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也许有人会说，休闲时间少是工人们所乐意的，若他们在一天24小时之中只工作4小时，就不知道其余时间干什么好了。如果这种说法在现代世界中是正确的，它就是对我们今日文明的谴责，其实即使在过去这种说法也是不对的。过去人们有时间休息，而现在由于讲究效率，对此就有一定的抵制。现在的人认为做任何事都是另有企图和目的的，绝不是为事情本身而做的。

——伯特兰·罗素，《闲散颂》，1932年（Bertrand Russell，“In Praise of Idleness”）

我们在周日晚上回复工作邮件；无休止地阅读那些教导我们开发大脑以提高生产力的文章；社交媒体上发布的照片必须经过裁剪和滤镜以获得认可；只阅读那些有趣文章的前几段，因为我们没有时间阅读全部内容。我们有着过多的工作和过大的压力，永远不知足、不满意，并追逐着不断提高的标准。我们是“效率邪教”的成员，正在用生产力杀死自己。

引言开头的那段话写于1932年，之前的1929年股市崩盘引发了经济大萧条。罗素对“效率邪教”的描述早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摇滚乐的兴起、民权运动和21世纪的曙光。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它早于互联网、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的诞生。

换句话说，创造“效率邪教”的并不是技术，技术只是融入了现有的文化。世世代代，我们在狂热工作的同时让自己苦不堪言。我们一直以来奋发蹈厉，却忘记了初心，不再“无忧无虑”。

更重要的是，我们孤独、病态、自取灭亡。每年都有新的调查显示焦虑和抑郁的人日趋增多。现在是时候停止眼睁睁看着形势向错误的方向发展，然后绝望地举手投降了；到了找出问题所在的时候了。

在我的一生中，我一直在奋勇前进，这个词从小学开始就伴随着我。

奋勇前进并不总是一种赞美，特别是用来描述一个女性时。奋勇前进——这个词不同于雄心勃勃，与积极进取也略有差异。实话实说，我认为“奋勇前进”形容我确实挺恰当。我一直认为上进是种内在的美德和优秀的品质。

即使在少年时代，我也会在每日计划表中列出长长的待办事项（我在12岁时就有了每日计划表），而且还要保证每天超额完成任务。在我减肥时，我会激励自己说每天的体重要比前一天更轻，哪怕只是轻了不到一盎司（28克）也行。如果我一下午的时间都在看电影，内心就会不安。我很害怕有人看到我无所事事地坐在沙发上，被指责懒惰。

我的进取心帮助我在生活中取得成功，支持我走过了单亲生活、裁员停工和身体受伤。我鞭策自己在家庭和事业上完成大量的工作。但在某些时候，进取心与恐惧感难分难解地交织在一起，恐惧自己所做的一切远远不够。

最终，运气来临，在我40多岁的时候，基本实现了自己的目标，于是有时间停下脚步，调整呼吸，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方式。虽然我一直在奋勇向前，但也曾筋疲力尽、心力交瘁、不堪重负。我当时认为这些是作为单亲母亲的必然后果，因为要打几份工，总是入不敷出。我假设自己财务稳定后，精神压力就会消失。

可事实证明这个假设是错误的。几年前，梦寐以求的时刻终于到来：我达到了自以为会让我更加舒适的稳定水平，终于还清了学生贷款和所有债务，甚至有了一笔可观的储蓄和退休金账户。我期待着每个放松的夜晚，期盼着振奋的精神，以及20年来所承受的压力烟消云散。但是这种解脱却没有等来。

我的每日计划表（仍然是老式的纸页计划表）和还清债务之前的别无二致，甚至加入了更多的任务。我现在做一份工作的工作量和我有四份工作时一样大。每个夜晚，我依旧疲惫不堪。

此时，我才意识到精神压力的起因并不是经济状况，而是习惯。虽然在办公室的职责少了，但我找到了新的职责来填补空缺并召开了更多的会议。在家里，我终于有时间自己做面包和学习西班牙语了。我没有做自己熟悉的拿手菜，而是在互联网上搜索异国风情的新菜谱，有些食材还需要开车一个小时去采购。我同意在两个咨询委员会任职，并开始写博客。每个星期五晚上，我都会瘫倒在沙发上，回想自己以前和朋友们一起喝酒的情形，但现在我却没有时间了。

我不禁问自己：为什么？我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有人要这样做？

在过去几年里，我一直在寻找答案。伯特兰·罗素那篇有80多年历史的文章给我带来了启发。我发现这样一个事实：我很少为了做事而做事，更多的是出于不断提高和提效的上进心。我们当中有太多人被骗进了“效率邪教”。我们奋勇前进，却早已忘记了初心。与每天充实与否相比，更关注每天是否高效。

我们现在做任何事情都想寻找最佳方法，从开会到锻炼再到烧烤，对改善生活的“终极工具”趋之若鹜。就像某些机械师一样，专注于寻找最好的而不是最合适的，用顶级的零部件组装制造出难以启动和不断熄火的汽车。

