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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知是怎么回事，我在生活中第一次沉了船（而且由于那种并不招人喜欢的连锁作用，波及了露茜），如今倒也不难用一种轻松甚至调侃的口气来叙述这事：事情坏就坏在我那乱开玩笑的该死的癖好上，也怪玛凯塔不懂玩笑那倒霉的不开窍上。玛凯塔是属于对无论什么事都较真的那类女人（简直是那个时代的样板），从她们的摇篮时代起，神明就赋予她们这样一个特色：笃信一切就是她们最大的优点。我这里远非拐弯抹角影射玛凯塔可能是个头脑简单的人，根本没有这个意思，因为她可以说很有天赋，很聪明，而且那么年轻（十九岁），她那天真的轻信多半是因为她漂亮迷人而不是因为少点心眼。在系里，人人都喜欢玛凯塔，多多少少都想得到她的欢心，不过这也不能阻止我们（至少有几个人）温和地拿她开心，完全是善意地。

当然，幽默对于玛凯塔是不协调的，更和当时的时代精神格格不入。那是在一九四八年二月后的一年级，一种新的生活开始了，确实是完全不同的生活，它的面貌，正如深深烙在我脑海里的那样，有一个特点：极为刻板地严肃；而且令人奇怪的是，这种严肃并不是带着阴沉的色彩，正相反，有一副笑吟吟的外表。是的，那些年正是被视为最欢乐的年头，谁要是不欢天喜地，谁就马上值得怀疑，怀疑他是否因为工人阶级的胜利而悲哀，或者就是沉溺于个人主义的患得患失之中（这也一样严重）。

那时候，我倒不大有个人得失的烦恼，反之我特别有兴趣开玩笑；但这并不是说，按当时要求乐观的眼光看我已做得很好：因为我的玩笑话总是太欠严肃。当时的快乐是不能容许取笑和嘲讽的，我要重申，那是一种严肃的欢欣鼓舞，它被豪迈地称为“胜利阶级的历史性乐观主义”——在一种凛然的苦行主义中的兴高采烈；一句话，“快乐”。

我还记得，大学里我们分成“学习小组”，小组经常开会，全体成员公开地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此基础上对每一个人做鉴定。当时我和许多党员一样，身兼好几个职务（在学生会里担任要职）；而且，由于我的学习成绩也不坏，所以这种鉴定，对我并没有很大麻烦。然而，虽对我的能干、勤奋、对国家和工作的积极态度，以及我的马克思主义认识都有好评，后面却往往跟着一句：我的个性中有“个人主义残余”。这样指出一点不足倒也不一定会让人在意，因为即使最优秀的人，其鉴定中也要加上一条批评性意见，这是惯例。这一个是“对革命理论不够注重”，那一个是“对他人关心不够”，又一个就是缺乏“警惕和慎重”，再有就是“对女士行为不检点”。当然，从此，万一谁卷入到某个冲突中去或者偏巧成了怀疑或否定的目标，那么这一条就不再是孤立的，也许还会有另外一条来加重它的分量，诸如“个人主义残余”或“对女士行为不检点”之类有可能变成一个灾难的苗子。仿佛是命中注定，这种祸苗在每一个人的档案卡片上都有；是的，我们人人都有。

有几次我起来反对他们指责我个人主义（倒不是因为怕，而是有什么说什么），要学习组的同志拿出证据来。特别具体的证据，他们一点也没有。他们说：“因为你就是这样的。”“我哪样？”我问。“你老是有一种特别的笑。”“那又怎么啦？我高兴！”“不，你那笑的样子让人觉得，你笑的东西只有你知道。”

我的同志们认定我的举动和我的笑容都有一股知识分子味（那个时代众所周知的另一个贬义词），终于我也接受了他们的意见，我不可能想象（不至于如此狂妄）大家全都错，也不可能认为革命事业本身、时代精神会错，而我个人倒正确。我开始对自己的笑有所收敛，于是很快就发现，我的内心存在一条裂痕，我分成了一个本色的我，还有一个应该是我努力想成为的我（按照时代精神的要求）。

然而我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现在愿意老老实实地回答这个问题：我是一个有着多副面孔的人。

