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打仗，冬天恋爱

2009年8月，一个炎热的下午，温度计的水银柱在32℃附近徘徊，纽约大都会队在纽约花旗球场上主场迎战旧金山巨人队。进入第四局之后，比赛局面依然紧张，因为两支球队都无法打破僵局，一分未得。巨人队的投手马特·凯恩（Matt Cain）不大灵活地投出了一个时速高达150公里的快速球，他刚出手，球就飞了出去，正中大都会队的大球星、备受球迷喜爱的大卫·莱特（David Wright）的头盔，莱特脸朝下倒在地上，完全没了动静。球场上起初很安静，在众人的注视下，医护人员上场去救治受伤的球员。没多久，人群中开始发出嘲笑声，声浪震动了体育馆。赛场上的每个人都看出凯恩的投球是个失误，他完全没想到球会击中莱特，此外，从场上的局面看，莱特受伤反倒给大都会队带来了些许战略优势，可莱特的队友们还是很恼火，大都会队的投手乔安·桑塔纳（Johan Santana）发起了报复行动。三局之后，桑塔纳朝巨人队的巴勃罗·桑多瓦尔（Pablo Sandoval）投出了一个很危险的球，差点就击中了后者，裁判对桑塔纳发出了警告。桑塔纳无视警告，又用胳膊肘打了下一位击球手本吉·莫林纳（Bengie Molina），事后还毫无愧意地说，自己是为了“保护赛场上的所有队友”。

如果那天下午天气凉快些，桑塔纳是否还会这么做？我们是不可能知道答案的，但社会心理学家表示，随着气温升高，棒球投手投球击中击球手的可能性更大，报复的现象也会越多。在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统计了1986年、1987年和1988年职业棒球大联盟赛季中数百场比赛里有多少击球手被击中，并按比赛日当天每座城市的温度标注了他们被击中的次数。在炎热的日子里，击球手更容易被冒失的投球手击中。研究人员还排除了天气炎热导致失误率更高（例如，投手手上汗水更多）的可能性，指出不管天气是炎热还是凉爽，投手的准确率都是一样的。

第二组研究人员搜索了更大的数据库，涵盖了职棒大联盟1952～2009年共60 000多场比赛，他们发现气温攀升时，如果队友被对方球队击中，投手施加报复的可能性要大得多。研究人员分析了数千个数据点，得出结论：气温为12℃时，投手的报复概率为22%；气温升至35℃时，投手的报复概率也升到了27%。5%的差异看似并不特别大，但如果放到大联盟的整个赛季来看，这就意味着倘若赛季里每一天的气温都是35℃而不是12℃，就会多出121名挨打的人。

除了在运动场上，路怒症也会随着温度升高而加剧。

实验故事

在一项实验中，两位社会心理学家出钱让一位女研究助理坐在自己车里，在连续15个周末的上午11点到下午3点，把车停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某个路口。在此期间（4～8月），凤凰城的温度介于29～42℃。当路口的交通信号灯由红变绿，研究助理也不发动汽车，于是她身后的车会排起长龙。同时，另有一名观察员坐在附近，记录下要等多长时间司机们才会发火，他要记下后面的车按了多少次喇叭、喇叭声持续了多久以及他们是等了多久才按下第一次的。正如研究人员所料，随着气温变高，喇叭响得越来越急、越来越长、越来越频繁，这表明路怒症会随着气温升高而加剧。

为什么炎热会唤起棒球比赛和公路上的好斗情绪呢？一种流行的解释是，炎热让人身体兴奋，心跳加快，汗出得更多，如果碰到令人沮丧的情况，人们又会误以为这种兴奋感是愤怒。在另一项研究中，男性大学生通过一座摇摇欲坠的吊桥之后，会更强烈地感受到女研究员的吸引力，而走过一座更宽、更坚固的桥后，他们却几乎没有这种感觉。正如感觉很热的棒球选手和驾驶员会把生理兴奋当成愤怒，男人在穿过摇摇晃晃的桥之后，也把害怕带来的血液奔流和肾上腺素喷涌当成了性兴奋。