“效率邪教”究竟是什么？它是一个团体，其成员狂热地相信频繁的活动就是美德，相信做事就要做到最高效。他们一刻不得闲，相信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节省时间，为了使他们的生活更美好。

但他们错了，这种效率是一种假象。他们自以为效率很高，但实际上只是在浪费时间。

假设你要学习游泳，开始阅读关于游泳的书籍，观看视频参加游泳主题的网络研讨会。也许还在手机上安装了几个应用程序记录游泳时间，并帮助你找到最近的游泳池。你做了一切能做的事情来学习游泳，除了亲自下水。

在越来越多的情况下，这就是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法。

我们把时间、精力和辛苦赚来的钱投入我们认为更有效率的事情上，但这些事情最终却浪费了我们的时间，耗尽了我们的精力，并增加了我们的压力，而没有使我们更接近目标。我们采取异乎寻常的措施来提高效率，但效率却越发低下。有什么好的解释吗？

人类不断提升和成长的进取心是与生俱来的，而且大多数时候都是值得赞扬的。现代人类只存在了大约30万年（而恐龙存在的时间以千万年计），但与泥屋中的第一批智人相比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

我们经历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苦难和难以言表的悲剧，发展出一种应对机制，防止自身陷入绝望。这就是所谓的享乐跑步机效应，即我们会调整自己的情绪，无论发生多么可怕的事情，都能迅速恢复到创伤事件发生前的幸福水平。

但有一个问题：它也会反向作用。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的生活中发生了非常幸福的变化，我们也不会从此成为更幸福的人。相反，享乐跑步机把我们带回到加薪、购新房或减肥之前的心理状态。这意味着，我们中的许多人永远不会得到满足。

想象一下，你终于赚到了100万美元。欣喜若狂，对吗？不对。你的头脑会进行调整，让你马上回到你的幸福起点。正如《不败之心》（The Undefeated Mind）一书的作者亚历克斯·利克曼博士（Dr.Alex Lickerman）所说：“我们的幸福水平可能会因生活事件而发生短暂的变化，但随着我们逐渐习惯这些事件及其后果，几乎总是会回到其基线水平。”

这使得我们都容易受到某些商家宣传的影响，认为使用它们的产品、系统或软件就能获得更多幸福和过上更好的生活。我们渴望更多的愉悦和满足，无论取得什么样的成就，无论额外工作了多少小时，仍然不满足。19世纪的经济学家亨利·乔治（Henry George）写道，人类是“唯一吃得越饱欲望越强的动物，唯一永远不知足的动物”。

在过去500年左右的时间里，我们一直在寻找解决内在问题的外部方案。我们被经济和宗教的力量所蒙蔽，相信生活的目的就是努力工作。因此每当感到空虚、不满意或不满足时，我们就会加倍努力工作，投入更多时间。这种趋势可以追溯到马丁·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Ninety-Five Theses）、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和新航路的开辟。在路德的时代，懒惰成了一种原罪，而在哥伦布和新航路开辟的时代，发达国家的目光转向了不熟悉的新天地，将新奇作为最终目标。

这种痴迷在工业时代普遍传播，并在此后的两个多世纪里方兴未艾。我们的时代不再以人类发展为名，如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我们目前正处于喷气时代、信息时代、核时代和数字革命中。我们用工作产品而非个人发展来衡量时代。

归根结底，解决方案不应是数字化的，而应是尽可能地模拟人体的。技术可以为我们做很多事情——延长我们的寿命，保护我们的安全，增添我们的娱乐选项——但它不能使我们幸福。幸福的关键是人性，尽管我们正越来越多地走向分离。

我们似乎不相信自己的本能，当面临困难的问题时，会寻找合适的技术、工具和系统来解决这个问题：防弹咖啡、魔鬼健身、原始人饮食法、目标追踪日记、效率应用程序。我们认为精心设计的策略和小工具会使生活变得更好。而我的目标就是揭破这种假象，帮助你认识到我们并没有变得更好，甚至在许多情况下变得更糟。

人们感觉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没有选择，如果可以选择的话谁都会减少工作，但这并不完全正确。在美国，我们在休假方面表现得特别差劲。在2017年，我们选择放弃的休假天数有7.05亿天，其中超过2亿天因为无法调休到下一年而作废了。这意味着美国人在一年中向他们的雇主捐赠了620亿美元。在过去30年里，尽管那些使用完所有休假天数的人认为自己的人际关系幸福指数提高了20%，总体幸福指数提高了56%，但我们使用的休假天数一直在下降。

至少从19世纪开始，我们就从上一代人那里继承了这种行为，做了些补充之后又把这些经验传给了下一代。我们正在把这种心态传给我们的孩子，将这种拼命工作的观念灌输给他们。尽管大多数父母平时都说只希望孩子快乐就好，然而研究显示，大多数父母实际上想要的是高分，认为学业成功，孩子才能快乐。

