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政府救助的愤慨

公众对2008—2009年的经济危机感到愤怒，就是一个恰当的案例。近些年来，股票和房地产价格节节攀升，当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后，秋后算账的时刻也来临了。华尔街各大银行和金融机构通过由抵押贷款支撑的综合投资赚了几十亿美元，而此时这些抵押贷款的价值急速下跌。曾经不可一世的华尔街的公司跌到了崩溃的边缘。股票市场崩盘之后，受到毁灭性打击的不仅仅是那些大的投资者，也有普通的美国百姓，他们退休账户中的钱大大缩水。2008年，美国家庭损失的财富总额达到110 000亿美元，相当于德国、日本和英国年产值的总和。

2008年10月，乔治·W. 布什总统请求国会用7 000亿美元金融救助计划基金作为政府救助措施，来拯救国内大型银行和金融公司。华尔街在形势大好的时候获取了丰厚利润，在形势不好的时候，就让纳税人来为其买单，这似乎很不公平。但好像没有别的办法。这些银行和金融公司已经发展成庞然大物，与经济的各个方面纠缠在一起，以至于它们的崩溃会拖垮整个金融系统。它们“太大了，因而不能倒闭”。

没有人认为这些银行和投资机构应得这些钱——是它们草率的赌注（不完备的政府法规使之成为可能）导致了这场危机。然而，这里的情形是：经济总体的福利似乎要超过对公平的考量。国会很不情愿地下拨了救助款项。

接下来就出现了奖金事件。在救助款项开始流通后不久，新闻报道披露，有些领取了公众救济金的公司将数百万美元作为奖金发放给它们的高层管理人员。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例子涉及美国国际集团（AIG），这是一家保险业巨头，它被旗下金融产品的高风险投资拖垮。尽管它因为政府注入了大量资金才得以获救（总数高达1 730亿美元），它却将1.65亿美元作为奖金支付给那些部门经理，73名员工获得了超过100万美元的奖金，而正是这些部门使得经济危机陡然加重。

有关奖金的新闻点燃了公众抗议的怒火。这一次的愤怒并不是由于10美元一袋的冰块，也不是由于价格过高的汽车旅馆房间，而是由于用纳税人的钱大手大脚地奖励那些应该为全球金融危机负责的机构的成员。这一定有些不对头。尽管美国政府拥有该公司80%的股份，但是财政部部长在请求由政府任命的美国国际集团首席执行官取消奖金的发放时，却无功而返。该首席执行官回答道：“如果员工们认为他们的补贴受控于美国财政部持续的、任意的管制，那么我们就不能吸引和留住最好的、最聪明的人才。”他认为，为了纳税人的利益——毕竟纳税人拥有大半个公司——他们需要高水平的员工来摆脱这些不良资产的负担。

公众盛怒。《纽约邮报》以头版头条表达了多数人的心声：“贪婪的浑蛋们，不要如此心急。”美国众议院试图通过一项法律，向那些获得政府救助款项的公司发放给员工的奖金加征90%的税，以收回这笔钱。在纽约总检察长安德鲁·科莫施加的压力之下，美国国际集团奖金获得者前20名中的15人同意返还奖金，总计收回约5 000万美元。这一行为稍稍缓解了公众的愤怒，参议院对惩罚性征税方式的支持力度也逐渐减弱。然而，整件事却使得公众不再愿意支付更多的钱来收拾金融业的烂摊子。

人们对奖金事件感到愤怒的核心是一种不正义感。即使在奖金事件爆发之前，公众对政府救助的支持也是犹豫不决且矛盾的。经济的崩溃将会殃及每一个人，因此有必要阻止它的发生。同时，美国人认为，给那些失败的银行和投资公司注入大量的资金，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公平的。在这两者之间，美国人民难以抉择。为了避免经济大灾难，国会和公众都做出了让步。然而，从道德层面看，这始终像是一种勒索。

在对政府救助感到愤怒的背后，是一种有关道德应得的观念：那些获得奖金的高层管理者（以及那些获得经济援助的公司）不配得到这些。然而，为什么他们不配呢？这里的原因可能并不是那么显而易见的。让我们来考虑两种可能的回答：一种与贪婪有关，另一种则与失败有关。

