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开口前需了然于胸
第一章 确有愚蠢的问题
让人哄堂大笑的问题
谋杀案件让人忧郁，一个人失去生命，另一个人接受审判，面临终身监禁，不得假释，或者更加严厉——被处以死刑。所以，可以想象，任何刑事审判都容不得半点马虎。然而，在我经历的第一场死刑判决现场，我却让在场的所有人哭笑不得。如果有人说：“根本不存在愚蠢的问题”，那这个人肯定没去过2001年秋天斯帕坦堡县的庭审现场。
在那起案件中，一位便利店的收银员遭抢劫，遇害身亡，起因竟是微不足道的小钱。收银员工作卖力，为人善良，行事规矩，一辈子吃过不少苦。如果嫌疑犯开口要那点小钱，他也不会拒绝。
在大部分类似的案件中，只有两位目击证人，一位（也就是受害者）已经死亡，所以除了法医或实物证据，只能依靠被告的陈词、供述或虚假的辩驳。但在这起案件中，还有另一位目击者——抢劫、枪击发生时，他坐在一边玩电子扑克游戏。
每当有其他证人，律师总想提前与他们会面，了解他们会说什么，如何应对。在这起案件中，我与这位目击者见面多次。尽管他可能对在死刑审判中作证感到紧张，但是他态度真诚，所言可信，这对案件的调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轮到他出庭作证了。先向陪审团描述案发现场十分必要：商店的格局如何，相对于收银台和收银员，这位证人坐在哪个位置，他是否有机会看到案件发生，当时有没有吸毒或饮酒，判断力有没有受到影响，另外还要预测陪审团可能会问到的其他问题。
“你与商店的正门之间有遮挡吗？”
“没有。”
“有什么遮挡你的视线吗？”
“没有。”
“当时开灯了吗？”
“开了。”
“屋里有烟雾吗？”
“没有。”
“你喝酒了吗？”
“没有。”
“这个问题可能涉及个人隐私，你当时服用了任何处方药物或其他药物吗？”
“没有。”
“嫌疑人从前门进来时，你看到了吗？”
“看到了。”
“嫌疑人进来时，商店里还有其他人吗？”
“只有我和收银员。”
“嫌疑人进来时，你的目光从他身上离开过吗？”
“没有。”
“你看清楚嫌疑人了吗？”
“看清楚了。”
“后来发生了什么？”
“嗯，那个人走向柜台后面的收银员，掏出一把枪。”
“你能看见枪吗？”
“能。”
“你能向陪审团描述那把枪吗？”
“能。是黑色的，看起来像手枪，不是左轮手枪。”
证人表现很好，控制住了情绪，说话清晰、准确。但显然我不能让对话如此顺利地进行下去，我必须出击。
“先生，我注意到你今天没戴眼镜，你那天晚上戴眼镜了吗？”
“没有。”
“你视力好吗？”
“好。我右眼完全没问题。”
他在说什么？我的证人，你不是希腊神话里的独眼巨人！你有两只眼睛，我自言自语道。
我陷入了什么样的境地？我如何抽身？接下来该问什么或说什么？就此放过，希望陪审团没听见？或者希望陪审团没想起来人有两只眼睛？愚蠢如我啊，我得做些什么，不能这么悬在那儿。
“证人先生，你当然视力很好，当然视力很好。”我只能这么说。
“那你的左眼呢？”
（痛苦的沉默）
“是假的。”
“嗯，当然，证人先生，是义眼。”
“不，是假的。”他说。
我就这么一位证人，但我竟然和在场的其他人一样，刚刚才得知他是位独眼证人。
在上法庭之前，竟然没有问证人的眼睛状况。我慌乱了，多想找个地方躲起来。给我报个名。我要躲到囚禁基督山伯爵的伊夫堡监狱！
情况不能比这更糟糕了，难道不是吗？诚然，很多时候，事情会变得很糟糕，而且在这起案件中，情况太窘迫了。
“后来发生了什么？”我接着发问。
“嗯，嫌疑人手里提着个蓝袋子。”
“好，蓝袋子是什么颜色？”
法庭里爆发出一阵笑声，有一只眼睛盯着我，好像我失去了理智一般。
我想他可能没听清楚问题，所以又重复了一遍问题。“蓝袋子是什么颜色？”
又是一阵哄堂大笑。
发生了什么？为何这群人在死刑审判中笑了起来？就在我要第三次提出这个英语世界有史以来最愚蠢的问题时，法官满怀怜悯地对我说：“检察官先生，我想陪审团现在知道蓝袋子是什么颜色。你可以继续提问了。”
问题可以是肯定的。问题可以是为了真诚地寻求更多信息，也可以是为了证实已有的陈述。你已经知道了答案，但是陪审团里有人却未必，所以你利用提问来向他人传递信息，而不是把信息传递给自己。问题可以是为了控告或削弱对方的观点，也可以是出于防御，或可以让你重新组织、转移和引导别人的注意力，从而可以继续一时或一天的战斗。
也确实有愚蠢的问题。
问题有好有坏，相同的问题因提问情形不同，也可能产生截然相反的结果。如果开庭前几周，在办公室询问目击证人的视力，那可能是个绝好的问题。
公诉官办公室的同事给了我一张那场庭审的照片，那是当地一家报社的摄影师拍的，当时证人正在说：“我的右眼视力完全没问题。”同事之所以给我那张庭审照片，原因是当证人提及自己的一只眼时，我的脸上没有任何能让人察觉的反应，而内心深处，我却充满渴望。直到我错上加错，问起蓝袋子是什么颜色，陪审团却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我从第一个问题中幸存下来，但却问了第二个问题，白白浪费了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