第二个可能的解释是炎热会引起不适，不适反过来又会让人产生愤怒、好斗一类的想法。按照这一解释，人们反复把放松、宁静与没有威胁和斗争联系在一起，所以，他们每当偶尔体验到不适感，就会警觉地扫描周围的环境，观察威胁或挫败的迹象。在凉爽的夜晚，对方球队的投手击中了你的队友，你的精神警报可能不会响起来，但换个令人感到不舒服的闷热夜晚，同样的行为说不定就会导致报复。

高温会让人兴奋，可一旦遭遇挫折，人们就误以为这种兴奋的感受是愤怒。

让我们的视线从棒球场转移到数千英里之外的地方。科学家们发现，1950～2004年，热带地区的内战冲突都曾受到气温大幅变化的推动。热带，也就是赤道南北两侧的温暖地区，在两种主要气候现象下摇摆，也即所谓的“厄尔尼诺”和“拉尼娜”现象。在西班牙语里，它们分别是“男孩”和“女孩”的意思。厄尔尼诺年以天气炎热干燥、暴风雨频繁为特点，而拉尼娜年则一般更为凉爽潮湿，天气情况较为稳定。结果表明，热带地区在炎热的厄尔尼诺年爆发内战冲突的概率是凉爽的在拉尼娜年的两倍。厄尔尼诺气候系统似乎影响了热带地区冲突中的1/5。这些效应在热带地区最强，因为在热带以外，更靠近两极的地方受厄尔尼诺和拉尼娜的影响比较小。

炎热的天气（多见于厄尔尼诺时期）似乎还滋生了个体之间的暴力行为。美国各地的法官和警察都意识到，在炎热的日子里要特别警惕，因为家庭暴力事件的发生率往往与温度呈正相关。有些犯罪学家甚至认为，美国南部各州之所以特别容易出现暴力犯罪，就是因为这些地区的夏天比美国其他地区都更炎热。同样是在南部各州，包括盗窃和机动车抢劫在内的非暴力犯罪率就比较低，这表明炎热的天气并不会影响到所有犯罪行为，它只与和好斗行为相关的犯罪有关。当然，这一关系或许还要被其他因素所推动，因为除了天气，南部各州和美国其他地区还有很多其他区别，比如将在第6章里讨论的以维护荣誉为目标的复仇文化。不过有趣的是，许多其他国家也存在相同的模式，法国南部的袭击事件是较为凉爽的中部和北部地区的两倍；非暴力财产犯罪在法国北部更常见；暴力犯罪在较为凉爽的意大利和西班牙北部地区则少见许多。

这些大范围的结果很有趣，但单独来看并不完全令人信服。举例来说，和美国一样，欧洲国家南部地区的犯罪率比较高，但可能并不是因为这些地区本身更炎热。还有一种可能性：北半球南部地区的文化往往比北部地区更为热情，当然，形成于数个世纪以前的热情文化或许也部分源于对温暖气候的反应。因此，文化上的差异而非温暖的天气有可能是好斗行为较多的原因，至于这些地区比北部更暖和则是无关紧要的因素。

为了排除这种可能性，研究人员采用了许多巧妙的技术对犯罪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气温升高时，天气条件是暴力犯罪的助推剂，与地区间文化差异的关系较小。在一些研究中，研究人员控制了各种可能无关的因素，从而排除了这些因素影响暴力犯罪的可能性。例如，即使控制了美国南北部地区在教育水平、财富、收入、宗教和其他许多潜在方面的差异，研究人员仍然发现，南部的犯罪率较高。在每个城市较热的月份里，犯罪率也会上升，而且，在异常炎热的夏天，犯罪率升高的情况越发明显。对各种暴力犯罪，包括谋杀、殴打、性侵犯、家庭暴力和骚乱来说，上述结果都成立。每一种暴力犯罪都会在每年的6、7、8月攀上巅峰，并随着气温凉爽而陡然下降。

