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人节爆炸案
情人节爆炸案[1]
第一部分
1998年2月14日下午
天空浩大，一只鸟儿忽然飞高，我感觉眩晕，便低下头。影子又一次叠在残缺的尸体上，就像我自己躺在那儿。
以前也见过尸体，比如被刺死的，胸口留平整的创口，好让灵魂跑出来；又比如喝药的，也只是嘴唇黑掉一点。但现在我似乎明白肉身应有的真相：他的左手还在，胸部以下却被炸飞，心脏、血管、肉脂、骨节犬牙交错地摆放在一个横截面里。这样的撕裂，大约只有两匹种马往两个方向拉，才拉得出来吧。
五米外，躺着他烧焦的右手；八米外，是不清不楚的肠腹和还算好的下身；更远的桥上，则到处散落着别人的人体组织和衣服碎片，血糊糊，黏糊糊。桥中间的电车和出租车，像两条烧黑的鱼，趴在那里，起先有些烟，现在没了。
上午我往桥上赶时，已看到小跑而回的群众在呕吐，现在风吹过来，我还是支撑不住。我抱头蹲在地上，可是又觉得那尸体自行立了起来，在研究自己可怕的构造。我猛然看了一眼，它还是面目模糊，一动不动地躺着。我被这孤独弄得可怜起来，便拨通媛媛的电话，对她说：“我爱你。”
媛媛说：“你说些什么啊？”
我说：“我要保护你一生一世。”
媛媛说：“你没事吧？没事的话我挂了。”
我真想拉她衣领，告诉她，我庄重地说“我爱你”，并不是因为今天是情人节，而是因为一颗很小的炸弹，像撕叠纸，撕了很多人。很多人，虎背熊腰的、侏儒的、天仙的、丑八怪的，说没就没了，说吃不上晚饭就吃不上晚饭了。
可是等我找到合适的词，电话却响起“嘟嘟”的声音。
我叫破喉咙，大喊“操你妈”，天空轻易地把声音收走。我又将手机砸向石块，那东西只跳了一下，便找个草丛安静待着了。我慢慢靠上树，跌坐向树根，坐成一尊冷性的雕像。不久，媛媛的电话打过来，我又知自己心间其实埋着汹涌的水。媛媛一说“对不起”，我的泪水便冲出眼窝，汩汩有声。
我说：“我只是想见到你。”
媛媛忽然明白了，带着饭盒就往这片距大桥二十七米的树林赶。她气喘吁吁的身影越变越大，我挣扎起来，展开双臂，摇摇晃晃地迎接她，抱她。她的胸脯踏踏实实地顶上我的胸脯，我像走近篝火，身体生起一层层的暖来。
用调羹捞完铝盒里最后一口饭后，我静静看着发怔的媛媛，说：“我吃饱了。”
媛媛的口里冒出蚊子一般的声音：“我背叛你了。”
我说：“你说大声点。”
媛媛摇着头说：“对不起。”
我慢慢走过去，抱紧她，箍紧她，箍得两人都不再抽搐了。
后来，阳具热了起来，我去翻她毛衣，可媛媛泪眼婆娑地拦着。媛媛说：“说你原谅我。”
我说：“我原谅你。”
然后我将毛衣拉下来，却忽见她的上身跟着一起血淋淋地拉了过来。我突然醒过来。眼前哪里有电话，哪里有媛媛。眼前只有肥肿的下午一层一层浮着。
1998年2月14日傍晚
远天变成硫黄色时，一个白衣老头一截一截变大，走向这里。我想这就是要等的北京专家，便舞着手迎上去。我想告诉他，远地儿没尸体了，我们一起回去吧，可他却像个收破烂的，走走停停，拿着枝条在地上辛苦地拨来拨去。
我赶到他面前，敬了个礼。
老头抬起吊睛白额大头，说：“会阴很好，臀部也不错。”
我忽然闻到此人嘴里喷出的马粪味，心间晃荡一下，下起暖烘烘的雨来，可是老头又撂下我，在一边蹲下了。他戴好手套捡起那只烧焦的右手，眯眼看了很久，又小心放下。
看到那个躺着的上半身后，老头用枝条指着它说：“你看，胸部以下没了，是什么情况？”
我说：“距离炸弹应该很近。”
老头说：“不，是炸药，你没闻到硝铵的味道吗？你能形容这一路的尸体吗？”
我说：“都是血肉模糊。可能有的伤重点，有的伤轻点。”
老头说：“你长长脑子。车边是不是有两具整尸？他们衣服是不是还在身上？上边是不是还有很多麻点？”
我说：“是，是。”
老头说：“说明什么呢？”
见我没反应，老头又说：“说明不是炸死的，是被冲击波活活冲死的。你想，人飞出来，先和车窗户有接触，出来后又和地面有接触，铁人也报废了。但是他们顶多是个炸裂伤，不像面前这具，明显是炸碎伤。炸碎了，就说明他待在爆炸中心。你看他右手飞了，说明什么呢？你说说看。”
我说：“他身体右边靠近炸药。”
老头说：“准确说，是他用右手点着了炸药。”
老头又说：“他的会阴和臀部保存得不错，又说明什么呢？”
我想到会阴和臀部对位，很难同时完好，支支吾吾起来。
老头点着我的太阳穴，说：“都给你指得这么明。他是蹲着点的。蹲着，炸药就炸不到屁股和鸡巴了。”
老头又说：“在电车西南方向三十米处，我们找到另一具胸腹缺损的尸体，他是两只手都被炸飞了。你说因为什么？”
我说：“可能两只手抱着炸药。”
老头说：“总算对了。你看着，现在我们基本可以画出电车爆炸前的样子了。左边多少位子，右边多少位子，坐什么年纪、什么身高的人，坐哪里，什么坐姿，我相信都可以画出来了。司机的位置在这里，毋庸置疑。我听说司机伤得不重，这就说明他距离爆炸点偏远，这样我们可以判定，爆炸点在后车厢。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找到两具胸部以下缺损的尸体，而且分别被抛到西南和东北方向的最远处，这说明是他们引爆了炸药。情况就是这样，他们待在一起，一个面向司机坐着，双手抱炸药，一个背对司机蹲着，点它。至于其他人，复位也容易，损伤重的靠炸药近，损伤轻的靠炸药远，右边受伤说明右边靠着炸药，左边受伤说明左边靠着炸药。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几具特点鲜明的尸体请上车了。我感觉那个背部一塌糊涂的男子，当时在歪着身子亲别人，因为距他不远的一具尸体正襟危坐，只是炸掉了手臂。我感觉还有一个小偷，他的手被破损的皮革缠着，像是要抓什么东西，却什么也没抓着，我估计是钱，钱烧掉了。我还听说售票员没事，但是面部一片漆黑，我估计她当时应该发现了情况，想过去看，结果刚抬脚，炸药炸了。”
老头说到梗阻处，忽见我仍是汗如雨下，便没意思地丢下树枝，说：“可以收了。”
我郑重其事地戴上橡胶手套，把尸块和物品小心翼翼捡进塑料袋，又塞进编织袋，试图挽回一点好感，可是腰一次次折下，便没气力了。我想歇息下，又不敢，只是默念，事情总会结束的，结束了就回家拉媛媛的手，鞋也不脱，睡死过去。
收拾停当后，我挺了好几下腰，寻思老头会和我一起抬编织袋，可他却傲慢地丢下一个眼神，然后打着手电，跟着一晃一晃的光芒，走前头了。我把编织袋扛上肩膀后，抬头看了眼大桥。那里，一个个人在忽明忽暗的警灯照耀下，像是尸体一具具站起来，像是收割完庄稼，相约回家，像是遥不可及的幸福。像是要抛下我。
1998年2月14日晚
下车后，我看见刑侦大队操场好像个屠宰场，堆满大大小小的编织袋，副大队长是算账师爷，在昏灯下点数。不一会儿，他扔掉账本，大步流星地走过来，两只手捉住老头一只手，握起来。
我拉开车后厢，拉出尸袋，小心听着他们聊天。副大队长说：“数出了二百零二袋，吓死人。”老头说：“没什么没什么。”我怕老头接着说：“你们怎么还有这么弱智的警察。”
卸好尸袋后，我过去向副大队长汇报，副大队长只“嗯”了一声，我正要像个屁一样飞走，却不料又被他伸手拉住。副大队长说：“你带首长去洗澡。”我好似驴儿跋涉归来，背上忽又被重物压着了，脸上苦起来。
澡堂里，水柱砸向马赛克砖，好像下雨，我拿毛巾狠狠搓洗身体，好似血污永远搓洗不完。未几，我看到老头走回更衣处，在那里用干毛巾搓隆起的腹部和灰茫茫的阴部，像搓一只伤痕累累的皮球。我把头伸进水柱，想：您老快点走啊。
可是老头却坐在那里抽烟。眼见抽完，又接上一根。
我穿好衣服后，老头说：“走，一起吃饭。”
我说：“我还是不去吧，我去不合适。”
老头呵斥道：“让你去，你就去。”
我是在那时理解“绑架”一词的，好似刚和莫斯科的情人度过第一个甜蜜的夜晚，便被差役架着往西伯利亚走了。我每往酒店走一步，便觉媛媛身体往水里没一截，走到门口，亮如白昼的灯光扑来，我心里“咯噔”一下，看到媛媛彻底沉入水中。湖面寂静，世界寂静了，无数亲热讨好的“你好你好”声却纷至沓来。
进包厢后，副市长起立鼓掌，隆重介绍道：“这位就是张其翼张老，公安部首批特聘的十大刑侦专家之一。大家欢迎。”
老头也不谦让，落座于上位，然后四顾看去。桌上好似开了个蔬菜园，百合、土豆、苦瓜、茄子、青菜、玉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老头冷笑道：“你们做西红柿鸡蛋汤是不是连鸡蛋也舍不得放？”
副大队长鞠躬道：“主要是怕心情不好。”
张老说：“心情不好算什么，心情不好也要吃饭啊。”
副市长忙拍巴掌，把服务员喊来，说：“有什么风味特产，尽管上。”
又对张老说：“我们地方小，不懂规矩，张老不要怪罪。”
张老说：“不怪。就来一瓶二锅头、一盘红烧肉、一盘腔骨、一碗猪肘子。小妹，速去。”
我心里像被杀了一刀。世上拖人事莫过喝酒，敬酒还酒，还了还要敬，不矫情到凌晨不算完。我低下头，从这毫无用处的喧哗声中抽身出来，死盯着手机看，那上边的时间许久不变化一下，那上边一分钟慢似一世纪，那上边只写着永恒的四字：中国移动。我像从上课铃响起便开始憋尿的学生，坐立不安。许久，我又去想媛媛长什么样，却是什么也想不出，心下便有蚂蚁一行行，焦灼地爬。
正迷糊间，忽听副大队长从天上喝下声来：“老二，干什么呢？”
我匆忙抬头，见红丝丝的肉片、肥硕硕的肉块和拦腰斩断的骨头，正冒着欢腾的热气，而张老已然夹好一块，要赏给我。一股呛水涌上喉间，可张老还在挑逗：“闻一闻，很香的。”
我闭上眼，生生把呛水吞了回去，张老嗤了一句，又去夹了三片，招呼大家：“吃，吃。”
大家说好，却只拨弄蔬菜，而张老早已将肉汁从唇间咬飞出来，我看得魂飞魄散，便又低头瞅手机。没有未接来电。我想把它恢复成鸣音，又怕被说不懂规矩。抬头时，张老又从碗内夹出肘子，大家唯恐被点名，埋头扒饭，个个把口腔塞得严严实实。
张老有礼送不出，愤愤地把肘子丢回碗内，那油汤猝然飞出。副市长已然控制不住，吐了，我们受领导启发，个个鼓起嘴巴。张老大嗤：“你们干什么公安？”拂袖而去。我们面面相觑，不敢赔罪，不敢挽留，只愿他走快点，他一走，我们就自由了，就欢快地吐起来，有的吐完，觉得不到位，抬头看看腔骨的血盆大口，继续吐起来。
我擦嘴时看到同事揉太阳穴，问：“你白天不是收尸吗，怎么也怕？”
同事说：“白天收东西，晚上吃人啊。”说完眼泪出来了，我也出了些眼泪。我想这样也好，牢坐完了，解放了，却不料副大队长扔掉餐巾纸，拍巴掌说：“今晚统统加班。”
我忽然厌倦起这工作来。我想应该甩掉背上的重担，咬断鼻前的缰绳，离开这永无解脱的轨道，撒开蹄子去过情人节，可是又有声音告诉我，你这是命，而且是条好命。
我想给媛媛说下，可是害怕这样是把自己丢在砧板上，任她劈头盖脸地剁。我想她打过来就好了，我的声音像生病一样，她或许就理解了。
我拖着自己，恍恍惚惚走向大队，冷不丁被门口嘈杂的声音围杀过来。他们揪我衣服，摸我肩膀，给我下跪磕头。我张皇失措地说：“往好里想吧。”有个把粉底哭花了的中年妇女冲过来说：“什么叫往好里想？我没工作，孩子要读书，怎么往好里想？”
我想快步走进去，却不料她用手箍住我腿，我甩不是，蹬不是，只能干耗着听她嘶喊。她大概说她老公本应加班去了，厂里却说没去，本应上午坐电车回，也一直没回。我听得晕头转向，心想这样也好，就待在这里，陷在这里，老死在这里。
那女子见我只是发愣，便苦苦哀求了：“你带我进去看看，就是化成灰也认得。”
我说：“别多想了，明天我们会贴通知。”
1998年2月14日晚—2月15日凌晨
进大队里后，手机总算响了，传来的却是副大队长的声音。他以为张老吃饭带我，就是对我有好感了。他要我去服侍这糟老头儿。
我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来到烟雾缭绕的办公室后，我只是坐着。张老抽烟，喝茶，觉得口里湿了，又抽，完全投入在他自己的世界。有时痰“哗”的一声飞出，我还觉自己是容器。
张老开始拼接一堆草图时，我想我画的现场图也在里边，便走过去说：“这张好像应该拼在这里。”
张老挥手说：“走开。”
我傻掉了，一动不动。张老又说：“求求你走开行不行？”
我这才像得到判决，走开了，但不知是该走到桌边，还是门外，便压着自尊心磨蹭，许久才敢落座于门旁沙发。坐好后，我将手机设为静音，颤巍巍地点上烟，心下则伸出两只巴掌，疯狂抽张老的面颊。
张老的手机响过一次。张老吼道：“你不打电话会死啊。”然后将那东西一把拍到桌上。我战栗起来，接着想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了，这是所有人的问题。所有人都有问题，就说明你张老才有问题，神经病。
后来，张老拿出尺、笔和白纸，画了几笔，揉掉了。如是往复，好似有了点进展，谁料副市长带队，亲自端西瓜来了。副市长说：“不急这会儿，不急这会儿。”
张老起身取了一片，一口吃掉，然后说：“还要吃吗？”
副市长脸煞白下来，找了个台阶，溜了出去。
人走了，张老就倒在椅子上，翻来覆去，唉声叹气，好似大富豪破产。许久，我才听到他说：“严丝合缝的东西又破碎了。”
我想我待在此地为何呢。我就是看手机，看来看去，还是“中国移动”。
我想，媛媛自己安排了，媛媛不在乎我了。而我呢？一直是她的囚徒。她说有光，于是就有了光；她不说，天下就黑暗了，我在夜雨中孤苦伶仃地走。
我恍惚觉得自己是暴怒的法官，手上提着皮鞭，围着媛媛走。我说：“我给过你很多东西，比如钱、信任，以及任何的秘密，可是却不知道你在想什么，想着谁。”我看到这个嘴角带血的烈士轻蔑地说：“我为什么要说，我有什么好说的！”我被这轻蔑侮辱了，想用刀剖开她的心脏大脑，看看里边到底埋了什么真相。但这就是人类永远的遗憾，你永远无法像知道自己想什么一样，知道别人想什么。别人就是城堡，媛媛就是城堡。在冥想的尽头，我扔掉屠刀，眼泪哗哗地跪下来，恳请城堡主人开恩，给我一个判决，要么让我活，要么让我死。
这样悲绝的字句眼见要冲出口时，我吓醒过来。张老像剪影僵立在灯光下，我想媛媛应该是睡了，今天不用多想了。
今天就这样了。
将近一点，张老才完工。他张牙舞爪了好一番，我才知是叫我。匆忙走过去，见桌上已摆好两张精密的电车复位图，火柴人或坐，或立，或躺，或蹲，一目了然，死十五，伤二十三，完全贴合。而且，以前我见过的示意图多是线标外奔，这些却是向里奔，向电车奔的，就好像尸体们沿着抛物线飞回去了。
张老说：“怎样？”
我老实巴交地说：“像艺术品。”
张老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张老说：“两张图之间还是有误差的，爆炸点彼此差了一尺。我们差一个具体物证，有张草图上注明有螺丝钉，我已看过原物。这颗螺丝钉是哪里的，将决定炸点在哪里。现在，你打电话给公交公司，叫他们开辆同样的电车到桥上。”
我说：“现在？”
张老说：“当然现在。”
是夜，一辆同品牌的电车开到被炸车旁边后，我们封锁好大桥，静观张老脚套塑料袋，手提电筒，在两辆车间来回奔波，不厌其烦。弄了有一刻钟，他说：“电车上的螺丝虽然脱离，但基本能找到，就是倒数第二排连车座带螺丝一起飞了，说明爆炸点在那里。你们配钥匙，固定好钥匙，就能配另外一把了。道理一样。”
说完，张老又找了两个刑警上新电车，让他们时而侧坐，时而正坐，时而蹲着，时而抱物，时而头垂，时而头歪，“咔嚓咔嚓”，拍下不少照片。我想到美国大片的特技模拟，忽觉事情简单，但就是想不到。
回来后，张老改了改复位图，对着副大队长朗读：“爆炸点距车地板十厘米，左壁五十五厘米，后壁一百零四厘米，即倒数第二排单座右下方；爆炸物系硝铵炸药，炸药应为十公斤，现场未搜到导火索，但可考虑为导火索引爆，你们可查炸药来源；爆炸前乘客动作基本测出，除待在倒数第二排单人座的两位乘客有嫌疑外，其余人处于浑然不知的状态，因此，嫌疑人应基本锁定这二人，就是第十二号和第十三号，你们可重点查访。”
副大队长说：“张老真神仙也。”
张老说：“罢了。”
1998年2月15日下午
我迷迷糊糊醒来，已是下午。手机躺在沙发边，像是深藏不露的门房，将告诉我，这十余小时谁关心过我，慰问过我。我想显示屏上或许记载着二十个、五十个、一百个未接来电。都是媛媛打来的，媛媛很焦急，平均十分钟打一次。我得赶紧回个电话去。
但那里空空如也。
我想欠费了，又觉不可能，心下便忽然来了大水。我就是在车上爆炸了，她也不会来看看尸体；就是埋在棺材里了，这婊子也不会来洒一滴泪水。
我想想还是拨过去了，电话“嘟”一下，歇一下，好像公布答案的倒计时。我的嘴唇哆嗦起来，我会跟她说什么呢？我甚至都怕听到自己的声音了。可那声音终于无休无止地漫长起来，到最后又有个普通话很好的女子出来说些客气而冷漠的话：“对不起，您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对不起，您……请……”
“Sorry, the number you dialed is busy now. Please dial it later.”
