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家

昌文小学校

小时候的我身体较弱，所以要去长兄松冈鼎行医的茨城县北相马郡布川町寄宿。前文所述次兄利用暑假带着我去东京正是为此，我在东京次兄寄宿处待了10天左右，然后坐人力车从船桥晃到印旛沼附近，印象中的镰谷街道特别难走。在布川长兄家生活的两年里，我竟然都没有去学校上学，现在想来当时身体状况确实够糟糕。

但我5岁时入读辻川的小学校，9岁从当时位于田原的昌文小学校毕业，搬到北条时已经就读高等小学校。

这里稍提一下我的小学校。当时日本的小学校普遍用难解的二字汉字作为校名。田原学区取名“昌文”，南田原则取“柔远”之类的雅名。明治十八年（1885年）我从昌文小学校毕业，那年学校才建成新校舍，在此之前一直开设在寺庙里。新校舍系筹资所建，因此我们毕业时学校第一次举行了盛大的毕业典礼，知事莅临典礼。知事名为森冈昌纯，那是我有生之年第一次获得奖状，也是第一次目睹知事阁下的尊容。

遵循着记忆，我想起了老家当地报纸的两三事。我们小时候的地方报纸名为《神户又新》。至于我为何仍记得这份报纸的名字，还得从我们住在北条时说起。当时房东之子名为幸吉，是个调皮捣蛋的孩子。因为名字中的“幸”（kō）与神户中的“神”（kō）发音相同，所以每次他来我们家捣乱，弟弟辉夫就气愤地说“神户又新、神户又新”。

我的长兄鼎是万延元年（1860年），即幕府井伊（直弼）大老被刺杀的那一年（申年）出生的。19岁从神户的师范学校毕业后就成为田原当地的小学校长，虽然当时学校教员也有三四人，可能他们都不够资格吧，所以校长一职由我兄长担任。我也是借此便利得以比其他人更早入学。长兄在20岁时与一位近村的女人结婚。但当时我们家的房子容不下两对夫妇同住，母亲性格严厉、管教颇多，这种条件下两对夫妇显然是无法共存的。所谓“天无二日”，当时的婆媳之争往往最后以婆婆胜出而告终。住了仅仅一年，嫂嫂竟然不堪忍受逃到了娘家。长兄也因此消极颓废，饮酒度日，家庭已然如此，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好在松冈家乃医者世家，父亲变卖了房屋和地产，用换来的钱把长兄送到了东京大学别科游学。在当时，培养医生的速成班是不需要学德语的，仅利用日文翻译的教材就可以学到医学知识。长兄在26岁那年毕业，但是新开一家诊所既需要资金又需要土地，而且老家的亲属中本就以医生居多，长兄便无意回故乡行医。一个偶然的机遇，他遇到了茨城县某旧领主家的女儿，便与其成亲，凑巧的是长兄的友人居中斡旋，帮助长兄租借了一位已故年轻医生的诊所，这样长兄就在布川做了开业医生。自那时起大概30多年间，直到大正末年，长兄只回过故乡一次，以至于后来乡音全无。

每每念及长兄的悲剧，我就会向别人提起“我家是日本第一狭小的家”。事实上，恰恰是因为“家的狭小”，才让我日后走向了民俗学研究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