免于传染病之苦、有高卡路里的食物吃、接受教育、在办公室里上班、组成一个小家庭、出远门度假，还有其他奢侈享受。我们在前面提出了“疾病发生于何处”的问题，答案不仅告诉了我们地点，更进一步说明了财富与这些慢性病的关联。

有意思的是，财富的增加与健康状况下降之间的关联，在财富金字塔顶端是不成立的。那些住在最富有国家中的最富有的人，似乎有办法使自己免于慢性疾病的侵扰。想想烟草、外卖和方便食品，这些开始只给有钱人享受的东西，到最后都变成了穷人的日常必需品。同时，富人能获得最新的医疗信息、最好的医疗照护，并且拥有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现在，当发展中国家富裕人口的体重日趋增加并饱受过敏之苦时，发达国家则是穷人更可能超重并患有慢性疾病。

接下来的问题是“谁”。是财富与西方的生活方式让人们变得不健康吗？或是某些特定群体受到的影响比其他人更严重？1918年，一场大型流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席卷全球，多达1亿人因此丧命。那么，当时是哪些人受到了感染呢？这个问题的答案若能结合现今的医学知识，可能会大大减少死亡人数。一般因流感死亡的通常都是社会中较脆弱的成员，如幼儿、老年人和病人，但1918年的流感致死病例却是健康的青壮年。这些患者正处于生命黄金期，死亡的主要原因不是流感病毒本身，而是免疫系统为了赶走病毒而发动的“细胞因子风暴”（cytokine storm）[13]。细胞因子是强化免疫反应的化学使者，它会引发比感染本身更危险的反应。越年轻、强壮的病患，他们的免疫系统产生的“风暴”也越严重，使患者更容易死于流感。我们在前文提出的“谁感染了疾病”这个问题能够告诉我们，是什么让流感病毒变得如此危险，并且能够引导医疗护理的方向，让我们不仅要对抗病毒，还要以平息“风暴”为目标。

关于“谁感染了疾病”这个问题，有三个组成要素：这些“21世纪文明病”患者的年龄多大？这些疾病对不同种族的人有不同影响吗？对不同性别的人的影响呢？

让我们从“年龄”开始。说到年龄，人们很容易有一种观念，就是发达、富裕的国家有完善的医疗护理，社会会不可避免地迈向老龄化，而“文明病”只是一个与之相关的结果。你或许会想：“人类现在的寿命这么长，多几种病很正常啊！”我们之中许多人能平安活到七八十岁，当我们从致命病原体的束缚中解脱后，必然也会面临其他致命疾病的挑战吧。但是我们现在面对的很多疾病，不单是因为平均寿命增加、上了年纪所引起的，不像癌症至少可以部分归因于身体老化、细胞在汰旧换新的过程中出现损坏。“21世纪文明病”不完全与老化有关，事实上，大部分“文明病”在儿童或青壮年时期就会发生，在传染病肆虐的时代，这个年龄组是比较少见的。

食物过敏、皮肤过敏、湿疹和哮喘，通常从出生到上幼儿园这段时间就会发病；典型的孤独症在婴儿学步期就会出现征兆，通常在5岁前就能被诊断出来；自身免疫性疾病可能发生于任何年纪，但有很多患者年纪轻轻就发病。举例来说，1型糖尿病虽然也有在成年后患病的情况，但通常都是在儿童及青少年时期发病；另外如多发性硬化症、银屑病（俗称牛皮癣）、炎症性肠病（如克罗恩病及溃疡性结肠炎）大多在20～30岁发病，而红斑狼疮通常在15～45岁发病。肥胖症也是起步很早的疾病，大约7%的美国宝宝在出生时被认为体重超过正常标准；到了学步期，超重的人数增加为10%；进入幼儿期的儿童，大约30%体重过重。年纪大的人也无法幸免于“21世纪文明病”，这些疾病通常在人们年轻时突然发病，身体老化的过程并不是引发疾病的原因。

在西方国家中，容易因“年纪大”而引发的致命疾病——心脏病、中风、糖尿病、高血压及癌症——通常与从青壮年时期就开始失控的体重脱不了关系。我们不能将这些疾病导致的死亡仅归因于更长的寿命，在传统社会，活到八九十岁的人也鲜少有死于这些“老年性”疾病的。“21世纪文明病”并不局限于老龄人口的迅速增加，而是像1918年的流感一样，在我们的黄金年龄打击我们。

接下来说种族。西方世界，如北美洲、欧洲及澳大利亚、新西兰与附近的南太平洋诸岛的人口主要是白色人种，所以他们患病是因为具有遗传易感性吗？事实上，在这些地区，白人患肥胖症、过敏症、自身免疫性疾病或孤独症的概率并非一直都是最高的。例如黑人、西班牙裔及南亚族群肥胖比例比白人更高；在其他地区，患过敏症与哮喘的黑人与白人都很多。自身免疫性疾病没有清晰的模式，有些疾病对黑人的影响较大，如红斑狼疮和硬皮病；其他如1型糖尿病及多发性硬化症则是白人较易受到影响。孤独症没有因为种族不同而表现出明显差异，但黑人儿童通常较晚被诊断出来。

这些看似种族间的差异，有可能主要来自财富或居住地点等其他因素，而不是基因吗？一项统计研究显示，哮喘发生在美国黑人儿童身上的概率高于其他种族，但并不是因为种族，而很有可能是因为大部分黑人家庭住得比较接近市中心，那里的儿童哮喘患病率本来就比较高。相比之下，在不太发达的非洲国家长大的黑人儿童，哮喘患病率要低很多。

