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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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〇三年十二月八日早上，古建国得到线报称毒贩“长顺”在南安市汽车运输公司附近出现，便带徒弟陈梦龙和陈梦龙同班民警胡一楠去了现场。
“长顺”出现的汽车运输公司位于南安市山城区的桥北地区。之所以叫“桥北”，是因为南罗河穿境而过流经南山水库，在距离水库三公里远的地方建有一座南湾大桥，大桥以南属于武平市常平区，以北属于南安市山城区。
新中国成立后，桥北地区由于交通便利，一直是南安市工业基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那里最为热闹，南安的五家棉纺厂、两家机床厂、三家化工厂和一家钢铁厂都坐落在那里。工厂建立了大量家属区，一度让桥北地区成为南安市最繁华的地带。
但八十年代后期，随着全国范围内不断掀起国企改革的浪潮，过去倚靠政策过活的南安企业相继迎来了破产改制。棉纺厂和化工厂全部倒闭，机床一厂破产，二厂搬迁，钢铁厂被兼并，主要生产区迁往沿海某市。企业破产改制后留下了大量的原生活区，失业工人们丢掉铁饭碗后只能另谋生路，摆摊、出夜市、拉零活，桥北逐渐变得纷乱复杂。
到九十年代的最后几年，曾经繁华一时的桥北地区彻底沦为南安有名的“棚户区”。缺少收入来源的居民把原国企分配的家属区住宅改为出租房牟利，平均租金价格只有南安市区的一半左右，因而吸引了大量外来务工人员租住。人员的复杂势必造成治安的混乱，加上一些违法人员通过南湾大桥往来于南安和武平之间，导致一些案件的归属权出现了问题。久而久之，桥北地区成了南安的治安隐患地带。
运输公司所在位置恰好是那一时期桥北治安最为混乱的区域。当时运输公司也面临改制，除了办公区仍留有几间办公室处理改制事务外，其他都租了出去。有家物流企业看中运输公司的停车场，要改建成物流仓库，但建筑施工进行了一半又听说改制政策有变，不得已停止施工等待消息，只留下满眼的断壁残垣。
古建国、陈梦龙和胡一楠赶到运输公司后通知了保卫处处长谢金。因为这次事发汽车运输公司地界，他作为保卫处处长有义务配合警方工作。
2
关于抓捕行动的细节，古川在南安市局的官方报告中看到过详细记录。进场后四人开始搜索，很快在汽车运输公司停车场西南角发现两名蒙面戴帽子的可疑男子。古建国等人上前打算核实两人身份，但两人见状马上开始分头逃窜，于是古建国下令抓捕。
古建国带谢金扑向高个儿男子，而陈梦龙和胡一楠追捕矮个儿男子。根据事后陈梦龙提交的证据材料，古建国与谢金追捕的高个儿男子奔向在建中的一栋物流仓库，矮个儿男子则钻入仓库旁的一条小巷。陈梦龙在追捕矮个儿男子的过程中听到古建国方向突然有枪声响起，同时矮个儿男子也转身向他拔枪，胡一楠抢先开枪将矮个儿男子击倒。之后胡一楠留下看管矮个儿男子，陈梦龙赶往物流仓库支援古建国。到达现场前，他又听到三声枪响，均为警用六四式手枪击发的声音。
进入大仓库后，陈梦龙先在一楼货物楼梯口处发现中枪倒地的古建国。此时古建国头部和腹部中弹，已陷入昏迷，配枪和谢金都不知去向。陈梦龙寻找谢金时听到仓库二楼传来几声枪响和谢金的叫喊声，立刻上楼，爬上二楼后右手边有人影闪过。他喊谢金名字，谢金回应，但立刻有人朝他开枪。陈梦龙急忙躲闪，同时判断枪声来源。
因为二楼光线很暗，陈梦龙只能推测开枪者位置大概在右手方向。他再次呼喊谢金，这次谢金回应并提醒他“注意安全”。陈梦龙循声寻找谢金，但他刚离开自己隐蔽的位置便遭遇第二颗子弹攻击。陈梦龙冲火光位置开枪还击，不料因光线问题，陈梦龙的子弹击中蜷缩躲藏在墙边的谢金，而高个儿男子则不知去向。
事后，矮个儿男子和古建国被送往医院抢救，两人皆因伤势过重死亡。谢金经医院抢救脱离危险，但右腿中的弹头无法取出，造成其终身残疾。之后警方又根据谢金陈述找到了三人交火的位置，在墙板和地面上提取到了弹头和弹壳。
