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驱动的三个世界

二战结束以后，得益于稳定的货币环境，欧洲一体化起步，东亚模式崛起，殖民地纷纷独立，各国都在各自的路径上打造现代性。稳定的石油价格正符合欧、美、日的利益，而实现了主权独立的殖民地也继续廉价地输出自己的资源，换取国家发展的初始资本。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比较优势”的概念有了新的发展。由于加入国际竞争的经济体的发展水平很不一致，资源禀赋和劳动力成本的差异成了构成比较优势的最大要素。信息和技术能让企业获得更高的利润，且容易复制和传播，它们的进步使得企业有可能将制造商品的各个环节分解开，分布到全世界，从生产要素而不是成品上寻求比较优势。跨越国境的不只是商品，还包括商品的生产流程。各国选取的发展路径、美苏冷战的布局，加上比较优势的差异，使得世界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构筑的国际货币环境下形成了第一次全球大分工的格局，消费国、生产国和资源国这三个大集团的雏形基本形成。

信用货币体系下，美国成为全球货币政策的实际制定者，全新的美元霸权模式开始驱动全球经济，整个世界都为绿纸片疯狂。美国的货币、中国和印度的劳动力、日本和西欧国家的技术、中东国家和俄罗斯的石油、全球的市场——各主体入局的时间虽然各不相同，但美国在这套模式中通过铸币权和技术开放的优势，始终居于食物链的顶端，并引领了“盎格鲁-撒克逊”经济体的狂欢。

生产国不一定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日本和德国就是发达生产国的代表，而南美和东欧的一些新兴经济体的经常账户也常常背负着赤字。消费国的集中度则比生产国高得多，它们的领导者就是居于国际货币体系核心的美国，其他主要是引发欧债危机的南欧国家。与生产国绑在一起的资源国的经常账户也是长期顺差，且其幅度变动与生产国往往一致。资源国的出口与生产国绑在一起，既受到消费国的制约，又被拴在由美元驱动的价值链上。美元供给的每次扩展都直接导致大宗商品的国际价格上涨，这增加了生产国的成本，削减了它们的储备，并造成了输入型通胀。随后到来的美元贬值更是直接降低了生产国和资源国的实际购买力。这种国际经济中的三元结构，在美元霸权的驱动下，导致一个世界扩张的成本最终由其他两个世界承担：最被动的是资源国，最痛苦的是生产国（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大型生产国，买什么什么涨，卖什么什么跌），而消费国则凭借国际铸币权，始终位于食物链的顶端。就如同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中，那些明丽奇幻的画面背后隐含着阴暗的人性一样，在三个世界貌似和平、繁荣的自由贸易背后，是一条全球经济残酷剥削的食物链。

消费国：铸币者的狂欢

美国是消费国的绝对代表，其他长期保持外部赤字的国家也都与美国类似——印刷货币，累积债务，输出资本，在刀刃上寻求平衡。对外方面，美国重要的战略拼图，就是“战争出口”以及附带的“民主”价值观和美式“和平”。从冷战、朝鲜战争、越战、中东战争再到海湾战争，从阿富汗到伊拉克，美国不仅通过局部战争实现制约社会主义阵营的目的，还试图控制远离美洲大陆的石油命脉。依靠战争输出和军备竞赛，美国为全球创造了非常“积极”的财政政策，依靠印刷美元和发行国债，美国又为全球创造了“宽松”的货币环境。当需求不足时就进行星球大战般的财政刺激，当货币趋紧时就进行格林斯潘式的货币扩张，“山姆大叔”会为大家“解决”所有问题。

美国人不是天生爱消费的，但自从理查德·尼克松“善意地忽视”美元货币纪律以后，美国人就有了一张永远不会透支的信用卡，任何赤字都可以由国外“不成熟的债权人”埋单。于是美国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消费欲望，它不需要外汇储备也不需要储蓄，甚至不需要财政纪律，需要的只是一个貌似独立的美元霸权守护者——美联储。

