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现代人的节奏

韵律是运动中的声音。它与脉搏、心跳、呼吸方式有关。它抑扬顿挫。它带我们走进自我，它带我们走出自我。

——爱德华·赫希（Edward Hirsch）

让我们先聊聊节奏。对于音乐家来说，节奏就是一首音乐的速度和韵律。对我们所有人来说，节奏是我们生活的速度和韵律。快节奏在现代世界中通常具有积极的内涵，快速完成工作当然没有错。

我不想去看医生时还要在预约时间过后再等待一个小时，我不想在回家路上还遇到交通堵塞。非自愿地放慢速度令人气愤。我们都喜欢可以缩短琐事所耗时间的工具。一款无须动手的自动洗碗机，给我来一个。一款App可以让我在机场登记入住酒店？这个必须有。

但是那些我们喜欢做的事情的节奏呢？比如自愿地放慢速度？在想更快地完成工作时，我们也会缩短做一些趣事的时间，例如远足或完成填字游戏。是否每次都要走得更快、更快抵达、提高速度、减少用时？时不时地放慢速度是否有些固有的好处？

这些是我去年开始自省的问题，当时我正在与八个月内第二次犯的支气管炎做斗争。我的医生说：“休息一下，坐下来看本书或者看场电影，先不要去上班。”

我没有听从她的建议。我是一个每日广播节目的主持人，周一到周五都要直播。我几乎每周都有需要出差的演讲活动。我的典型时间表：早上4:30起床，主持我的广播节目到上午10:00，去机场，飞往我要演讲的某个城市，睡觉；第二天早上起床并发表主题演讲，坐飞机回家，睡觉；第三天早上4:30起床，主持广播节目。

一直以来，我都在做播客采访，将其用作我书中的素材，为各种出版物写文章，偶尔出现在英国广播公司（BBC）谈论美国的新闻中。我很少看到我的儿子，当我看到时又很暴躁。我在空闲时间想做的就是瘫到沙发的角落里看情景喜剧。

我开始怀疑我是不是走得太快了，以至于我没有时间理性地分辨哪些是我想做的事情，哪些在做的事情单纯是因为它们出现在我的日历上。我意识到我处于自动模式。我就像《我爱露西》（ I Love Lucy）巧克力工厂那集中的露西一样，只是我不断加速，去追上由生活诸事件组成的传送带。

“您可曾认为我们总试图毕其功于一役？”我问我的一位导师。

“我曾经就是如此。”他回答道，“随后我总会确保日程不会安排得过满以至于让人窒息。”

我向另一位朋友提到了我的担忧，她向我转发了卡尔·奥诺雷（Carl Honoré）关于“慢速运动”的TED演讲。奥诺雷并不是这场运动的发起者——这场运动缘起意大利并已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多年，之后才有他的研究和著作。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无疑是令人信服的。

慢速运动的初衷是抗议快餐。您可能知道罗马的西班牙广场，这是西班牙阶梯底部的开放区域，鹅卵石广场中间是著名的破船喷泉，由彼得·贝尼尼（Pietro Bernini）在17世纪初期创作。

喷泉的设计基于一个传说。在16世纪，据说台伯河泛滥成灾，当水位降低时，广场中央只剩下一艘孤舟。为了纪念那个故事，贝尼尼用石灰华制作了一艘似乎漂浮在水中的船。

诗人约翰·济慈（John Keats）在他去世之前一直住在西班牙广场的一座房子里，这座房子如今作为博物馆向公众开放。广场一侧宏伟的135级楼梯通向山上天主圣三教堂（Trinità dei Monti）。总而言之，它是罗马的一个美丽景点，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并且理应为意大利人民所珍视。

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当麦当劳宣布计划在西班牙广场开一家餐厅时，一些人提出了抗议。值得注意的是，在抗议者中有一个名叫卡洛·佩特里尼（Carlo Petrini）的蓝眼睛瘦男子。

佩特里尼是一位知名的美食评论家，当麦当劳开业时，他向抗议人群分发了通心粉，并成立了一个名为“慢食”的团体。

该团体的宣言称：“我们被速度所奴役，并且都屈服于同一种阴险的病毒：快速生活。”

该团体鼓励人们享受准备和品尝食物的过程，享受与餐桌上的其他人交谈。现在慢食分会已遍布150多个国家。

慢食广为传播并点燃了其他领域，例如农场直达餐桌运动，但关于速度的基本思考已经延展到如时尚、教育和旅游等非美食行业。

这种思考并不是说一切都应该更慢，而是并非一切都需要更快。我每年出差要飞行数万英里，但我不想特意选择乘坐21个小时的火车而不是4个小时飞机，来延长这些商务旅行中的任何一次。

但是如果我要去新奥尔良探望朋友，我可能会无视前往机场、通过安检、在门口等候、乘坐出租车抵达酒店所花费的额外时间，而是选择跳上一辆火车。速度虽慢，但我能够以更好的心情到达目的地（火车出行对我来说比飞机出行的压力要小得多）。