弹头和弹壳分属两把六四式手枪发射。正如谢金所说，五颗子弹属于古建国的配枪，而另外三颗子弹，技术人员检验后将数据与公安局装财部门的原始档案对比核实，确定出自早已失踪的民警刘三青的配枪。
3
据谢金陈述，当时他与古建国追入仓库后古建国曾鸣枪示警，但男子开枪拒捕。因为谢金手中只有一根电警棍，所以古建国出于安全考虑让他负责守住门口，等待增援，不要追进去。大概五分钟后谢金听到三声枪响，担心古建国有危险，因此手里虽然没枪，但还是追了进去。
凭着对仓库的熟悉，谢金判断枪声传来的位置应该在一楼至二楼的货物楼梯口附近。他的确在该处发现了状况，但当时古建国已经倒地，而另一个人影正站在货物楼梯一楼至二楼的拐角处，看见谢金后转身继续向“之”字形楼梯的上端逃跑。谢金在地上发现古建国的配枪，遂捡起枪追了上去，爬到二楼后看到男子奔向右侧的办公楼梯间。
谢金判断男子的意图可能是通过办公楼梯爬上三楼，因为三楼东头有一处建筑施工留下的攀爬架可以直通楼外。谢金随即追向办公楼梯间，但发现楼梯间大门已锁，男子不可能从此处爬上三楼，于是掉头往回搜索，不料在某个墙角处与人撞个满怀。
两人爬起后相互射击并躲闪，但均未击中对方。此后双方僵持，谢金躲在拐角处，由于所持古建国配枪内五发子弹已打空，他既不敢继续追逐，又不敢贸然离开。
高个儿男子可能搞不清谢金这边的情况，也没有主动攻击他。双方就这样一直僵持，直到陈梦龙到来。之后所述情况与陈梦龙的讲述一致。
警方在现场勘察中发现二楼至三楼的办公楼梯间被反锁，判断这可能是高个儿男子折返并与谢金撞个满怀的原因。之后警方在仓库二楼进行了反复勘察，由于大楼本就在施工过程中，当时的技术条件无法找出高个儿男子最终的逃跑路线，只能推测他从二楼的某个窗口跳窗逃离。
参照枪支技术数据，枪杀古建国的是刘三青。据谢金称，他与刘三青不熟，相互只见过几面，而且高个儿男子包裹严实，自己在奔跑中无法确定对方身份。但根据谢金描述的高个儿男子的身形体貌，警方判断与刘三青极为相似。
刘三青的杀人嫌疑基本确定。至于他究竟是不是毒贩“长顺”，警方却无法判定。因为“长顺”出现在汽车运输公司的情报是由古建国直接获取的，其他人并不知道来源。另外一个可能的知情者，即矮个儿男子已经被民警胡一楠击毙，经身份核查确定系一名外省在逃人员，同样有吸贩毒前科。只是他所持有的枪支并非制式枪支，而是一支锯短枪管的土制猎枪。
抓捕“长顺”的行动失败。古建国英勇牺牲，获得烈士称号。谢金因在案件中冒着生命危险追捕杀害警察的疑犯刘三青，被南安市评为当年度的治安先进个人，同时在赔偿款之外领到了一笔奖金。令人意外的是，谢金把这笔钱捐给了刘三青妻子，让她用来给儿子治病。一句“父亲的过错不能让儿子承担”，让他又一次成为南安市街头巷尾热议的典型人物。
从那之后，刘三青在南安市公安局的档案中，正式从一个失踪警察变为贩毒、拒捕、杀人在逃的重大嫌疑犯。
4
古川的生活大概就是从父亲牺牲那天开始发生改变的。
父亲牺牲前，中学生古川的理想是做一名画家。古川的舅舅是南安师范学院的绘画教师，小时候母亲常带古川去舅舅家做客，古川在那里第一次认识了凡·高、毕加索、达利。他曾幻想自己身背画板在欧洲小镇写生的场景，还幻想自己未来能够就读佛罗伦萨美术学院，与瓦萨里、莫迪利亚尼、弗雷德里克·莱顿等一众大师成为校友。但父亲牺牲后，古川对未来的期许只剩唯一一项，那就是当一名警察。不为别的，只为给父亲报仇。
为此他放下画板，学起了散打、拳击、跆拳道、泰拳，只要能叫上名字来的功夫他都学。古川高中时参加省级散打竞赛，拿到了金牌，学校要他转成体育生保送省体育学院，他拒绝了。他心里明白，自己学这些，只为一件事——报仇。
“刘三青”三个字被古川用刀刻在了心里，这是仇人的名字，他要记一辈子。
之后的日子里，古川和母亲一直很关注父亲的案子。
南安市公安局政治部优抚科逢年过节会派人来古川家慰问，每次古川和母亲都会问起刘三青是否归案。优抚科的工作人员一直安慰母子二人说案件依旧在侦办中，请两人放心，一有消息会马上通知他们。
就这样，古川在等待中度过了自己的中学时代。高考时他曾想报考省警官学院，但被母亲制止。他后来去北京读了大学。在学校，古川醉心于各种公安题材的文学作品和影视剧，还专门通过各种校外活动结识了一些公安大学的在校生。