从根本上来说，美国的赤字和债务并非源于无节制的消费，而是源于为世界提供流动性。借债最初是为了印钱。世界经济的发展需要国际货币，在美元信用本位制下，为发行货币提供担保的是美国政府而不是黄金。20世纪70年代以来，因为没有足够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相抵对冲，美国政府必须向国外借债以保证美元的信用。国外企业通过贸易得到美元，在本国不能消费，于是通过央行再贷给美国，美国政府将这笔美元反过来用到国内。于是，美国每发行1美元，实际在世界上创造出了2美元的信用。1美元变为国外政府持有的债务，1美元返回美国消费。在这个循环里，不是消费导致债务，而是债务促进消费。这就像在银行中是贷款生成存款，而不是存款生成贷款。国际上有对美元的需要，美国政府就得印钱，这些钱通过贸易和对外投资输出，其中的一大部分又通过购买美国的债务回流。于是，美国在纸本位时代的国际经济体系内只做两件事情：一件是通过经常账户透支，对外支付美元，也就是向国际市场注入流动性；另一件是通过财政赤字衍生债务，再让部分流动性回流到国内，而这些赤字的背后往往是政府消费，对应的是美国积极的财政政策甚至是对外战争。但是，美国低估了游离在离岸市场的资金实力，更小看了投资银行金融创新的力量。

当然，为了保证这套体系的持续性，美国也不会做得太露骨。当其经常账户逆差处于不可持续状态的时候，美国可以有三种调整办法：一是劝说或迫使其他国家调整宏观政策；二是放任美元贬值；三是调整美国国内政策。对于美国政府来说，一是上策，二是中策，三是下策。历史上，美国对美元特殊地位的利用屡试不爽。1971—1973年的“尼克松冲击”让布雷顿森林体系积累的矛盾爆发出来，主要国际货币纷纷对美元贬值。1977—1978年吉米·卡特提出“发动机理论”，要求盈余国家刺激国内需求，为世界经济增长承担责任。冷战背景下出于对美国的依赖，联邦德国和日本在1978年6月的波恩七国集团（G7）峰会上不得不屈从于美国的要求，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机让这种调整以危机的方式完成了。1985年后，针对日本和联邦德国的《广场协议》和《卢浮宫协议》更是美国联合其他消费国对生产国汇率直接干预的最好例证。对自己后院的拉美国家，美国则提出“华盛顿共识”，主张新自由主义，对应的措施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制定，并由它们通过各种方式实施，以确保这些组织成为美元的附庸。

生产国：痛苦的均衡

如果说消费国产生的根源是货币特权的话，生产国的产生则来自国际分工。根据国际分工和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贸易失衡本来就具有阶段性发展的特征：美国建国后贸易长期逆差，而后在1874—1970年中有93年顺差，1973年后又持续38年逆差；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已连续60多年顺差；日本从1981年以来也连续29年保持顺差。

在美元霸权进化的时期，世界各国都在一定程度上被拉入了美元驱动的全球化分工体系，这也培养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生产型经济体：联邦德国（1960—1990年）、日本（1965—1985年）和中国（1980—2010年）。这些国家在贸易输出的巅峰期，其经常账户顺差占全球之比都曾超过20%，它们的出口在全球的占比也一度达到10%。德国、日本和中国先后面临过外部失衡的问题。这些最大的顺差制造者之所以表现出新重商主义特征，主要是由其基本面因素导致的全球分工决定的，如联邦德国的地缘与区域一体化背景、日本的精密制造与工艺技术、中国的资源与劳动力成本优势等，但是它们各自选择的汇率均衡策略却完全不同。联邦德国和日本这两个美国为了抑制社会主义阵营扩张而在二战后布局的工业分中心，在美元信用本位制的体系中逐步成长为区域经济的领头羊，并成为第一批生产国的代表。德国与法国一起引领了欧洲的一体化，新生的欧元也超越了马克和法郎，对美元的地位形成了挤压。日本引领的东亚模式更是在亚洲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经济高速成长的奇迹。