我咬着腮帮，像石头一般僵坐着。这时，张老走来问：“醒啦？”
我仓皇地笑笑，忽见张老又鬼魅般走远了，嘴上还说：“又说废话了。”
我问：“饿吗？”
张老背对我摆摆手，苍老地说：“不用了，挺麻烦你们的。”
我问：“张老您这是怎么了？”
许久，张老才搬椅子过来，俯身对我说：“孩子，你觉得图纸很精细，像艺术品吧。”
我说：“是。”
张老说：“我每次做时也很兴奋，我总想看到事物回到它应有的状态。现在，我把乘客画回到昨天上午十时八分，我看到他们浑然不知地坐在车上，有的想着上班，有的想着回家，有的想着发财，有的色胆包天。我也看到那两人，一个闭眼，抖索着手抱炸药，一个把头凑到炸药包上看，镇静地把火苗移向导火索。火光一定照过他的脸，一定显现出他兴奋的眼神。我看到了这一切，几乎有射精的快感，可是就是有声音告诉我，你看到有什么用？”
我说：“怎么没用呢？”
张老说：“就是没用。我也测算出了爆炸点，可是测出了又有什么用？你们只要上车，看哪里损坏最大，就知哪里是爆炸点了，你们也很快就知道是路上爆炸还是车上爆炸了。而炸药成分，你们也可化验出来，民间用药都是矿药，矿药都是硝铵，学名叫硝酸铵，有的也叫硝酸钠，都知道。还有，即使你们在现场查不到引爆人，也能通过认尸，排除出好人。关键一点，我记得你第一次见我，就说那具尸体应该靠近爆炸点，你说你都知道了，我论证这么久有什么用？”
我说：“张老千万别这样说，没您我们一筹莫展。”
张老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国际组织声称负责，也没人自首。不过，自杀性爆炸，凶手往往留有遗书。你说，人家遗书都留了，我还论证个屁！好像人家留遗书是为了让人炸一样，不可能。写遗书就是为了炸人，炸自己。”
张老说到哀处，猛拍大腿，叹一把老骨头，毁这荒谬的工作上了。
我说：“我就不信善恶没有报。”
张老说：“啊呀，你说到我痛处了。最苦的就是这个，凶手无法起诉，你有气出不了。你判他五马分尸，他先把自己五马分尸了，你判他凌迟，他先把自己凌迟了，你不解恨，再剁几刀，像剁包子肉馅一样，有意义吗？我昨晚去现场复查，也是想推理下，看有没有可起诉的活人。我想还有种微小可能，就是这两人也是无辜的，他们处在炸药中间，导火索却是别人点的。但我在现场找人一模拟，就知道不可能了，光天化日，长距离引爆太难，而且那座位的格局也只许两人互相遮挡，完成此事。”
我说：“您肯定抓过那种陷害他人的。”
张老说：“前年在501国道上抓过。那次爆炸发生在夜晚，卧铺车的人都睡了，现场表明，一个上铺女子，腹部和双腿被炸严重，损伤超越其余人。当地公安认定是自杀，我说你们还年轻，你们低估了别人的智慧。我这么说，是因为看到一个伤员的腋窝和脚板有炸伤，我的理由很简单，只有点了导火索然后找地方趴下的人，才会暴露腋窝和脚板。后来案件告破，情况就是这样。死者老娘还说，怎么也不会想到是他。但这样让我感到聪明的案件，却很少发生。有些要案奇案，破起来工作量巨大，我多半只出现场，还原一些数据，真正破案的还是你们地方民警。我说白了，就是个前期打杂的，就是个帮手。可有可无。”
我把话题移开，说：“您为什么出了现场还能吃喝？”
张老说：“你见了一般尸体，也能吃喝。我只不过看多了爆炸案的尸体，就习惯了。其实也吐过，吐是因为那次爆炸程度超出我想象了。那次是在一个破庙，我赶到时，就见一铜钟立在庙前，黑黢黢，开裂了，没什么大不了的，但一撬起钟，一股呛人的味道便冲出来，几乎要放倒我们。我们起先看到里边漆黑一团，什么也没有，擦擦眼，又看到肉末和骨头渣子沾在钟壁上。我马上意识到自己没看到一滴血，因为血被剧烈的高温烘干了。于是哗哗地吐了。我眼泪哗哗地对旁人说，我是公安部的钟馗啊，我都吓坏了。”
我说：“是人都要吓坏的。”
张老说：“是啊，我从没见过对人这么彻底、这么有创意的玩弄。我感觉那壮汉被五花大绑罩在钟里后，叫了很多次娘，而外边的人则站在安全的田野，对他进行一道道宣判，然后息声，点着导火索，看着它慢慢往前烧。那是天下唯一的声音。那壮汉的肌肉一定鼓满了，眼睛也撑到最大，然后他看到一条红色的虫子钻进来，爬上他的脚，他想跳，跳不起来，想跑，无处可跑，接着爆炸降临，像有一万发子弹射过来，你看不见任何完整的器官，你被彻底消灭了。”
张老接着说：“那钟自己大概也受不了，跳了几跳，才闷响着落于地上。”
我说：“人为什么会用炸药呢？”
张老说：“这问题看起来傻，其实问得好，这问题和吃喝拉撒一样重要。一开始研究爆炸，受现场刺激，老觉得这事应该是人害怕碰上也害怕去做的，想想都是可怕的。可是一离现场，碰到人生不顺，比如女人被拐跑了，就又恨不能把人祖宗八代，活着的死了的，都炸个稀巴烂。”
我说：“是呀是呀。”
张老说：“仇恨带来的。人有时奇怪，杀人前气势汹汹，杀完了，杀得没呼吸了，又稀稀拉拉地哭起来，知道自己做错了。我想那两人要是能看见爆炸后的自己和人们，一定后悔。”
我说：“死了看不见。”
张老说：“是呀，生前却做了炸药的奴隶，或者说力量的奴隶。我这么说，你可能不理解。我就问你，你小时候做梦是不是老盼望成为大孩子？你点头，那就是了。成人和小孩的最大区别就是力量，成人可以把小孩一脚踢飞，小孩不能反过来这样。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你有力量时，你就会受这个力量诱惑，大孩子打小孩子，不是他要打，是他体内的力量驱使他打。你看你原来的同学，能考上大学的，都是瘦弱不堪的，考不上的，都是身强力壮的。这就说明，个子大的人占有力量，他就会自觉地用这个力量去占有社会资源，已经能占有了就不会努力考大学了。”
我说：“是，美女也是这样，美女也不考大学。”
张老说：“没有力量的呢？自然就想工具了。工具是肉体的外延，是猴子变成人的原因。我打不过你，还杀不过你？炸药是弱者的砝码，炸药比匕首好用，速度快，不会好事多磨，同时杀伤力大。你想，就那么一下，就能形成大规模的爆炸面，钢都炸瘪了，何况人？而且它还能掩埋罪证，如果设计得足够好，就是谁死了也查不出呢。”
我说：“是。”
张老说：“弱者的不安心态，很容易转化为对工具的迷恋。我们小时候做木枪，喜滋滋地用它，就是想在里边找英雄气。对炸药也是这样，很多人可以捕鱼，可以捞鱼，但他们就是觉得这种方式太没劲，所以用炸药炸鱼，仿佛一炸，全村都会投来畏惧的目光。我见过不少没手掌的先生，蠢得要死，炸药响了，才知往水里扔。说明什么呢？说明紧张，紧张了想扔，又怕扔水里导火索灭了同伙笑话，就不镇定了。就是这样一个显见的懦弱证据，他们还乐于展露，人家一看，用过炸药的啊，怕了三分，其实狗屁。”
我说：“自杀性爆炸，自杀便自杀，为何要带上别人？”
张老说：“你这孩子装糊涂吧，你以为纯粹是自杀吗？你以为他们的敌人是那些乘客吗？”
我说：“他们是报复社会吗？”
张老说：“是啊。你看《新闻联播》播的那些自杀性爆炸，如果引爆者强大到可以管理别人，就不会采取这种手段。采取这种手段的唯一理由就是，我扳手劲扳不过你，打架打不过你，所以要靠炸弹来突破。就像人和墙，我对墙提要求，墙根本不回答，我殴打墙，墙还手都不会，但是一上火药，墙和你的区别就消失了。对那些人来说，墙也许只缺一个角，但这个角足以让整面墙都意识到。昨天的爆炸案也是这样，全国都知道了，整个社会也知道了。如果凶手有什么遗书，就很明显了，大家就会好好看他写了什么，听他说了什么。而平时，他们说话谁听？”
我说：“会不会有人仅仅为自杀而使用炸药？”
张老说：“一般人不会。我觉得用炸药还是想说出点什么，这炸药就是扩音器，就是讲话前剧烈的干咳。就是提醒大家，注意听我说，我不满。”
1998年2月15日晚
张老晚饭没吃，走了，据说华北有个炸药车间出事，死的人比这边还多。我想找点事情做，忽然又找不到。这样，墙钟的秒针，像是割刀，一刀刀划向我的心脏。
我听到一个声音说：“非问清楚不可了，非如此不可了。”
我又听到“嘟、嘟、嘟”的声音。我觉得这声音好像是在嘲笑我。我知道媛媛是在以故意不接的方式让我误以为她在上厕所、开会。我想你干吗不直接挂断呢？我犟脾气上来了，一次次按重拨，我想，就是吵，也要把你吵死。这样恶狠狠好一番，猛不料媛媛的声音过来了，我措手不及。
媛媛说：“你干什么啊？”
我说：“不干什么，就是想你，担心你。”
媛媛说：“你喝多了吧？”
媛媛又说：“有事吗？没的话我挂了啊。还要开会呢。”
我说：“当然有。”
媛媛说：“什么事？”
我说：“这么久了，你就不能打个电话吗？”
媛媛说：“你还好意思说，有女的给男的打电话吗？”
我说：“是啊，我是男的，我打给你，但是哪次你又和我好好说话呢？”
媛媛说：“什么又是‘不好好说话’呢？”
我说：“这样就是。”
媛媛说：“你不知道人家忙吗？”
我本想说“你是不是有了别的男人”，说不出口，挂了，老子也还你一个“嘟嘟嘟”。然后我用手捏显示屏，捏到“中国移动”四字变歪，变彩，变没了，便把它丢到地上，用脚踩，踩烂了，又一脚踢到墙角。
我受不了你这现代怪兽的折磨了，你让恋爱变成每三分钟一次的狐疑、求证、拷打，你杀死孟姜女范喜良了。
晚上回家，妈妈见我气色不对，问我，我说不出口，倒在床上翻来覆去。妈妈端来猪心桂圆汤，说：“趁热吃了，别生气，女人有的是。”
我说：“不是那回事。”
妈妈说：“我不管是怎么回事，你是我儿子，你给我吃掉，身体要紧。”
妈妈又说：“我一早就看出不是什么好东西了。”
我说：“别说了。”
妈妈气愤地出门，找张姨、王姨说去了，声音大到一条街都听得到，比如她老娘是卖糕点的，一天没几角钱利润，年终奖都没有，到哪里找这么好的女婿；又比如为了国庆结婚，挺好的房子又装修一遍，花了好几万，好几万不是钱啊；又比如过年过节，又是茅台酒又是铁观音，自家都喝不起，都孝敬给她了，现在好了，孝敬出潘金莲了。
我推开窗户，大喝：“妈，别说了。”
王姨、张姨赶紧把我妈推回屋。妈妈好似不服气，又加一句：“就是那样，本来就是那样。”
那夜，我看到媛媛挂在衣柜里的拳头大的内裤，便想到她紧窄的腰身和阴部，如今躺在另一个男人身下，扭摆，呻吟，挛缩，便过去扯它，扯不破，又撕，撕不裂，又揉，揉成团，塞垃圾桶去了。然后我斗志昂扬地四处清理媛媛的东西，口红、本子、浴帽，丢了花花绿绿一堆。我好似又看到媛媛在躬身收拾，收拾完了，扬长而去。
我的心像是被刨过，空荡荡的。
夜晚有些清冷的月色泻于床上，我睁着眼，想自己浮游在没着落的半空，为雨淋，为风吹，为雷电穿过，便再也控制不住，滚下泪来。
我想肯定有这样的对话——
我说：“我以后再不打电话了。”
媛媛说：“好吧。”
我说：“再不骚扰你了。”
媛媛说：“好吧。”
我说：“分手吧。”
媛媛说：“好吧。”
我想媛媛一定是在等我，等我忍受不了折磨，先提出分手。
这几乎是她最后的仁慈和良心了。
1998年2月16日
次日上午，我往办公室赶，穿过几十号法医，看到到处是胳膊、大腿、皮块、骨头、内脏、肠子，像半熟的卤制品滴着黑色的血。我觉得自己也死了，是在阴间。
中午开会，墙上贴满了十五张素描遗像。
副大队长说是省厅神笔马良根据拼接好的尸体还原出的，十二号、十三号尸体因爆炸过度，只能还原一点点。我睁大眼睛看了看，那两张面孔好似一大一小两只鸡蛋。副大队长说：“兄弟们，现在你们要做的是把群众放进来，让他们领人，谁领到这两具尸体，谁就是嫌疑犯的家属。”
我踉踉跄跄走到尸体边，点好香烟，忽听四周喧闹起来，好像天上落下一个大海。不一会儿，面孔扭曲、欲哭无泪的男女老少便如急浪驰来，淹过一具尸体，又淹过另一具。不知是谁抢到先手，找准一具，“哇”地哭将起来。哭声和呕吐一样，会很快传染开来。我便想爸爸了，爸爸当年听说我掉到湖里去了，像飓风吹刮的树，像醉汉，跌跌撞撞跑过来，一下没跑好，竟然摔倒在地。我看到了，跑过人群去扯他衣角，他看了一眼我，不相信，又看了一眼，“哇”地大哭起来。
我也要哭了，便不再看他们。
如此喧闹很久，像是有个抽水马桶，把喧闹又抽走了，大家跪在地上默默烧纸，收拾尸骨，只有前天碰到的粉底女人，还在念叨：“他爸你享福了，享大福了。”我知道她老公恰如张老所言，到死还在亲嘴。我知道她现在难以自处。后来，几个浓眉黑眼的发廊妹被带过来，交头接耳指着一具女尸说：“就是她。”粉底女人忽然站起，扑上去掐，掐得个个落荒而逃。粉底女人见手间什么也没有，便跺脚大骂：“众人养的，婊子养的，鸡，鸡。”
我跟着默念：“鸡，鸡。”
粉底女人消停后，我看了眼天空，忽被惨淡的光线镇压了，忽觉寂寞、寒冷。我闭上眼，想睡过去，仿佛睡过去了事情就会自己过去。等我醒来，也恰是这样，夕阳、群众、十三具尸体都消失了。而十二号、十三号尸体，还在面前一动不动躺着。我打起精神，重新审视他们，像审视没有谜底的谜面。我看到他们躺在飞速流逝的光阴里，急剧萎缩，失去皮肉，然后骨头也风化了，被风吹走。他们飘走时，挑衅地大笑。
媛媛跟着在空中挑衅地大笑。
我想，如果我即刻死掉，一定死不瞑目，便忽然理解起去年那个杀人的精神病来。就因为朋友说了一个关于他前妻的谜语，他逐渐失态，竟然疯了，而后在精神病院遍访高人，仍不得其解，竟又逾墙来找朋友，朋友给了谜底，但他觉得是假的，便砍了朋友两刀。当时听来，心下有五字，“总之很恐怖”，现在却忽然知道他的愤怒了。
回到家后，我干呕了好一会儿，半点不想吃，倒在床上，妈妈过来说：“吃点吧。”
我说：“说了不吃。”
妈妈手擦围裙讪讪而去，没过多久，又推门进来，我懒得理她，偏头装睡。又过了一阵，妈妈斗胆进来，庄重地说：“老二，我也不知该说不该说，你就想到一点，家里什么都好，细水长流，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我说：“你说什么呢？”
妈妈说：“媛媛和她科长好了。”
我说：“你说什么呢？”
妈妈说：“我问到了，最近她和她科长去长沙出差了。”
我说：“出差不代表什么。”
妈妈说：“唯愿什么事没有。但是做父母的不喜欢这样的媳妇，你莫跟她来往了，不值得。”
我挥了挥手。
妈妈说：“你答应我，心里想开点。”
我说：“没事的，她也是喝我洗脚水，我早就不喜欢她了，正好。”
可妈妈一走，被压抑的火苗便在心间腾起，顷刻间将皮囊内的一切烧了个遍。我好像被什么推着，跃床而起，走来走去，将妈妈整理好的媛媛的物品一一掀翻。有枚花瓶养着枯萎的玫瑰，掉下时竟然没碎，我提起一砸，它才清脆地碎了。然后，我又被越烧越大的怒火推到客厅里，我敲打着电话上的数字，一连敲错三回，才算敲过去了。
电话一通，我劈头就喊：“别他妈又有事，长沙很好玩吧？出你的差去吧。”
媛媛说：“出差怎么了？”
我说：“你明明说开会。”
