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vernacular”即是“俗”

1.我与民俗学

首先，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

我的祷告癖好

我小时候上的是天主教幼儿园，在幼儿园，用餐前后必定要做祷告。祷告的方式比较特别，不是大家一起祷告，而是排队按序挨个去祭坛前祈祷。在幼儿园度过的三年，每天的饭前饭后都要祈祷，我的“祷告癖好”便是在此期间逐渐养成的。由于当时自己还是个上幼儿园的孩子，并不能理解基督教教义中祈祷的意义，只是单纯地学会了祷告这一行为，在路边看到佛教的地藏菩萨、神道教的稻荷神等各类神佛塑像，我也会停下脚步，像在幼儿园里一样，习惯性地祷告一番。就这样，我祷告的对象不断增加。上了小学后也一样，但凡见到神佛的塑像或处于有神迹的场所，都会祷告一下，否则心里就会不安。读了初中依然延续这样的习惯。升入高中后，虽然有时也会觉得麻烦，但毕竟已经习惯了，所以只要遇到，还是会去祈祷。麻烦是麻烦了些，可不做祈祷的话，难免会心中惴惴，担心因此不能趋吉避凶。所以，在我的生活中，祷告的习惯至今都没有改变。

研究垃圾清运车

小学四年级时，我做过一项关于垃圾清运车的调查研究。现在想不起来做这项调查的起因了，只记得当时对“垃圾车从哪里来？”“怎么收垃圾？”“把垃圾运到哪里去？”等问题很感兴趣，所以利用双休日和暑假进行了调查，也就是做了一项所谓的观察研究。我在垃圾堆放点旁边的电线杆后面等着垃圾车来，它一来收垃圾，我就追着它跑。

有一次，开垃圾车的司机叔叔跟我打招呼，并让我上了他的车。他载着我一起四处收垃圾，还带我去了垃圾填埋场的垃圾焚烧处。然后在送车回车库的途中，让我在我家附近下了车。现在如果这样做的话，可能会引发很大的社会问题，可在昭和五十年代(1)，却是很平常的事。小学四年级的这次关于垃圾清运车的调查，是我做田野调查（为了研究而开展的实地调查）的开端。

恐惧死亡

在我儿时的回忆里，还有对死亡的恐惧。如今的葬礼大多在殡仪馆等场所举行，但过去通常是在自己家里举办，所以，街道(2)内部的电线杆上会贴着指示标志，给参加葬礼的人们指路。我在上学、放学的路上，每每看到这个标志，都会心中畏惧不已。从学校回来的路上，有时一转弯，举行葬礼的人家门前摆放的花圈便赫然映入眼帘，这也令我极为恐惧。从这些物品的面前经过时，需要极大的勇气，我只能屏住呼吸前行。此外，每当翻阅报纸，发现报纸上登着讣告，也是件特别恐怖的事。因此，为了防止手碰触到讣告的部分，我会捏着报纸的上方翻页。(3)这种翻报纸的方式从小学高年级一直持续到高中阶段，我自己也思考过这是不是有点傻气。相信很多人遇到“灵车”时，曾有过把大拇指隐藏起来的经历(4)，那么你们或许可以理解我的感受，我的感觉比遇到灵车藏起大拇指的感受更强烈一些。

与民俗学的相遇

害怕接触葬礼、恐惧死亡的我，在高中二年级的某一天，于涩谷的纪伊国屋书店浏览各类书籍时，偶然在民俗学类别的图书中发现了一本题为《日本的葬礼》（筑摩书房，1977年）的书。这本书的作者是民俗学者井之口章次。看到这本书时，不知道当时自己是出于什么心理，我下意识地拿起了它，翻看了起来。这本书详细记载并分析了与葬礼相关的重要事项。在这之前，我觉得葬礼很抽象，无法捉摸，且会令人心生恐惧，但通过阅读这本书，我了解到，在日本有形式多样的葬礼，并且可以对其进行学术研究。有人能够冷静地看待葬礼，并对其进行研究，这一事实深深地震撼了我。