联邦德国和日本的资本账户开放后，马克和日元提供的储备货币选择就开始对美元形成挤压。尽管西方国家内部利益冲突日益显著，但无论是欧洲国家还是日本，都既不敢也不愿与美国激化矛盾，这既有历史渊源，也有相互投资形成的资本交错导致的防卫需要。随着来自苏联的共同威胁逐步消除，美国和日本之间的利益冲突逐步上升为美国的主要矛盾之一，代表性事件就是美国强硬地通过《广场协议》逼迫日元升值。日本的出口由于日元大幅度升值而迅速下降，而日本政府为了缓和升值，采用了低利率政策，又导致了泡沫经济，地产和资本市场成为破发点，泡沫崩溃后就是经济发展长期的停滞。日本的世界市场份额迅速被“亚洲四小龙”瓜分，可以说日元的升值牺牲了日本的贸易，而日本的牺牲成就了东南亚经济的奇迹。为了应对长期通货紧缩，日本央行从2001年开始长期推行量化宽松政策，日本让低利率的日元成为国际金融市场的主要拆入货币，以套息交易导致的日元贬值对冲其经常账户盈余导致的升值压力。交易者借入低息日元并在外汇市场上抛售，买入其他高息货币，这种套息交易平抑了贸易顺差导致的日元升值压力，也成为日元汇率保持均衡的主要原因。但在欧美同样奉行长期低利率政策的背景下，日元不再是主要的拆出货币，大量的套息交易被解除，这与后危机时代再次出现的贸易顺差一起，抬升了日元汇率。对日本走出目前高收入陷阱至关重要的经济增长，却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出口扩张，在金融危机导致经济下滑后，日本对出口复苏更加重视，当日元事与愿违地不停升值、冲击新高时，受过《广场协议》伤害的日本无法坐视不理，当局甚至一度对汇市进行直接干预。但日元已经积重难返，过去这种长期的非正规均衡手段的反馈，让日元汇率不断冲击新高，日本政坛的波动也导致政府无法拿出长期有效的策略，应对这种致命的反转。

德国的汇率均衡策略更特殊。欧元诞生以来，德国用欧元区对外贸易的整体平衡来掩盖自己长期的贸易盈余。准确地说是南欧国家的贸易逆差被中北欧贸易强国的顺差抵消，这使得德国可以长期保持欧元区内外最大顺差制造者的地位，而欧元却不会有升值压力。欧元像是生产型货币与消费型货币的矛盾混合体——北部生产，南部消费。德国在建区之初的扩张欲望，让欧元区混入了不符合统一货币条件的国家，如希腊和葡萄牙，从而引发了欧元的危机。而德国有意拖延了最后出手时刻——弱而不倒的欧元和乖乖听话的邻居，最符合德国的胃口。

德国和日本的汇率均衡策略在2008年全球危机后相继崩溃，作为新兴贸易大国的中国虽然坚持了下来，但不得不接受人民币长期缓慢升值的现实。与欧元和日元不同的是，人民币最大的特点是其具有有限可兑换性，并且有明显的生产型货币特征：货币扩张以实体经济增长为基础，有强大的产能和外汇储备支持，并且还有健康的对外资产负债表和潜在的庞大市场。面对长期贸易顺差下人民币的升值压力，中国坚持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的原则，人民币汇率的均衡更多地体现为控制下的均衡。尽管对美元信用本位，日本不相信，欧洲国家不相信，中国也不相信，且都施展了自己的腾挪绝活，但在2008年的危机中都被为了自身利益的美国顶到了墙角。