每年寒暑假，古川回南安的第一件事便是陪母亲去公安局询问父亲案件的进展。说来也是奇怪，二〇〇三年十二月八日后，刘三青也好，“长顺”也罢，竟然如同人间蒸发一般就此失去了踪迹。
在古川的记忆中，父亲的案件最初由南安市公安局专班负责，只要他能叫上名字来的父亲生前同事都在追查刘三青的下落。大概一年后，可能是线索枯竭，公安局的专班解散，案件转移到刑警支队重案队。又过了几年，案件交到了山城分局刑警大队手上。之所以留下这些记忆，是因为不同时期母亲会带他去不同单位打听案情。
直到最后，父亲的案件回到了最初的案发地派出所——新城北路派出所。那天古川和母亲来到新城北路派出所时，母亲的精神恍惚。他依稀记得胖胖的派出所所长一边手忙脚乱地给母亲倒茶，一边义正词严地向母亲承诺，一定会派专人负责侦办古建国的案子。但离开派出所时，母亲充满绝望地告诉他，父亲的案件可能也就这样了。
那年清明，古川照例和母亲一起去烈士陵园祭拜父亲。母亲像往常一样倚靠着父亲的墓碑抽泣，口中却喃喃地念起古诗：
“百年古墓葬英雄，而今和平谁知道？”
5
二〇一〇年是古建国牺牲的第七个年头，那年古川大学毕业。母亲原以为他会考研或是留在北京工作，没想到古川领到毕业证后马上回了南安，并告诉母亲自己参加了南安市公安局当年度的招警考试，已经通过了笔试、面试和体能测试，只待政治审查完毕后便正式入职。
母亲一脸错愕地看着古川。古川认为母亲会像往常抓到自己偷看推理小说那样歇斯底里，甚至会把自己痛打一顿。为此他已经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如果被母亲骂，他不会做任何辩解；如果被母亲打，他也不会逃跑或躲避。只要母亲接受他当警察这一现实，怎么样都好。
但古川没有料到，得知自己先斩后奏的消息后，母亲没有说话，更没有打他，整个屋里陷入了可怕的安静。母亲呆呆地坐在沙发上，眼睛直视一个方向很久没有移动。直到古川心里开始发慌时，母亲才缓缓地抬起头，一字一顿地告诉古川：“去吧，别忘了给你父亲报仇。”
在古川疑惑的眼神下，母亲离开了卧室。古川脑子有些发蒙，不知母亲为何会突然改变主意。作为警察英烈子弟，公安局对古川的政治审查当然没有任何问题，三个月后，古川终于如愿以偿地穿上了警服。
入警伊始，市局领导出于对英烈子弟的关照，新警培训结束后将古川留在了局机关工作，并希望他发挥绘画的才能，做一些公安宣传工作。但这似乎违背了古川的初衷，一年后，在他的极力争取下，局领导终于同意将其调往一线任职。
定岗前，领导询问古川的意向，古川想都没想便说出了“新城北路派出所”的名字。领导有些错愕，却似乎已料到古川的选择。他点了点头，但又跟古川说了一句话：“可以去那里，但不能碰你爸的案子。”古川追问，领导只是淡淡地说了句：“警察调查直系亲属遇害的案子，不符合法律规定。”
短短二十个字，便似乎终结了古川七年的念想。他想当场跟领导争辩，但是忍住了。毕竟无论如何，只要去到新城北路派出所，就离父亲的案子近了一步。
对古川而言，新城北路派出所最熟悉的地方莫过于派出所旁的那家胖嫂面馆，他记忆中有关父亲的最后影像也定格在那个面摊上。古川记得那天父亲刚剪了短发，身穿灰色棉夹克、藏青色警裤和黑色皮鞋，斜背着一个叫不上名字来的单肩公文包。这个场景留下的印象之深，以至于之后的梦境中，古川见到的父亲永远是这副打扮。
有时古川会想，如果父亲还活着的话现在会是什么样子。有时他甚至觉得，如果那天父亲不是头部中弹，哪怕送到医院时还尚存一丝气息，他就能够见父亲最后一面，听父亲说最后一句话，哪怕被父亲瞪一眼、骂一顿也好。为此他更恨刘三青——第一枪已经打在了父亲的腹部要害，为什么还要补第二枪？就是那第二枪让古川彻底失去了见父亲最后一面的机会。但后来他又听母亲说，幸亏刘三青第二枪打在了父亲头部，因为第一枪已经击碎了肝脏，如果不是第二枪让父亲瞬间失去知觉的话，第一处枪伤不但无法治愈，而且会带来猛烈且持续的剧痛，他的最后时刻将在痛不欲生中度过。
“同事一场，他也算是给了你爸一个痛快吧……”母亲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