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路德维克

这么多年后，又竟这么着，我回到了老家。站在中心广场上（从不懂事，到淘气，到大小伙子，我走过这里多少次哟），我感觉不到有任何激动之情。相反，我倒在想这广场（钟楼雄视着家家屋顶，活像一个戴着尖顶头盔的大兵）跟某座兵营庞大的演武场颇为相似。这座摩拉维亚地区的城市，当年原是对抗马扎尔人和土耳其人袭击的堡垒，尚武的往昔在它的面貌上留下了无可挽回的可憎烙印。

这么多年里，任什么也没有使我动心回归出生之地。我对自己说，它已经与我各不相干，而且，这于我也在情理之中：十五年来我一直在外，此地仅有几个熟人而已，换句话说是几个老同学（是我宁愿避而不见的）；我的母亲被埋在外人家的墓地里，不由我照管。然而，我自欺欺人：所谓各不相干，其实是恨；恨的理由我也难以说清，因为在这座城市里，也和在其他任何地方一样，曾经给我既有好的、又有坏的遭遇，但不管怎么说，反正我对它就是心存怨怼；现在到了这里，我又醒悟到，那个促使我回家的使命其实本可在布拉格完成，但正好有个机会可以在家乡进行，突如其来的强吸引力使我忍不住了，因为这项使命是一件要厚着脸皮才能完成的俗事。因此回家也就免了人家怀疑。我对往昔竟还心存温爱。

我以嘲弄的目光再次环视这个令人不快的广场，这才转身朝着下榻的旅馆那条街走去，过夜的房间早已订好。门房递给我一把带着一个梨形木牌的钥匙，说：“三楼。”房间不怎么招人喜欢：靠墙有一张床；屋子中间是一张小桌子和一把唯一的椅子；床边有一张桃木桌，带镜子，也就算梳妆台了；近门边是一个绝小的洗脸池，釉面斑斑驳驳。我把毛巾放在桌上，打开窗子：可以看见院子，还有一些房屋，它们又秃又脏的背面朝着旅馆。我关上窗，放下窗帘，走到洗脸池边，上面两个水龙头一个标着红色，一个标着蓝色；我都试了试，流出来的水一律是凉的。我打量那张桌子，充其量只能放一个水瓶、两只杯子；不幸的是，只有一个人能坐在桌旁，因为整个房间没有第二把椅子。我把桌子推到床边，想坐在床上，可床太矮桌子又高；再者，床在我的重量下塌得厉害，一坐就知道这床不但不能充座椅，就连能不能胜任其床的职责也很可怀疑。我用两个拳头撑在床上，跷起穿鞋的脚，小心不弄脏床单和被子，躺下去。凡是在我身体下的部分，床垫就凹下去，我倒像是睡进了一个吊铺，或说是一个窄窄的坟坑：根本不能想象还可以有一个人和我在这张床上同眠。我坐在椅子上，望着被光线照得透明的窗帘，心里盘算着。就在这时候，过道里传来脚步声和说话声；一男一女两人聊着，一字一句都让人听得真切：他们谈到一个叫彼得的，从家里逃走了；又提到一个稀里糊涂的克拉拉姨妈，总是娇惯孩子；接着听到钥匙在锁孔里转动，门开了，那两个声音进了隔壁房间；我又听见那女人连连叹气（是的，甚至叹气声也直送我的耳边！），那男的表示一定要再一次提醒克拉拉。

我站起身，已经有了主意。我在洗脸池里又洗了一遍手，用毛巾擦干，没想定究竟去哪儿就离开旅馆。我只知道：旅馆的房间太不尽如人意，如果我不想因为这一点而使此行遭致失败，那么我应当——尽管我多么不乐意——毫不声张地去求助于某个本地朋友。我飞快地逐个检视青少年时代的面孔，可马上又把它们全都撇到一边，因为我所需要的帮助具有私密性，我不得不极尽周旋才能跨越这么多年的隔阂——而这么多年我根本没有见过他们——我不想这么做。不过我随即又记起这儿想必还有一位，从前我曾为他在此地谋到职位，而且据我对他的了解，他会很高兴有机会还情于我。这个家伙很古怪，既刻板较真，又多虑多变。据我所知，他的老婆已经跟他离异多年，原因很简单：他到哪儿都能过日子，就是不跟她和他们的儿子一起生活。我想到他可能已经再婚，又焦急起来，要是真有了家，我的请求就非常不好办了。于是我就加快脚步朝医院方向走去。这家医院由一群四散分布的楼房构成，倒都坐落在一片大园子里。我闯进紧挨大门的那间小门房，请求坐在一张桌子后面的把门人给我联系一下病毒科；他把桌沿边的电话机朝我这边一推，说：“〇二！”于是我拨〇二，得知考茨卡大夫刚离开，正朝大门走来。唯恐把他漏过，我去坐在临近大门的一张长凳上，漫不经心地看了一会儿那些穿着蓝白条相间睡衣走来走去的人；接着我就看见他来了，心里想着什么；高高、瘦瘦的个子，其貌不扬之中带着亲切感。对，那就是他。我从凳上站起来，迎上前去，有意要撞到他身上似的。他很不高兴地瞥我一眼，但立即认出是我，张开了双臂。一个印象油然而生：他对这个意外可以说是兴奋的，他那不假思索的欢迎使我欣慰。