高温使人不舒服，这种不适又唤起愤怒与攻击性的想法，成为暴力犯罪的助推剂。

夏天的炎热孕育战争，冬天的寒冷则孕育爱情。在一项为期一年（2004～2005年）的研究中，两名波兰研究人员采访了100名异性恋男性，请他们谈一谈对女性吸引力的看法。受试人要为穿着泳衣的女性身材打分，他们在一年的四个季节里完成的问卷相同，打分却随着天气变冷而升高。在夏天只能引发漠然反应的图片，在冬天却唤起了更积极的回应，研究人员认为这是“对比效应”（contrast effect）造成的结果。他们生动地解释说，男人在夏天被惯坏了，因为到处的姑娘们都“穿着泳衣或是稍微遮挡胸部、紧紧勾勒出身材的T恤”。与这些场面相比，照片里的身材和胸部的吸引力就很一般了。到了冬天，随着气温下降，男人们看不到活色生香的场面，泳衣里的身材和胸部就显得特别诱人。

在上述研究的10年前，在波兰西北方向千里之外的挪威特罗姆瑟，针对为什么男性在冬天更喜欢看女性身体这一问题，5名医学研究员提出了一个非常不同的解释。他们测量了1994～1995年1 500名挪威男子的睾丸激素水平，研究结果证实了其他许多研究员的说法：男性在冬天会出现睾丸激素分泌高峰，夏天则处于波谷，冬天分泌的睾丸激素比夏天高出约30%。研究员们证明，这不单单是因为男性在夏天喝了更多的啤酒（啤酒可能会降低睾丸激素的分泌），就算排除锻炼和体脂肪的季节性差异，这一效应仍然存在。

如你所料，季节性效应在炎热气候下最明显，而睾丸激素在炎热的夏季下降得最为明显。在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检测了美国和其他国家女性的季节性生产率。在美国炎热的地区，如路易斯安那州和佐治亚等南部诸州，生产率在4月和5月大幅下跌，在8～10月急剧上升。例如，在路易斯安那州，夏天的出生率要高45%，也就是说，冬天每出生2个孩子，夏天就出生3个孩子。往前推算9个月即可发现，这些结果表明，冬天受孕的妇女比夏天多。关于冬天受孕率高的原因，研究人员并未达成一致意见，但他们已经确定了若干可能性：冬天，人们在室内待的时间更高；睾丸激素水平上升的时候，男性寻求爱情关系的概率更高；冬天气温低，男性看到女性身材的机会少，也就更容易为之吸引。此外，还有最后一种有趣的解释——故事开始于50年前一只用布做的猴子，结束于今天的一杯热咖啡。

冷=孤独，暖=爱情？

20世纪50年代末，心理学家哈里·哈洛（Harry Harlow）进行了心理学史上最著名的一项研究。20年前，哈洛在研究恒河幼猴的智力时，对一件有趣的事情着了迷：每当他把幼猴和母猴分开，幼猴就会紧紧抓住笼子地板上的衬笼布；如果他想把布从笼子里取出来，猴子们就会大发脾气，发出刺耳的叫声，使劲捶打笼子的地板，直到他把这块布还回去。哈洛猜想，是不是幼猴因为看不到母亲而感到寂寞，所以在破烂毛巾带来的温暖感里找到了小小的安慰呢？

哈洛的观察是一个启示。20世纪50年代，大多数心理学家认为，动物的幼崽“爱”母亲，是因为它们需要食物和水。事实上，“爱”字是个禁忌，因为它暗示了某种更深层的心理体验，对科学研究而言太朦胧了些，所以他们认为，动物幼崽表现的是“接近性”（proximity），也即生存本能驱使它们紧紧缠着母亲。但哈洛看出，这些心灵受伤的幼猴寻找的远不止是奶水，还有温暖和亲情。

哈里·哈洛的实验向我们证明，并不是“有奶便是娘”，接触所带来的“安慰感”是爱最重要的元素。

哈洛的研究兴趣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他不再关注动物的智力，而是专心研究为什么幼猴会像人类婴儿一样，抱着母亲寻求帮助，是因为母猴喂养它们、让它们生存下来，就像在干旱地区，野生动物总是会尽量靠近湖泊活动一样吗？还是因为母猴为幼猴带来了温暖和舒适感，尤其是在幼猴感到害怕和焦虑的时候？哈洛知道母猴能同时满足生物上和社会上的这两种需求，但他不清楚哪一种需求是这种母婴纽带最直接的原因。