而且面孔越来越多。放假前一个月左右，我开始去接近玛凯塔（她一年级，我二年级）。我千方百计要引起她的注意，那蠢劲儿和古往今来任何二十岁的小伙子毫无二致：我给自己造出一个假面具；我俨然一副老成的样子（好像经验丰富，思想成熟）；我装出对什么都持客观态度的样子，居高临下地看世界，似乎在自身之外又包上了一层，让人看不见摸不透，足以拦住枪林弹雨。我认为（其实也对），玩笑就清楚地表明了客观距离。如果说，我本来就好说笑话，那么在玛凯塔跟前，我更硬搞噱头，特别卖力。

但是，我当时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我在这里不得不重申：我是一个有着好几副面孔的人。

在大会小会上，我庄重、热情、坚定；和最亲密的伙伴们在一起，我又爱笑爱闹；对着玛凯塔，我喜欢冷嘲热讽，竭尽挖苦之能事；独自一人的时候（还有惦念玛凯塔的时候），就像个中学生一样，没有主意，烦躁不安。

是不是只有这最后一张面孔才是真的呢？

才不是呢。张张面孔都是真的：我不是那种伪君子，只有一副真面目，其余全是假的。我之所以有多副面孔，是因为当时我年轻，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也不知道该成为怎样的一个人（各副面孔难以相互协调也使我害怕，无论要以哪张面孔出现，我都不会得心应手；而在面具的背后，我优柔寡断，十分茫然）。

爱情的心理和生理的机制非常复杂，在一生的某个时期，年轻小伙子会全身心陷入对爱情的追求，有时反倒把爱的对象——他心爱的女子丢却了（好像一个功底不够的年轻小提琴手，技法尚未成熟，就尽想着运用手法，反而不能用心于曲子的内涵）。我刚才谈了自己在想念玛凯塔时曾经有过的惶惑，简直和个中学生差不多。今天我还要加上一句，由于堕入了情网，我那份痴心，又缺乏自信心，倒比玛凯塔本人还厉害，搅得我在感情和思想上压力沉重。

针对自己的优柔寡断和傻里傻气，我采用在玛凯塔面前显出高她一筹的办法：我事事和她相左，或者干脆对她的一切意见都加以嘲弄。这么做倒并不困难，因为她虽聪慧，却是个心地单纯的老实姑娘（和所有的美人一样，她的美貌给人以一种难以亲近的印象）。她总是不能透过事情看问题的本质，而停留于就事论事。她对植物学的悟性很好，可是对学习小组同学的打趣却往往不开窍。对当时的各种狂热，她虽无不随从，然而对于在“只要目的正确可以采用一切手段”格言指导下进行的政治活动，她的理解力也像对伙伴们的打趣一样卡壳。鉴于此，同志们认为，还应当让她对革命运动的战略和战术意义有进一步认识，以激发她更大的热情。大家于是决定，她在暑假期间应当去参加为期两周的党课培训班。

这个决定对我一点儿也不好，因为这两个星期，我正好打算和玛凯塔在布拉格一起度过，由此把我俩的关系推进到某种程度（直至目前为止，这种关系仅限于一起散散步、聊聊天和几次接吻），我没有别的选择，只有这两个星期（后一个月我必须到一个农业生产队去，假期的最后两周我得去摩拉维亚看妈妈），所以，当我看到玛凯塔一点也不因为要去培训而像我一样着急，甚至还当我面说很高兴能去培训，我简直气坏了！

她从培训班（安排在波希米亚中部地区的一个大古堡）寄给我一封十分符合她个性的信：凡她所经历的一切，她都高兴地大加渲染，无论是一刻钟的出早操，听报告，讨论，唱歌，样样都使她称心；她在信里对我说，那里洋溢着“健康精神”；她还像得了天机似的，居然还说革命在西方国家爆发已为时不远了。

总的说来，我和玛凯塔的每一种观点其实都很一致，我也相信，西欧的革命只在早晚了，只有一点我和她不同，那就是：她高兴，心满意足，而我却因她而烦恼不堪。于是，我去买了一张明信片（想让她也难受难受，给她当头一棒，拿她的观点把她捉弄一番），提笔写道：乐观主义是人民的鸦片！健康精神是冒傻气。托洛茨基万岁！路德维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