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我一直坚持说，我看见过自己出生时的情景。每当我这么说的时候，大人们就会发笑，他们总认为自己被我嘲弄了，以讨厌的目光看着我这脸色苍白、不像孩子的孩子。偶尔，我在不大熟悉的客人面前说这话时，祖母生怕别人认为我是傻子，便正颜厉色地喝止道：“到别处玩去！”
嘲笑我的大人们，一般是想拿什么科学道理来说服我。说什么那时婴儿还没睁眼呢，即使睁开了眼，也不能清楚地思维，不会留存记忆。他们千方百计想让我明白，唠唠叨叨，喋喋不休。这种热心真有些戏剧性。这是他们惯用的伎俩。“喂，你说不是吗？”当他们摇着我的小肩膀时，似乎才发现我是那样不可理喻，发觉自己险些儿上了我的当。不要以为对孩子就可以大意，这小家伙一定是在设圈套，想问出“那种事”来。否则，他为什么不更天真、更孩子气地问：“我从哪儿生下来的？我怎么生下来的？”最后，他们便沉默不语，带着一种十分伤心的淡淡的苦笑，冷冷地瞧着我。
然而，大人们是过虑了。我根本无意打听“那种事”，即便想打听，我也怕伤了大人的心，我怎么可能对他们设什么圈套，使什么手腕呢？
不论别人对我怎么解释，不管他们怎样嘲笑我，我仍坚信我曾有过的体验——看到过自己出生时的情景。也许是当时在场的人告诉了我，我便记住了，也许是自己随意的空想。这我不知道。但只有一个地方我是亲眼所见，至今仍历历在目。那地方便是初生婴儿洗澡用的盆子的边缘。那是个木纹清晰的新盆子，从内侧看去，边缘上投来朦胧的光线。只有那里的木纹显得耀眼夺目，看来像黄金铸造的一般。荡漾着的水舌眼看就要舐上边缘。但是盆子边缘的水，也许是由于反射，或是因为光线照射到那儿，只见微细的波纹发出柔和的光亮，不断地相拥相撞着。
对于我这个记忆，别人可以提出的最有力反驳是：我出生的时间不是白天，而是晚上九点，当然不会有什么射进来的光线。那么，是不是灯光呢？尽管被人嘲笑，我仍然固执地、违拗常理地想：即使是晚上，那盆子的某个地方就不会受到日光的照射吗？而且那个盆子边上晃动着的亮闪闪的水波，作为我出生时的见证，不止一次地在我的记忆中晃动。
东京大地震后的第三年，我出生了。
在我出生的十年前，祖父在任殖民地的长官时，因一起疑案，替部下受过而引咎辞职。（我不想在这里歌功颂德，我可以说，像祖父那样对别人的近乎愚蠢的信赖，其完璧无瑕的程度，在我半生中从未见过堪与相比者。）因此家境就像哼哼鼻歌似的，以轻快的速度衰落。庞大的债务，抵押，家产的拍卖，随后生活日趋窘迫。同时，一种病态的虚荣却在潜滋暗长，变本加厉。于是，我出生的地方，只能是一个风气不太好的街角上的一座古老的赁宅。森严的铁门和前院，一个郊外礼拜堂那么大的宽敞的洋式客厅。从高坡上往下看是座二层建筑，从坡下往上看则是个三层建筑，给人一种烟熏火燎的灰暗的感觉，形状错综复杂，一副盛气凌人的气派。有许多阴暗的房间，还有六个女佣。祖父、祖母、父母亲，总计十几人起居于这座破旧衣橱似的吱吱作响的建筑里。
祖父的事业欲，祖母的病和她的浪费癖，是全家的烦恼之源。被一帮不务正业的投机分子带来的一张设计图所诱惑，祖父做着黄金梦，经常远走他乡。出身旧家庭的祖母，总是憎恨、蔑视着祖父，她有一个狷介不屈的，或者说是近乎狂妄的诗的灵魂。脑神经痛的痼疾，缓慢而又切实地侵蚀着她的神经。同时，她的理智中又增加了无益的明晰。她那赓续至死的躁狂症的发作，是祖父壮年时代的罪恶的纪念品。这谁不知道？
父亲就在这个家里迎娶了一位纤弱而又漂亮的新娘，那就是我的母亲。