实验故事

为解答这个问题，哈洛专门设计了一个实验，他把新生的幼猴和母猴分开，并将每一只幼猴放在有两个人工“妈妈”的笼子里。一位“妈妈”是用硬铁丝做的架子，研究人员在架子上加装了一个奶瓶，每当幼猴想喝奶，便只能去找它。另一位“妈妈”是用柔软的面料制造的，但“她”没有奶。心灵受伤的幼猴初遇自己的新妈妈的时候，哈洛在一旁观察，他看到幼猴几乎立刻紧紧地抱住了布“妈妈”，而远远地避开了铁丝“妈妈”，除非是在想喝奶的时候，才不情愿地靠过去。较之铁丝“妈妈”提供的营养，哈洛的幼猴更喜欢布“妈妈”带来的身体温暖感。幼猴不应该跟母猴分开，它们抱住布“妈妈”所感受到的温暖，是来自真正母亲的母爱的替代品。

50年后，社会心理学家又将哈洛的发现向前推进了一步，开始研究身体温暖是否对社会孤立造成的痛苦起到了实际的补偿作用。

实验故事

在一项实验中，学生们在大学心理学系的大堂与实验人员相遇，他们一起搭乘电梯，升上4楼。乘梯过程中，实验人员让学生帮自己拿一下咖啡杯，这样她好迅速记下学生的名字和实验时间。一半的学生拿的是热咖啡，另一半人拿的是冰咖啡。大约15秒后，电梯到达4楼，他们继续向心理学实验室走，学生要完成一份简短的问卷，问卷描述了一个化名为“A”的人，他聪明、能干、勤奋、坚定、踏实、谨慎，实验要求学生根据一系列量表为A的个性打分，比如，他看起来是慷慨还是吝啬，是自私还是无私，是有魅力还是没魅力，是强壮还是虚弱？研究人员在查看了问卷结果后发现，如果学生拿着的是热咖啡而非冰咖啡，他会认为A更热情、更友好（与魅力和强壮程度无关）。学生把捧着一杯热咖啡带来的身体感觉，误认成了A在隐喻意义上的热情和友好。

在另一些实验中，学生会拿到一个理疗包，其中有些在微波炉里加过热，有些放在冰箱里冷却过。拿着冰冷的理疗包的学生大多报告说自己感到更寂寞，认为自己疯狂地渴望有人陪伴，却又没人可以说话。而拿着加热过的理疗包的学生中则很少有人这么说。研究人员还让一些学生回忆自己感到孤独、遭到社会排斥的事情，回忆完成后，他们会更想找亲密的朋友共度接下来的时间，但如果倾诉过程中拿着加热过的理疗包，他们就没有这么强烈的感情需求。身体温暖的感觉减轻了社会接触的需求，这表明大脑对生理和社会温暖的阐释非常类似。对低温和社会孤立产生反应的大脑区域叫作岛叶，哺乳动物的岛叶位于大脑外层的一处褶皱下面，是个很小的区域。岛叶处理各种感官信息，如痛苦和温度变化等，但它也会对形成社会联系时信任他人的体验作出反应。一些研究人员认为，身体的寒冷会激活岛叶，岛叶会令人产生孤独感和社会孤立感，于是，人们想要去寻求社会慰藉，试图克服这种孤独感。