我告诉他，我抵达这里才不到一个小时，来办一件并不重要的事务，大约耽搁两天。他呢，顿时似乎受宠若惊，因为我第一个拜访的居然是他。这样一来，我倒很不自在起来，因为自己此行并非心无所求，专程来看他。我向他提的问题（我乐呵呵地问他是否已经再婚），似乎表示我对他诚挚的关注，骨子里却有着下作的算计。他回答说（正合我意）至今仍是单身。我声称我们大可好好叙谈。他极口称是，但抱歉地说可惜他还得返回医院，只有一个多小时空，而晚上要坐车离开这座城市。“你不住在本地吗？”我问，心里急坏了。他安慰我说他住在这儿，在一幢新楼里有一个单居室，但是，“一个人过日子很是难受”。原来，考茨卡在二十公里外的另一座城市里有一个未婚妻，是小学教师，自己有一套二室公寓。“你以后要搬她那儿去吗？”我问。他说，他很喜欢我当初给他找的这个工作，别处很难找到更好的了，可是他的未婚妻又很难在这儿弄到一个位置。于是我对官僚主义的拖沓作风深表愤慨（真心诚意地），它根本不会提供方便去解决诸如男女调到一起生活的问题。“放心吧，路德维克，”他带着息事宁人的口气对我说，“事情总算还没有到这么忍无可忍的地步！来回跑固然又费钱又费时间，可是我能保持独身，无牵无挂的。”“你干吗非要那份儿自由自在呢？”我问他。“你自己呢？”他把球又踢了回来。“我常找姑娘们玩。”我回答。“倒不是女人怎么样，是我自己需要独来独往的。”他说完又道，“听着，到我家去坐一坐，我待会儿再走。”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

出了医院的墙，我们很快走到个新楼群附近，楼房一幢又一幢地矗立着，毫无章法，不曾夯平的地面上满是尘土（没有绿草坪，没有人行道，没有路）。这一群楼与周围一望无际的平野相伴，很难看。我们跨进一道门，踏上一个过于窄小的楼梯（电梯不运转），在四楼停下，我看到门牌上有考茨卡的名字。穿过门厅，我们就到了屋里。我的满意程度超出了预期：一张宽大而又舒适的双人沙发床占着一角；床头有一张小桌，一把扶手椅，一个大书橱，一架留声机和一台收音机。

我向考茨卡称道一番他的房间，问他浴室怎么样。“谈不上漂亮。”他说，很高兴我所表示的兴趣，让我到门厅那儿。浴室的门正开着，浴室虽小却讨人喜欢，有浴缸，有淋浴喷头，有洗脸池。“看得出，你的住处真是好极了，我想起一个主意，”我说，“你明天下午和晚上干什么？”“咳——”他不好意思地抱歉道，“明天我一整天都值班，到快七点才能回来。你晚上没有空吗？”“我晚上可能有空，”我回答，“不过你回来以前，能不能把这套小居室借我用一个下午？”

我的问题使他很吃惊，但他马上（似乎怕我怀疑他不肯帮忙）对我说：“很乐意，你随便用。”好像为了表明他绝无追问我借房动机的意思，又连忙说：“你要是住宿有困难，可以从今天起就睡在这儿，因为我明天早上才回来，甚至明天早上也不见得回来，反正我要直接去医院。”“不，这倒不用。我已经在旅馆住下了。只不过我的房间太差劲，明天下午我需要一个舒适的环境。当然，不是为了我一个人待着。”“对了，”考茨卡微微低下头说，“我想是这样。”过了一会儿，他说：“我很高兴能帮你点忙。”然后又添了一句：“当然，我是希望能真的帮上忙。”