媛媛说：“对啊，出差就是为了开会。”
我说：“装什么糊涂，分手吧。”
媛媛说：“好吧。”
我说：“你来把你的东西取走吧。”
媛媛说：“不要了。”
我说：“是你的东西，你自己取走，否则我扔了。”
媛媛说：“扔吧。”
我说：“那你把我的东西还给我。”
媛媛说：“好吧。”
我说：“你还是烧了吧。”
媛媛说：“好吧。”
我说：“别好吧了，你记着，过年时我去你家，给了你两千块。”
媛媛说：“我还给你。”
我说：“当然要还。”
媛媛说：“今天你是不是疯了？”
我说：“你他妈才疯了，自己心知肚明。”
媛媛说：“我没法跟你说。”
然后电话挂了，媛媛消失了，就好似在街头吵架，对面突然蒸发了，我看着自己遍体鳞伤，起起伏伏，大败而归，忽然泪流满面。
那咸东西流过嘴角时，好似导火索一般，把自尊又燃起来了。我重振旗鼓，拿手指敲电话，敲过去一次被挂一次，最后终于接通了，人却衰竭得只剩“嘶嘶”声，什么也喊不出来。
许久，我才听到媛媛说：“早点休息吧。”
我将话筒砸到桌上，转身走了，我想，媛媛你给我记着。走到窗户处时，又听到楼下妈妈和张姨、王姨在大声说话。王姨说：“早看出来了，上次那边亲戚就告诉我了，说是天天坐车，手里还捧着九百九十九朵玫瑰花呢。”张姨说：“我也早知道了，说是当着街就十指紧扣。叫老二莫生气，娶进门才麻烦呢。”
我推开窗疯了似的喊：“张姨、王姨，你们早知道了，怎么不告诉我？”
妈妈恼怒地看了眼我，见我神色不对，马上进屋。妈妈擦了擦我脸上的泪痕，说：“气是生不完的，自己身体要紧。你答应妈，别难过了，别为女人生气。”
妈妈又说：“两个阿姨也是欢喜，你说你娶这样的女人进屋，一街的邻居都不喜欢。以后说话别那么直接了，她们也是怕媛媛以后做你媳妇了，得罪她了，所以过去不说。现在做不成了，不就说了？”
我听不下去，转身进房，妈妈好似要跟进来，我把门反锁了。妈妈敲了几下门，我大声说“没事”，敲门声才扭扭捏捏地消停了。
我拉灭灯火，却又幻觉刀枪棍棒都杀到眼前，我便取酒来一口口地喝，喝得热气一截截涌起来。我想媛媛你是堵墙，我是拿你这堵墙没办法了。我要是组织同事或者联防队员去打你们这对狗男女，你们就会掏出创可贴、红药水和云南白药，说自己和小偷带止痛片一样，早知道要挨打的，打完就没事了。我要是说你们真贱，你们就会说，是啊，我们真贱，贱得不行，七八代都很贱。我要是说把你们关起来，你们又会说，我们多少还是懂得点法律的，这样吧，我们是良民，申请个拘留，十五天后咱们算两清了。
我想，我他妈是和自己说相声，什么气也出不了。
我提了枪，勒好裤带，拉开房门，穿过客厅，掏钥匙去开防盗门。转了几圈，晃当当响了，还是没开，我便踢。妈妈急忙穿着睡衣，赤着脚过来了。
妈妈说：“你要去干什么？”
我说：“有点事。”
妈妈说：“你不能出门。”
我说：“你管不了。”
我说：“滚。”
妈妈忽然拉开我，双手张到防盗门上，说：“我不滚，今天你出不了这个门。”
我喷着酒气，把妈妈拉到一边，继续扭钥匙。可是门总算开时，妈妈又喊起来：“老二，你看着。”
我回头一看，她手上抱着我爸爸的遗像。
我说：“你想多了，媛媛不是还在长沙吗？”
妈妈说：“那你做什么去？”
我说：“我去散散心。”
妈妈说：“我陪你去。”
我不耐烦地说：“还是回吧，都回吧。”
我把爸爸的遗像摆好在客厅时，发现他还是很严肃，到死都不会笑。
1998年2月17日
次日，妈妈陪我打车到大队门口。我进门后又出来，看到一辆公交车冒着烟跑了，妈妈不见了，才脚步轻飘，脸色发红，恍如隔世地走向办公室。我想到同事，就好像他们正一个个地在开怀大笑，我想你们给可怜的人积一点德，不要过来意味深长地拍肩膀。可是到了，却发现他们早已掉入自己苦恼的深渊，烟抽几口，就掷地上，用脚蹍来蹍去。
从医院回来的人说：“医院里二十三个伤者，三个快死了，六个暂时脱离危险，剩余十四个什么也讲不出来。司机伤得不重，头发却白了，病房掉下茶缸，他就尿床，声嘶力竭地要求转院。售票员正面受冲击，毁了容，医生怀疑精神失常，建议不要惊扰。还有些伤员虽然神志清醒，却提供不了什么线索。有一个甚至还说，就是你们坐车，也不会研究别人呀。”
从炸药厂回来的人说：“本省的产销储渠道，说是每笔账都对得上，每件炸药都说得清去处，而且炸药外包装和爆炸案里发现的也不匹配。从做题目角度说，这是灾难，这意味着省里这个可控范围被排除了，嫌疑犯可能来自漠河，也可能来自海南，只要属于广阔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就都有可能。如果从尸体外观作大胆联想，来自蒙古、东南亚也不是不可能呢。”
从停尸间回来的人说：“认尸的群众陆陆续续来了二十好几个，我们像陪领导参观一样，陪他们走到停尸间。他们歪着头，眯着眼，趴下身子，细细参观尸体，参观完了，一会儿说是，一会儿说不是，磨蹭很久，才羞涩地说，有百分之八十的可能不是。其中一位最伤人了，哭得梨花带雨，让我们以为找到尸主了，结果她接到传呼，就笑起来，说，你们看，没死，通了信呢。”
从派出所搞调查回来的人说：“社会调查那么容易搞吗？本来是可遇不可求的事，哪个派出所，哪个片区偶然找到线索，就破了，现在你投一百人一千人去做，投一百万人一千万人去做，做回来还是个零，这不是叫人下大海捞冰棍、到珠峰捉泥鳅吗？”
大家都说：“妈的个×。”
副大队长脸黑着进来，众人立刻噤声。副大队长一个个看，一个个瞅，瞅得眉毛竖起来，眼睛凸起来，胸腔一起一伏，我们便知道，那股从部长嘴里缓缓生出，又在厅长、局长那里扇了几扇的怒火，终于要通过副大队长的嘴巴发泄到我们身上了。
空气宁静。
副大队长顿了顿，什么也没说，竟然走了。正当大家松弛下来时，他又折回来，让我哈气。我哈了口气，然后看到他整个脸皱成一团，接着伸出两颗大牙齿来。
副大队长喊道：“你还好意思花天酒地。”
我犟着头不回答。
副大队长又来揪我衣领，问：“喝了多少？跟谁喝的？”
我说：“一个人喝的。”
副大队长拍起我脑袋来，说：“放你妈的屁。都什么时候了，你他妈是不是不想干了？”
我说：“是。”
副大队长说：“你再说一遍试试。”
我大声地说：“是。”
大家忽然反应到什么，将我拥出门外，问我怎么了。我晃着泪水，什么也说不出来。中队长低声交代：“别多想了，回家休息一两天，避避这烟鬼的风头，过几天他手头没烟了，又会到你抽屉里找的。”
我匆忙点头，要走。忽然中队长又来拔我的枪，我说：“怎么啦？”
中队长说：“我先帮你存起来。”
中队长又说：“你别多想，我手下的人谁也开不掉。”
我鞠了一躬，在他们错愕的目光中，头也不回地走了。穿越大门时，好似穿越的是气候分界线，好似整个人忽然扎进茫茫冷水中，竟然想，这就是冗长而惶恐的余生。我不知道要走到哪里去，只是脚要走，左脚走了，右脚就要跟上去。东消失了，西消失了，南消失了，跟着北也消失了，雨开始宽阔而无限制地统治起世间来。
那些男人、女人、老人、小孩，在摇晃的树枝和被雨水浇得滴滴答答的遮阳篷下，迈着大惊小怪、有惊无险的脚步，充满信心地朝前游弋，各回各家。只有我像怪物，在伸手拥抱这密密麻麻的惩罚，好像寒冷、痛苦、病痛和死亡才是快乐的本原。
好像高尔基在说：“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我也在说：“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我三年追来的女人，三天就报废了。
我不可能再看到像伞一般豁然打开的笑容，不可能再看到像珠玉一般明澈的眼神，不可能再将敬畏的身体置放在她的体香旁边，不可能再从她微皱的眉头和扭摆的身躯体察到自远方而来的挛缩。那挛缩像浪花、像烟火，水乳交融，恩爱偕老。可是现在，她像是提着铲子把她从我体内生生铲走了。
我忽然如赌徒般溃败，忽然像人只剩半边，空荡荡，血淋淋。我晃了好几下脑袋，还是这样，几天前还应有尽有，现在却被剥夺得一干二净。
后来，我勉强朝着电信大楼走去，在路过水淋淋的栅栏后，我看到修车铺旁边有一家没关门的小卖部，小卖部有一部电话。
我拨通了媛媛的电话。
我说：“我承受不住了。”
我说：“对不起，是我多心。”
我说：“原谅我吧。”
媛媛薄薄的嘴唇在我的想象中开启了，锋利而决绝的牙齿像是早已准备好。
媛媛说：“分手是你说的，你说分就分，说好就好。你以为我是什么？”
我说：“是我不好。”
媛媛说：“对不起。我不想再担惊受怕了，钱已汇了，请注意查收。”
我说：“我不想要你的钱，我只是生气找不到出气的人。”
媛媛说：“是你的钱，不是我的钱，你的钱，我还给你。”
我说：“好吧，还吧，我也收不到了。”
我说：“我活不下去了。”
媛媛静默了很久。
我说：“我活不下去了。”
媛媛说：“对不起。”
我说：“我想见见你。”
媛媛说：“对不起。”
我说：“我他妈想见见你，我他妈活不下去了。”
可是电话挂了，我说的最后几个字她没听到，这几个字挂在我嘴边，像根冰棍。老板目瞪口呆地看着我，我也看了下自己，雨水将我的绿色制服涂染成黑色。
我凄惶地一笑，说：“没见过警察这样吧？”
老板不安地摇摇头。
我说：“现在见着了。”
我又说：“我爸爸跟我说过了，宁叫天下人负我，不叫我负天下人。”
老板说：“你这是什么话，你工作那么好，又有面子。”
我头也不回地走了，我想他一定对着我的背影深吸凉气，一定叫他的老婆出来看这人间奇迹。他说要报警，他老婆就揪他耳朵说，你真多事，一点记性都不长。
我苦笑着继续往浑噩的方向走，好似泪水从脸庞经过，一颗颗悲壮地砸开在眼前的路面上。我想我的活路就在于你了，我在等待你伸出手，你伸出手轻轻一勾，我就像死狗看到骨头，阳光万道，益寿延年。
可是我的手机呢？我的手机不是早就丢了吗？我刚刚不是还在小卖部打电话吗？
我忽然又在人间多留了些时日。开始时，我准备等半个小时，可是我觉得这样的恐慌还不至于在人的内心生成。我想一小时足够了，一小时，媛媛在不停地说服自己，没事的，没事的，可是终于说服不了自己，她开始拼命打手机，打不通又往我家打，她一听到我妈的声音就说：“阿姨，对不起，阿姨你快点帮我找回老二。阿姨，你快点。”
一个半小时后，我脱下警服，颤抖着走进另一间小卖部。
我对妈妈说：“媛媛来电话了吗？”
妈妈说：“没来。”
我说：“那你查查来电记录吧。”
妈妈说：“没有。你没事吧？不加班的话早点回，外边下了大雨。”
我说：“没事。”
我放下电话，心间一叹，如今是死绝了。
我朝着一间废弃的大楼走去，楼道黑暗，好似地狱弯弯曲曲的入口。在最后一层，我拉了很久的铁闩，以为拉不开，那冰冷的东西忽往旁边一冲，竟将虎口夹出血来。我惨叫一声，屈辱层层叠叠地涌上来。
拉开门后，狂风斜雨浇杀过来，我咬着牙齿，心想，真是好死的时节。
“啪”的一下，“啪”，这个一米七三的身躯就将扑倒于坚硬的地面，雨水像清洗一只开瓢的西瓜一样，清洗着冒着热气的头颅，那本来还有点构造的东西，便很快模糊了，囫囵了，便不成样子了。第一个人看到地上这章鱼似的尸身后，手舞足蹈地大叫，接着来了很多人，他们也不打伞，也不加衣，就那样恐惧而好奇地看着警察拉警戒线，就那样等待媛媛。他们在媛媛跌跌撞撞而来时，让开了一条路。他们心里说，就是这个可怕的女人，狐狸精，害死了这个男汉。他们心里想说的反映到他们的眼睛里，他们火辣辣地盯着媛媛。媛媛哆嗦着瘦弱的背，背上了沉重的十字架。
此后，她的背永远地驼了，她没地方可去了，单位是火辣辣的眼光，街道也是，世间尽是。她从此披头散发，噩梦缠身。
这样想，我好似平衡了很多，便趴在栏杆上静候上天的命令。我看到密集的雨自身边路过，直冲下去，整个世界“哗哗”地响起来，然后又慢慢看到妈妈在下边伸着脖子，往这边望，她找寻了很久，忽然撞上我的眼睛了。我心间忽有闪电，竟是一下看到那眼窝里空洞洞的绝望了，便怔住了，许久又知她是根本看不到我的，她只能无助地俯身，去收拾我的尸骨，像收拾一堆柴火，她对旁边的人说：“走开。”
我看到她背起编织袋，对人说：“走开。”然后像个疯子消失在路面了。
我便知自己没勇气去死。我原本就怕死。我只是自怜。
可这时我的身躯忽然被大地这块磁铁紧紧拉吸，栏杆好似支撑不住，要翻滚下去。我仓促地推了一把，那上边的一部分便分裂出来，像灭火器一样飞下去。
接下来轮到我了。可是那里边生锈的钢筋又生生把我拽住了，我扑在上边差点掉下楼，直到自己慢慢从死亡的半空退回来。我摒住呼吸把全部身躯退回到楼面后，这才踏实了，才知心脏像惊马般跳起来，才知呼吸像喷气般闯出来。我趴在楼顶，闻了很久，直到确信雨、树、尘土和万物的味道清晰地跑回鼻孔，才安心了。可是不久，我又神经质地爬起来，我害怕这楼面是斜的，我如今又要滑落下去。
我骇然地站了几分钟，又去小心推别的栏杆，竟发现它们慢慢像摇篮一样，晃了起来。我便吓破胆，跳着跑了。
1998年2月18日凌晨及以后的一段日子
我像一条落水狗回来后，看到一个矮小的影子晃荡着，一会儿摸我的脑门，一会儿啧啧叹息，一会儿要去熬姜汤，一会儿又要下去买药。
我定睛看了几眼，总觉得她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人。
我说：“你是我妈吗？”
妈妈说：“我是你妈你都不认得了？”
我说：“你不是我妈。”
妈妈说：“老二，你是怎么了？”
我把“老二”听得真切，便知到家了，忽然放松下来，几乎在倒在沙发上的同时，如释重负地合上眼皮。如是睡了一会儿，觉得身上盖了好厚的被子，脚上盖了好厚的毯子，又被扶起来喝了好大一碗苦药，嘴角流了好些，不管不顾，又沉沉睡去了。这一睡进去，便好似进了一个雾世界，怎么走也走不到尽头，却总是有不长眼睛的恶人，忽然张牙舞爪地撞过来，我惊悚地连退几步，又总是被他们狞笑着撞上。他们撞上，像干枯的纸，碎落一地。后来我又看到半空中挂满脆嫩欲滴的雪梨，我跳起来够，够不着，我想大喊：梨，梨，梨，喉咙却是被掐住了一般，半点声音也吼不出。我感觉自己就要被掐死了，最后一次破口大喊，那封锁忽然就松了，喊声竟如惊雷，将我吓醒过来。
我看了很久，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想起来找水喝，竟是没有丝毫力气了。抬头看了窗户，忽见天色已近微明，雨大概停了，可是风还在用拳头一下下擂着玻璃，偶然的远处，还有玻璃忽然掉下碎掉的声音。我转头看了眼妈妈的卧室，门开着，人却不知去哪里了。我忽然被彻骨的孤独包围起来，便缩紧在被窝，哄自己睡起来。
这样迷迷糊糊睡了一阵，隐隐听到远处有人在喊：“老二回来啊。”
另一个人跟着附和道：“回来了哎。”