大正十四年一月十四日早晨，阵痛袭击着我的母亲。晚上九时生下了一个两公斤半的小婴儿。第七天的晚上，我被裹上法兰绒的贴身衬衫、乳白色的绸衬衣，穿上特制的碎白点花纹的和服。祖父当着全家人的面，把我的名字写在奉书
纸上，然后盛在三方里，搁在壁龛上。
我的头发在好长时间里一直是黄色的，每天擦橄榄油才慢慢变黑。父母住在二楼上。祖母以二楼育婴有危险为由，在我出生后的第四十九天，从父母手里把我夺走。在终日门窗紧闭的、充满疾病与衰老气息的祖母的房间里，我的床挨着她的病床。我就这样被抚养着。
出生后不到一年，我从楼梯的第三个台阶上摔下来，伤了额头。那时祖母去看戏了，父亲的堂兄妹与母亲趁机在一起聊天说笑。突然母亲要去二楼取东西。我追着母亲，不料绊着了她的和服下摆，摔了下来。
祖母被人从歌舞伎剧院叫了回来。她回来后站在大门口，右手拄着拐杖支撑着身体，一动不动地盯着在门口迎她的父亲，用异常冷静的口气，一字一句地问道：
“已经死了吗？”
“没有。”
祖母以巫女一样充满自信的脚步，走进家里……
——五岁那年元旦的早晨，我吐出了咖啡状的东西。主治医生来了，说了句“不敢保证”。准备注射樟脑液和葡萄糖，可手腕和胳膊上的血管却摸不着。两个小时过去了，人们发现我已变成了死尸。
一家人围上来，给我穿上白寿衣，把我喜爱的玩具都找齐摆上。过了一小时后，我撒出了尿。母亲的博士哥哥说：“有救啦！”证据是心脏开始了跳动。过了一会儿又尿了。慢慢地，生命之光重新又回到了我的脸上。
那种病——自体中毒——成了我一生的痼疾。这病一月一次，或轻或重地光顾我，使我不止一次险些送命。凭着向我走来的病魔的脚步声，我似乎可以分辨出那是近于死亡的病呢，还是远离死亡的病。
最初的记忆，以不可思议的明确的影像困扰着我的记忆，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我记不得是谁牵着我的手，是母亲、护士、女佣还是叔母。什么季节也模糊不清。午后的阳光灰蒙蒙地笼罩着环坡而居的人家。我的手不知被哪个女人牵着，爬上坡朝家走去。对面有个人顺坡而下，那女人紧紧拉着我的手，让开路，站到一边。
这情景反复出现在我的记忆中，不断被强化、被集中，每次都肯定无疑地带着一种全新的意味。为什么呢？就因为在周围那漠然的环境里，只有“从坡上走下来的人”的姿态带有一种不恰当的精密。毫无疑问，这最初的纪念性的情景使我的大半生处于烦恼和困惑中。
从坡上走下来的是一个年轻人。他担着一对粪桶，污脏的手巾缠在头上，有一张充满血色的脸和一对亮闪闪的眼睛，踏着沉重的脚步走下坡来。他是清道夫——一个打扫粪尿的人。他穿着布鞋，套着蓝色的细筒裤。五岁的我以异常的眼神注视着他。虽然其中的意味难以确定，但某种力量的最初的启示、某种暗暗的不可思议的声音在呼唤着我。在那清道夫的姿态中显现出的东西是寓言性的。因为粪尿是大地的一种象征。向我呼唤的无疑是根之母带有恶意的爱。
我预感到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热辣辣的欲望。我一边仰头看着那位脏乎乎的年轻人，一边被一种欲求所纠缠——“我要成为他”，“我希望他就是我”。这种欲求里显然包含着两个重点：一个重点是他的紧身细筒裤，另一个是他的职业。细筒裤使他的下半身形成了一个清晰的轮廓，柔美地摆动着朝我走来。我对他的紧身细筒裤产生了一种无法形容的倾慕。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他的职业——这时候，就像那些一懂事就想当陆军大将的孩子一样，“想当一个清道夫”这样一个憧憬驱动着我。我说过，憧憬的原因似乎在于那紧身细筒裤上，其实决不只是如此。这种憧憬本身在我身上得到发展、强化，并显示出了它的特异性来。