在《日本的葬礼》这本书的旁边，摆放着很多我之前从未见过的关于神、佛、年中行事(5)，以及民间传说的书。原来，像路旁的神佛塑像这种我经常祈祷的对象也有人在研究。我觉得这些书好像是专门为我而摆放的，同时也了解到，这些研究属于“民俗学”这一学科领域。这，便是我与民俗学的相遇。

从那以后，我每天都会去各大型书店的民俗学图书陈列处看看，开始一点点入手民俗学书籍。先是角川文库出版的几本柳田国男(6)的书，我买来读了读，接着阅读了宫田登、谷川健一等一些著名民俗学者的著作。当时，民俗学界正盛行关于“Hare-Ke-Kegare”(7)的讨论，所以也有《共同讨论Hare-Ke-Kegare》之类的书籍销售。看完这些书我终于明白了，我所害怕的，其实是“死亡的污秽”，而非死亡本身。

通过阅读民俗学的书籍，那些一直困扰我的“祷告癖好”“死亡恐惧”等问题得到了解决，不仅如此，我感受到了民俗学的巨大魅力。从高中二年级的最后阶段直至高中毕业，我一边备战高考，一边学习民俗学，度过了一段充实的时光。

远赴冲绳

升入大学后，我便开始正式学习民俗学。田野调查是民俗学研究的根本所在，所以我赴日本各地进行了实地考察。从岐阜县山间的村落，到东北、四国、九州等，很多地方都留下了我的足迹。从那些土生土长的当地人那里，我了解到了人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的知识。

其中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我在大学三年级时的那次冲绳考察。对于民俗学来说，蕴含着浓厚的个性文化的冲绳可谓是进行民俗学研究的圣地。许多民俗学者在这个舞台上留下了累累硕果。

于我而言，第一次的冲绳之行处处都令我感动不已。我走访了久高岛、冲绳本岛北部的村落，以及宫古岛、八重山群岛。在即将结束为期一周的冲绳之旅时，我已经下定决心要以冲绳为题来撰写我的毕业论文。之后，我便努力打工赚钱，每每有了些存款，便去冲绳和奄美的岛屿考察。

我的毕业论文的研究对象，是宫古岛的一个叫“狩俣”的村落，我在狩俣村住了一段时间以便展开调查。具体说来，是从1989年7月1日到10月15日的三个半月，我以每月一万日元的租金，租了间空置的房子住了下来。我研究的主题是“活态神话”。提起神话，大家或许会想起《古事记》《日本书记》里的古代神话，但在宫古岛的狩俣村，在村里的祭祀活动中，女性祭司们将关于该村落起源的神话作为歌曲来传唱。因为神话如此鲜活地被传唱，所以可以称为“活态神话”。我撰写的相关论文后来刊登在了学术杂志上，并最终收录于我最近刚出版的新作（《以民俗学为生——迈向vernacular研究之路》，晃洋书房，2020年）一书中，有兴趣的读者不妨读一读。

在韩国的生活

大学毕业后，我立志成为一名民俗学者，决心把民俗学研究作为自己毕生的职业，所以我选择了继续上学深造。在读硕士期间，我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冲绳出现的新兴宗教团体进行了调查研究。能通灵的人被称为“萨满”(8)。在我的研究中，我选取了冲绳的萨满所创立的宗教团体作为研究对象。

这项研究告一段落后，我对韩国的民俗学研究产生了兴趣，便去了韩国。我认为，如果想要研究日本的民俗学，那么进行与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以及韩国的比较研究是不可或缺的。我在韩国当地的大学一边教授日本文化论和日语，一边开展关于都市传说的调查。韩国的都市传说和日本的都市传说极为相似，却也不乏自己独特的风格，例如儒教色彩较强、富含讽刺总统和权力的内容等。我的研究成果已汇总成《比日本更恐怖的韩国怪谈》（河出书房新社，2003年）一书出版发行。

在日本的工作经历

在韩国工作生活了三年后，我回到了日本。回国后，我先是在千叶县佐仓市的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工作了四年，之后在秋田大学教了六年比较文化论和民俗学，从2008年起，我在现在工作的关西学院大学教授“现代民俗学”课程。在此期间，我开展了多种关于民俗学专题的调查研究。本书中所提及的种种事例，正是从这些调查研究中获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