说完，我们在小桌边坐下来（考茨卡已经备好咖啡），又闲扯一阵（我坐在沙发床上，高兴地证实了床很结实，既不塌陷，也不吱呀吱呀叫）。考茨卡这时说，必须得回医院去了，他匆匆向我交代家里几件事项：浴缸的龙头要拧紧；和任何其他地方都不一样，标着“冷”字的水龙头是供热水的；留声机的插头塞在沙发床底下；小柜子里有一瓶刚动一点儿的伏特加。接着，他交给我串在一起的两把钥匙，并指给我看哪一把是底下大门的，哪一把是屋门的。我一生不知换过多少张床睡，所以总是对钥匙刮目相待。这时，我嘴上不说，心里却喜滋滋地把钥匙揣进了口袋。

考茨卡临出门时对我表示，他衷心祝愿他的房间能使我“成就真正的好事”。“会的，”我对他说，“有了它我就可以完成一个美好的拆台计划。”“你认为拆台也可能是美好的吗？”考茨卡说。我这时心里暗暗发笑，因为透过这个问题（口气虽然平和，但问题却有锋芒），我已经分毫不差地发现他还是十五年前那样（既亲切又招人笑），还是我第一次认识时的考茨卡。我反驳他：“我知道你是在上天永恒的工地上，当一个老老实实的徒工，一提拆台你就不高兴。但我算什么呢？我又不是上帝他老人家手下的徒工。再说上帝手下的石材工如果在下界打造的建筑都能有货真价实的围墙的话，那咱们这号拆台派也就没有机会挖墙脚啦！所以，他们筑起来的不是什么墙，不过是样子货罢了。拆摆设也是件挺对的事呀！”

这是我们当年分手时（可能是九年前）的话题（我们的分歧具有哲理讨论的色彩），我们两人谁都会意到这番话真正所指是什么，而且都觉得没有必要重开当年的舌战。我们这时无非是需要相互表白一下，我们两人谁都没变，都还是原来大相径庭的我们两人（在这方面我很喜欢考茨卡身上和我的不同，而且正因如此，我乐于和他争论，这样我就能顺便明明白白表示出来我现在是怎样一个人，我在想些什么）。为了消除我对他的最后疑虑，他回答我说：“你刚才的话再明白不过了。但是请你告诉我：像你这么一个怀疑一切的人，你又怎么有把握看出来这墙就一定是样子货呢？你挖苦别人充满幻想，难道你就从来不曾怀疑过这些幻想真的就只是幻想吗？要是你自己错了呢？而假如这些幻想偏偏就是价值呢？那么你不就是一个破坏价值的人了吗？”他接着又说：“一种被搞糟了的价值和一种被揭穿的幻想都一样可怜，它们很相近，两者太容易被混为一谈了。”

当我陪着考茨卡穿过市里回他的医院时，心里确实感到身边就是从前的那个老朋友。他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拼命拿他的真理来说服我，即使现在，在这新住宅区爬光秃秃的坡路时也还是这样。考茨卡很清楚第二天整个晚上，我们有的是时间，于是他很快抛开哲学，转而谈起琐事。他再次问清当他明天七点钟回家的时候，我一定在家等着他（他没有别的钥匙），又问我是不是真的不缺什么。我摸摸脸说，我该去理发店才是，因为讨厌的胡子又长出来了。“好极了，”考茨卡说，“我让你好好刮一次胡子！”

我对考茨卡的荐举没有推辞，由着他把我领进一家理发小店，三面镜子前安着三张大转椅，两张已经坐了人。他们的脑袋后仰着，满脸是厚厚的泡沫。两个穿着白褂子的女人正俯身向着他们。考茨卡走近其中一个女人，在耳边小声嘀咕了几句。这个女人在一块毛巾上擦了擦她的剃须刀，朝着店堂后面喊了一声，一个穿白罩衣的姑娘走出来，去照料那位被撂在椅子里的先生。考茨卡打过招呼的那个女人朝我微微一点头，用手招呼我去坐在那张空椅里。考茨卡和我相互握手道别，然后我就坐下，把后脑勺搁进支撑脑袋的垫子上，由于我多少年来不爱在镜子里看我自己，目光便溜过面前的镜子，抬头无目的地望着用石灰水刷白的天花板，上面斑驳陆离。