这项研究为电影制作上了一课，我们可将其概括为时机问题。基于寒冷和孤独之间的关系，两名营销研究人员把注意力转向了浪漫爱情片，这种电影相当于哈洛实验里的布“妈妈”和一杯温暖的咖啡。最优秀的浪漫爱情片总会把主人公安排在一块寒冷、无情的荒地之上，直到一份温暖的爱情降临，才挽救了他（现在“她”的情况变得越来越多），因为浪漫爱情的目的就是温暖寒冷的心灵。在以上两项实验中，一般来说，与捧着热咖啡或热理疗包的人相比，捧着冰咖啡或者冰冷的理疗包的人愿意多花20%的钱去看一场浪漫爱情电影。他们不愿意多花钱去看动作片、喜剧片或惊悚片，大概是因为这些电影缺乏浪漫爱情片带来的暖人心怀的承诺。实验人员对2 500名美国居民的电影租赁模式进行了观察，并以日常温度与电影喜好之间的关系为着眼点，得出了上述结论。就算将情人节（一般是2月中旬某个寒冷的日子，预示着浪漫爱情片租赁会出现高峰）排除在外，他们也发现，天气越冷，人们越爱租浪漫爱情片（与其他类型的电影相比而言）。

天气一旦比较寒冷，租赁的浪漫喜剧片的数量就会多于其他类型的片子，因为浪漫的爱情片能够带来温暖与慰藉。

恶劣的天气使我们走到一起，而旷日持久的雨、雪和黑暗也要为极大的不幸负责。19世纪末，美国探险家弗雷德里克·库克（Frederick Cook）在率领一队水手穿越北极厚厚的浮冰区时，发现队员变得越来越无精打采。库克感到很困惑，因为他从来没见过水手这么快就陷入了集体萎靡的状态，他意识到，要是不赶紧出手干预，每个人都免不了一死。

天气左右身心健康

库克的船吃力地在上下翻腾的冰冷海水中前进，他开始怀疑自己会不会和水手们一起死在黑暗里。在考虑了很多牵强的原因和完全无效的解决办法后，库克意识到，人们是因为太久没见到阳光而患了病，于是他设计了几种巧妙的治疗方法。比如，他的“光线疗法”就是让受影响的水手每天在一盆篝火前坐上几个小时，沐浴在火焰的热量和光辉中。每次治疗后，水手们都能暂时恢复活力，重新回到从前的开朗状态，库克的这种治疗办法可谓是一个世纪之后发明的用蓝色灯光治疗季节性情感障碍的先驱。另外，其他人则要在船上又小又冷的甲板上绕圈前进，水手们把这个区域叫作“疯人舞池”。和自然光一样，运动能让人免受北极漫漫长夜的蹂躏。后来，库克又观察了一群因纽特人。因纽特人数代人都生活在北极，已经适应了黑暗的寒冬，他们模仿冬眠动物的行为，在冬天放缓活动，一有机会就睡懒觉、延长聚会时间、谈天说地。等太阳升起来，他们会举行庆祝春天到来的活动，跳舞和求爱。

科学家们如今认识到，季节性情感障碍是与我们昼夜节奏的起伏和流动，即调节我们作息的体内时钟联系在一起的。正如我在第1章中所说，如果这座内部时钟被扰乱，我们的身体和大脑会难以完成哪怕最基本的心理和生理任务，例如，我们在跨越时区后要倒时差。人类体内的褪黑激素是推动昼夜周期的主要因素。褪黑激素由松果腺分泌，白天并不出现，一到睡前就涌入身体。随着冬季的白昼一天天缩短，褪黑激素大量分泌，方便人长时间入睡，而季节性情感障碍患者只好与困意对抗，努力在更短的白昼里完成夏天用较长时间才能干完的事情。我们在前面看到，医生往往会用模拟自然阳光波长蓝色光来治疗冬日的季节性情感障碍，这种蓝色光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们能发出10 000勒克斯的光线，而只需300勒克斯的光线就能阻止褪黑激素产生，初升太阳发出的光线为700勒克斯。