我心想是梦，可是又害怕这声音慢慢走到别的地方去了，便支着耳朵听，听到那声音曲曲折折，忽而东忽而西，没个稳定的方向，心想那是别人家的，便焦躁起来，绞痛起来，两腿竟蹬起被子来。如是伤心，忽又听到那声音猛然在门口大声响了起来，我听到妈妈在开防盗门，在一步步走过来，便觉鬼魅般的世界一寸寸褪去，禁不住欢喜起来。
可虽然我的脸皮抽动着，却就是打不开眼皮。直到妈妈的手摸上我的额头，说：“老二回来啊。”我才忽然睁开眼皮。一看到妈妈，我便安宁了。
我说：“妈，你们去哪里了？”
妈妈和张姨一惊，接着灿烂地笑起来。
妈妈说：“老二，我们给你叫魂去了。”
我说：“好生生的，搞迷信干什么？”
妈妈说：“怎么迷信？你小时候发烧，都是我叫回来的。”
张姨说：“你妈想你肯定是看过爆炸案的尸体，丢了魂，就去叫了。”
张姨又说：“是一步步走着去叫的啊。”
我心下一算，这大桥到我家，是十里路。
我说：“你说你年纪比我大，我不担心你，你倒担心起我来了。”
妈妈说：“我就是这样，谁叫你是我儿子呢。你六十岁了，我九十岁了，你还是我儿子。”
此时，忽听防盗门又晃当当响了，却是王姨端着热气腾腾的小米粥和茶叶蛋进来了。
妈妈说：“辛苦王姨了。”
王姨说：“醒了？醒了就好，快给老范作个揖，老范保佑了。”
妈妈一想正是，便匆匆跑到爸爸遗像那里，鞠了三个大躬，说：“多谢范老子了。”
我不顾她们说烫，狼吞虎咽，喝完粥，忽然又说：“妈，我以后再也不理媛媛了，她就是来求我，我也不理了。”
几位妇女听了，欢欣鼓舞，抢着说：“这就好，就应该这样。以后就这样报复她。”
我心想，这只不过是说给你们听听，她怎么可能来理我呢。我又想，她们也就是这么听听，她们就巴不得我平安百岁。
未几日，我休养生息，来到单位，发现桌上果然有张两千元的汇款单，扭捏几下，还是撕了，然后像赌气的工人，投入到工作当中，别人弄好的材料，再弄一遍，别人问过的人，再问一遍，如是几番，才知用力过猛，便慢慢正常了。
我叮嘱自己：“人家是阿紫，你不是游坦之。”
我起先以为副大队长会给我点小鞋穿，可是这烟鬼倒很直接地给我一句话：“快去买条烟来，对了，买了一条，给你自己留一包。”
我问为什么。他说：“送一条就算行贿了。”
后来，我们因为别的案件下郊县，路过大桥，忽然感怀起来，就停在那里看了看。我看到那里蓝天白云，山清水秀，烧黑的车辆已然不见，护栏也像从来没有损坏过一样，立在那里。仔细找了很久，才在路心找到一个锅盖大的坑和众多麻点大的小孔，但它们已然阻挡不住一辆辆车，吼叫着，生机勃勃地爬上来，开过去。
我想，车一辆辆开过去是个好比喻，就像日子一天天开过去，新闻一天天开过去。我们起初不能接受羞辱，习惯就好了，好比一个人被锯了手，起初想自杀，等到学会用一只手吃饭、如厕、做爱了，便知带着缺失生活了。我们从没有实现过破案率百分之百。
老百姓也是这样，第一次看耶路撒冷爆炸案时，心疼得不行，看多了，今天看到三十个人没了，明天看到四十个人没了，就麻木了，就只看到一个数字了，仿佛被炸飞的不是肉，而是数字，是一二三四五。我们这里也这样，这些日子的大规模停水事件，骚扰了半个城市的日常生活，这样，那十几具尸体便被忘记了好些。十几具是什么，是三百万人口的几分之几？是不能复生的他们重要还是活着的我们重要？我们没水，不能喝不能吃不能洗澡，渴死啦，臭死啦。
我更是这样，我原来还咬着牙齿等媛媛和我联系，哭着恳求我原谅，等了一阵子，又觉得还是自己主动去和她见面好，就算了了心愿，可手头总有事。我就盘算，是事情重要，还是媛媛重要，结果是事情重要。后来听到张姨和王姨讲媛媛，是越讲越恶心，比如媛媛租了间房子，怕是被包养了，怕是每天做爱，做得惊天动地，臭名远扬。我问自己，你心里难过吗？我便让张姨再讲一遍。张姨又说了一遍，我还是不生气。等到气候变了，街上女子衣服越穿越少，粉藕般的手和白玉般的胸露着，一晃一晃，我下身竟然说硬就硬，最后硬如一条铁杵。
我忽然忧伤起来。这世上原是没有忠诚的。
第二部分
1998年5月14日
光阴荏苒，当媛媛把钱从四公里外重新汇来时，“情人节爆炸案”已像“杨乃武和小白菜”，是历史旧案了。我手捏新买的摩托罗拉，把报纸盖脸上，脚架桌上，怀念路上偶遇的女人。当时我从公交车下来，而她恰好袅袅地走上去。我回头一看，她已经消失在一堆俗人中了。
我想着两只危险的高跟鞋，像支撑一尊即将摔倒的瓷器，支撑着修长的腿、细嫩的腰和呼之欲出的胸脯，心都碎了。这时，我听到门忽被推开，摘下报纸，便看到一个头发乱如鸟窠、脸色酱黄、眼角还有眼屎的男子，举着皮包，叫喊着闯了进来。我拍着桌子问：“干吗？”
来者说：“来领奖。”
我说：“领什么奖？”
来者说：“爆炸案啊，我破了爆炸案。”
我心说民间福尔摩斯比民间科学家还多，便极不情愿地示意他坐，要他把东西给我看，可他却捂死皮包，说一看就露财了。他说：“从二月十四日算起，我开展独立调查已有九十天，以一天八个工时计算，我出工七百二十个小时，以一个工时十元计算，你们应支付我七千二百元；另外，我去大桥，一天来回车费是二十元，三个月是一千八百元；还有，为了更好地获取证据，我购买索尼相机一台，价格是三千四百元，购买胶卷六十卷，价格是三千元，都有发票。这样加起来，是一万五千四百元。你们如果要看，除支付五万元的悬赏金，还需支付一万五千四百元的劳务费，总计是六万五千四百元。”
我想你要说相声，我就捧个哏，便问：“你叫什么呀？”
来者说：“周三可。”
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嘴角竟压不住笑。周三可原也算本城有名的闲人，人传他从不理胡子头发，从不扣裤扣子，从来都是夹着一个温州产的假皮包，能掏出很多名片。如果你不懂法，他会掏出律师名片，并且真的给你出庭，问被告时，他会像港片律师一样扶着墨镜说：“现在我所有问你的问题，你只需回答‘yes or no’，understand？”如果你家有人出车祸，他会掏出调查公司的名片，信誓旦旦地说他握有现场证据，能证明是司机闯红灯还是你家人闯红灯，是车轧死了你家人还是你家人轧死了车；如果你活在某个闹市区，他会掏出报社通讯员的名片，名片上写“家事、国事、风流事，事事关心”，动员你向他举报线索，一经采用，好处费二十元到五十元不等，其实他在向报社记者报料时，至少拿一百。就是这样一人，可笑，可恨，可爱。
我说：“谁知是不是宝贝呢？我们的狼狗去几百遍了，也没搜出来。”
周三可急辩道：“怎么不是呢？我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翻，翻了三个月，你看这里都翻脱皮了，你以为我诳你？跟你说，找到后我那个战栗，我怕被人扒了，被人抢了，就一次次背上边的信息，背好了，记住了，才安心了，才想到要回家休息，冷静冷静。可是在家刚待一分钟，我又怕夜长梦多，便打车来了。我一上车就说，往刑侦大队开，请直接往刑侦大队开。”
我说：“说这些做什么呢，看看就知道了。”
周三可说：“不能看。”
我说：“怎么不能看？”
周三可说：“你看了不认账怎么办？”
我说：“你把警察当什么了？”
周三可说：“我不管，你要看，就立字据。”
我便扯下材料纸，装作要写，周三可说不行，说非要带刑侦大队字头的那种文件纸，我便又扯了一张那纸来。我说：“写什么啊？”
周三可说：“证明。兹证明，如市民周宏广所提供证据身份证一张，为‘情人节爆炸案’破案线索，即支付悬赏金人民币六万五千四百元。”
我说：“这事我得请示领导。”
周三可说：“好，我就等领导呢，跟你们这些人没法说。”
副大队长过来后，说：“好，就这样写，不露财，找人去盖个大队章子。快给我看看。”
周三可大受鼓舞，从包里倒出塑料袋，从塑料袋里又倒出纸包，里三层外三层揭开后，拿出一张残缺的身份证，上边写着：姓名，周力苟。头像和其余部分被烧毁严重，看不出是哪里人，多大年纪。缺损边沿有烧焦后结的黑痕，和爆炸案贴题。
我拿过死伤名单要核对，谁知周三可也从包里抽出一份来。周三可说：“我核过了，死伤三十八位，有名有姓的三十六位，这张身份证的名字不在三十六之列，我断定是凶手。”
副大队长说：“谁知是不是你随便找张身份证烧的呢？”
周三可抢过身份证，说：“我到北京交公安部去。”
副大队长忙说：“别啊。老二，快倒茶。”
周三可饮毕茶，又捡桌上的中华抽，抽几口，小心掐灭，夹在耳朵上，然后像主人一样，把刑侦大队前后左右看了看，瞅了瞅，方才兴致很高地走了。
我看他颠儿颠儿的模样，就想他找到身份证时，一定对着江上飞起的鸟儿大喊：“发达了，老子发达了。”就想他回去后，一定把字据小心压在箱底下，然后和老婆做三次爱，向居委会表三次功，劝棋友喝三趟酒，不醉不归。半夜又爬起来，撬起木箱，看字据，数六万五千四百的位数，确信不是六千五百四十，才肯去睡了。
如此，便是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他乡遇故知、久旱逢甘霖，也不如了。
1998年5月17日
我们在本地查户口，查不出周力苟。通过省厅向下发协查通报，也没有回音。正要向公安部打报告全国协查时，江岸派出所的人打电话来，说在幸福旅社住宿登记簿上找到了这个名字。
我们风驰电掣赶往幸福旅社，吉普车忽然超了9路电车，我们想，是了。
在住宿登记簿上看到周力苟的住宿记录，竟是二月十三日登记入住的，又是了。我们对着名字念，苟，一丝不苟的苟，忽觉淤塞的血管被打通，整个人神清气爽起来，风趣多情起来，几乎想电话找到周三可，邀请他过来亲一口。
感谢这可爱的神仙，让我们直达谜底，我们只要按照住宿登记簿上写的，把车开到邻省文宁县吉祥乡周家铺村六组就可以了。享年二十八岁的周力苟，其生前将一览无余地展开在我们面前。
黄昏时，我们饮庆功酒，竞相谈起世间的神奇来。比如周三可如果不笃信河滩上有遗物，不像疯子一样持之以恒地去找，我们便不知道周力苟这个名字；比如服务员要是非常敬业，每天将房间翻来覆去地打扫，我们便不会在三个月后还在床垫夹层找到一根四十二厘米长的导火索——这导火索干什么用？当然是引爆炸药啊；比如老板当时不多句嘴，周力苟便不会把同伙名字也登上去，你也知道，两人住宿旅社一般只登记一个人名字。可是周力苟填好名字、身份证号码和家庭住址后，老板忽然说，你把同住的也登上去，周力苟便又在旁边一笔一画注了“汪庆红同住”五字。
更神奇的是，老板竟对二月十四日凌晨存有记忆。能有记忆，又是因为走肾。平日他走肾，来去孤独，那日却猛见一男子伏墙嗷嗷地哭，好似还不单是嘴巴在哭，胸腔、大腿也在哭，身躯抖得怕人。老板等他尽兴了，问怎么啦，那人便转过满是泪水的脸来，老板看清了，阔阔的，眉眼大，痘痕多，本是个彪悍的种，却又是周力苟了。周力苟看着老板时，好似没看，好似活在另外一个世界，鬼魅般飘回305房间。老板抖完尿回去，恰好路过那房间，又听到里头传出声音：“别哭啦，哭什么哭？”老板说，那声音又尖又高，令人印象深刻。
老板说完，便叹息这么大一电视，这么一笔悬赏金，天天播，怎么就视而不见呢。
我说：“还好意思说，炸药都住进店了。”
那夜，我假装自己是周力苟，住进幸福旅社305房间，试图感觉出疑犯的心理信息。我看到四壁是柔和的淡黄色，好似篝火的光映在美女皮肤上，温暖而愉悦。天花板中间则挂着一盏画中常见的古式吊灯，而墙壁上还真有幅硕大的画，是安格尔的《泉》，女人在山涧间全裸，坦然露着红色的乳头和有弧度的腰部，因为右臂弯过来扶水罐的缘故，腋窝对着观者，却没有一根扫兴的腋毛。双腿夹着的私处也如此，虽有阴毛少许，也是驯服地收拢于底线，仿佛书法里的一笔斜钩。
我想女人那里都是飞扬跋扈，险象环生，我想旅社都挂安格尔，粗鄙平庸，可这里怎么这么干净这么纯洁呢？我将耳朵贴在墙上，试图听隔壁职业的叫床声，始终没听到。拉开玻璃窗后，也没看见想象中的垃圾场，倒是徐徐扑来的江风让人感怀。如是伫立，我寂寞，竟是想死的心都有了，竟想给世间挂念的人打电话，如此想来想去，竟又只有媛媛一个答案。我想说你不用担心我骚扰了，我想你念你，也只是自己想自己念了，我会好好过的。总之像个总结陈词，像个遗书，可是又不记得媛媛的号码了，绞尽脑汁记了半晌，只记起几个数字，还不确定。
我重新往远处看，远处挂了硕大的月球，照耀着底下一间间淡黄色的度假旅社。这些旅社像昼行夜伏的甲壳虫，排着长长的队伍，排过青翠的龟寿山，一路排到桥边。桥上，元宝作顶的桥堡正对着墨黑色的水，一下下闪着归来的红色光芒。我静心听，又听到水流的慈声和轮船牧牛般的叫唤，一时觉得身在天堂，心下无话可说。
我觉得周力苟、汪庆红也是这样。
二月十三日下午四点，周力苟和汪庆红登记入住，关上门，忧伤了一会儿，痛哭了一会儿，推窗看到这世间的天堂，觉得被告慰了，便安静了。二月十四日上午九点，他们离开旅社，一头扎进最后的人间。我想他们一定好好吃了早饭，附近有几家不错的早餐店，卖热气腾腾的皮蛋瘦肉粥，那粥通过他们饥饿的喉管后，暖了他们的胃，让他们流下幸福的眼泪，他们觉得自己是个饱死鬼。吃完后，他们背着十公斤重的包，走到胜春北路公交站，或者胜春南路公交站，反正都不远，他们挤在一伙哈欠连连的人当中上了9路电车，走啊走，走到倒数第二排，看到一个位子，周力苟坐上去，汪庆红则拉着吊环。然后，他们看到电车路过一间间德国风格的房子、一棵棵制造氧气的树木和一阵阵清新的晨风，晃晃悠悠爬上了引桥。引桥长达三百米，电车使着劲，发出老将军式的剧烈呻吟，他们或许自小就崇拜这种大汽车的吼叫，心情豪迈起来，他们又看了眼蓝色的天穹和折射到车窗的晨光，觉得够了，点点头，掩护着拉开拉链，一个抱着包，痛苦地闭上眼，一个反方向蹲下，镇静地点着导火索。在炸药接触火苗的十万分之一秒内，炸药体积变大几万倍，瞬间产生几十万个大气压，好似打翻人间和天堂的界限，穿透不幸与幸福的铁门，将他们炸离了这个世界。跟随他们一起到达天庭的是嫖娼的、扒窃的、上班的、回家的、想事的、做梦的，他们带着愤怒的灵魂，揪着二人的衣领，吵嚷着要回家，但是上帝说不用回去了，这里霞光万道，到处是棉花朵似的云彩，这里不用吃饭不用如厕，不用愤怒不用忧伤，不用担心工资、房子、老婆、孩子、疾病、火灾、欺压和下一顿饭，这里岁岁平安。
我找到张老的电话，拨了过去，张老同意了我这个判断。
张老说，他第一次上大桥，就被美抓住了。他想，引桥让路面形成了好看的弧度，好似上行尽头是虚无，是天堂，是归宿。
张老又说，想不开的人都有一个归宿观。