我感到，我对他的职业有一种敏锐的、焦灼般的悲哀的憧憬。从感觉的意义上极而言之，我从他的职业中感受到了一种“悲剧性的东西”，我对他的职业产生了一种“跃跃欲试”或以身相投的冲动，一种对于危险的亲近感，一种虚无与活力混在一起的头晕目眩。这些感觉压抑着我，俘获了我。也许我误解了清道夫这个职业，也许听别人说他从事另外一种职业，只因为他的装束而误解了他，硬把服装和职业混在一起。也许是这样的，否则便说不清楚了。
同样的感受和同样的主题，不久又转移到了彩车司机和地铁售票员身上。从他们身上，我再一次强烈地感受到了我所不熟悉的而又自以为被永远排除了的“悲剧性的生活”。尤其是地铁的检票员。当时地铁的栅栏内飘来像薄荷气味一样的橡胶味，正和他们青色制服胸前并排着的金钮扣相配，很容易引起“悲剧性事物”的联想。不知为什么，生活在这种气味中的人们，在我看来都是“悲剧性的”。我的官能追求这种“悲剧性”，却又被拒绝，人们正进行的生活和事件均与我无关。这一切就构成了我的“悲剧性事物”的定义。我永远被他们排斥在外，总是在他们及他们的生活之外徘徊梦游，最后好不容易通过我自身的悲哀，与他们联系起来。
因此，我所感觉到的“悲剧性事物”，不过是我过早地预感到自己被排斥所带来的悲哀的投影罢了。
我还有一个最初的记忆。
六岁时我就能读书写字了。假如我读不懂那本绘本，那一定是我五岁时的事情。
那是为数有限的几本绘本中的一本，而且翻开的仅仅是其中的一页绘画，但它却引起了我固执的偏爱。我一旦看见它，便可以忘掉长长的难熬无聊的下午。而且一旦有人来，我便无意识地像做了亏心事似的慌忙翻过去，去看另外一页。保姆和用人的看护使我不堪其烦，我希望从早到晚都观赏那幅画。
那是一张骑着白马、佩着长剑的贞德的画像。那白马怒张着鼻孔，昂着头，用前腿踢起沙土。贞德身上穿着白银的胄甲，上面有一枚美丽的徽章，透过面罩就可窥视到他的漂亮的脸庞。抽刀出鞘，寒光闪闪，面对着死亡，或者别的什么具有邪恶之力的逃遁欲去的对象，威风凛凛地站着。我确信他在下一个瞬间就会被杀死，便急忙往后翻去，心想或许能看到他被杀的画面，画册中的画面或许会以什么方式出其不意地推出“下一个瞬间”……
然而，那时候，保姆一边浑然不觉地翻开那张画，一边对在旁边偷偷看画的我说道：
“小少爷，你知道这张画的故事吗？”
“不知道。”
“这个人像男人吧？其实是女的呀。这是个女扮男装去参战保卫自己国家的故事！”
“女的？”
我觉得猛受一击。一直确信是“他”，现在却变成了“她”。为什么这位漂亮的骑士不是男的，却是女的呢？（直到现在，我对女扮男装还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难以言喻的厌恶。）那是我对于她的死所抱有的甜蜜幻想的残酷的复仇，如同我在人生中所遇到的最初的“来自现实的复仇”一样。后来，我在奥斯卡·王尔德的诗集中读到了如下赞美漂亮骑士之死亡的诗句：
横尸于苇荻蔺草之间
骑士美哉！
从那以后，我就扔下那个画册，再也没有翻开过。
于斯曼在其小说《在那儿》里说，“极易由精巧的残虐转化为微妙的罪恶”的吉尔·德·雷，由于路易七世的敕令，得以目睹那位担任护卫任务的贞德的种种难以置信的事迹，使他形成了一种神秘主义的冲动。而对于我来说，那位奥尔良少女也和我有缘。尽管这是一种反面的机缘（亦即招人厌恶的机缘）。