相信我，这不是一个拥有无限空闲时间的人在规劝你亲近自然细嗅蔷薇。我不仅认同尽快行动的冲动，而且我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沉迷于这种冲动。当然，我清楚地意识到，我现在属于为自己打工，不会受制于别人的日程安排，但在我还是全职雇员时就已经有了放慢生活中某些部分的想法。

在对这个想法进行实践之后，我意识到在许多领域都可以放慢速度。我发现如果限制每周的采访次数，我就有时间自己做饭。如果在早八晚五之间远离社交媒体，我就有时间去遛狗。但这些小的改变对我来说还不够。

我辞去全职职位并自己创办公司的最重要原因是希望能够掌控自己的时间。我觉得我的工作让我忙碌，控制着我的生活，支配着我所有的决定，但却没有让我更快乐。

我以为当我成为自己的老板时，轻松的日程安排会自动生成，但事实并非如此。虽然我不必每周在广播电台花费40～50个小时，但我转身就在我的日历中添加了40个小时（或更多）的其他事情和任务来填补这个间隙。我的心路历程是这样的：我不再是全职雇员，所以我可以多做几次演讲或多写几篇文章。结果是，作为自由职业者，我的日程安排比为别人打工时还要多！换句话说，我的老板并不是真正的问题。

我并非这个问题的专家，著书以传道解惑。我每天仍在与它斗争，我写书的初衷是帮助我解决自己的问题。

当我开始阅读有关慢速运动的文章时，我立即明白了放慢速度如何减轻我的压力并支持正念感。写书的素材大部分是在2018年7月收集的，但显然这些信息没有发挥多大作用，因为仅仅几个月后的10月，我分别在亚特兰大、芝加哥、洛杉矶、多伦多、棕榈泉和华盛顿特区进行了6次不同的30～60分钟播客采访和演讲。

我必须要承认一个无法否定的前提：我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经过46年的奋斗，一位月光族的单亲妈妈，在2016年被闪电击中了。我的TEDx演讲在网上走红了，我开始收到几年前我做梦都不敢想的高薪演讲邀约。

2016年以前，我从早忙到晚，生活在持续的压力中，担心账单不能及时支付，或无法顺利应对财务紧急情况。2016年以后，我仍然忙得不可开交，常感筋疲力尽和不知所措，但我收入颇丰。我不必担心支付租金，我不必担心我可能摔断手臂或我的车可能无法发动，这大大提升了我的整体幸福感。

不可否认，钱够了，事情会容易很多。在经年累月的奋斗中，我以为生活富裕了就会幸福，压力就会消失。但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

我的大部分商务旅行都有助理精心策划，有司机接送机，住在我之前很难承担的酒店。2015年的塞莱斯特（作者本人）会看着今天的我说：“你到底有什么可抱怨的？你不必因为坐不起出租车而去挤公交已经很幸运了。别废话了。”但2018年的塞莱斯特不得不在晚餐时间之前编辑四个脚本并进行两次播客采访，她没有感到多荣幸。其实，她很悲惨。

很明显，让生活发生改变绝非易事。我必须一步一个脚印，并不断寻求突破。正如古希腊人所说：医生，先治愈你自己。

2019年1月，我开始了一次环游48个州的火车之旅。从华盛顿特区到新奥尔良，到洛杉矶，再到西雅图。然后继续换乘火车到芝加哥，到波士顿，然后登上最后一班火车回到华盛顿特区。整个行程耗时近两周。

请记住，这种跨州列车经常穿越偏远地区，那里的手机信号微弱或不存在。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手机的无信号图标，一个大圆圈里面有一条斜线穿过，我承认我感到有些恐慌。我开始不自觉地查看我的手机，看是否有信号。我大概在一小时内查看了40次，那还只是两周旅行的第二天。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释然了。我在没有手机信号的情况下存活了几个小时，天也没塌下来。没有突发事件，一切都还正常。两周来没有任何可靠的互联网连接，这反而给了我空间来评估我是否需要持续连接，答案是否定的。

这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登上火车，不再担心旅行所需的时间，但在这个速度不断提高的时代，这种行为感觉就像引发了一场革命。在那两周里，我收到了几份演讲邀请，本来可以赚很多钱，但我却坐在火车上与人们聊天并阅读悬疑小说。最后，我想我充分利用了这段宝贵的时间。

当我坐在最后一班向南驶向华盛顿特区的火车上时，我感觉自己已经彻底改变。我想我一次也没有看过手表，因为我并不担心什么时间抵达。我随便读读写写，与过道对面的人闲聊。那种随时可能出问题或者需要我立即处理紧急情况的感觉已经消失了。我不再处于战或逃模式。摆脱互联生活的无休止节奏起初让人不适，但当我结束旅行时，我畏惧再次加入那场了无乐趣的游行。

“慢速旅行现在可以与飞往巴塞罗那吃午餐的文化相媲美”。卡尔·奥诺雷说，“倡导者沉浸于乘火车、乘船、骑自行车，甚至步行，享受旅程，而不是挤在飞机上。他们选择静下来更多地融入当地文化，而不是去每个旅游陷阱打卡。”