张老还说，一九八〇年北京站那起爆炸案就是如此，八十九人死伤，不过是因为一个知青要告别人间。这知青去山西万荣插队，想靠当兵回京，不料复员时组织把他分到运城拖拉机厂。从地图上看，万荣和运城距北京差不多远，努力来努力去，一公里便宜没占到，知青便埋下大委屈，等到未婚妻嫁人，他便出离愤怒了，终日只想，所谓北京，所谓天安门，所谓前门豆汁，此生便是他乡了。知青探亲离京时，看到北京站弥勒佛式的身躯，想到他大肚能容天下不能容之事，却容不下他，便觉得被嘲讽了。此时，广播里又冒出中年女子不容置疑的声音，那声音是在催促他抓紧上车。他“哗哗”掉下泪来，像是被驱使着往安检口走去，走了十来步，又觉得这北京站正厅长得像个字，最后他说：“不是个‘门’字吗？”前日此门出，昨日此门归，今日又逐出此门了。他便点了炸药。后来，人们看到遗书，说：“地方虽不理想，但终究是个归宿。”
张老说：“其实在引爆时，他可能觉得没有比这更理想的。周力苟他们也一样，可能计划在桥中间炸，或者过了桥再炸，但他们在上坡时猛然看到天堂，便下手了。毛主席不是写过嘛，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我说：“也有人不择地方的，也有人随便找个楼就要跳的。”
张老说：“那当然，急火攻心，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我说：“张老您还好吗？”
张老说：“我很好，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哈哈。”
1998年5月18日—5月19日
次日一早，我带好牙膏牙刷和换洗内裤，赶到刑侦大队，准备出发去文宁县。车出大门时，那心情好似禁区内出现空门，就等补射一脚了。可是接下来，我就心惊胆战地看到街对面走来一个女鬼，她穿着粗笨的红呢子裙，涂抹着鲜艳的口红，打着浓重的白霜，试图掩盖住丑陋的伤痕，却是掩饰不了。
我好似看到两边的楼一幢幢倒下，灰尘漫天。
这时，同事说：“那不是你家媛媛吗？”
我说：“瞎说，媛媛穿衣服这么难看吗？”
车辆路过她时，我将身子侧了侧，遮住同事目光。我看到她头发凌乱，眼睛浮肿，鼻子和嘴巴苦皱着，正神情畏惧地望着车内，露出什么也望不到的遗憾来。我想这就是媛媛你吗？我还好跟车出来了，你要是到大队找我，岂非丢死我的人了。我不解，自己怎会追这么丑、这么寒碜、这么没品的女人追了三年，还要死要活的，中了邪吗？你瞧你穿的什么啊，做迎宾小姐啊？
可是车一开远，我又伤感了，究竟是有个地方回不去了，是有个女人回不去了，我俩的关系毕竟毁灭了。
我又想她可能有事找我，便像老师备课一般备起台词来。如是等待，手机竟没有反应，而车已经跃上高速公路，将指示牌一块块弃下，将清澈的路面像履带一样拖起来，我便困了，止不住瞌睡起来。如是行一百里，司机忽拉警报，我睁开眼，看到前方一辆迎面驶来的卧铺车匆促打方向，停到路边了。我们的车“嗖”地飞过时，我好似感觉那扫视过来的乘客，个个是周力苟，个个是汪庆红，他们在艰难等待汽车修好，好去我们省，好去二月十四日，而我们这辆马力十足的三菱吉普，则朝着他们省，朝着二月十四日以前，一路狂奔。
我想到他们二人在卧铺车停下后，担心车顶放着的编织袋被发现。
汪庆红说：“路上颠簸，爆炸了怎么办呢？”
周力苟说：“炸药这东西文静得很，你用锤子锤它都没事，你点它才麻烦。”
汪庆红说：“要是别人扔的烟头吹到车顶呢？”
周力苟说：“风会把它吹走。即使吹不走，火也小了，想烧透编织袋，没那么容易。”
汪庆红说：“司机和售票员没发现吧？”
周力苟说：“发现了还不说？”
汪庆红说：“可现在停车了呀。”
周力苟说：“停车也没见他们跑啊，他们知道有炸药，还不跑？傻乎乎拿钳子干吗呢？”
汪庆红说：“万一发现了呢？要扭送到公安局啊。”
周力苟说：“送吧送吧，人总有一死，要死卵朝天。”
汪庆红说：“你这么说，我就好受了，我还以为是我逼你死呢。”
我这样想，又觉不妥，因为旅社老板所说的周力苟，原是可怜软弱的。这样想还有个麻烦，就是周力苟有形象，而汪庆红没有。神笔马良根据旅社老板的讲述，补充补充，算是画出了周力苟，而汪庆红作为十三号尸体，始终没画出来。神笔马良说：“他的头顶、鼻骨和面颊骨全破坏了，像被牛踩了几十脚。”
后来天逐渐黑下来，路难走。也许我们还走错了，下高速，过省道，竟跑河里去了，跑不动，要我们推。车轮疯狂转圈，甩了我们一身泥浆。我们骂司机，司机说地图上就是这样的啊。爬过河，又是山，那山路似纠缠在山柱上的铁丝，窄而薄，车灯一会儿照向突兀的山壁，一会儿照向虚渺，好像要将我们甩到太空去。我们实在害怕，便让车停在阔地，搬大石头顶住后轮胎，睡车里了。清晨醒来，我发现文宁县城就在眼下，摆着公园、烈士陵园和大大小小的楼房，像个破盒子。
我兴奋不已，却不料又走了半个上午。
后来去的吉祥乡则索性没有柏油路，有时小心开很久，还得倒车，因为对面装猪的车没有倒车功能。到了民居改建成的吉祥派出所，文宁县公安局副局长勒令吃土鸡，如是酒行三巡，我们着急，副局长说，人都死了，急什么？
我们复核派出所户口档案，发现周力苟确有此人，却无照片，内勤说补办身份证时缺相片，撕下了。我想，管他呢，找到周力苟家就可以了，就有数了。这样到了傍晚，我们坐摩托，屁股都抖散了，才走到周家铺村六组，却发现周力苟驼着背在屋内抽烟呢。他又干又瘦，脸上也没痘痘。
我说：“你是周力苟？”
周力苟说：“我是周力苟。”
我们跑了七百多里，跋山涉水，像哥伦布穿洲过海，费尽千辛万苦，想看死人，结果死人健在。我不死心，问：“你说身份证两年前掉了，知道掉给谁吗？”
周力苟说：“娘啊，我也想知道呢。”
我真想抽他。
回来后，那副局长安抚说，还有汪庆红呢，汪庆红可以查嘛。
但是你怎么查？我们原盼以周力苟带出汪庆红，现在却只剩汪庆红这光溜溜的名字了。这名字，一无民族，二无生日，三无住址，往哪里查？而且全国叫汪庆红的多了，你知道是哪个？
此时，手机响了，来电是本省的。我心想是媛媛的，却不料里边喷出的是个急切的男音：“我是周三可啊，我是周三可。”
我没好气地回道：“干吗？”
周三可说：“我问钱，钱是不是可以发了？”
我说：“别想了，你那身份证没用。”
周三可说：“哦。”
1998年5月19日—5月27日
回文宁县城后，我们用一周时间，查到该县有十二个人叫汪庆红，全部健在。我一个个地召见，一个个地问：去过隔壁省吗？去过长江大桥吗？掉没掉身份证？他们晃着大小不一的头，回答没有。我继续说：“这样吧，你发发声，发高点，发尖点。”这些老头、小孩、年轻人，努力配合，学鸡叫，唱《青藏高原》，但我始终听不出有多么高或者多么尖。我糊涂了，糊涂得不行。人都死了，怎么会给你唱歌呢？但大家觉得是大事，唱唱无妨，唱唱就清白了。
更糊涂的是，周力苟的身份证掉在县城，可能是本县人捡了，可是查遍本县，也没听说一个五大三粗的活人失踪。如果是外地人捡到，就要全国协查，或许能查出三五十万的失踪人口。汪庆红更可怕，他要真的是汪庆红，文宁县查不出。以文宁县有十二个估算，全国恐怕得有三万六千个吧。万一是假冒的汪庆红呢，怎么办？又得让这三万六千个汪庆红回忆身份证都借给谁了。万一是掉了，又怎知是掉给谁呢？又或者，那十三号尸体本来就做了个假身份证呢，怎么查？大海里的冰棍看来是要化完了。
我们鞠躬作揖，托付他们帮我们慢慢排查，灰溜溜地上车回家，上路前，问有没有别的路可走，他们说，没有，就只有这条山道，保重。吉普车抬腿上山，蹬腿过河，在省道上撒开腿子跑，跑了半天，好不容易上了高速，我们便去加油站加油。这时，文宁县公安局副局长忽又来电，说又有一个汪庆红来自首了。
我说：“你们问清楚了吗？”
副局长说：“没仔细问，你们快回吧。”
我心想你们问完了再打电话也好，别让我们又来听大活人唱《青藏高原》了。但是既然有求于人，你能怎样？
我们的吉普疲惫地停进文宁县公安局后，一个穿污秽白工作服的男子跪爬过来。我一下车，他就说：“我该死，我真该死。”
我说：“你是汪庆红吗？”
那人说：“是。我不是那个‘红’字，我的‘虹’是‘气贯长虹’的‘虹’。”
我说：“你不是嘛。”
汪庆虹说：“我从小到大都用这个‘虹桥’的‘虹’，户口簿上也是这个，但是身份证上又是‘祖国河山一片红’的‘红’。”
我心想，户口簿上叫“虹”，身份证上又叫“红”，这事情多着，侯耀文侯跃文、闫肃阎肃我也分不清楚了。便又问：“你的身份证是不是掉了？”
汪庆虹说：“没有，我的借给别人了。”
我忽然一振，说：“借给谁了？”
汪庆虹说：“吴军。”
我说：“吴军是谁？”
汪庆虹说：“以前我们食品厂的工人。”
我说：“吴军声音尖不尖？”
汪庆虹说：“尖。”
我说：“怎么个尖法？”
汪庆虹说：“像是鸟儿叫。”
我急掏手机拨打幸福旅社的电话，接通后说了些就把手机给汪庆虹，让他和老板单独沟通，两人“嗯啊哦”，一会儿学鸟叫，一会儿学“别哭啦，哭什么哭”，说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竟是达成一致了。
我在一旁听得几乎热泪盈眶，心想，果然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果然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我问：“吴军什么时候离开文宁的？”
汪庆虹说：“不知道，他后来去了东街友丰旅社做事。”
我问：“你什么时候借他身份证的？”
汪庆虹说：“去年八月借的，当时我们在食品厂共事，吴军说身份证在澡堂掉了，我便抽他一耳光，说你个婊子样，赔钱。吴军嘴恶，要咬我，可是我们本地人多，硬是要过来他二十元。吴军没过多久就被厂里开除了。”
我问：“怎么开除了？”
汪庆虹说：“原因可以问厂里的每一个人，就是他喜欢唱戏，入了迷，有天以为只有自己一人揉面，偷偷在车间画鬓角，描口红，‘咿咿呀呀’地唱起来，唱完又揉面，揉得汗如雨下。当时有工友回来，看一妖怪在揉面，吓坏了，恶心了，跑去报告厂长了。厂长心说这正在搞卫生防疫检查呢，拿出一百元甩他脸上了，滚，滚，滚。吴军便气鼓鼓滚了。”
我说：“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汪庆虹说：“脸瘦，眼窝深陷，目珠却吓人，牙齿稍稍突出。很多人认识他，却不知道他来自何方。人问，就说黄山卖过画，嵩山练过武，庐山写过诗，唐山学过戏，号‘四大山人’。”
后来，食品厂的厂长被叫过来，说的情况也差不多。
厂长说：“吴军被开除时，抓住我衣袖，说父母早亡，命运多舛，吃饭不容易，你不爱才也要爱人啊。我觉得不是那回事，挥手掸他，他又暴怒，说：‘别以为你是厂长就了不起，我犯了什么错啊，你今天说清楚，不说清楚我告你去。’我说：‘告去，告去。’他却仍然抓我衣服，不是抓了，是揪，我就叫人把他扔出去了。这人来路不对，进厂也没登记身份证，是我们不对，我检讨。”
1998年5月27日晚
友丰旅社有四层，在文宁县城东街内，原是民房，进去后能见几张木桌子，堂前摆了观音像，掌上托红灯泡，闪一下灭一下。我们拍着巴掌喊人，心想，出来的千万不要是吴军，我们就剩这条线了。
出来的却是个七十来岁的老人，胡子花白，道骨仙风。他一看到我们身上穿制服，便说：“你们是找‘四大山人’吧，走很久了。”
我说：“你怎么知道我们找他？”
老人说：“这等人物总会死的，死了就有人找了。”
我心想是了，云开雾散了，可是又奇怪，便问：“此话怎讲？”
老人说：“‘四大山人’是去年十二月初七（一九九八年一月五日）来的，初九那天便和混混闹事情，当时‘四大山人’把菜刀斫在桌上，你看这里有痕吧，结果混混把他扔街上了，‘四大山人’瘦，一下被扔到街心了，但他站起来和人打，打几回合，变挡，挡几回合，又变挨了。‘四大山人’不求饶，嘴里只说打吧打吧，打死拉倒。混混们不打了，‘四大山人’又找砖头拍自己了，眼见着拍出汪汪的血了，混混个个拦，却是拦不住，便溜了。后来还是何大智出来救的命，何大智说，力气这么大，掰都掰不开。”
我说：“何大智是谁？”
老人说：“脸大如盆的东西。”
我急忙拿出十二号尸体画像，老人说，正是，这师傅画得好，和‘四大山人’画得一般好。
我欲要问何大智，老人又说吴军去了，便由着他了。
老人说：“‘四大山人’和我有同好，就是唱戏，我们这里唱黄梅戏，他唱京戏，说是会唱虞姬。我听他摆过一次，他原是带戏服的，也带化妆品的，唱起来还真是那么回事，声音又尖又美，但拖得太长，听不懂唱什么。我问哪里学的，他说是拜名师梅葆玖学的。他还会画画，他走后我收拾，就有一张他的画，画了个女人披头散发，眼神刚烈，很是个人物，旁边还配了诗呢。我问画画又找谁学的呢，他说是拜名师齐白石学的。我说你大小是人物，待在这里可惜了，他说才这东西就是用来可惜的。正月十四（一九九八年二月十日）那天，天没亮他就不打招呼走了，不但他走了，何大智也走了。”
我问：“两人关系好吗？”
老人说：“好，还当着观音菩萨结义呢，说是不求同生但求同死。那天还摆酒请我做中，说工资不用发了，充酒钱。我后来还是发了。”
我问：“何大智你知道是哪里人吗？”
老人说：“富强啊，富强是出人的地方，出了几个姓刘的大官，也出了何大智这个假把式。”
我说：“怎么个假把式法？”
老人说：“‘四大山人’打架，他躲到厨房；混混们走了，他才提刀出来。你不知道他长多高，长多壮吧，就是这么一个壮汉，贪生怕死。我就不知道，‘四大山人’这等人物怎么交上他。”
我问：“他们住哪里呢？”
老人说：“‘四大山人’是外地人，没地方住，就在四楼杂物间，和何大智搭铺。”
我问：“‘四大山人’是哪里人？”
老人说：“他没说。他写了诗，就是画上配的，说来也无根，去不留痕。”
我说：“诗在吗？”
老人起身从观音像下取出一张纸来。我一看，那诗写着：来也无根，去不留痕。就在美丽地结束不美丽的生命。我心下一闪，所谓美丽地，不就是那段上天的引桥吗？
我说：“死意早定啊。”
老人说：“是啊，当时只当是文字游戏，现在看来是死了。”
我说：“是死了。”
老人默然，也不问怎么死的。
我又问：“他们还留下什么吗？”
老人跺跺脚，说雨鞋是“四大山人”留下的，他穿着，做个纪念。老人又带我们上杂物间，我们翻了很久，在一张床铺下翻出一个香烟盒，在另一张床铺下翻出两张身份证，一个名叫艾保国，一个名叫涂重航。我问：“这是‘四大山人’的床铺吗？”老人说是。
我心说，这人到底叫什么呢？
1998年5月28日
在友丰旅社调查了半夜，没调查出更多信息。第二日我们在文宁县公安局查到何大智的家庭住址，便往富强乡高坑小组赶了。
过富强乡政府后，上山两小时，到了羊肠小径顶端，方看到高坑小组。那里原是山顶凹下的一块地，蒸汽从湿润的土地升起，聚在屋顶，一动不动。我们进村后，也只听到一两声鸡鸣，家家户户开门，露出阴暗的年画，午饭没人收拾，尿布是湿的，不见人影。