——还有一个记忆。
那便是汗臭味。汗臭令我冲动。唤起我的憧憬，甚至支配了我。
屏息静听，觉得有一种沙沙作响的、混浊而又极其微弱的可怕的响声。有时交织着喇叭声，这种单纯的、奇怪而哀怨的歌声越来越近。我拉着女用人的手，急切地催促她走，让她快抱起我站到门口去。
那是训练归来的军队通过我家门前。我常常从喜欢逗孩子们的军人手里，要过几颗废弹壳，以此为乐。祖母说那东西危险，不许我要，所以我向军人讨要时还夹杂着一种秘密的喜悦。那沉重的军靴声，污脏的军服，扛在肩上的枪形成的枪林，足以令所有的孩子心荡神驰。然而，让我心荡神驰并促使自己秘密地向他们讨要弹壳的，却只是他们的汗臭味。
士兵们的汗臭，那如风似潮的、如同黄金海岸的空气一样的气味，直冲我的鼻孔，使我陶醉。我最初的关于气味的记忆就是如此。那气味当然并不直接与同性的快感相联系。但士兵们的命运，他们职业的悲剧性，他们的死，他们所见过的遥远的国度，对这一切的向往，逐渐地，然而又是强烈地唤醒了我官能上的欲望。
……我在人生中初次遭遇的，就是这些畸形的幻影。那种幻影早就以一种精巧的完整性立在了我的面前，完整无缺。多年以后我从那里寻求自己的意识和行为的源泉，它们依然完整无缺。
我从幼年时代对人生所抱的信念，丝毫没有脱离奥古斯丁式的宿命论。徒然无益的迷惘不断地困扰着我。倘若把至今仍不断使我苦恼的这种迷惘看成是一种罪恶堕落的诱惑，那么我的宿命论就更加不可动摇了。在我尚不能从人生宴席的全部菜单上领略人生的不安时，这种宿命论就被摆到了我的面前。我只消戴上餐巾，往餐桌面前一坐就够了。就连现在我写这本奇怪的书，也是在那菜单上早已登记好的。我理应早已看过它。
幼年时代是时间和空间纠纷的舞台。火山的爆发啦、叛军的起义啦，这些从大人那儿听来的各国的新闻，以及眼下祖母疾病的发作，家内琐屑的矛盾纠纷，还有一直沉溺其中的童话故事的幻想世界，这三个方面对我来说一直是等价的、同系列的东西。我并不认为这个世界比积木的构造更复杂，我也不认为我不久就必须踏入的“社会”就比童话的世界更为光怪陆离。一个限定开始于一种无意识领域。然后一切的幻想，都从根本上反抗这个限定。在这种反抗之中，奇怪地掺杂着与一种热烈的愿望本身相似的彻底的绝望。
夜里，我在床上，在环绕着我的床的黑暗的延长线上，我看见了一个灿然的不夜城。都市那奇怪的静寂，充满了光辉和神秘。到那儿去过的人，脸上肯定被按上了一个秘密的印记。深夜回家的大人们，在他们的言语和举止中，仿佛总带有一些暗语，有点像国际共济会。而且他们的脸上，总带有令人目眩、不敢直视的疲劳。正如摸一下圣诞节的假面，手指上便沾有银粉一样，倘若用手摸摸他们的脸，便可知道深夜的都市把他们涂成了什么颜色。
不久，我发现，“夜”就在我的眼前揭开了帷幕。那便是松旭斋天胜的舞台。（难得她在新宿的剧场露面。数年后我在同一剧场看到的叫做坦丁的魔术表演的舞台，其规模比天胜的大数倍，但那个坦丁，还有世界博览会的马戏团，都不像最初的天胜那样令我惊愕。）
她那丰满的肢体，包裹在《圣经·启示录》中的大淫妇穿的那种衣服里面，悠然漫步在舞台上，像个负有特殊使命的逃亡的贵妇人似的，拿出一副高傲的派头，一种沉郁的爱娇。女骑士般的举止，廉价的绝望的炫耀，身上穿的冒牌的衣裳，女艺人特有的浓艳的化妆，涂到脚趾的白粉，镶满人工宝石的瑰丽的手镯等等，显示出了一种忧郁的调和。毋宁说是一种不调和落在带有阴翳的细腻的肌肤上，反而显出独特的和谐来。
