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家庭问题

卡伦·丹尼尔逊于1885年9月15日出生在德国汉堡的一个郊区。她的父亲名叫贝恩特·亨里克·瓦克尔斯·丹尼尔逊（Berndt Henrick Wackels Danielsen），人称瓦克尔斯，是一位挪威裔的船长；她的母亲名叫克洛蒂尔（Clothilde），人称桑妮（Sonni），有荷兰和德国的血统。这是瓦克尔斯的第二段婚姻，他的第一任妻子去世后，留下四个快成年的孩子。他是钟表匠的儿子，而桑妮的父亲雅各布·约瑟夫·范·朗泽伦（Jacob Joseph van Ronzelen）是监督不来梅港建设的建筑师，这意味着这对夫妻之间不仅年龄相差悬殊，而且门第也大为不同。

丹尼尔逊夫妇之间的关系很紧张。卡伦有个比她大四岁的哥哥贝恩特，他们与桑妮同一阵线，反对瓦克尔斯，瓦克尔斯第一段婚姻的孩子则煽动他与他的第二任妻子对立。卡伦对这些紧张关系的反应最明显地表现在她对母亲的关心和对父亲的敌意上。有一年圣诞节，父母发生争吵后，卡伦感叹道：“母亲生病了，很不开心。唉，如果我能够帮助这个‘全世界我最爱的人’就好了。”她希望桑妮能“好起来”，这样“以后她就能与卡伦和贝恩特过上好日子了”。显然，桑妮对婚姻压力的反应是生病；卡伦担忧母亲的性命，因为她在母亲身上寄托了爱和安全感。她对母亲的关心就像副歌一样在她的前两本日记中不断重复。她描述自己“经常感到悲伤和沮丧。因为家里的情况很糟糕，妈妈——我的全部——病得很重，很不开心。噢，我多么希望能帮助她，让她高兴起来”。

卡伦讲述了桑妮去占卜的故事，这个故事中有一幅关于母女俩的画面很有说服力。日记上写道，占卜者说，桑妮有一个15岁的女儿，她“唯一的爱好是书本和学习”，她预言这个女孩将“在这个世界上……占据一个备受尊重的特殊位置……属于一个非常好的圈子”。这个预言反映了桑妮希望她的女儿能取得不同寻常的学术成就，并担任与她的范·朗泽伦血脉相称的职务。桑妮似乎担心卡伦会因为女人的普通欲望而偏离自己的命运。占卜者还预见，卡伦在17岁到18岁之间会因婚姻问题有“一番争斗”，但她向桑妮保证，学术目标终会实现。卡伦对占卜者的预测感到兴奋，这表明此时她和母亲对她的未来有着相似的期许。

占卜者也说了桑妮想听到的关于自己的话。占卜者确认了桑妮向她女儿传达的殉道感，“在过去的7到10年里，你经历了很多困难，多到你可以写一本书了”，她还预测桑妮的“脾气暴躁、唠唠叨叨”的丈夫将在“未来三年半内”死去。在拒绝了一次求婚和“一个很好的工作机会”后，桑妮的大部分时间都会和女儿一起生活。

卡伦崇拜自己的母亲，以温柔、关怀和焦虑的态度围着她转，但卡伦蔑视她的父亲，认为他是一个虚伪的人，只会对别人提出要求，自己却什么也做不到。他的行为无法证明他崇高的宗教信仰。她希望有一个可以让她“爱戴和尊敬”的父亲，正如“摩西十诫”里“孝敬父母”一条所规定的那样，但她无法尊重“那个人，他的极端虚伪、自私、粗鲁和缺乏教养使我们大家都不快乐”。卡伦对她父亲的主要指控是他给母亲造成的不幸，很明显，她是站在她母亲的立场反对她父亲的。有一天，当父亲抱怨桑妮时，卡伦倾吐了“一通她的抱怨”，她告诉他，他不在时，他们都“不可言喻的幸福”：“母亲是我们最大的幸福，是我们的全部。”

卡伦瞧不起她的父亲，所以对他试图强加给全家的宗教信仰感到反感。她抱怨他的“改变信仰的说教”和他每天早上“没完没了的、相当愚蠢的祈祷”。雷娜特写道，她的母亲想给孩子“所有的精神自由，她小时候在挥舞《圣经》的父亲的阴影下，错失了这种自由，在父亲的手中，《圣经》真的成了致命武器，不仅因为其中的文字，还因为那沉甸甸的重量”。孩子们常在瓦克尔斯的背后叫他“挥舞《圣经》的人”。虽然15岁的卡伦似乎并不害怕她的父亲，但她在更小的时候可能感受到了威胁。她后来告诉她在柏林的同事、芝加哥精神分析研究所的创始人兼所长弗朗兹·亚历山大，她经常回忆起“（她）父亲用两只蓝眼睛凶狠地盯着她”。