我学到的是，如果你没有自觉地选择一条较慢的道路，你很可能会默认使用现代生活中油门踩到底的速度。你周围的每个人和一切都可能在呼啸而过，我们大多数人本能地与环境保持同步。

当然也没有必要走向对立的极端。我没必要坐几天火车只是为了体验慢节奏。今天早上，我在航班起飞前约90分钟到达亚特兰大机场。所以我没有乘坐电瓶车而是走到了航站楼。我想，

为什么要急忙赶到登机口然后在那儿多坐20分钟？

沿途，我看到了津巴布韦艺术家的数十件大型雕塑，并欣赏了我有生以来最喜欢的艺术设施之一，史蒂夫·沃尔德克（Steve Waldeck）的飞行之路（Flight Paths）。当你从航站楼A到航站楼B时，你会穿过一个模拟的热带雨林，鸟鸣声由远及近，夏日阵雨带来阵阵暖风。这个价值410万美元的动态光雕塑保证让你倍感放松。

有一位年轻的母亲和她的女儿走在我前面，走得很慢。我的第一反应是烦躁，想迅速从一侧超过她们。但我的时间还很充裕，于是我放慢了我的速度，以配合小女孩的速度。这勾起了我儿子蹒跚学步时的回忆，当时我总在催促他或干脆抱起他，以免耽误身后的其他人。

我稍微放慢了脚步，看到女孩穿过雨林设施时的惊异。“你能听到鸟叫声么，妈妈。”她喊道，“它们是真的鸟吗？”我希望我的不匆忙，可以让那位母亲不必催促她的女儿。

这个小小的变化只占用了我几分钟，然而当我抵达登机口时我却面带微笑。我上一次在机场感到快乐和放松是什么时候？这样一个小决定可能只为我带来了半小时的快乐，但如果我做出更多这样的决定，我就可以将这样宁静的时刻连成串，最终让我的生活由焦躁不安向神清气爽倾斜。

当然，做出这些决定并不总如想象中那般容易。

我的祖辈有很多成就卓著的人士，在我的家族树上我只是片并不起眼的叶子。显然，有种内在的力量强迫我更加努力地工作，即使我不需要这样做。会不会是我的成长经历造就了这一切？

我仔细梳理了我的兄弟姐妹、母亲和祖父母的习惯。我尽可能地了解关于我的曾外祖母嘉莉·斯蒂尔·谢普森（Carrie Still Shepperson）的一切。她的母亲是个奴隶，父亲是位种植园主。她于1886年在亚特兰大大学获得学位。她在联合学校任教多年，这是阿肯色州小石城的第一所黑人儿童学校。在她的第一任丈夫去世后，她做了近十年的单亲妈妈才再次结婚。现今的单亲妈妈已然不易，我无法想象1895年的南方黑人妇女会面临怎样的困难。

嘉莉还在阿肯色州为非裔美国人开设了第一家图书馆，她通过上演莎士比亚和其他经典剧作来筹集资金。在周末她常会前往阿肯色州的农村社区，教那里的黑人读写。当她于1927年去世时，我祖父发现她写了一本书，至今仍未出版。

我敢说没有人敢称嘉莉·斯蒂尔·谢普森是个懒鬼。然而，当我用21世纪的视角审视时，她的日常生活显得相当放松和惬意。她用家里的手摇留声机听歌剧，在莲花俱乐部的聚会上和朋友们一起读诗，她有足够的时间来塑造早熟儿子的幼稚心灵，每晚和家人一起吃晚饭，掌勺的经常是她那位以奴隶身份在佐治亚州度过大半辈子的妈妈。

谈论奴隶制下的职业道德是荒唐和残酷的，所以我只会追溯到我的第一个自由人祖先。不论以哪种标准衡量，她都是一个刚烈似火而不知疲倦的女人。她把辛勤工作的原则根植在我外祖父脑中，外祖父又把这些原则传授给了我母亲，我母亲又在我年幼时管教我：“即使在看电视的时候也做点什么，不要只是傻坐在那里。”

我父亲这边的曾祖父母是得克萨斯州的农民。我相信他们生活条件艰苦，并以辛勤劳作的信念为生。然而，他们每日也有时间围着餐桌聊天、玩纸牌游戏、炸鱼和制作手工艺品。我祖父过去常常在他家的私人车道上自制冰淇淋，他负责搅拌，我负责坐在盖子上保持稳定。

研究我的家族史得出两个结论：首先，对持续生产力存在固有价值的信仰至少可以追溯到19世纪后期；其次，我们过去常常通过与工作等量的休闲和社交聚会来调剂漫长的工作时间。由此可见，这种方式已经存在很久了，并且在随后几代人中变得更加根深蒂固和偏激极端。

如果我想找到对效率成瘾的根源，就必须阅读史书。我开始阅读20世纪50年代、20年代、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甚至更久远的劳动实践，寻找最初的元凶。最终，我开始阅读17世纪的日常生活，并追溯到古希腊。我意识到现在的工作习惯与大约250年前几乎完全不同。我顿悟了：我们所熟知的关于工作、效率和休闲的一切都是相对近代的，而且很可能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