我隐隐约约地明白了，“想成为天胜”和“想成为彩车司机”，这两种愿望具有本质的不同。其最显著的差异是，前者可以说完全缺乏那种对“悲剧性事物”的渴望。对于“想成为天胜”这种愿望，我并没有感受到那种憧憬和内疚相混淆的烦躁。尽管如此，有一天我还是极力地抑制着心跳，潜入母亲的房间，打开了衣橱。
我从母亲的和服中拽出一件最鲜艳最华丽的和服。我把红蔷薇油画的和服腰带，像土耳其官员那样一圈圈地缠在身上，把丝绸的包巾缠在头上。站在镜子前一照，这即兴缠成的头巾的模样，恰如来自《金银岛》的海盗的装束，我狂喜得脸上发烫。但是我的工作还很多，我的一举一动，甚至我的指尖和脚指头，都必须装扮得神秘莫测。我把小手镜装在腰袋内，脸上抹了一层薄薄的白粉。另外还有棒状的银色的手电筒，古风的施以雕金的钢笔。凡是稀奇的显眼的东西，统统带在了身上。
我就以这种模样，一本正经地挺身走进祖母的房间。压抑不住疯狂的可笑和喜悦，在房间里边转圈边嚷嚷：
“天胜啊，我是天胜！”
房间里有卧在病床上的祖母和母亲，还有一位客人和看护祖母的女佣。我的眼睛谁也不瞧。我的狂热，都集中在自己所扮演的天胜必然处在众目睽睽之下这一意识上。就是说，我只看到了我自己。可是我偶然地看见了母亲的脸。我觉得母亲脸色有点苍白，茫然地坐在那里，当与我的视线相触时，很快垂下了眼睛。
我明白了。我流出了眼泪。
这时我理解了什么，或者说我被迫理解了什么？难道“犯罪之前的悔恨”这一后来的主题，在这里已初露端倪了吗？或者我从这时就接受了一种教训：在爱我的人的眼中，我的孤独是多么的丑陋？还是我暗中学会了我自身怎样拒绝爱？
——女佣制止了我。我被带到了别的房间，就像被拔光了羽毛的鸡，一瞬间我被剥掉了胡闹的装束。
我的异装癖因开始看电影而亢进，并一直持续到了十岁前后。
那时，我和我的书僮去看《魔鬼兄弟》的音乐影片。第阿波罗的扮演者穿的宫廷服装的袖口上翻出一道长长的花边，这使我经久难忘。我嚷嚷说：我也要穿那种衣服！也想戴那种假发！书僮听着，轻蔑地笑了。但是据我所知，他却常常到女佣的房间模仿八重垣姬的动作，逗得女佣们开怀大笑。
紧接着天胜，使我入迷的是克娄巴特拉。那年年底的一个下雪天，我死乞白赖地央求一位和蔼的医生带我去看电影，因近年底，观众很少。医生把脚搁在椅背上睡着了。我独自以好奇的眼光看着。我看到了坐在由很多奴隶抬着的古怪的辇车上向罗马行进的埃及女王，看到了眼睑上全都涂了黛油的忧郁的眼神，看到了她穿的超自然的衣裳。后来又看到了出现在波斯地毯上的那个琥珀色的半裸的身体。
这次我瞒了祖母和父母，（以一种十足的犯罪的兴奋，）以弟弟妹妹为对手，为扮演克娄巴特拉而废寝忘食。我究竟想从男扮女装中期望什么？后来，我从古罗马衰败时期的皇帝，那个罗马古神的破坏者，那个颓废的帝王野兽希利伽巴拉那里，发现了与我同样的期望。
这样，我就道出了两种前提。有必要再重复一次。第一个前提，是打扫粪便的清道夫、奥尔良的少女和士兵的汗臭；第二个前提是松旭斋的演员天胜和克娄巴特拉。
我还有一个必须提到的前提。
我涉猎了孩子们所能读到的童话故事，我始终没有爱上童话中的女王。我只爱王子，更爱那些被杀害的和面临死亡命运的王子们。我爱上了所有被杀害的年轻人。
然而我还弄不明白：《蔷薇妖精》中的那个漂亮的年轻人，正在吻着恋人送他作纪念的蔷薇时，被坏蛋用大刀刺死并斩首。为什么在安徒生的众多童话中，只有这篇童话中那漂亮的年轻人的形象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中？为什么在维尔特的众多童话中，只有《渔夫和美人鱼》中被人打捞上来时还紧紧抱着人鱼的那位年轻渔夫的尸体深深地诱惑着我？
