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投资人如何思考，又为何如此重要

我希望通过这本书达成两个明确的目标。其一是揭示风险投资人的投资心法。市面上已经有几十本关于硅谷的历史类图书，主要关注的都是发明家和公司创始人，而深入了解、介绍那些为公司带来资金和发展助力的风险投资人的书要少得多。通过对从苹果、思科到WhatsApp（瓦次艾普）、优步等著名公司成长史的重构，本书展示了风险投资人如何同初创企业产生联系并为之带来催化剂般的改变，以及为什么风险投资与其他类型的投资相比如此不同。举例来说，大多数金融机构都是基于定量分析来分配稀缺资本的，但风险投资人更加重视对人才的发掘与吸引，很少费工夫研究电子表格中的数据。大多数金融机构都会通过预测公司的现金流来评估公司价值，但风险投资人经常在初创企业有可供分析的现金流之前就支持他们。大多数金融机构都会在短时间内通过交易将盈利变现，但风险投资人会在公司创立后获取相对较少的股权并一直持有。当然，最根本的区别是，其他金融机构会从过去推断趋势，规避极端“尾部事件”的风险，而风险投资人希望彻底抛开过去，只关心小概率的尾部事件。

其二是评估风险投资人的社会影响力。一方面，他们自己经常宣称自己“正在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有时确实如此：不可能食品公司的创立就是一个例子。另一方面，尽管电子游戏和社交媒体可以娱乐大众、传递信息、解决阻碍亲人见面的距离问题，比如让奶奶能欣赏到她在远方的孙子的照片，但它们也是人们沉迷网络、传播虚假新闻的罪魁祸首。风险投资人的夸夸其谈和其实践之间的差距也很容易受人指摘。2020年4月，在新冠肺炎疫情大肆蔓延的阵痛中，风险投资人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高调宣扬说“是时候重振我们的经济了”，他问：“高速列车、高耸的单轨、超级高铁和飞行汽车在哪里？”但安德森的风险投资公司在次月却投资了会员邀请制社交媒体应用程序Clubhouse（克拉布豪斯）。与此同时，风险投资行业无尽无休的声明与其狭隘的单一文化现状形成了鲜明对比。在这一行业女性的参与度严重不足：截至2020年，女性投资合伙人只占投资合伙人总人数的16%。种族多样性则更为有限。风险投资公司只有约3%的合伙人是黑人。正因为风险投资在重塑社会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必须变得更加多元化，无论是在其雇用的投资人方面，还是资助的初创企业方面。最后也是最能说明问题的是，风险投资人必须考虑他们作为科技公司管理者的作为，因为这是该行业职能的核心所在。他们支持建立新兴创业公司的成绩足以让人引以为傲，而他们在管理市值数十亿美元的独角兽公司方面却并不太成功，比如他们对致力于提供办公空间解决方案的公司WeWork和出行服务巨头优步的管理便很难称得上是成功的。

尽管当下的公众普遍反对科技巨头垄断，而风险投资支持设立的诸多成功创业公司有效对抗了垄断，但简而言之，风险投资人远非十全十美。直到最近，经济学家还通过考查国家层面的差异来解释为什么一些地区比其他地区更富有。得出的结论是，成功的国家受益于健全的法制、稳定的物价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民众等。然而，一个更紧迫且显而易见的问题是：为什么一个国家内部的一些地区，例如硅谷能成为创新的中心和繁荣的源泉，远远超过其他地区，它们是怎么做到的？为了正确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更新罗纳德·科斯的体系框架，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像研究市场和企业一样深入地研究风险投资网络。在地缘经济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拥有最具创意的创新中心的国家可能发展得最为繁荣，最终也可能变得最为强大。在收入不平等程度加剧的形势下，能够培育更丰富的区域多样性的国家将更幸福、更稳定。除了加大对大型科技企业的监管力度之外，对政府而言更重要的是，尽一切可能培育科技初创企业。

不管风险投资人有什么缺点，他们都是充满活力的创业集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硅谷的任何一天，数以百计的风险投资人都在追逐着身穿T恤衫的年轻人，他们是连接市场与企业的枢纽、促进其沟通的纽带，他们会在程序员对初创企业的招聘要约抱有疑虑时，为初创企业提供背书，或向持怀疑态度的客户保证初创企业产品的可靠性。本书的论点是，这种活跃的将资源连接起来的举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不同地区为何存在创造力上的差异：通过在创业者、创意、客户和资本之间建立联系，风险投资人将聚在一起的聪明人转化为创新网络。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需要为这一现象让位，这也解释了为何中国能崛起为顶级科技强国。此外，与竞争对手美国相比，中国的风险投资行业具有一项优势，即它对女性更开放。

但这些是我在书的结尾处才想去讨论的议题，在那之前，我们不如先去全面地了解风险投资人——了解他们如何思考以及他们为何如此重要。如果没有这个特别的金融家部落，圣克拉拉谷的果园可能永远不会与硅有所关联，也可能永远不会像今天一般创造出惊人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