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从先进到保守
严复的思想从先进到保守，主要是由于时代变化了，而他仍保持原有的观点，甚至是后退的。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康有为、梁启超所领导的维新变法运动，拥戴德宗来变法，受到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镇压，康、梁逃亡国外，德宗被幽禁，维新党人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杨深秀、康广仁被杀害。改良主义者的维新运动就这样失败了。
严复不是在戊戌政变后才后退的，在戊戌维新时就后退了。他的具有进步作用的翻译《天演论》和论文《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是在戊戌前三年光绪二十一年（1895）写作的。就在这些著作和翻译里面，进步的和保守的思想同时并存，不过对于当时中国的情况说来，它们的主要倾向是进步的，是“尊民叛君，尊今叛古”的，是要用资产阶级的科学和君主立宪来代替封建思想和君主专制的。
其中所包含的保守思想，主要为庸俗进化论。严复接受了英国的庸俗进化论者斯宾塞的社会有机论。这种理论认为人类社会像动物机体一样服从生物学规律。达尔文正确地解释了物种的起源，却误信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认为生物经常生殖过剩，而食物供给有限，为了生存，就发生种内斗争。达尔文又否认有机界发展中的飞跃。斯宾塞用这种观念来解释社会现象，来构成一种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服务的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是符合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规律。又根据有机界没有飞跃的理论，认为社会只能渐渐进化而不能有飞跃和革命。
严复在《天演论》导言三《趋异》的按语里就宣传了这种理论。他先引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说：“万类生生，各用几何级数。使灭亡之数不远过于所存，则瞬息之间，地球乃无隙地。”于是感叹道：“嗟夫！物类之生乳者至多，存者至寡。存亡之间，间不容发。其种愈下，其存弥难，此不仅物然而已。墨（美）、澳二洲，其中土人日益萧瑟，此岂必虔刘朘削之而后然哉？资生之物所加多者有限，有术者既多取之而丰，无具者自少取焉而啬。丰者近昌，啬者邻灭，此洞识知微之士，所为惊心动魄于保群进化之图，而知徒高睨大谈于夷夏轩轾之间，为深无益于事实也。”严复在这里就用人口论说明物类的种子极多，由于养料不足，能生存的极少，用来说明种内斗争。再用这种理论来说明美、澳两洲人口的减少，是由于养生之物有限，是由于“其种愈下，其存弥难”。这里，就承认帝国主义国家的种族是优越的，其他民族的种族是劣下的。这样，就使他在对帝国主义的态度上，跟洋务派接近，而跟反帝精神距离反而远了。
在《原强》里，严复又宣传社会进化只有渐变而没有突变的理论。他说：“善夫斯宾塞尔之言曰：‘民之可化，至于无穷，惟不可期之以骤。’”根据这种渐变论，认为根本问题不在政治而在于提高民力、民智、民德。所以说：“是故国之贫富强弱治乱者，其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征验也。必三者既立，而后其政法从之。于是一政之举，一令之施，合于其智、德、力者存，违于其智、德、力者废。”并且明确地说：“甚矣，徒政之不可与为治也！”那么当时国内的民力、民智、民德又怎样呢？“民力已苶，民智已卑，民德已薄。”“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这种理论也是从斯宾塞来的。斯宾塞说：“教人也，以濬智慧、练体力、厉德行三者为之纲。”按照这种理论，那么不仅突变的革命要反对，激进的变法维新也不免“期之以骤”了，主张君主立宪未免跟民力、民智、民德都大大衰退的情势不合了。但就在《原强》里，严复又说：“设议院于京师，而令天下郡县各公举其守宰。是道也，欲民之忠爱必由此，欲教化之兴必由此，欲地利之尽必由此，欲道路之辟、商务之兴必由此，欲民各束身自好而争濯磨于善必由此。”又坚决地主张实行君主立宪了。
这样看来，严复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从事翻译和发表论文时，他的思想里既有进步的成分也有保守的成分。“尊民叛君，尊今叛古”，主张用资本主义学术思想来代替封建思想，主张用君主立宪来代替封建专制，这在当时是进步的一面。认帝国主义为优胜，主张渐变而反对突变，主张从提高民力、民智、民德入手而不赞同从政治入手，这是具有保守性的一面。当时候，他的主要影响在前一方面。