我们可以用一个更聪明、更有效率的方式来厘清种族及环境对“21世纪文明病”的影响-检视移民的健康状况。在20世纪90年代，内战使得大批索马里人移居欧洲及北美洲。虽然逃离了动荡不安的国家，但这些人很快又面临一个新的挑战：原先在索马里，孤独症的患病率非常低，然而在海外出生的“移民二代”的孤独症患病率迅速增加到跟当地居民一样高。在加拿大多伦多的大型索马里社区中，大量移民家庭受到影响，孤独症也被称为“西方病”。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瑞典，在这里，索马里移民的孩子患孤独症的人数是瑞典儿童的3～4倍。如此看来，居住地点的影响似乎比种族更大一些。

最后，我们来看看性别的影响。男性和女性的患病概率相同吗？曾经见识过“男性流感”（man flu）[14]发作的人，对于“女人有更强大的免疫系统”这项说法通常不会感到太惊讶。但不幸的是，在与免疫系统相关的慢性疾病中，女性的免疫优势反而成了不利条件。当男人似乎屈服于小感冒时，女人却在和只有她们的免疫系统能看见的恶魔战斗。

自身免疫性疾病在两性之间所呈现的差异最大。男孩儿患过敏症的概率高于女孩儿，但青春期之后，过敏症则对女性的影响多于男性。肠道疾病也对女性的影响多过男性。炎症性肠病的女性患者数略高于男性，但肠易激综合征的女性患者数则是男性的两倍。

令人惊讶的是，肥胖症对女性的影响也多于男性，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然而当我们用身体质量指数之外的数据（例如腰围）统计时，会发现达到危险程度的超重男性和女性数量其实差不多。包括抑郁症、焦虑症及强迫症在内的精神疾病，尽管看似对女性的影响更大，但造成这种性别差异的部分原因很可能是因为男性不愿透露自己有抑郁的倾向。孤独症则是男性患者较多，男孩儿的患病率是女孩儿的5倍。也许对于孤独症来说，就像多发于年轻人的过敏症和多发于幼年的自身免疫性疾病一样，青春期是个分水岭，若没有性激素的影响，女性的发病概率则偏低。

强大的免疫系统可能是使女性较容易患这些“文明病”的原因。对于与免疫系统过度反应相关的疾病，如过敏症及自身免疫性疾病，要让免疫系统产生更大的反应，也需要更强的起始反应。性激素、遗传因素、生活习惯的不同也会产生影响，但是为何对女性影响较大，目前依然没有定论。无论如何，这种向女性倾斜的趋势突显了免疫系统对“文明病”发展的潜在影响力。“21世纪文明病”并非因为平均寿命延长，亦非因为基因遗传，容易患病的是年轻人、优势群体和拥有坚强免疫系统的人，尤其是女性。

终于，我们来到了流行病学之谜的最后一个问题：这些疾病是何时开始出现的？这可以说是最重要的问题。我一直称现代慢性疾病为“21世纪”的疾病，然而它的根源并不在这个世纪，而是上个世纪。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伟大革新与发现的一页，在这100年间，严重的传染病几乎被消灭，但随之而来的是从罕见变得普及的一系列现代疾病。导致这种变化的许多原因都发生在20世纪，亦可说是一连串的改变造成了疾病的增加。而精准地找出病例暴增的时间点，能为我们寻找疾病源头提供重要线索。

你或许已经对这个时间点有些感受了。大约20世纪中期，美国1型糖尿病病例突然暴增；丹麦及瑞士的征兵数据分析显示暴增时间是在50年代早期；荷兰是在50年代晚期；城市化程度较低的意大利撒丁区则是在60年代。哮喘及湿疹于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开始盛行，克罗恩病及多发性硬化症病例则从50年代开始攀升。在20世纪60年代，肥胖症才第一次被大规模记录，使得这个流行病的开始时间点较难确认，但一些专家指出，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尾声可能是一个转折点。到了20世纪80年代，肥胖症病例暴增，但实际的增长时间点肯定发生在这之前。同样地，直到20世纪90年代晚期，才开始有人记录每年被确诊患有孤独症的儿童人数，但是这个病在40年代中期就被发现了。

变化发生于20世纪中期，或许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仍会持续。这些改变散布到全世界，并且会在以后几十年间波及更多国家。要找到“21世纪文明病”的根源，我们必须将焦点集中于一个特别的10年：20世纪40年代。

通过对事件、对象、地点、时间的分析，我们能够得出四点结论。第一，“21世纪文明病”通常由肠道开始，并且与免疫系统有关。第二，这些疾病通常发生在年轻人身上，通常是儿童、青少年及青壮年，并且很多疾病女性患者多于男性。第三，这些疾病多出现在西方世界，然而如今在逐渐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也越来越流行。第四，这些疾病的兴起始于20世纪40年代的西方，并且发展中国家也随后跟上。

让我们回到一开始的大问题：为什么这些“21世纪文明病”会接二连三地发生？为什么现代化的富裕生活反而让我们习惯了这些疾病？

从个体及社会的角度来看，我们的生活从朴素变得放纵，从落后变得先进，从奢侈品匮乏到被奢侈品包围，从物尽其用到不停地更新换代；人们从劳力工作变成习惯于久坐，从贫瘠的医疗护理到完善的医疗服务；制药工业从萌芽到兴盛；地区性扩展到全球化；人们对许多事情的态度也从保守变得开放。

要想解开谜团，在这些改变之中有100万亿个微小线索等待我们去研究、去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