同行的富强乡政法干部摇醒小组长刘遵礼后，整个村落才跟着醒过来。刘遵礼晃了晃大而浑浊的眼球，看清我们的制服，惊慌不已，忙喊媳妇倒茶。那媳妇打开了水瓶，发现没热气，噤若寒蝉地请示要不要烧点，我们说不麻烦了。
去何大智家时，一群小孩跟在后边，刘遵礼斥了一声，他们便像鸟儿飞没了，那些大人则推开窗，敬畏地窥探，我们回头，他们就拉上窗。到达何大智家后，我们发现堂内摆着两张遗像，一个是男老人，一个是女老人，刘遵礼说这是刘春枝的父母，两年前先后故了。刘遵礼喊“春枝春枝”，一个丹凤眼、柳梢眉、颇有些姿色的妇女便从内屋走出来。她也惊慌，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我说：“你是何大智的妻子吧？何大智可能不在人世了。”
刘春枝看了眼刘遵礼，又看了眼我们，瘫倒在地。一旁妇女去拉，却是拉不起来。众人意欲拖她上床，她的手指又抠在地上，抠出道道槽印。我们很尴尬，不好追问，便四散去找村里的人。
刘遵礼说：“何大智是三年前倒插门的，是外姓，但我们不见外，水库分鱼不短他，祠堂也领他进。何大智人老实，能吃亏，刘春枝父母故了后，他们夫妻越发恩爱和睦，有句黄梅戏怎么唱的？你耕田来我织布，就是这样的。我想不出他有什么想不开的，他在县城打工，或许在那边有问题吧。”
我走到谷场，发现有个妇女在收衣服，便上去问，她羞涩地笑笑，连连跟我说听不懂。我想也是，她说的我也听不大懂呢。我走了，她又喊：“关系很好的，男耕田来女织布。”喊完不好意思地笑了，我也笑了。后来我见一个老头坐在门前，欲要问，老头已转身进屋，只撂下一句：“我不晓得，莫找我。”
我们一行问出的东西差不多，要么是不晓得，要么是夫妻很好，树上的鸟儿成双对。我问，这里人都爱听黄梅戏吗？政法干部说是呀，几十年只作兴严凤英。
刘春枝安顿好后，抽抽搭搭地说了一些情况。何大智是去年底从县城回来的，过年（一九九八年一月二十七日）那日，他们中午在高坑吃饭，拜祠堂，晚上就去何山和父母、弟弟过年了，在那里住到正月初二（一月二十九日），刘春枝回高坑了，何大智去母舅表叔那里拜年，直到正月十一（二月七日）才回来，第二天就走了，说是和义兄打工去了。
刘春枝说：“大智在家时挑粪砍树，打工时送钱回家。我总是说别打工了，在家种地也能活，他不听，说我没好吃的没好穿的。现在他死了，房梁倒了。”
刘春枝擤了下鼻涕，又说：“要说坏肯定是坏在他义兄手上了。我听说他义兄在县城打架，往死里打。肯定不是好人。”
刘春枝给我看了结婚证，我一看那上头的何大智，像被电触了，因为他的眼闭着，只留条小缝，他死时竟也如此。张老当时说，他害怕。
我们离开高坑时，刘遵礼出来送，我记得他握手很用力，都能感受到手窝湿热的气息。走了十几步，我回头望，却发现他不见了，全村人也不见了，只有蒸汽悬浮在屋顶。
1998年5月29日上午
我们从富强乡政府出发，又走到了何山小组。我们看到何大智父母家原是个矮屋，土砖被雨水冲得没有边线，旁边有根黑木顶着，以防倒塌。小组长找了一会儿，便把何父、何母和何弟找回来了。何父皱纹密布，像是蜘蛛在脸上纵横拉网；何母嘴唇下扣，一看就知道嘴恶；何弟则痴呆，老大不小的，挂着口水，以为我们有糖。
我说了情况后，何母大号大叫，何父赶忙推开她。何父眼里既无悲伤，也无诧异，只有麻木，何父鞠躬说：“给国家添麻烦了。”
何父说没什么可说的，人都死了，何母则抢辩道：“怎么没说的，人不能这样死了。”何父想拦，看她站在我们里边，便失望地拿着小锄头和小篮子出了门。何母说：“死东西挖药去了。”
没人阻拦了，何母就说得欢快起来，到最后手都说抖了。
何母说：“我儿死，我早知道，刘家人也早知道了，他们装不知道吧？小学订了报纸呢，说长江大桥爆炸了，我儿出门前跟刘春枝说了，他过不下去了，要去炸长江大桥，炸得全国都知道。现在你们来了，谢天谢地，有公理了。”
何母说：“都是刘春枝这妖精害的，我儿那么爱她，照顾她，可是她把钱管了，不给他吃好的，好的都给老乌龟刘遵礼吃了。刘遵礼和她偷人呢，偷了好多年，全村都晓得。我们也是穷，穷才娶这样的浪荡货，还倒插门。我们原以为结婚了，大家就收敛了，谁晓得刘遵礼还去，被发现了还打我儿。我儿太老实了，后来刘遵礼竟然不顾廉耻，和刘春枝睡到一张床上，叫我儿去煮面。我心想，你煮就煮啊，放老鼠药毒死他们。我儿每次回来，我都让他掀衣服，我看到背上总是条条紫痕，都是打的，造孽啊。我儿后来被逼着去打工，说是碍着眼睛了。你说我儿有活路没有？没有。他受了委屈，他也有脾气啊。今年过年，刘春枝来了，我们做好肉好菜，她一脸不耐烦，不下筷子，磨到初二就回去了，来拜年的亲戚还说，你们媳妇呢，我不好说，我能说她赶回去和刘遵礼那个老乌龟戳瘪吗？我就不知道，人怎么有那么多瘪要戳？”
何母说：“初四（一月三十一日）那天，我儿拜年回来，喝得醉醺醺的，我恼了，揪他耳朵说，你一个七尺男儿，连老婆都管不住，顶卵用。我儿犟，说别说了，别说了，知道了。却是磨到正月十一才回到高坑，十二就打工去了。现在看来不是打工，是炸桥。你说他不炸桥炸什么，他戴那么大一顶绿帽子，就要炸桥。”
我说：“他怎么不炸高坑呢？”
何母说：“他敢？我们这里谁敢？刘家光一个老三，就能把人吃了。我们这里都怕刘家人，刘家人上头有大官，欺人太甚。你们公安来了，你们是公道，你们管管这些偷人的。你知道刘遵礼这个老乌龟偷出什么名声吗？他跑到人家窗下吹口哨，把人家男人吹出来了。人家男人生气了，趁刘遵礼到乡里开会，把老婆带到会场，说：‘你不是喜欢吗？给你。’你知道刘遵礼说什么吗？刘遵礼大手一挥，说：‘我得了。’你说这样的人该不该杀？你们拿枪打那个刘遵礼，打那个狐狸精，打死她，我看她求饶不求饶，后悔不后悔，几百年妇道全被她败了。你们要是不干，我去干，我一定拿针扎她，拿火烧她，拿锄头戳她，戳死她这烂瘪。”
1998年5月29日下午至夜
当日下午，我们重回高坑，没见着刘春枝，说去县城了，也没见着刘遵礼，说走亲戚去了，十天半月回不来。同行的政法干部发恶了，问：“去哪个亲戚家了，地址告诉我。”刘遵礼老婆支支吾吾，政法干部便揪衣领喊：“你倒是说呀。”
刘遵礼老婆挣脱开后，跑到谷场大叫“公安打人了”，然后翻倒在地，抽搐双腿，吐出许多唾沫来。我们跑出来时，人们已像洪水冲出来，他们男女老少，提棍的提棍，持锄的持锄，舞刀的舞刀，弄斧的弄斧，黑压压一片，围了过来。他们问怎样了，刘遵礼老婆便干呕，说不行了。他们大声鼓噪，几个不怕死的老头拿竹棍先来敲我们，未几，刘遵礼单独从一间屋内杀出，他老远就挺着鸡蛋大的眼球喊：“谁打我老婆？”然后接过菜刀，看了一眼，剁向政法干部，如是十几刀，政法干部捂着右臂，说痛也痛也，却不见有血冒出。
我脑袋一片空白，任人推来推去，胡乱地说几句“冷静点”，但人们已没法冷静，因为政法干部把菜刀夺走了。政法干部一边跑一边挥舞着菜刀，当地民警说“快跑”，也跑了。这阵势便只剩我了，我想跑，又想人们看着我背影，盯着我警服呢，他们一定说警察屁滚尿流，一定笑岔了气。我只能暗自加快脚步。
那厢，政法干部跑到羊肠小径上，自觉安全了，便大喊：“刘遵礼，别猖狂，你的罪证在这里。”
他这么一喊，后头村民便赶几步，将死要面子的我逮住了。
我被抬起后，像睡在摇篮里，看到天穹，很蓝，很深邃，像枚瓷器，辉煌欲碎，接着，我又听到暴雨般的声音，那些声音说要处死我，我便滚下两行泪来。他们抬了几十步后，猛然将我放下，我站在地上，头晕眼花，然后又清晰地看到对面苍翠的山坡、湿黄的石头和清新的树，鸟儿正踩在晃悠悠的树枝上点头。
我不知道身在何方，自己要干什么，说什么。我僵直着身体，等待山脚一汉子取出柴枪，丈量好步子，疯狂地往这边跑来。我看到肌肉在他身上滚动，空气越来越密，越来越紧，像是有大事发生。枪尖在太阳底下闪出光芒，我又知道，那大事原来是刺穿一袋面粉——我的腹部将像面粉一样，发出“噗”的一声。我心里着急，嘴上狂念：“妈妈，妈妈。”
我想去摸枪，却发现双臂被架住，挣脱不开。更何况那支枪，在来文宁前我嫌麻烦托公家保管了。我像头即将挨宰的兽，全身抽搐，焦躁不安，忽又见亮光一闪，全身安静下来，粉黛不施的媛媛走到面前，拉住我的手，要我和她一起从隧道走过去。我看到那不远处的洞口闪耀着刺眼的强光，便抓紧了媛媛的手。
我看到她歪过头来，对着我心无芥蒂、灿烂地笑。
眼见宏大的光明将吞没我们，一声嘶喝又将我惊回现实。我睁开眼，看见像列车一样奔行的壮汉正在恐怖地紧急刹车，我想他的脚趾搓在地上，全部扭伤了，脚掌也蹭出大片的皮肉。我看到他把柴枪插到土里，痛苦地说：“哥，哥，你这是怎么啦？”
刘遵礼瞪了一眼，说：“老三，你是不是想我死啊？”
我的血液好像一下流开了。我死不了了。一时竟觉得世界如此可亲。我觉得我应该大小便失禁了，低头一看，却是没有。暗自缩了缩阳具，也没什么尿意。我其实早该想到，刘遵礼原也是怕事的，否则不会拿着刀背对着政法干部砍十几刀。我“咳”地叹息一声，甚至想去调解他们兄弟，谁料刘遵礼又死死盯着我，好像要恢复一只老虎原有的尊严。
我躲闪开目光，不料他拉住我胳膊，让我看他。我看得心慌，那里只有两只浑浊的眼球。
刘遵礼说：“铐上我吧。”
我说：“为什么？”
刘遵礼说：“我破坏人家夫妻感情，破坏我知道不犯法，但人家把毛主席的长江大桥炸了，我就肯定犯法了。”
我说：“你有没有打何大智？”
刘遵礼说：“没有，我只偷他老婆。”
我说：“没打就没事。”
刘遵礼说：“果真没事？”
我说：“没事。”
刘遵礼说：“不是因为你在我手里，才这样说吧？”
我说：“你放了我，我也会说没事。”
我怕他不放心，又说：“本来就没事。”
刘遵礼大笑起来，笑完哭，哭完对众人说：“以后有人来问，就别说你耕田来我织布了，就说我偷人，偷就偷了，没事。”众人如遭大赦，跟着笑起来，刘遵礼的老婆也幸福地笑了。
那夜，我非得吃刘遵礼家最好的腊肉，饮刘遵礼家最好的谷酒，才得以离开高坑。刘遵礼打电筒把我送过羊肠小路后，说：“你说话算数吗？”我说：“算数。”他才算是安心地回了。
一个人走到村部后，我才轻松了些。我解开裤扣撒尿，“哗哗”泡松好大一块地，我觉得快完了，那液体仍然往外狂奔，我便想以前追媛媛时从她家回来，都要紧张地在土墙边撒一泡尿。我想媛媛有一天要是问我有多爱她，我就带她到那里，将泡松的墙体推倒。
在村部小卖部，同伙拿菜刀磨柜台，气势汹汹，我忽而也气势汹汹，我想你刘遵礼至少是袭警啊。一个多小时后，十几个当地民警赶来，大家鼓噪着上路，要去重振公安的威风，却不料带头的接了一个电话，又丧气地命令我们不要去。
从山路往下走后，我朝上看了看月亮，月亮就挂在树枝上，硕大无朋，就像要掉下来一样，很恐怖。可是我总是止不住往上看，我怕，就是我还活着。上了车后，听到机器哼叫的声音，我便知路面被一丈丈抛下。
我是再也不来这地方了。
1998年6月2日
在文宁县去了几趟矿山，往高坑刘遵礼那里又打了几个电话后，我们得到一点信息，但得不到更多，便收兵回本省了。六月二日，刑侦大队发出协查吴军的通告，我受命整理破案报告。
我能写出的纲要是：二月七日，原爆破手何大智声称帮高坑水库买炸鱼用品，从文宁县某铜矿保管员处私购硝铵炸药十公斤，当日回家，对妻子刘春枝说，我不和你过了，我要去炸人，春运火车挤，我就炸汽车，我要炸长江大桥的汽车。二月十日，何大智与吴军离开友丰旅社，乘卧铺车抵达本省。二月十四日，两人离开幸福旅社，搭乘9路电车，在长江大桥引爆炸药。
我能推测出的爆炸因由是“爱情恐怖主义”。写报告前，我打通了张老的电话，说了一些情况，张老听说我要请教，不痛不快地说：“我是最后一次帮你了。”
我说：“一月三十一日，何母对儿子何大智说，你没个卵用。此时何大智的自尊心已被摧毁殆尽，一定想到自己的无能，想到小孩子都说他戴绿帽，阳痿，便受不了，要和心肠狠毒的妻子赌个博，赌注就是炸汽车。为了使一切看来像真的，为了彻底吓倒对方，他特意搞来十公斤炸药。二月七日他向刘春枝摊牌，说了要自杀的意思，不单是自己要死，很多人也要陪着死。这是场情感赌博，赌赢了，刘春枝会害怕，会恳求他不要这么做，老实巴交的他就会原谅她，好好待她，和她一起好好生活；赌输就没想到，赌徒好像从来不会想到输。结果刘春枝恰恰表现得无动于衷，这样何大智就被逼上悬崖了。”
张老说：“面子这东西在乡村是这样，对一贯有的人来说，算不得什么，对没有的，却特别重要。”
我说：“嗯。刘春枝说，你快点去炸啊。何大智就束手无策了，就傻眼了，就只能昏昏沉沉提着炸药走了。他总不能四肢健全地跑回来，告诉众亲朋，我没炸。可惜刘春枝不懂这个处境，等她懂了，就晚了。二月十一日，刘春枝托人往县城带信，说，我对不起你，你不要做对不起党和社会主义的事情。这信晚来了一天，那边何大智等啊等，等了两三天，已经万念俱灰，已经离开文宁县城了。此时只有桥塌了，或者电车罢工了，才能给何大智台阶下。何大智估计也惶恐，当天凌晨，他伏在厕所墙上哭过。”
张老说：“是，两个引爆人中间，有一个是明显害怕的。”
我说：“何大智越靠近我们省，人生之路就越少，就越觉得自己是被冲动绑架了。可是他又想到，自己在薄情寡义的美人刘春枝那里什么也得不到，便不如死了，死了爽快。接着，他又会想到，恰恰没有比搞一场爆炸案更能报复刘春枝的了。他想全国潮水般的口水将涌向刘春枝，让她自责、惊慌、恐惧，夜夜做噩梦，终身背十字架。这时，他或许又是快意恩仇的上帝，在主持，在审判，这也许是软弱的他坚持到最后的原因。”
张老说：“等等，我觉得自杀也能达到同样效果，自杀照样能把指责引向刘春枝。”
我说：“他说出炸桥的话了，收不回了。”
张老说：“那他当初为什么不说‘我要自杀’呢，我觉得蹊跷。”
我说：“您讲过，弱者迷恋爆炸效果。何大智一定权衡过炸十人和炸一人的效果，当然是前者更富于证明性。我想何大智一定渴望扬眉吐气，渴望自己最后一把不输给刘遵礼。事实也是，刘遵礼被他这一举动镇压了。”
张老说：“有漏洞。我再假设，为什么不炸他老婆的村子呢？”
我说：“何大智起先只想用威胁炸人来赌博。何大智说要炸老婆的本家，怎么挽回？更何况高坑的人凶得不得了，大家听说何大智要炸他们，还不把他打死，何大智不会这么傻。”
张老说：“他要死，为何拖个人陪呢？”
我说：“您说的是吴军，吴军不知是哪里人，但极度厌世，也是个等死的人。我这里有他的遗书，上面画了女人，写了诗，说，来也无根，去不留痕。就在美丽地结束不美丽的生命。我判断他失恋了，渴望自我毁灭。”
张老说：“一首破诗。”
我说：“他叫‘四大山人’，会画画、写诗、唱戏、武打。他老板说他艺术不错，我觉得至少是有文化的了。一个有文化的人在县城旅社擦桌子洗碗，说明自弃。很多人不就喜欢这样吗？你说我一表人才，前途无量，好，我报废给你看。你不爱我，我就报废，我越报废越超然，越报废越清高。我觉得挑在情人节这天升天，是吴军的主意。何大智没文化，定然想不到。”