从古至今，这些夏日的高潮与冬天的低谷在艺术家、作家和知识分子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凡·高就在冬季忧郁期和夏季极端狂热期之间疯狂地摇摆。在1888年12月的一个最短暂、最黑暗也最寒冷的夜里，凡·高与从前的朋友和伙伴保罗·高更凶狠地厮打起来，他先是朝高更头上泼了一杯苦艾酒，接着又拿出一柄剃刀在黑暗的街道上追逐他，在那天晚上夜更深的时候，凡·高用同一柄剃刀割下了自己的右耳垂，据说是要寄给一个名为雷切尔的妓女。凡·高的画作风格也同样在季节之间摇摆不定，冬天的那几个月里，凡·高的画面被不祥的云彩和无尽的黑暗所占据，到了夏天的几个月，画面上的景物就变成了乐观的太阳、光芒和星星。他用厚厚的油彩堆叠出咄咄逼人的笔触，在冬天越发疯狂，到了夏天则略微减弱。不只是凡·高这样，德国博学多才的大诗人歌德也抱怨说，“优秀的人物”（包括他自己在内）总是“受气候不利影响最多”。作曲家亨德尔和马勒也败在了季节手下，他们的许多伟大作品都出自秋天和春天，至于冬天的抑郁低谷和夏天的狂躁高潮，他们也无力抗衡。

天气出现变化时，人也会表现出许多令人惊讶的反应。

和季节性情感障碍一样，动物也在生理上表现出了许多强烈的天气效应的影响。天气状况固然对人类有影响，但某些低等动物与天气的变化更为同步，反应也比人类更迅速和明显。2004年，大西洋上的飓风季节尤为活跃，科学家们追踪了佛罗里达州西海岸沿线海湾鲨鱼的运动情况。2004年8月，早在飓风“查理”带来的风暴和大雨降临佛罗里达州之前，鲨鱼就集体逃到了墨西哥湾更深也更安全的海域中。科学家们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才发现，鲨鱼是对气压的迅速下降作出了反应，这是暴雨即将到来的预警信号。其他研究人员发现，狗、蜜蜂、鸟和大象身上也存在类似行为，每当飓风、热带风暴甚至地震和海啸发生之前，气压骤然下降，它们就会寻找藏身之处或是登上高地。人类没有这么敏锐的反应，但研究也表明，天气变化时，人会出现各种失调和错乱的反应。

风暴和强风进入一个地区，会给大气层带入负电粒子或离子。在20世纪，观察家们都说，诸如加利福尼亚州的飓风“圣安娜”、西北太平洋地区的钦诺克风、意大利的热风和以色列的沙尘暴等强风刚开始的时候，就会让人类行为发生奇怪的变化。1938年，雷蒙德·钱德勒（Raymond Chandler）在经典硬派侦探故事《红风》（Red Wind）里提到了可怕的飓风“圣安娜”26次。风成了真正的隐藏角色，它令聚会以混乱打斗告终，妻子试图用雕刻刀割断丈夫的喉咙。

欧洲阿尔卑斯山的居民往往会把从偏头疼到精神病等一系列疾病跟本地的焚风（foehn winds）联系在一起，德国生产的阿司匹林有时也会以能治疗焚风病为卖点。焚风从山坡上席卷而下，短短几个小时，就能让气温上升到28℃，这也是欧洲中部气候相对温和的主要原因。阿道夫·希特勒的朋友海因里希·霍夫曼（Heinrich Hoffman）声称，1931年9月18日晚两人去竞选时，希特勒就是因为焚风而头疼，同一天晚上，希特勒的侄女格莉·拉包尔（Geli Raubal）用枪射中自己胸口而死。

20世纪60年代初，德国的研究人员调查了阿尔卑斯山焚风与德国工厂意外事故及伤害率之间的关系。他们把天气分为6种状态，其中3种相对平静，另外3种与焚风、风暴和风后恢复所带来的混乱有关。在被3种焚风扰乱的状态下，人们在慕尼黑交通展览中对视觉线索的反应变慢，一家重型机械厂的事故发生率特别高，另一家工厂的工人更频繁地到厂区医生的诊所就医。在观察了近30 000名德国展会参观者和产业工人的行为之后，研究人员得出结论：焚风病是真实存在的现象，大气的变化导致了各种各样的症状，如反应时间变长、身体上的疾病等。