我的眼睛盯着天花板，连我在脖子上感受到女理发师的手指时也没动弹。她把一块白布的布边塞进我衬衫的领子里，然后她退后一步，我只听到剃须刀在用来磨快刀刃的皮条上来来回回蹭动，而我懒懒不动，沉入了身心完全放松的那种舒坦之中。一会儿以后，我的脸上感觉到湿漉漉的手指在给我涂抹滑润的剃须膏，我顿时发现这是一件古怪而好没道理的事情：一个素不相识的女人，她跟我无亲无故，我与她毫不相干，却来温柔地抚摸我。女理发师抹完以后，又拿起一把刷子开始抹肥皂，于是我的脑海里浮起一个形象（因为即使在休息放松的时刻，思想也并不停止活动）：我成了一个毫无防卫的祭品，完全任由一个正在磨砺手中剃刀的女人的处置。由于我似乎觉得身体在空间里化掉了，只有自己的面孔被手指摸来摸去，我很容易想象出她那双纤纤玉手，抱着我的脑袋（把它转来转去，抚摸着），似乎它们并不把我的脑袋当做是连在身体上的，而是一个“自成一体”的东西，好让在旁边小桌上等着的那把快刀来最后使它达到完美的独立自主。

摩挲停止了，我听见女理发师走开去，她这次才真的拿起剃须刀。这一瞬间我心里想（因为思想继续在活动），我应该看一看我脑袋的女主人（也是升降机），我温柔的刽子手是什么样子。我把目光从天花板上挪下来，往镜子里瞧。我怔住了，原来觉得很好玩的这一番折腾蓦地变成了格外实实在在的情景：镜子里那个朝我弯着身子的女人，我好像认识。

她一手按着我的耳垂，另一只手十分细致地刮着我脸上的肥皂沫；我仔细观察她，尽管刚才一瞬间，我不胜惊愕地认定她是谁，但这个被认定的她又慢慢烟消云散，不见了。接着，她弯身向着洗脸池，用两只手指把剃须刀上的一大堆泡沫抹下去，直起身子，轻轻地转动椅子。就在这一刻，我们四目相遇了一秒钟，我再次觉得就是她！毫无疑问，这张脸已经有所不同：变得灰暗、憔悴、两颊微凹，仿佛是她姐姐的脸；不过我最后一次见到她已是十五年前的事！在这个阶段里，时光在她的面容上烙印了一张蒙人的面具，但幸好这张面具有两个孔眼，通过它们，那双原先的眸子，真性的眸子能够重新凝视我，就像我曾经熟悉的那双眼睛那样。

可是，后来出现了一件让我摸不准的事：理发店又来了一个顾客，他坐在我的背后等着。他很快跟我的女理发师说起话，大谈这夏天天气多么好，城边上正在造什么游泳池；女理发师搭着话（她的声音传进我的耳朵，但说什么我没有听进去，再说也没有要紧的话）。我发现她的声音我并不熟悉，语气是坦然的，没有任何不安的成分，几乎很俗气，完全是一个陌生的声音。

现在她给我冲脸，把我的脸用手掌按着，而我又开始重新认定那是她（尽管声音不对）。这是在十五年以后，我重又感受到自己的脸受到她双手的爱抚，是她在久久地、温柔地爱抚着我（我其实忘了这根本不是爱抚，而是给我洗脸）。那个家伙越来越饶舌，她那陌生的话音也就不停地答着什么，我难以相信这就是她的声音。我努力从她的手触摸的感觉中来辨别到底是不是她，还有她是否认出我来。

接着，她拿来毛巾，擦干我的脸颊。那个啰嗦家伙为他刚说的一个笑话大声地乐开了。我注意到女理发师没有笑，所以她对这个家伙说了些什么，肯定并不留心。这一点又使我惶恐起来，因为我认为这是她认出我来的一个印证，证明她内心很激动。我决心等我一站起身就跟她说话。她给我解掉脖子上的毛巾。我站起来，从上衣里面的口袋中抽出一张五克朗的钞票。我期待我们的目光再次相遇，我就好开口说话，叫她的名字（那个家伙还在唠叨），然而她一直漫不经心地别着头，利落地把钱接过去，毫无反应，顿时叫我觉得自己简直像个异想天开的疯子。于是，我绝对没有一点勇气再开口。

怀着难以名状的不满足感，我离开了理发店，只觉得满脑子的疑团。一张从前爱恋至深的面孔如今我竟对它狐疑不已，这实在是太无情无义了。

要弄个水落石出当然并不困难。我匆匆回到旅馆（半路上远远看见对面人行道上有个年轻时代的老朋友，扬琴乐团团长雅洛斯拉夫，但我像躲开刺耳的、过于喧嚣的音响一样，赶忙扭过脸去），从旅馆给考茨卡挂电话；他还在医院。

“请你告诉我，你让她给我理发的那个女理发师，名字是叫露茜·赛贝考娃吗？”

“现在她不叫这个名字，不过，就是她。你怎么会认识她呢？”考茨卡说。

“说来话长。”我回答。我走出旅馆（天开始黑了），也没想起吃晚饭，就在街上溜达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