张老说：“对，有点文化的人就这样，特重视情人节啊圣诞节啊母亲节什么的。”
我说：“我老觉得这是一场由失恋导致的恐怖主义。何大智想对傲慢的刘春枝实施恐吓，吴军想为了心中的女神自毁，两个人凑一起，互相影响，就成行了。何大智可能有点不坚决，早有死意的吴军则裹挟着他前进。”
张老说：“直觉上我感觉不对，你就可能吧，假设吧，编吧，反正这类案件破不破都一样，破了也挽回不了什么。”
我心想，您老怎么这么轻慢，我自己都差点成炮灰了，你还争辩什么，你失恋过吗？
我说：“谢谢张老。”
张老却说：“别和老头见怪了，再见。”
我说：“再见。”
张老说：“再见。”
1998年6月5日—6月10日
整理好材料后，我交给副大队长，副大队长签字“可”，又交给大队长，大队长签字“可”，大队长从局长那里回来后，叫我们去行管科领点钱，准备赴京汇报。在行管科那里办手续时，我顺便问了下周三可的悬赏金，人家却说他对着镜子把脖子割了，血溅三尺，死了。
我说：“你确定是周三可吗？”
那姑娘说：“是啊，怎么不是？”
我想这六万五千四百元，我们应该再给他添上四千六百元添到七万才是。可是添再多都没用了。
下午我拿着批示去行管科支另外一笔钱，会计姑娘又急忙说，没死呢，周三可中午猴急着赶来了，把悬赏金一文不少地取走了，还一张张地看，怕是有假钱。
我说：“我说呢。”
六月五日，我们坐飞机赴京汇报情况，公安部表达了疑虑，但还是承认了破案结论。我订票准备从北京站回，忽然想到北京站的门，又想到张老，便和副大队长说要不要去探望探望他。副大队长当然同意，我打张老电话，却发现始终只有一个女士在说：“您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我又把电话拨到公安部刑侦局，负责接待我们的人说：“张其翼同志死了。”
怎么可能？
但人家就是这样说的。
我忽觉被一盆水兜头浇下，竟是跌坐在椅子上，半晌不能言语。那边好似知道什么，又说：“实验炸药时不小心牺牲了。”
我回头对副大队长说：“张老弄炸药不小心把自己炸死了。”
副大队长一惊，忽而说：“怪人啊，会划水的被水呛死了。”
次日，我们买好又大又阔的花圈，唏嘘着赶往八宝山，原以为那里哭声震天，可是一走进追悼会现场，却只发现松松散散摆了七八只花圈，稀稀落落站了十几个人。张老待在遗像里，嘴唇紧扣，眼神凌厉，将所有人拒之门外。旁边有惨白的对联一副，写：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功勋卓著思无可追。
横批是：烈士千古。
我们向着骨灰盒鞠躬，没有一个家属过来扶接、握手。我们便退到一旁，听一个戴眼镜的警监严肃地念悼词。他面无表情，念了诸如“舍小家顾大家”“莫大的损失”等词，正要念“永垂不朽”时，话筒突然没声音了，他拨了拨，声音又刺响起来，他想也差不多说完了，便鞠上一躬，在别人的招呼下走了。然后大家呼啦啦都走了，手机此起彼伏地响个不停。我回头看了眼，张老还是那样拒人千里之外地看着，甚是凄寒。
在外边，我们问了个相熟的部里人，他叹息道：“张老是鳏夫，又没朋友，可怜得很。”
那人又说：“张老一直住在老宿舍，不开窗帘，深居简出，说是专门研制一种针对人体的炸弹，也研究出来了，很少分量，能在极短时间内，根据骨骼结构和肌肉分布情况，对人体实施摧毁力极强的定向爆破。张老在遗书里说，科学外表看像个美丽的女子，本质却又是邪恶的，你越知道这东西不能研制，可又越禁不住它的诱惑。东西没做出来时，张老还正常，还来上班，做出来了，就完了，就在家里走来走去，不知道怎么办，因为世上没有活人可以供他实验，拿到猪羊身上实验又没什么意义，拿死人试验又要申报，他不知道怎么想的，鬼迷心窍，把自己当实验品了。张老在遗书里公布了炸药配置方法，希望能给我们一点提前量，就是未来有人这样爆炸时，可以做到心里有数。我们看了几遍，代码太多，看不懂，又觉得邪恶，便烧了。”
我问：“张老是如何把自己炸掉的呢？”
那人说：“二号晚上，老宿舍发出‘嘭’的一声后，邻居就报案了。出警的人赶到后，推开门，发现房间很干净，接着又推开卫生间，发现牙刷、毛巾和水管也完好无损，水龙头和莲蓬头还在‘哗哗’地出水，只有天花板和角落还粘了一点肉末。按照遗书上的说法，张老应该是在天顶、脖颈、胸脯、后背、腹部、膝盖和脚面安装了七枚液弹，把自己炸粉碎了，可是又没有伤害到别的东西。你看追悼会上有骨灰盒，其实盒子是空的，他的尸骨都让水冲走，冲到下水道去了。”
我忽然悲怆起来，想到张老最后一句话是说给我的。他说：“再见。”我说：“再见。”他又说：“再见。”我想他是在特意向这愚蠢人世的代表挥手，他说：“傻孩子，我要去天堂寻找聪明的伙伴了，不陪你们玩了。”
我们回去时坐火车，走到北京站时，看到正厅还是个“门”字，门下穿赤橙黄绿青蓝紫各色衣服的人，提着大包小包，你推我撞，熙熙攘攘，各有方向，各有目的，各有事情，只是不见张老其人，我便知道张老万世孤独。
归来后，我越念及张老，越觉自己是偷走了奖赏，因为我并没找到让何大智、吴军达成死亡默契的切实证据。当日他们结拜有言“但求同死”，但也只是宣誓而已，很难相信，刘春枝给何大智造成的痛苦，会感染到吴军；反过来亦是。我和朋友聊及此事，朋友却说，即使你的结论是错误的，那也是目前最靠近真相的结论了。
我心下不安，却也只好如此了，在我的智力范围内，这已使我殚精竭虑了。
忙完一切，回到家，忽见着白发一路长进妈妈的头发，便说：“妈，你老了。”
妈妈说：“哪里老了？我没有变化啊。倒是你瘦了很多。你看，你瘦得腮骨都出来了。”
我说：“没有吧。”
妈妈说：“我老是惦记你不结婚，新谈朋友了吗？”
我说：“没呢，不是忙案子吗？”
妈妈说：“媛媛就莫要了，以后就是找你也莫要了。”
我说：“她可能找我吗？”
妈妈说：“我就是提醒下你。”
到巷口，拜见王姨，王姨露出欣喜的门牙，心疼地说：“老二回来啦，瘦了不少。”然后拉我进门，小声说：“老二你出气了。媛媛的事不知怎么被发现了，科长老婆跑到单位，狂抓媛媛的脸，闹得很大。起初大家以为闹一下就算了，谁知那妇女足足去闹了大半个月，一直闹到媛媛不敢上班，科长在单位也作了检讨，可是夫人还是不依不饶，竟然天天到纪委那里上班，把纪委上烦了，便把科长免了。科长回头就和夫人离婚了，一出民政局，他就找媛媛，说是总算可以结婚了，可媛媛不知道怎么回事，以前对他挺好，这下却不答应了。这科长就拿刀出来唬人，媛媛还是不答应。至今还没解决呢。”
张姨恰好进来，说：“媛媛是势利小人，官免了，就不跟人家了。”
我说：“我妈怎么不跟我说？”
王姨说：“你妈嗤了三声，大概是要保持蔑视的姿态。”
我想到我妈，心下忽然凄凉。我爸去后十几年，都是她做饭给我吃，我今日也要做顿饭给她吃。这么想便起身去买菜了。路过菜市场，看到公共厕所，以前那里坐着眉毛文绿的阿姨，死气沉沉，群蝇毕至，现在却仙气袅袅，芬香扑鼻，门口也换成个低头看书的男子，穿西服，打领带，头上抹了油光光的摩丝。
我望了那厕所门楣一眼，有红福字倒挂着，旁边又有一张红纸，写着“开张大吉”，我想，这是个什么世界。
1998年6月14日
“情人节爆炸案”过去整整四个月，我被副大队长、大队长、副局长先后找去谈话，被告知提了个中队教导员，享受副科待遇。我回来时，背着手在新办公室内走过来走过去，总觉得墙上少了幅画。挂《劝世歌》好似太俗，挂《泉》又太暴露，挂《清明上河图》或许贴题，想想，还是自己动手把《人民警察之歌》的宣传画挂了上去。如是，忽来了个实习警员，拿着材料要我签字，我看都没看就签了。那小孩要走，我又招手叫了回来，把签名看了一遍。
我心想，范教导啊范教导，你也该练练字了。
下班时，我小心锁好办公室，竟是有些不肯走，总算转身时，忽又见面前站了一个衣衫褴褛、浑身发臭、皱纹纵横驱驰的老头。老头看到我就松开板车，趴在地上磕头。我心想这是谁把他放进来的，转而又觉得自己站得太高了，便蹲下说：“老伯请起。”
老头抬起头，喷出一嘴口臭，说：“我认得你，你是好干部。”
我说：“你说仔细点。”
老头又说：“我认得你，你去过我们文宁县。”
我这才惊醒过来，来者却是文宁县富强乡何山小组的何文暹，死者何大智的父亲。当日我们去找他，他自顾自地采药去了，好似麻木，如今怎的又赶来了。
我说：“你来干吗呢？”
何文暹说：“我来拖我儿尸体。”
我骇然摊开双手，说：“只有一把灰，怕是火葬场处理了。”
何文暹的眼皮忽然上下榨起来，不久榨出几颗黄豆大的泪水，接着又瘫了，好似脊椎被人打断了。我心下不忍，便进了办公室，找到火葬场电话拨过去，问了，竟然有人值班，便按了下遥控器，那边吉普车怪叫了两声。
我出来后对何文暹说：“老伯，我带你去火葬场。”
何文暹就又复活了，站起来去拖板车。我说：“不用拖，就放在这里。”他好像没听懂，不舍得放下，我又大声说：“放在这里，没人偷的。”何文暹这才小心把板车拖到一边。
我开着车载着何文暹往郊外疾驰时，用余光瞟了下他，却是发现他也不瞅矗立的高楼大厦，也不看飞转的灯红酒绿，就是缩着身子扑簌扑簌地掉眼泪，好似我以前送过的一个走失儿童。
到了火葬场后，值班员把何大智的骨灰盒捧了出来，何文暹看了很久看不懂，我说：“就是这个，你儿子就在这里。”何文暹便去找机关，找了半天找不出来，我一拨，那盒子便开了，何文暹解开小袋一看，果然是些灰和骨头，双手便哆嗦起来，好似一时得了帕金森综合征。我正要扶，他又放天哭起来，那眼泪一颗颗地滚，像石头一颗颗滚。我知道他是真悲伤，便让值班的弄些饭食来，那人端来冷饭后，何文暹用手抓了几把，塞下去，把喉咙噎住了。咽了几口，咽不下去，便呕出来。有些米饭掉到地上，他便用手抓起来，抓好了又用袖子擦地，说：“麻烦了。”
转而他又说：“是我害死你了啊。”
我心想这是怎么了，见值班的好似也很为难，便把何文暹扶回车上，把他拉走了。这一路，他就是把头一下下撞在骨灰盒上，说：“我儿，是我害死你了啊。”
我说：“老伯别难过，不能怪你。”
何文暹起初没在意，我劝了几番后，他忽然说：“怎么不怪我？就是怪我啊。”
到大队后，我把车停在板车旁边，进去打电话给门卫，要他准备点饮水食物，然后把何文暹请到沙发上，任他哭泣。这样哭完了，何文暹像洗了个脸一般，竟是往我办公室四处惶恐地望。我说：“老伯别难过，你有什么话可以跟我说。”
何文暹看了看我，我直视着他，点点头，他便放松下来。
何文暹说：“我儿是被我逼死的。一九九五年热天，我儿在铜矿不做了，回家待着。我问怎么不做了，他说被开除了。后来我才知道不是被开除的，是自己溜回来的，溜回来是因小学有个秦老师，他就是想和秦老师鬼混。有一天，我赶牛从小学后边过，猛然看到我儿和秦老师光着身子躺在床上，互相亲嘴，摸下身，便受不了了，拿锄头冲进去，一锄头打中秦老师屁股，那里响了一下。我儿傻了，赤身跪在地上，说敲死我吧。我便找来教鞭，狠命抽我儿，抽得胸前背后条条紫痕。我说，不知羞的东西，没爹娘教的东西。”
何文暹说：“第二日秦老师一瘸一拐走了，再没回来，人们只当调走了。我儿神不守舍，我便绑住他，我们家的问，我就说他偷了东西。后来看要饿死我儿了，我们家的就要自杀，我看看也不行，就放了他。后来我听说高坑刘春枝要倒插门，就找了媒人。我记得我儿为这事哭了一日，不过最后还是同意了。我就是想让他正常点，但他矫正不过来，后来竟要炸大桥，这也是我害的，我做得太绝了。”
何文暹的话很难听懂，可我却是越听越明朗，身上竟热血翻腾。至此，我才知道，何文暹正是那秘密的瓶盖。我想做个笔录，写好了时间地点，忽又觉得不必。我把笔抛下，说：“老伯别伤心了，我给你安排个住的地方吧。”
何文暹忙站起来说：“不麻烦了，你是好干部，不麻烦了。”
我问：“那你住在哪里？”
何文暹没听懂，只是鞠了一躬，捧着骨灰盒走出去。我跟着出来，已看到他把小盒子用粗绳绑在硕大的板车上。我说：“你要走吗？”
何文暹说：“我从来没跟人说过，我有罪的。”
我正想着要挽留一二，忽而又闻到那口腔里的臭味，便管住了自己。门卫送水和面包过来后，我把它们塞给何文暹，想想又加了两百元钱。我说：“别难过了。”
然后我看着何文暹拖着板车，念念有词地走了。他先念五个字，接着念四个字，接着又念五个字，接着又念四个字。我听不太懂这方言，便不费力猜了。我慢慢看着，看着他像团黑泥消失了，感觉不可知的世界一块块清晰起来。
刘春枝为什么偷人？
因为何大智不过夫妻生活。
何大智为什么打工？
因为想逃避与刘春枝在一起。
何大智为什么绝望？
因为何文暹拆散了他和秦老师，虽然何文暹保守秘密，但来自父亲强有力的判决令何大智自我感觉是被塞来塞去的物品。
何大智为什么告诉刘春枝要炸人？
他要找这个名义。
吴军声音为什么又高又尖又美？
这是天生的。
吴军为什么喜欢演旦角，为什么描口红，画鬓角？
他努力使自己本质如此。
吴军为什么愤恨厂长？
厂长刺伤了他对本质的自我认知，羞辱了他内心里神圣的东西。
吴军为什么和混混狂殴？
混混们调戏他，说他是龅牙妓女，定然是个同性恋，不小心揭露了他。
吴军为什么弄那么多身份证，并隐瞒出生地？
想避开人们对其准确的指认和指责。
吴军为什么写那样的诗？
他对环境绝望，对自己绝望。
吴军为什么要画一个披头散发的女子？
那女子去除长发后，不就是吴军自己吗？
他们为何结义？
实是拜堂。
他们的不自由各在何处？
何的不自由来自何文暹，何文暹发现吴军何大智的事后，将何大智赶回到刘家，刘春枝构成新的不自由；吴的不自由来自混混和街道的敏感，以及自己的敏感。吴军觉得无处可逃。
他们何以选择死亡？
在自由不自由间，只有死亡过渡。当不自由难以忍受，而自由又遥不可及时，死亡取代自由，成为美好想象。
何以又选择自杀性爆炸？
是要用整个世界来偿还他们的委屈和愤怒。
接下来，我的思维飘荡至两间旅社，我想我像上帝一样，看到了他们最后的时光。
在友丰旅社杂物房，我先是看到一张孤零零的床，何大智坐那里看星星，他是掉落的一颗；后来又多了一张床，吴军坐那里看星星，也是掉落的一颗。两颗星对视一眼，好像你终归是这个世界的，是陌生的，无话可说。
几天后，一张床躺着血流不止的伤者吴军，另一张床空着。何大智敷药，包扎，喂汤，像女人照料男人一样照顾男人。何大智眼泪哗哗地说，别和混混较劲，你就当他们是猪，不要和猪较劲；吴军说没什么的。
又几天后，一张床躺着两人，或者另一张床躺着两人。吴军对何大智耳语：“我每次听孟庭苇的歌都起鸡皮疙瘩。她唱，两个人的寒冷靠在一起就是微温；是否每一位快乐过的红颜，最后都是你伤心的妹妹。”