当然，我也十分喜欢那些适合儿童口味的读物，喜欢安徒生的《夜莺》，而且喜欢很多充满稚气的连环画书。然而有一点我不能回避：我的心总是向着死亡、黑夜和血潮涌动。
“被杀的王子”的幻影执拗地追赶我。为什么把王子们的穿紧身衣的坦露的身姿，与他们残酷的死亡联系在一起加以幻想，会令我那样快活？谁能向我解释？这里有一本匈牙利的童话，其中有一张彩色的极为写实的插图，在很长的时间内征服了我的心。
插图中的王子，在黑色的紧身衣上穿了胸前绣着金丝的蔷薇色紧身外套，披着翻出红里子的深蓝色斗篷，腰上束着绿色和金黄色的皮带。
绿金的胄甲、艳红的大刀、绿革的箭筒是他的武装，戴着白皮手套的左手拿着弓，右手扶着森林中一棵老树的树枝，以威严的沉痛的表情俯视着一条阻拦并要袭击他的张着大口的可怕的恶龙。在那表情上，有一种拼死一战的决心。假如这个王子命中注定要成为征服恶龙的胜利者，那么他对我的吸引力将会受到怎样的削弱呀！可是有幸的是，那王子没有逃出死亡的命运。
遗憾的是那种死的命运并非十全十美。王子为了救出妹妹，为了和美丽的妖精女王结婚，经受了七次死亡的考验，靠着口中所含宝石的庇护，七次均死而复生，最后享受到了胜利的幸福。这幅图画的是第一次死——被龙咬死——前一瞬间的情景。接着，他又“被一只大蜘蛛网住，毒汁刺入体内，被一口口蚕食掉”。后来又溺水而死，或被火烧、被蜂蜇、被蛇咬，或被扔进布满无数尖刀的洞穴内，或被“大雨滂沱般”落下来的石头打死。
“被龙咬死”一节写得很详细，原文如此：
巨龙很快大口大口地把王子嚼个粉碎。王子在被咬成碎块时，真是疼痛难忍。但他仍然咬牙忍受着。等到完全被咬成碎块，忽然间他又变成了原来的身体，轻捷地从龙口中飞了出来。身上一点也没受伤。那龙却当场倒毙。
这一段我看了一百遍。然而看完后觉得不过瘾的是“身上一点也没受伤”这句话。读到这句话，我就觉得被作者耍弄了。作者显然犯下了一个重大的错误。
不久我灵机一动，来了个偷梁换柱。那就是读到这句话时，我就把从“忽然间”到“那龙却”所有的字全用手遮住。于是，这个故事就变成了我理想的故事了。我是这样来读的：
巨龙很快大口大口地把王子嚼个粉碎。王子在被咬成碎块时，真是疼痛难忍。但他仍然咬牙忍受着。等到完全被咬成碎块，当场倒毙。
这种断章取义的方法，大人们读起来会感到背谬常理吧？但是这个幼稚、傲慢、容易耽于一己之好的“检查官”，却在“完全被咬成碎块”和“当场倒毙”两句之间发现了显见的矛盾，然而又难以将这两句中的任何一句舍弃掉。
另一方面，我又乐于幻想自己战死或被杀死时的情景。然而，我却比别人加倍地恐惧死亡。我把女佣欺负哭了，第二天早晨她却若无其事，以明朗的笑脸侍奉我吃早餐。我却从那笑脸里读出了各种各样的意味。我只认定那是相信自己必胜的恶魔的微笑。她们肯定会向我报仇，恐怕还计划毒死我。我恐惧不安。我想那毒药肯定放进了酱汤里，所以早晨决不去碰酱汤。吃完早餐站起来的时候，我几次盯着女佣的脸，心里说：“别装蒜了。”女佣站在餐桌的对面，看来她并没有因为毒杀的计划破了产而懊丧，她只是遗憾地看着那已变得冰冷的、飘着一些尘埃的、剩得过多的酱汤。
祖母由于怜恤我的病弱，同时为了不让我学坏，便禁止我和附近的男孩儿们玩。所以陪我玩的除去女佣和保姆外，就只有祖母从她身边为我挑选的三个女孩子。轻微的噪声，门窗的关闭声，玩具喇叭、相扑等所有的声响和动静，都会加剧祖母右膝神经疼。所以，和我一块玩的都是超乎寻常的少言寡语的老实女孩儿。比起和她们玩，我更喜欢独自看书、玩积木，耽于海阔天空的幻想以及胡涂乱画。后来，妹妹和弟弟相继出生，他们在父亲的关照下，（不像我这样完全交给祖母，）成长于孩子们应有的自由之中。不过，我对他们的任性和粗暴不以为然。