公众愤怒的根源之一在于那些奖金似乎是在奖励贪婪，正如报纸头条不留情面地指出的那样。公众认为这在道德上是不可接受的。不仅仅是这些奖金，整个政府救助似乎都是在不合情理地奖励贪婪的行为，而不是惩罚。为了追求更大利益，那些金融衍生产品的交易者进行鲁莽轻率的投资，使他们的公司和整个国家都陷入岌岌可危的经济困境。在经济状况好的时候，他们将利益收入囊中，甚至在自己的投资破产之后，仍然不觉得获得数百万美元的奖金有不妥之处。

对贪婪的批判不仅体现于新闻报纸头条，同时也（以更得体的方式）体现于国家官员的言论之中。参议员夏洛德·布朗（一名俄亥俄州的民主党人）认为美国国际集团的行为意味着贪婪、狂妄自大，甚至更加恶劣的品性。奥巴马总统认为：“由于鲁莽和贪婪，美国国际集团使自身陷入经济困境。”

这种关于贪婪的批判的问题在于，它没有把这次经济崩溃后从救助款项中拿到的奖励，与在经济繁荣时期从市场获得的奖励区分开来。贪婪是一种恶，是一种不好的心态，是一种对利益的过分且专注的欲求。因此，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人们不愿意奖励贪婪。然而，我们是否有理由认为，这次政府救助奖金的这些领受者比多年前更加贪婪——而在多年前，他们非常成功并获得了更高的奖金？

华尔街的那些交易员、银行家及对冲基金的管理者，都是一帮要价不菲的家伙。对经济收益的追求是他们维持生计的方式。无论他们的职业是否在腐蚀他们的品性，他们的德性都不会随着股市涨跌而上下起伏。因此，如果说用巨额的援助资金来奖励贪婪是一种错，难道市场对其慷慨回馈就没有错吗？2008年，华尔街的各大公司（有些是纳税人资助的人寿保险公司）发放了160亿美元的奖金，这引起了公众的愤怒。然而这一数字却不到2006年（340亿美元）和2007年（330亿美元）所发放奖金的一半。如果我们现在说，他们不应该得到这些钱的原因是我们不应该奖励贪婪，我们又怎么能够说在前几年他们应得那些钱呢？

一个明显的区别在于，政府救助的奖金来自纳税人，而经济强健时期的奖金来自公司的盈利。如果公众愤怒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奖金并不应发放，那么奖金的出处就不应该影响这一判断。然而，它却提供了一条线索：这些奖金之所以来自纳税人，是因为那些公司失败了。这将我们引入了此次民怨的核心：美国公众反对发放奖金和政府救助金的真正原因并不在于那些公司奖励贪婪，而在于它们奖励失败。

美国人对失败的态度比对贪婪更加苛刻。在市场占主导的社会，人们期望那些雄心勃勃的人积极地追求他们的利益，而且自我利益和贪婪之间的界限经常比较模糊。然而，成功与失败之间的界限却被人们鲜明地铭记于心。“人们应该得到成功赐予的奖励”这一信念，是“美国梦”的核心。

尽管奥巴马总统顺便提及了贪婪，但他明白，奖励失败是反对之声和愤怒的更深层原因。在宣布让接受救助款项的公司限制发放高层经理的工资时，奥巴马认识到了人们对政府救助感到愤怒的真正原因：

这就是美国。我们不轻视财富，我们也不因为任何人取得成功而抱怨，并且我们毫无疑问地相信：成功应当得到奖赏。然而，让人们感到沮丧，并且应当感到沮丧的是，那些高级管理者却因失败而得到奖励，尤其是奖金来自美国纳税人的钱。

有关政府救助伦理的一个最不寻常的论述来自参议员查尔斯·格拉斯利，他是艾奥瓦州的一名共和党人，来自美国中部的财政保守派。在人们为奖金事件而极为愤慨的时候，格拉斯利在接受艾奥瓦州广播电台采访时说，最让他感到恼怒的是，这些公司的高级管理者拒绝为自己的失败接受任何谴责。“如果他们能像日本人那样来到美国人民的面前深深鞠个躬，说声‘对不起’，然后要么辞职，要么自杀，那么我对他们的感觉会好很多。”