如果说卡伦是桑妮的盟友，那么桑妮也是卡伦的盟友。如果没有桑妮的支持，卡伦成为职业女性的愿望是绝对无法实现的。卡伦13岁时想要学医，但汉堡市没有女子大学预科，桑妮立即致信汉诺威市，索要那里的大学预科招生简章。1900年12月，卡伦15岁，她抱怨说她那“了不起的父亲”禁止她的“任何此类计划，彻底地禁止”。然而，在写下这篇日记后的几周后，汉堡市宣布成立女子大学预科，桑妮、卡伦和贝恩特发起了一场成功的运动，赢得了瓦克尔斯的同意。卡伦对她父亲的勉强感到很痛苦。“他为我那既蠢又坏的继兄伊诺克拿出了几千块，但为我花的每一个硬币都要在手指上转十圈。”与母亲不同，卡伦的父亲没想着让卡伦在社会上获得特殊地位；相反，他希望她待在家里，接手女佣的工作，“他几乎让我到了诅咒自己好天赋的地步”。

日记中有关父亲的记录大部分都是写于1900年至1901年，当时卡伦15岁，她父亲在那段时间里在家逗留较久。此后，他几乎从她的日记中消失了。他和桑妮在1904年分居，从这时起，他似乎彻底从女儿的生活中消失了。没有迹象表明卡伦曾经探望过父亲，或者有过这样的念头。卡伦对父亲的敌意在父母分居后变成了居高临下的宽容：她写道，他不过是“一个大孩子，他的整个思想世界都围绕着《圣经》，充斥着强烈的、非常天真的信仰”。他似乎让她对《圣经》产生了终生的厌恶：“我非常了解《圣经》，因为我的父亲曾是一个严格的基督徒（或许现在也是），但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它完全无法引起我的共鸣。”卡伦的父亲于1910年5月去世，我们没有关于卡伦对此事的反应的任何直接信息，因为她的日记曾经中断过一段时间，再次提起笔时，她也没有提过这件事。卡伦的母亲于1911年2月去世后，日记中则添了不少悲痛的篇章。

在这些日记中，卡伦对桑妮的意识情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在她十几岁的时候，她很崇拜她的母亲，而在1911年1月5日的记录中，当时她已经怀孕6个月，她声称“十分讨厌桑妮”，她想知道她是否有一种无意识的“抗拒，抗拒发现自己处于一种与她相似的情况：成为像她一样的母亲”。在她的下一篇日记中，她指出桑妮是她反复感到疲劳的原因之一。桑妮是如此“让人讨厌，因为她的歇斯底里，让卡伦巴不得她不在身边”。

这个时候，桑妮成了卡伦批评的对象，她让卡伦感到压抑。1月20日，卡伦写道，她觉得“昨天早上过得很好，很有活力”，但在桑妮来访后，她开始感到疲惫：“今天很糟糕，我无法工作。此前的沉重感和疲惫感再次席卷而来。”桑妮觉得自己才是受害者。两人都为自己的痛苦指责对方。卡伦对桑妮这个年老的、沮丧的女人有一些同情，她“病态地要求她最亲近的人对她表达爱意，永不知足”，但桑妮对感情的贪得无厌使她“对每个人来说都成了几乎无法忍受的负担”。这一抱怨被记录在桑妮去世前卡伦的最后一篇日记中。

在桑妮去世后的第一篇日记中，卡伦感到非常懊悔，因为“如此糟糕、如此糟糕地失败了”，“没能用尽全力把幸福”带给桑妮。她把自己当时的昏昏欲睡解释为希望“像桑妮一样死去”。在丈夫奥斯卡的帮助下，她分析了自己“对一切的厌恶”是由于她曾无意识地希望母亲死去，她为自己的念头感到内疚。现在她想“通过夸张的悲痛来赎罪”。在她写下的关于桑妮的最后一篇文章中，卡伦描述了一个梦，她把这个梦解释为她希望“与桑妮一起死的愿望。因为桑妮是我童年的挚爱。我一方面希望她死，另一方面又非常爱她，我不想让她走，如果她死了，我也想去死”。

是什么让桑妮从卡伦童年的挚爱、她的全部，变成了一个仅仅是其存在就似乎让卡伦难以忍受的人？日记没有解释卡伦最初将她的母亲理想化的原因，但它表明了促使她幻灭的原因。在给奥斯卡的信中，她写道：“母亲和我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让人无法忍受。虽然没发生什么，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但她对待我就像对待空气……这种不公正待遇让我感到非常痛苦，以至于我希望她直接死了或者离开……原因是什么呢？我们被告知，答案是‘疏远’。但她三年前就失去了我的信任和友谊，为什么事情突然间就变成了这样呢？”写下这封信时，卡伦21岁；因此，这一切的导火索一定发生在她18岁时。当时，卡伦和她的第一个热恋对象罗尔夫的关系才刚刚开始，男方却因为是犹太人，受到了桑妮和贝恩特的“冷遇”，“这个男孩被我们家视为不法之徒。由于我和他站在一边，这……使我走向了其他人的对立面，但我与罗尔夫的关系反而越来越密切”。家人对罗尔夫的顽固态度使她感到愤怒和羞愧，为了继续和他交往，她开始过起了秘密生活，一再对母亲撒谎。