让我们深呼吸，喘口气。回想一下人类的本质。由于生活的地域不同，我们的外貌特征、语言习惯和价值观也非常不同，但是否存在这样一种跨越地域的真正人性呢？是否有一些品质是我们从出生就共有的，无论国籍、文化或收入如何？我们的行为有多少是由生物学控制的，又有多少是由个人条件和环境控制的？科学家们围绕这些话题一直在激烈辩论。

不过，有几件事是所有人类都可以不经训练就做得很好的：游戏、思考、社会沟通、情绪反应、计数和自省。也许我们认为这些是天赋，因为我们很少在这些活动中投入过多的精力。也许，因为这些是大多数人固有的技能，我们便认为自己有能力自然而然地融入社区。

我们的日常活动很少聚焦于更加自然地游戏、思考或社交。社交网络无法替代人际交往，而我们的工作导致没有时间游戏。

从本质上讲，我们努力工作是为了快乐和幸福。我们已经失去了进步和满足之间的平衡，与那些真正让生活丰富多彩，让内心知足常乐的东西失去了联系。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我们已经投入了数十亿美元画蛇添足。

当前，这种始于几百年前的错误趋势已经越演越烈，控制了我们的工作和家庭生活。我们在一个坑里越挖越深，如果不停止，最终被埋葬的就是坑底的自己。我们在用自己的人性做赌注，很可能因此一无所有，万劫不复。

大量调查显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成年人的社会孤立率增加了一倍，而社会孤立可能是致命的。英国在2017年设立了一个新的政府职位：孤独大臣。2010年之前，美国青少年的自杀率一直在下降，但在2010年开始急剧上升，目前仍未见回落趋势。在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联系都更紧密的世界，在即使身处偏远地区，依然拥有网络和物流的时代，这怎么可能呢？

问题是我们正在摒弃基本人性的一些表达，因为它们是“低效的”：无聊发呆、煲电话粥、兴趣爱好、邻里烧烤、参加俱乐部。忆往昔的天真烂漫，我们总是嘴角带笑，那时的人们有时间打街头篮球，向朋友们展示在夏威夷度假的幻灯片。我们不禁感叹，祖辈有时间做做手工、打打球，这是多么难得啊。

但是，我们祖先的时间难道不应该比我们更少吗？毕竟，我们有微波炉、洗碗机、汽油割草机和互联网！我们可以网购，有扫地机器人，还有可以预报天气和设置闹钟的人工智能助手。如果把过去100年来通过技术进步节省的所有时间加起来，不是应该每天有几个小时的富余时间随意支配吗？

为什么在高效的时代却如此不堪重负？为什么生产力如此之高，但却没有什么成果可言？

我认为，我们策划的这一切愈加违背了专长和人性。在这种情况下，生活变得愈加艰难和悲伤。丹·帕洛塔（Dan Pallotta）在《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中写道：“我可以蜷缩在电脑屏幕前，用半天时间疯狂地处理电子邮件，但却没有完成多少实质性的工作，感觉自己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然后等到下午6点下班时，考虑到我的精神疲劳程度，又感觉自己干了一整天的活，就是这样！”

我们中的许多人正以这种方式使自己疲惫不堪，在那些没有什么实质意义但感觉很有必要的事情上努力和拼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纠正我们的错误观念。感觉富有成效并不等同于实际的生产和制造。事实是，劳累过度会降低生产力。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数据，希腊人的工作时间比其他欧洲人都多，但他们的生产力在有统计的25个国家中排名第24位。

人类在没有协助或干预的情况下也能很好地完成很多事情。没有药物或瑜伽，我们也可以缓解压力，引发幸福感。研究表明，只是简单的散步就可以让你的心情变好，不需要惦记步数。

我希望能够激发人们对休闲的新考虑和对闲散的新理解。这个意义上的闲散不是指不活动，而是指非生产性的活动。犹他大学的丹尼尔·达斯汀（Daniel Dustin）说：“悠然从容是指一种不受时钟支配的生活节奏，往往与经济效率、规模经济、大规模生产等概念相悖。然而，对我来说，悠然从容意味着放慢脚步，尽享生活。”我希望人们都能留出这样的休闲时间，这是人们理应享受的。

我们支持休闲并不意味着要放弃进步。我并不是说我们发展或变化得太快。事实上恰恰相反，无休止的进取正在阻碍进步。

当习惯足够灵活时，我们的工作最出色。与其咬紧牙关，强迫你的身心没日没夜地工作和“向前一步”，直到达成目标，不如暂停下来。

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停止把自己当作可以被驱动、被打气、被增强、被破解的机器。与其限制和约束本质属性，不如在工作和闲散时展现和赞美我们的人性。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自己的天性和能力。要“向前一步”的不一定是我们的工作，也可以是我们固有的天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