格拉斯利后来解释道，他并不是在号召那些管理者自杀，不过他确实希望他们能够为自己的失败承担责任、表示悔恨及向公众道歉。“我从来没有从那些高级管理者口中听到这些，这使得我那个辖区范围内的纳税人很难再往外扔钱。”

格拉斯利的评论支持了我的直觉：人们之所以对政府救助感到愤怒，并不主要是由于其奖励了贪婪。最冒犯美国人正义感的是，他们上缴的税款竟然被用来奖励失败。

如果这一点是正确的，我们仍然要追问，这种关于政府救助的观点是否正当。大银行和投资公司的那些首席执行官和高层管理人员是否真的要因为这场金融危机而受到谴责？许多管理者并不这样认为。在调查此次金融危机的国会委员会面前做证时，他们坚称自己竭尽所能地利用了他们所掌握的信息。于2008年破产的一家华尔街投资公司——贝尔斯登（Bear Stearns）的前首席执行官说，他思考良久，想看看自己是否可以做出不同的事情。他总结说他已经做了所有他能做的事情：“我实在想不出任何办法……能改变我们面临的现状。”

其他失败的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对此表示同意，并坚称他们是一场无法掌控的“金融海啸”的受害者。类似的心态蔓延至年轻的交易员，他们无法理解公众为什么对他们领受奖金感到愤怒。一名华尔街交易员告诉《名利场》杂志的记者：“人们对我们没有任何同情，可是我们并非不努力。”

“海啸”这一比喻成为政府救助的日常用语，尤其是在金融圈内。如果这些经理是对的，即可以将他们公司的失败归咎于更大的经济力量，而并非他们自己的决定，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他们并没有表达参议员格拉斯利所期望听到的悔恨之情。然而，这同样引发了一个意义深远的有关失败、成功与正义的问题。

如果强大的、系统性的经济力量能够解释2008—2009年的灾难性损失，那么难道我们不能说，它们同样能够解释前些年那些令人眩晕的收入吗？如果我们因为年成不好而责备天气，那么那些有天赋、有智慧并努力工作的银行家、交易员及华尔街的高级经理，又怎么能够由于在艳阳高照时所获得的那些惊人回报而受禄呢？

在面对公众为给失败发放奖金而产生的愤怒时，那些首席执行官辩称，经济收益并不完全是他们自身行为的结果，而是他们不可掌控的力量的产物。他们可能是有一定道理的。然而，如果这是真的，我们就有很好的理由来质疑他们在经济良好时期对超额报酬的索求。冷战的结束、全球化的贸易、资本主义的市场、个人电脑和网络的兴起以及诸多其他因素，都肯定有助于解释20世纪90年代及21世纪初金融业的成功。

2007年，美国各大企业的首席执行官获得了高于普通工人343倍的工资。那么，这些首席执行官凭什么应该得到比他们的员工高这么多倍的工资呢？诚然，他们大多数都努力工作，并将自己的才能运用到了工作当中。然而，让我们来考虑这一点：1980年，首席执行官的工资仅仅是工人的42倍。难道1980年的那些首席执行官没有2007年的这些有才华，也没有他们工作努力？抑或是这些工资的差距所反映的偶然情况与天赋和技能无关？

再让我们来比较一下美国与其他国家的首席执行官的工资水平。美国顶尖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每年的平均工资为1 330万美元（根据2004—2006年的数据），与之相对的是，欧洲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年均工资是660万美元，而日本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的年均工资为150万美元。美国的首席执行官就应得2倍于欧洲同行、9倍于日本同行的工资吗？抑或是这些差距所反映的因素同样与首席执行官付诸工作的努力和才能无关呢？

2009年年初，公众对政府救助的愤怒笼罩着美国，这表达了一种被广泛认可的观点：那些通过冒险性投资而摧毁自己公司的人，不应当得到百万美元的奖励。然而，关于奖金的争论却引发了另一些问题：当经济发展良好时，谁应当得到什么？那些成功人士应得市场所赋予他们的丰厚收入吗？这些丰厚收入是否取决于那些他们无法掌控的因素呢？在经济良好时期和经济低迷时期，公民之间的相互责任又意味着什么呢？经济危机是否会促进公众去讨论这些更为广泛的问题，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