实验故事

20年后，两名美国研究人员想知道为什么季风能够如此强烈地对人产生影响。很明显，风里藏着某种能引起头痛和其他疾病的东西，但能确立两者联系的流行病学数据里还有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由于大风和风暴改变了大气的负电成分，研究人员决定观察一下，如果向封闭的实验室释放带电离子，人会有怎样的反应。他们预计这些正离子会干扰参与者中枢神经系统的功能，提高5-羟色胺这一神经递质的产生，而5-羟色胺是导致多动症和好斗行为的原因。研究人员发布的广告招徕了近百人，他们让每人在安装了3台离子发生器的密闭房间里待上90分钟。每人坐在房间里两次，一次接通离子发生器，模仿风暴来临之前空气中正离子浓度缓慢增加的状态；一次关闭发生器作为实验的对照组。后者房间里除了没有正离子之外，其余条件都相同。在每一轮90分钟的实验里，参与者会完成一系列的量表和任务，以测量其情绪和精神机能。研究人员分析结果后发现，正离子让参与者变得更加紧张、疲惫、不喜社交且情绪低落。据研究人员介绍，这一连串的破坏性反应解释了为什么风和天气变化这两个因素与自杀、抑郁、烦躁、犯罪、工业以及汽车事故相关。

由于大风改变了大气中的负电成分，正离子会让人变得比较紧张、疲惫，不友善也不开心。

但研究人员近来发现，会扰乱人心智的不仅仅是多变的气候。美世（Mercer）是一家全球性的咨询公司，它每年都会对世界各地主要城市的生活质量进行评估。评分结合了39种不同的指标，包括犯罪率、餐厅质量以及政治稳定性。这些指标中最主要的一项是气候，温度适宜、阳光充沛的城市得分高，冬季漫长、寒冷且多雨的城市得分低。奇怪的是，尽管美世对有温暖阳光的城市的打分高于寒冷多雨的城市，一队研究人员却给阳光城市投下了一层隐喻的乌云。

糊涂事总发生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

暑假过上几个星期，人就会变得反应迟钝，同样道理，一天又一天的晴朗日子也会让人犯糊涂。阳光充沛的日子让人精神恍惚，这看起来像是个离谱的说法，但它得到了证据的支持。在一项研究中，社会心理学家对离开澳大利亚悉尼一家小杂货店的购物者做了一轮出乎意料的记忆测试。

实验故事

这个记忆测试是这样进行的，顾客进入商店之前，研究人员在柜台上放置了10种小型观赏物品：4只塑料动物，一门玩具炮，一只储蓄罐，4辆火柴盒玩具车。离开商店后，研究人员要顾客尽量回忆柜台上摆放的10种物品都是什么，并从一张列有20种物品的清单里选出10种正确的物品。研究人员在两个月里进行了14次实验，时间在上午11点到下午4点。有些日子天气晴朗、阳光灿烂，有些日子多云、下雨。顾客在雨天回忆出的物品数量是晴朗日子的3倍多；至于在从长清单里选出物品的准确度，雨天约为晴天的4倍。

研究人员解释说，阴沉的天气会妨碍我们的情绪，可反过来又使我们思考得更深入、更清楚。人类的生物性倾向于避免面对悲伤情绪，他们会寻找机会进行情绪修复，提高警觉，保护自己免受伤心事的困扰，从而应对悲伤的情绪。相比之下，开心快活则发出了这样的信号：一切都好，环境里没有迫在眉睫的威胁，没必要想得太深入和仔细。这种截然相反的精神状态解释了为什么购物者在雨天能更准确地回忆起10种物品：购物者会下意识地试图克服雨天引起的整体性的负面情绪，他们打量着周围环境，寻找有可能用快乐取代自己压抑的悲伤情绪的东西。如果你仔细想想，这种做法是有道理的。情绪状态是一种万能测量仪，能告诉我们环境中是否有东西需要修补。当我们面临重大情感障碍，如极度的悲痛、受伤而带来剧烈疼痛、盲目的愤怒等，我们的情绪警示灯就会亮起，强迫我们采取行动。而大多数时候，我们会顺利地驶过平静的水面，忽视周遭世界里的大部分细节（包括商品柜台上的小摆设）。