又一日，一张床只躺着吴军一人，吴军盖着戏服酣睡，地上是擦拭过精液的卫生纸。何文暹推门进来，见到这个，悲怆而恶心。何文暹在店前等到买菜回来的何大智后，什么也没说，拎起他就走，人们骚动起来，说这个父亲很愤怒。吴军也推开窗看，看得眼泪流出来，心想再没缘分了。而何大智像那个运城县的知青，在看到县城的琉璃瓦、水泥路越来越远，而中巴车的尾气和乡下油菜花又越来越大时，被溺死的情绪包围。他对何文暹说：“信不信我杀了你？”何文暹找到司机用的摇杆，递给他，说：“你现在敲死我吧。”
几天后，吴军在一张床上辗转反侧，何大智忽然归来，两人喜极而泣，又哀伤不已。沉默很久后，吴军说：“我们去死吧。”何大智说：“好。”吴军说：“去长江大桥死吧，毛主席写了诗，风景美丽。”何大智说：“好。”两人依依别过。
又一日，吴军在一张床上发呆，何大智疲惫地进来，将炸药塞入床下。
又一日，两张床都空了，只留下一个揉皱的香烟盒、一双雨鞋、一首诗和两张身份证。
吴军和何大智在凌晨五点漆黑的县城街道手拉手走，又冷又饿，后来，饿得没重量了，便飞。吴军说：“用力点，上边就是光明了。”何大智就用力扑打翅膀。吴军说：“看到阳光了吗？”何大智说：“看到了，太刺眼了。”
两人飞落到幸福旅社后，吃好的，住好的，像王子，像公主，像世界末日。只不过何大智终归要害怕一下，便跑到厕所哭，他哭世界无容人处，无立锥地。而吴军心意早决，他大声呵斥何大智：“别哭啦，哭什么哭？”何大智便像恐惧的孩子，停止抽泣。
吴军问：“听说过有人走路被车轧死了吗？”
何大智答：“听说过。”
吴军问：“听说过有人得癌症死了吗？”
何大智答：“听说过。”
吴军问：“听说过有人打仗死了吗？”
何大智答：“听说过。”
吴军问：“听说过有人被杀死了吗？”
何大智答：“听说过。”
吴军说：“人皆有一死。不是这样死，就是那样死。总是个死。”
吴军又问：“死了能带走粮食和人民币吗？”
何大智答：“带不走。”
吴军问：“活三十岁是活吗？”
何大智答：“是活。”
吴军问：“活六十岁是活吗？”
何大智答：“是活。”
吴军说：“是造孽。”
何大智说：“嗯。”
吴军问：“你爹骂你你开心吗？”
何大智说：“不开心。”
吴军问：“你老婆管你你开心吗？”
何大智说：“不开心。”
吴军问：“流氓混混取笑你你开心吗？”
何大智说：“不开心。”
吴军问：“老板随便开除你，你开心吗？”
何大智说：“不开心。”
吴军问：“像老鼠一样躲躲藏藏开心吗？”
何大智说：“不开心。”
吴军问：“这些是什么呢？”
何大智摇头。
吴军说：“这些是活着。你还想活吗？”
何大智说：“不想活。”
吴军说：“你是爆破手，知道爆炸后的感受吗？”
何大智说：“不知道。”
吴军说：“像被打了一针，很快，快到感受不到任何痛苦。”
何大智说：“嗯。”
吴军说：“不要怕，我陪你死。”
何大智说：“嗯。”
吴军说：“别嗯了，看着我，孩子，就这样看着我。跟我说，我爱你。”
何大智说：“我爱你。”
吴军说：“大声点。”
何大智大声地说：“我爱你。”
1998年6月14日夜
我这样激烈地想了很久，竟像是一个写完小说、作完曲的人一样，以为自己创造了什么，要急于告诉一个妙人。可是又突然发觉，自己恰恰是这个秘密的信托人。
许久，远天隐隐传来打雷声，我才想到另外一件事。
我打电话给妈妈说不回家了。
我说：“妈，你给我叫次魂吧。”
妈妈说：“你这孩子怎么了？”
我说：“你就叫吧，我想听。”
妈妈好似有些害羞，说：“老二回来啊。”
妈妈又自答：“回来了啊。”
我数了下，第一句是五个字，第二句是四个字。心下忽然翻江倒海，挂了电话，关上办公室门，就去开车了。
我把车往大桥开时，时速是八十码，跑了一刻钟。忽而想，这样跑上高速，跑上省道，跑到山路，跑到河里，竟是要一个日夜。如果是走路，七百里几可算是长征了。我跑得心急了，又想人家太老，走不了这么快，便放慢速度，一边走一边看。看了一会儿，就要用雨刮器了，却是像一头扎入雾海，什么也看不清楚了。
这样鬼迷心窍地走走停停，又兜转过来寻，却是寻不着了。我就想，何文暹一定拖着板车去哪个隐蔽地躲着了，心下便叹息起来。我想自己是送不成了。明天一早，太阳出来，何文暹就会抖擞精神，念念有词，拖着孤零零的骨灰盒往故乡走。
我让警灯无声地亮着，拉开车门，坐在那里慢慢抽烟，好似看到爸爸在离家一里外的雨天骑着自行车往家赶。雨淅淅沥沥地下了一阵后，便斜着浇灌起来，夜路上有了庞大的水花，起了浓厚的水雾，人的眼皮便睁不开。我看到爸爸肩膀左一晃，右一晃，勉强骑到了一个转弯处，他想雨太他妈大了，路太他妈遥远了，怎么骑也骑不动，然后又大概听到了一种好听的声音，便仔细听起来，等他听明白了时，那轮胎在水面上劈波斩浪的声音已经奔到眼前，他头也没抬，便被撞飞起来，好似地球是老天，老天是地球，就这样转了许久，眩晕了许久，才像一袋面粉，无声地扑落于路旁的草丛。接着圆轱辘变成方轱辘的自行车又“咔”的一声撞到树上，把我爸爸吓坏了。我爸爸匆忙看看自己，整个人好好的，就是里边像拆散了一样。
那天我在家忍着瞌睡做作业，想不做又害怕，暗自偷了几个懒，将就做完了，便马上钻床上去睡了，而妈妈则把暖好的菜愤怒地倒回锅里，嘴角狠毒地骂爸爸，说范老子你有种，半小时不回，一个小时也不回，一小时不回，两个小时也不回。后来又有些担心，可是拉开窗户，雨便飘洒进来，浇了一身。妈妈宽慰自己，男人也要打打牌的，也要应酬的，家里没电话，带个信回来也好，不带是太看不起女人了。看不起就看不起。
妈妈便也把自己哄睡着了。
第二天一早，妈妈醒来，一直眼皮狂跳，看范老子还没回，很有些预感，便急急出门，刚一出去，便声嘶力竭地喊起来，那声音就好似要把天空生生撕裂。我还在床上就心脏狂跳，踉踉跄跄赶出来后，看到我爸爸身体蜡白，衣服滴水，像个皱巴巴的东西，趴在门口一动不动。我知道他辛辛苦苦爬回来，是要看我作业做好了没有，没有做好就揍我。
后来我就自由了。
1998年6月23日
我的教导员瘾还没过足，便接到通知，去龟寿山一个会议中心参加警衔晋升培训班。起初几天，都是大老爷们在一起，没甚意思，我便独自散步，走上山顶，便看到江岸区的度假旅社区了。我想幸福旅社就在其中，何大智推开窗户，又回头叫吴军：“你看，那里有个人。”
吴军看了几次，看明白了，说：“世界好小，那么远的人都能看到。”
最后一天，中心忽然拥来一批要到银行上岗的女青年，个个脆嫩欲滴，看得我是眼花缭乱，禁不住就想在这里培训到老。是夜，我们办毕业舞会，这些妹妹果然温文尔雅地赶来，我从一旁走过去，禁不住就要开开屏。机会直到好晚才出现，主持人说年轻有为的范教导员可是再世陈百强，我便搓着皮鞋，扭捏着上台了。正低头吹麦克风，忽见对面的门开了，一个脸打白霜、身穿红呢裙的女鬼飘进来。我立刻僵住，想管住脸上的怒火，却管不住。
我想这些人通通消失了就好，可是他们却齐齐整整地拍巴掌，用期待领袖的眼神焦渴地期待着我。我便不知道如何自处了，后来有人走过来，拿走麦克风，又拍拍我的肩膀，结果把我喉咙里的一句话忽然拍出。我说：“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不幸过。”
我闭上眼也能看见他们惊呆了，在我大踏步走向门口后，那背部也一定像磁铁，将那些惊呆的目光吸过来。然后，女鬼也跟着走出去了，大家都明白了。
出门后，我先是听到皮鞋声在楼梯间“噔噔”作响，接着便听到红色高跟鞋在后头紧紧跟着，心下竟是悚然。转到二楼，我抽钥匙打开门。想关上门时，却见那张惨白的脸畏缩地卡在那里，我便弃门坐到床上。
她进来后，磨蹭很久，才鼓起勇气，授权自己坐在椅上。
我说：“孟媛媛，有话请讲。”
媛媛摇摇头。
我说：“那好，我说。我告诉你，分手后我天天在等你打电话。”
媛媛说：“我打了，打不通。”
我说：“你不会打我家啊？”
媛媛说：“我怕。”
我说：“我左等右等等不来，就发恶誓，说再不理你了，你求我，我也不理了。”
媛媛说：“对不起。”
我说：“你回去吧。”
媛媛坐着不肯动，好似那是最后的阵地。
我看了眼手表，说：“你睡床吧，我找别人睡。”
我都起身走到门口了，媛媛忽然走来，捉住我胳膊，说：“是不是一点机会都没有了？”
我没说话，媛媛的眼泪却流了我一手。
我说：“你睡吧，我看着你睡。”
媛媛说：“我不睡。”
我说：“让你睡，你就睡。”
媛媛说：“你说句话吧，说了我睡。”
我说：“说什么？”
媛媛说：“孩子，我原谅你。”
我说：“孩子，我原谅你。”
媛媛凄惶地笑了一下，说：“你说了我就高兴些，就满足了。”
我心间隐隐碎了，便避开她去洗澡了。总算洗完出来，忽见媛媛赤身躺在床上，嘴间又添了浓烈的口红，像个小丑，可眼泪还是晃荡在眼窝。
我说：“你平日也不化妆，干吗现在化这么难看？”
媛媛说：“书上说，化妆是对人尊重。”
我说：“你尊重别人去吧。”
媛媛说：“我只想尊重你。”
我好似要说点什么，却是压住不说，只是掀被子盖她。媛媛眼泪忽又淌出来，竟将刚化好的妆冲垮了。媛媛说：“你是不是嫌弃我了？”
我没说话。
媛媛便紧紧抓着被子，哆嗦起来，许久又说：“我知道是要被你嫌弃死的，你让我在这里住一夜吧。”
我说：“你住吧。”
媛媛却是又哭起来，好似眼睛是个水袋，一挤就挤出很大一摊来。我没话说了，一个人走到窗前，拉开窗户对着江景发呆。许久，竟又觉得被抱住了，挣脱不开。媛媛说：“对不起。我伤害你了。”
我说：“你没伤害我。”
媛媛说：“我伤害了。”
媛媛又说：“我妈妈嫁人了，搬人家去住了，这边的房子也要卖掉。”
我说：“爱卖卖去。”
刚一说完，便酸楚起来，猛想到女人一生所需，就是一间房子，房子还在装修时，她就过来规划了，这里摆个书柜，那里摆个妆台，这里粉刷成黄色，那里配个孩子睡的摇椅，南柯一梦，如今是无家可归，各自孤零了。
此时媛媛松开手，伤心地去穿衣服。
我滚下泪来，心里终于痛了，一时想自己也有太多不是，何德何能，竟至让人如此讨好一夜？
我便大声吼道：“你干什么？”
媛媛说：“我走。”
我说：“天这么黑，你走哪里去？”
后来的一天
光阴似箭，我却是不敢和妈妈提及复合之事。忽而一日，趁着高兴，便说了，妈妈筷子掉地上了，整个人傻坐着，许久才知道抹眼泪。妈妈说：“你和范老子一样心软。”
妈妈说：“我日后命苦了。”
我劝了好几番，竟是劝不返，便想着去给她做顿饭。去到菜场，阳光明媚，忽见那公厕周围多了很多小摊小贩，还有老头下棋，小学生做作业，竟是热闹非凡，细一看，瓷砖墙上又多了片红纸，上书“有史以来”，心下便乐了，心想再不去，对不起这人的想象力。
我解决完出来，那正在捧书苦读的男子正好抬头，我大叫：“周三可。”
周三可起立，虔诚地递来中华，又递来一张名片，又掏出ZIPPO点火。
我说：“不错啊，是经理了。你看什么书呢？”
周三可说：“《MBA工商管理教程》。”
我心下奇了，说：“传说你不是自杀了吗？”
周三可说：“哎呀，老弟，说起来都因为你。你看这里，疤子好长一条。送死那天，是一日四衰。我先给记者报料，说淹了车，结果记者来了后反而骂我，你为什么不打110、120？你没见淹死人吗？我哪知人没救出来，通讯员的资格就这样生生被取消了。接着，我走路又看到好多人抽奖，说是奖票越来越少，轿车还没领走，便去银行取钱来买，买了两千多，歇手抽烟，结果别人交两块，把轿车摸走了。我这个叹，就去兑足彩，谁知卖彩的说，不用来了，不开了。我想也是，赌博这东西国家能让它久办吗？心便碎了，还说把五百万均分给老婆、父母、孩子，分个鬼。后来才知道，不是不开，是意大利一个修女还是教皇死了，意甲停赛，奖开不出来了，你说气人不？走投无路了，我就想还有六万五千四百块在你手里，就打电话，谁知你劈头来句，没用，身份证没用。我就忽然被泼下一盆凉水，湿漉漉的，清醒得不得了，回去后就找刀割自己，还好我懒，平日不磨刀，刀钝了，割了几分钟，便把自己割活了。”
我说：“活下来就好。”
周三可说：“可不是，刚从医院回来，就听说你们班师，跑去问，竟问到奖金，我便喜煞。手里全部是现金，拿起来又和砖头没区别，我就叫自己冷静，冷静，再冷静，可是不能再吃不能再喝了，可是要搞百年大计了，这样就投资厕所来了。”
我说：“生意好做吗？”
周三可说：“不好做，你想，来买菜的都是中年妇女，一分钱都要还价半小时，上厕所付费，超出她们理解范围了。她们都说，周疯子，你不给我钱就算好了。”
我说：“那你还承包？”
周三可说：“头几天，我也慌，装镜子，烧檀香，请保洁工三班打扫，搞得和宾馆一样，结果成本上去了，客反而被这阵势吓跑了。那时我见人就想拦下，爹爹啊，尿一泡吧，爹爹啊，很便宜的，可是人家怎么会理你？人家思维早就定性了，人家这是肥料。后来我算是开窍了，拉尿收费是抢劫，人们不干，但如果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就有人来了。我想我买了那么多彩票，我就不信别人不买，这样便也摆了个红纸箱，搞抽奖。”
我一看，那纸箱上果然写了四个烫金大字：诚信抽奖。
周三可说：此后人们的膀胱果然憋不住了，就过来摸电饭煲、自行车，摸着摸着就以为是自己的了，就爽快地交一块钱，进去拉。拉完一摸，空白，也不恼火，不就一块钱吗？
周三可又说：“你还没见过盛况呢，有天下午，奖票越摸越少，奖品还没出现，大家竟然排队过来拉，前边找钱慢了点，后边就吵，说是断子绝孙。拉完呢？就一边系裤带一边出来摸，有的摸过了，没摸到，想想又去拉一次。我说：‘不能拉就别拉了。’你知道人家说什么？人家说：‘你管得着吗？’我当然管不着，可还是要本着对人民群众负责的态度说说的。不过说也无用，有个人后来听说有个日本产的高压锅没摸走，竟然骑车骑八里，专门跑过来了。”
我说：“怎么摸奖还有诚信摸奖啊？”
周三可小声说：“你看看旁边的，卖十元三样的、卖外贸衣服的好几家呢。我这边生意好起来，客源多起来，他们就眼红着跟过来，我是开阔之人，我发财你也发财，我的客源带动你，你的客源也就会带动我，这叫共赢。可是他们坏，后来也搞摸奖了，这就不道德了，这就是明摆着进攻我，我就打电话给城管，城管的车还没到，他们就卷起铺盖灰溜溜跑了。我打诚信牌也就是想向顾客透露这个意思，我这里抽奖是正规的，你看，这么大一厕所，这么豪华一厕所，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可是他们呢？四处打游击战，你能对他们抱半点信心吗？结果后来，他们的奖便摸不出去，做生意便基本靠喊了。”
我说：“你岂不是发大财了？”
周三可说：“尚可尚可。以前一天接两百不到，往环卫所交份儿钱都不够，现在一天能接一千多。做人啊，关键是要活下来，活下来，财源滚滚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