但是，一到堂妹家去玩，情况就不同了。像我这样的人，甚至也被要求做一个堂堂的“男孩子”。在那个堂妹——就叫她杉子吧——的家里，发生了一件值得纪念的事。那天祖母把我带去，大伯母直夸我：“长得好快啊，长得好快啊。”祖母乘着大伯母的夸奖，特许专门为我准备饭菜。前面已说过，由于担心自体中毒的复发，在那以前祖母一直禁止我吃“青色的鱼”。说起鱼来，我只知道比目鱼、鲽鱼、加吉鱼之类的白肉的鱼；说起土豆，我只知道弄碎并过滤过的样子；说起点心，带馅的是禁物，只吃一些淡味的饼干、威化饼干和干点心等；说起水果，只知道切成薄片的苹果和少量的甜橘。第一次吃青色的鱼——也就是
鱼，我非常满足。吃这种美味首先就意味着我被赋予了一种成人的资格。但每当我感受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便产生了一种不安的忧郁心情——一种“成为大人的不安”——我的舌头不得不品味那种沉重的苦涩。
杉子是健康的、充满生命力的女孩。住在她家，在同一个房间并床而睡的时候，难以入睡的我，总是以轻微的嫉妒和赞叹盯着像机械一样轻易地倒头便睡的杉子。我在她家里，比在自己家里感受到了更多的自由。祖母所假想的可能会把我夺去的敌人——也就是我的父母——不在这里，她就可以放心地给我自由，而不必像在家里那样，一定要把我局限在她的目光所及的范围之内。
然而，我并没有因这种自由而享受到快乐。我像愈后开始行走的病人一样，感到了一种被无形的义务所强制的窘迫，我宁愿眷恋那怠惰的病床。而且在这里，在不言不语中，我被要求成为一个唯一的男孩儿。那并非出于本心的演技便从此开始了。（在别人看来是我的演技，对我来说却是要求还我本来面目的表现；而在别人看来是自然的我，却正是我的演技。）从这时起，我才隐隐约约地开始懂得其中的奥妙。
并非出自本意的演技让我说出：“我们来玩作战游戏吧！”杉子和另一个堂妹，她们两个女孩儿作为对手，算不得是个名副其实的作战游戏，况且这些亚马孙女战士玩得并不起劲。我提议玩作战游戏，其实是出自一种无情无义，也就是非让她们吃点苦头不可的无情无义。
黄昏时，我们在家院内外继续玩着彼此都感到无聊又笨拙的作战游戏。杉子在繁茂的树荫下“嗒嗒嗒”地模仿机关枪的响声。我想现在就应该有个结局了，于是逃进家中，一看见“嗒嗒嗒”呼叫着追赶上来的女兵，我便捂着胸口，扑通一声倒在客厅的正中央。
“怎么啦？小公！”
——女兵们一本正经地凑上来。我眼也不睁，手也不动，只回答说：
“我战死了呀……”
我想象着自己歪歪扭扭倒在地上的样子，暗暗感到一种喜悦，觉得自己被枪击而死的状态有一种妙不可言的痛快。我想，即便自己真的被子弹打中，我也不会觉得疼……
幼年时代……
我碰上了这样一个具有象征意味的情景。那情景对现在的我来说，就是幼年时代本身。每当看到它，我就觉得幼年时代在朝我挥手诀别。我的内在的时间之翼完全从我的内部升腾，却被抑止于这张绘画的面前，我便准确模仿画中人物的声音和动作。这种摹写完成的同时，原画的情景便消融于时光流逝之中。于是我预感到，留给我的唯一的摹写，可以说不过是我幼年时代的正确的复制。每个人的幼年时代都会碰上这样的事件。只是它往往显得根本就不算是什么事件，因此便和许多人失之交臂了。