到了戊戌维新时期，严复却向后退了。这表现在下列各点上：一，光绪二十三年（1897）梁启超发表《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引严复的话，说先要有胚胎，才能发展成物体。“泰西有今日之民主，则当夏商时合有种子以为起点，而专行君政之国，则虽演之亿万年，不能由君而入民。”梁启超驳他道：“日本为二千年一王主治之国，其君权之重过于我邦，而今日民义之伸不让英德，然则民政不必待数千年之起点明矣。”二，光绪二十三年，严复发表《中俄交谊论》，说：“夫君权之轻重，与民智之深浅成正比例。论者动言中国宜减君权，兴议院。嗟乎！以今日民智未开之中国，而欲效泰西君民并主之美治，是大乱之道也！”三，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政变前，严复发表《上皇帝万言书》，提出治标三策：联各国之欢，结百姓之心，破把持之局。还有治本四策没有写出来。他说“本者存乎立政养才风俗人心之际”。吴汝纶戊戌二月《答严几道书》里说：“所示四事，皆救时要政。国势陵夷，万物坐敝，条举件论，不可一二尽。又风俗不变，不惟满汉畛域不能浑化，即乡举里选亦难免贿赂请托、党援倾轧之弊，而土著为吏，善则人地相习，不善则亲故把持，此皆得半之道。”是治本四策中有选举和地方自治，吴汝纶劝他不要写，他因此就写不下去了。这比起《原强》里勇敢地提出议院和地方自治来，就很不同了。
严复在戊戌维新时期，从提倡君主立宪后退到反对君主立宪，可能是受下列各种影响。第一，光绪二十二年（1896），梁启超在《时务报》上转载了严复的《辟韩》，给洋务派首领张之洞看见了，认为洪水猛兽。当时严复几乎遭到不测之祸，经人疏通才罢。张之洞还是叫屠守仁作了篇《辨辟韩书》在《时务报》上发表，痛骂严复。严复在这件事上可能感到洋务派压力的重大，从此收敛锋芒，开始向后退。第二，当是庸俗进化论的思想在作祟，认为社会进化“不可期之以骤”，于是对于激烈一些的言论就发生害怕，倾向后退了。严复《与熊纯如书札节钞》第二十六说：“当上海《时务报》之初出也，仆尝寓书戒之，劝其毋易由言，致成他日之悔。”可见严复看到梁启超在办《时务报》时言论激进，就害怕了。第三，严复最佩服吴汝纶，吴汝纶对于“乡举里选”、“土著为吏”都不赞成，严复听了他的话，连《上皇帝万言书》也写不下去了。严复的后退，可能跟他的影响也有关。
从戊戌政变到辛亥革命这段时期里，严复的主要工作是翻译。他是用翻译来表达他的政见的。严复这时期出版的翻译书，主要有《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法意》等。他在《原富译事例言》里说：“且人莫病于言非也而相以为是，行祸也而相以为福。祸福是非之际，微乎其微，明者犹或荧之，何况其下者乎！殆其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其所亡失者已无艺矣，此予智者罟擭陷阱之所以多也。欲违其灾，舍穷理尽性之学其道无由；而学矣，非循西人格物科学之律令，亦无益也。”这是反对当时激进的言行，劝那些有激进言行的人去埋头研究科学。他在《群学肄言序》里说：“乃窃念近者吾国，以世变之殷，凡吾民前所造因，皆将于此食其报。而浅谫剽疾之士，不悟其所从来如是之大且久也，辄攘臂疾走，谓以旦暮之更张，将可以起衰，而以与胜我抗也。不能得，又搪撞号呼，欲率一世之人，与盲进以为破坏之事。顾破坏宜矣，而所建设者，又未必其果有合也，则何如稍审重而先咨于学之为愈乎？”这里反对立宪派想靠变法一下子富强起来，又反对革命派的破坏封建统治，劝他们放下立宪和革命去研究科学。这时候，他一变过去的赞美立宪而为反对立宪了。他在《群己权界论序》里，认为自由之说，使得“喜新者又恣肆泛滥，荡然不得其义之所归”，他已一变过去的极力赞自由，而要用这本书来作补救了。他翻译《社会通诠》，认为社会的进化分成图腾、宗法、军国三个阶段，把民族主义归属到宗法这一阶段，因此反对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反清革命，说它是属于宗法阶段的民族主义。他说：“是以今日党派，虽有新旧之殊，至于民族主义，则不谋而皆合。今日言合群，明日言排外，甚或言排满。至于言军国主义期人人自立者，则几无人焉。”（《社会通诠》案语）那完全是反对革命了。这样看来，严复这时期的翻译，目的在反对立宪和革命，所以总的倾向是保守的。
不过就他这时期所翻译的书说，像《原富》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经典著作，《法意》是奠定近世资产阶级法学基础的巨著，再如严复翻译的《名学》（逻辑），在当时还是很有价值和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