虽然卡伦在三年后声称，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引起她的愤怒，但这并非实情。大约一个月前，她收到了罗尔夫的来信，桑妮的反对和卡伦的苦闷都被重新激活了。她发现她母亲的行为“卑鄙无耻”，不得不一直靠想着奥斯卡和罗尔夫分散注意力，“而不是淹没在自我愤怒中”，“我已经很久没有如此真正地愤怒了”。

从母亲最初拒绝罗尔夫到她三年后对罗尔夫的信做出反应的大部分时间里，卡伦对桑妮的愤怒似乎在很大程度上被压抑了。在她与罗尔夫交往期间，她没有写过任何关于母亲的坏话，当桑妮于1906年搬到弗赖堡，并招收卡伦的朋友洛施（路易斯·格罗特）和伊丹（伊达·贝赫曼）作为寄宿生时，卡伦提到母亲时总是充满感情。

卡伦收到罗尔夫的信后出现的怨恨，一定是一直潜藏于表面之下的。证据之一就是卡伦在收到罗尔夫来信的两周前写给奥斯卡的信。在之前的一封信中，她曾批评她“周围的氛围”是“彻头彻尾不道德的”；在回复奥斯卡关于她需要“另一种氛围”的意见时，卡伦举出了她母亲的虚伪和缺乏道德理想主义的例子。她最严厉的批评是桑妮“对我哥哥的卑鄙行为视而不见，而我但凡说一句不友好的话，她就会大发脾气。顺便说一下，我真的不是一个可爱的人”。

让卡伦感到“如此愤怒”的不公正感，部分是源于她觉得桑妮并没有做到一视同仁。卡伦不具有可爱的天性，其实是桑妮的看法，而卡伦似乎已经接受了这一点。我们从卡伦1907年7月1日的信中得知这一点，她在信中描述了她认为桑妮对她的看法：“总的来说，本质是好的，但有很多不切实际的想法，对人冷漠无情，缺乏自制力，不讨人喜欢，有一种夸张的独立意识。”母亲对她和哥哥并非一视同仁，而且认为她不讨人喜欢——我们可以设想一下这种感觉产生的后果，然后就可以理解卡伦的愤怒的深层来源。

卡伦对她哥哥的感情变化与她对母亲的感情变化有相似之处。在罗尔夫出现之前，日记中对贝恩特的几次提及都是正面的。当他帮助她弄懂一个神学问题时，她写道，贝恩特真的是“一个好家伙”。他支持她在学术和戏剧方面的抱负。当他服兵役时，卡伦把他描述为“我们亲爱的小伙子”，她“非常想念他”。可是，贝恩特反对她与罗尔夫的关系，这种偏见让她感到厌恶，她开始把他与她高尚的导师作比较。贝恩特是一个“冷酷的怀疑论者和愤世嫉俗者”，而罗尔夫是一个具有“严格道德观念”的理想主义者。卡伦觉得贝恩特的“功利主义道德观”在罗尔夫提供“有效的抵消”之前就已经“开始感染”她了。

卡伦对贝恩特的愤怒直到事件发生三年后才在日记中表达出来。在她收到罗尔夫来信的一个月之前，她承认了她对哥哥的“报复行为”。贝恩特希望她给他的女朋友写信，“这样她就可以放心地在圣灵降临节和他一起旅行了”；但是，尽管卡伦在道义上不反对，她还是拒绝了他的请求，因为在她与罗尔夫谈恋爱的时候，贝恩特曾恶意地“破坏过他们的约会”。

卡伦对贝恩特的愤怒，就像她对桑妮的愤怒一样，有着比罗尔夫事件更深的根源：“他对我总是不公平……而现在，所有宿怨都苏醒了，它缓慢但明确地储存起来，我的态度气得他快发疯了，是的，我却从中得到了乐趣。”除了罗尔夫事件，《青春期日记》并没有提供卡伦所抱怨的不公平待遇的具体信息，但后来的作品会对此有所说明。无论原因是什么，卡伦的心中都堆积着一股强烈的“怨恨”，这股怨恨一直被压抑着，贝恩特的要求让它暴露出来。和桑妮的情况一样，卡伦觉得她过去被欺骗了，贝恩特“总是那么不公平”，而她却“足够愚蠢”地予以配合，但现在她看到了真相。和桑妮的情况一样，《青春期日记》揭示了导致卡伦幻灭的原因，而没有解释她此前将贝恩特理想化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