那情景是这样的——
那时候，夏祭的一伙人蜂拥来到了我家门口。
祖母由于自己有脚疾，也为了我这个孙子，说服了祭典的主办人，请他设法让市内的祭典队伍在我家门前通过。本来这里并不是祭典的顺道，但由于主办人的安排，祭典队伍每年宁可多少绕点路，也要通过我家门前，这也成了惯例。
我和家人一起站在门前，画着藤蔓花样的两扇铁门全都开着。门前的石板路上洒了清爽的水，重浊的大鼓声越来越近了。
悲壮的打夯歌的歌词越来越清楚了，其间贯穿着无秩序的喧嚣。这种表面上的瞎吵瞎嚷，却显示出一个实在的主题，那就是：它所倾诉的只能是人与人之间永恒的极其卑俗的交会，或者是虔敬的乱伦所带来的相聚的悲哀。在乱作一团的嘈杂中，可以依稀分辨出走在前面的锡杖发出的金属声、大鼓重浊的轰鸣、抬神舆者的杂乱的吆喝。我的胸口窒息得几乎不能自持。（从那时起，急切的期待已不是喜悦而是苦痛。）拄着锡杖的神官戴着狐狸的假面。这种神秘野兽的金色的眼睛，似乎要迷住我似的一直盯着我走来。我不由得抓住身旁家人的衣袖，随时准备着从眼前这令我恐惧的人群中逃走。这便是此时我对于人生的态度。对过分期待的东西，事前幻想过多的东西，事到临头只有逃之夭夭，别无他途。
不久，由男丁们担着的结着稻草绳的香资柜走过去了，孩子们的神舆也蹦蹦跳跳地走去。接着，黑色和金黄色的庄严的大神舆便过来了。远远地就会看到舆顶上的金凤凰像翱翔于波间的海鸟，在人们的叫喊声中摆动着，那情景令人眼花缭乱。它给人一种灿烂辉煌的不安。在那个神舆的四周，笼罩着一种犹如热带空气一般的火辣辣的无风状态。这种状态像一种恶意的怠惰，在年轻人坦露的肩上热烘烘地蒸腾着。红白色的粗绳，黑底金色的栏杆，那紧闭着的涂金的门扉里，看得见四尺见方的漆黑的夜空，在万里无云的初夏的昼日里，这个不断摇曳跳动着的正四方形的空洞洞的夜，悍然君临而来。
神舆来到我的面前，穿着清一色浴衣的、几乎赤裸着身体的年轻人，抬着神舆摇啊晃啊，仿佛神已酣醉。他们的脚步跌跌撞撞，他们的眼睛似乎也看不见地上的东西，一个拿大扇子的小伙子，围着人群乱跑，尖声高叫，给人们火上浇油。有时神舆摇摇欲倒，于是随着一阵疯狂的呼声，神舆又被摆正。
那时候，我家的大人是否从迄今所看到过的祭典游行的人群中，直觉到一种力的意志的冲动呢？突然，我被我所抓住的大人的手一下子拉到身后，不知谁叫了声：“危险！”以后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了。我被拉着手逃到前院，然后从内大门跑回家中。
我和那个人跑上二楼，走到阳台上，提心吊胆地瞧着刚才朝前院蜂拥而来的抬着黑色神舆的人群。
后来我想，是什么力量驱使他们这样的冲动？我不明白。那几十个年轻人，怎能有计划地朝我家的门内蜂拥而进呢？
院子里的花木被踩踏了个痛快。那是真正的“祭”。那令我厌倦了的前院，整个儿地成了另外一个世界。神舆在院内踏了个遍，灌木丛被踩得乱七八糟。甚至连我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只觉得各种声音交织在一起，被冻结了的沉默的和无意义的起哄，交替着涌来。色彩也同样，金、红、紫、绿、黄、蓝、白，此起彼伏。有时是金色，有时又是红色支配着整个儿的色调。
但，只有一个鲜明的东西，令我觉醒，令我痛苦，令我的心充满一种无缘无故的痛苦，那就是抬神舆的年轻人那入世的、淫乱的、不折不扣的陶醉的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