糟糕的天气带来的警惕感也浇灭了金融专家们的热情，他们往往会避免在雨天投资。20世纪90年代初，一位经济学家设法收集到了1927～1989年纽约市的天气和股票交易数据。他注意到，股票交易员和所有人一样在晴天更开心，因此也就更乐观，所以，这位经济学家预测，股市在阳光灿烂的日子比在阴天容易上涨，事实也正是如此。交易员在晴天更乐观，投资行为相对大胆，从而推动了价格上涨。与此同时，星期一的回报一般会下跌，因为人们通常会因周末结束而抱怨连连，可这种情况下的股市在晴天跌得不多，下降幅度仅为5个基点（仅为一个百分点的5%），在正常情况下则会下跌18个基点。把这种分析再推进一步，两位金融学教授发现，在全世界的26个金融市场，晴天的收益都比阴天高。这个结论在赫尔辛基、吉隆坡、悉尼、维也纳等差异很大的市场都站得住脚，每逢晴天，这些市场上都会发生小幅上涨的现象。

阴沉的天气会导致我们情绪低落，但也会使我们的思路变得清晰而深刻。快乐的情绪会传递出一种积极信号，让人觉得周围一切都没问题，所以也就没有必要深刻、仔细地思考问题。

面对恶劣的天气条件，我们无能为力，但一些研究人员认为，政府的决策者坚守夏令时政策反倒带来了负面效果。夏令时制度规定，在春天将时钟往前拨1小时，以便在春夏两季中增加我们白天清醒的时间。政府的政策很受欢迎，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人们能享受夏季的温暖直到入夜，因此，世界大部分地区，也包括美国50个州里的大多数地区，都接受了夏令时。1942～1945年，罗斯福在战时担任总统期间，夏令时获得了强大的支持力量。罗斯福试图唤起美国人的爱国理想的共鸣，他声称，如果美国人民能在白天留出更多的清醒时间，那么依靠电力照明的时间就会减少，从而能节约更多宝贵的资源。事实上，数十年的研究表明，该政策反而助长了过度消费，因为人们会在白天大量使用高耗电的空调和制冷设备，而夜间对这些设备的需求较小，消耗的资源也更少。

最近，研究人员已经证明，每年两次改变人体内部时钟会令人付出巨大的代价，尤其是春天，少睡1小时对人的影响特别明显。转为夏令时的那天，成千上万的司机在类似倒时差的状态下工作，当天的事故率陡增7%。更具破坏性的是，一位反对夏令时的研究者声称，在实行夏令时的地区，学生们每年会有7个月处在与自身生物节律相悖的状态中。这名研究人员比较了印第安纳州实行夏令时的各县学生的SAT分数，发现这些学生的分数比其他选择全年实行标准时间的各县学生低16分。在美国，有几个州是按县界划分时区的，仅相隔几公里，有些学校就实行夏令时，有些学校则实行标准时，学生们每年有7个月都生活在不同的时区，印第安纳州就是其中之一。教育决策者每年要花数亿美元缩短不同学生群体之间的SAT得分差距，但上述研究结果表明，取消夏令时，或许是一个成本更低廉的解决办法。

人类可以利用核能，也能向距离地球近200亿公里的地方派出太空船，但我们还没有找到控制天气的方法。世界上有些地方饱受洪水侵袭，有些地方却遭受大旱，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龙卷风和飓风越来越强，越来越难以预测。和周围世界的其他精神力量（例如颜色和场所）不同，天气条件最难驯服。

除了我们周围的自然世界，还有一个存在于我们之间的世界，也就是地球上的70亿人类居民。在自然环境外，我们周围的其他人也通过复杂的生物过程塑造着我们的想法、感受和行为方式。身边围绕着美女，男性就会分泌出更多的睾丸激素；新生的宝宝在身边，新妈妈们就会分泌出更多催产素。这一类生物反应中的每一种都会影响人的言行举止。睾丸激素或催产素达到峰值时，男性会变得更肆无忌惮，母亲则会更不顾一切地保护孩子。对他人存在的敏感度，足以改变我们的行为方式。不管对方是陌生人还是亲人，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人，有些时候，甚至仅仅是暗示有他人在场就够了。在第4章一开始，我们会讨论“单独一个人”跟“周围有其他人”的情况会有多么不同，在不同的环境里添加或者减少一个人，会让我们的行为发生怎样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