当一个不受美国控制的超大型生产国不能发行国际货币的时候，美国真正的麻烦开始。我们有必要认真地分析一下中国引领的亚洲崛起在美元霸权模式中的作用：美国的“双赤字”，中国的“双顺差”，国际市场上剩余资本的积累，在这些矛盾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的因素一直都在。进入21世纪，中国引领亚洲再次发展后，这些矛盾加速激化。中国的出现多少有些偶然，开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是中国融入全球分工体系的最初尝试。尽管中国相对而言是一个后来者，但其因生产要素优势巨大，被迅速纳入国际分工体系。国际直接投资（FDI）进入中国，发达经济体的部分实体产业逐渐向中国转移。这之后，中国既为其提供消费品，又为其提供销售市场和投资利润。中国也在代工的微薄利润中开始了和平的原始积累：从原始设备制造商（OEM）到原始设计制造商（ODM）再到代工厂经营自有品牌（OBM）的过程很顺利。在积累初期，加工贸易和转口贸易的附加值都很低，中国贸易走的是绝对优势路线。经过10～15年的代工学习，中国的民族产业先后“毕业”，开始进口替代、模仿生产再出口替代，并最终有了自己的品牌，在有些领域还有了自主创新能力。同国外产品全面展开竞争时，中国制造一度全胜。其实，亚太出口导向策略战胜拉美进口替代策略，就是顺应了美式全球化潮流，一时需求巨大所致，然后才是发挥比较优势和开始模仿学习。

中国的改革开放最初让美国充满了狐疑，也让亚洲其他经济体措手不及。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国际分工仍然是传统二元经济的国际化，亚洲的新兴经济体相当于劳动力无限供应的传统部门，在中低端产品市场进行激烈竞争。中国入局后，这种竞争进入白热化阶段。与东南亚其他同样处于原始积累阶段的发展中国家一样，出口产品的相互替代性很高。在这个区间内，亚洲经济体面对的是一条弹性很低的需求曲线，而拥有丰富生产要素的中国入局后，几乎将新兴亚洲的出口供给拉伸为一条弹性无限的直线。这种教科书式的市场结构将依赖出口的亚洲经济体逼入了“囚徒困境”：谁贬值，谁就能扩大市场份额，除非有实力的国家能够用其货币作为区域的“货币锚”，否则“竞争性贬值”将是必然结果。

事实就是如此，东亚在整个20世纪都没有出现任何核心货币。亚洲的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陷入了两难的选择，要么钉住汇率，忍受竞争力下降的痛苦，要么紧跟人民币对美元贬值，忍受福利损失。无论怎样，处于产业升级阶段的欧美国家都成为最大的受益者。钉住则失去国际市场份额，导致增长放缓，本币高估；贬值虽然可以增加出口数量，却导致获汇金额下降，国内价格水平上行。亚洲的“出口锦标赛”是以新兴亚洲经济体的福利损失和对发达国家产业替代加快为结果的。这个阶段实际上是新兴的亚洲经济体在国际市场上的第一次角力，最后毫无悬念地，以1994年年初人民币汇率并轨为标志，中国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之前选择竞争性贬值的菲律宾、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国，纷纷转为固定汇率制；像泰国和马来西亚这样一直选择固定汇率的经济体，则由于本币高估最严重，成为其后亚洲金融危机中投机资本攻击的靶子。

可以说，中国对国际原始资本的渴求导致了一种奇特的积累方式的诞生。这种方式以中国独一无二的生产要素优势为支撑，在中低端产品市场上击败了亚洲其他发展中经济体，逼迫其改变竞争战略和发展路径，从而从根本上重构了亚洲的竞争格局。其后东南亚国家的选择最糟糕，它们盲目自信地过早开放了资本账户，低利率的日元更为国际炒家提供了廉价的弹药。国际过剩资本在对冲基金的带领下变成投机资金，引发了长达两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危机中，东南亚和东亚经济体被一个个收割，直到国际游资在围攻中国香港和俄罗斯时相继碰壁。中国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经济，以改革开放以来积蓄的国际竞争力和储备资本为基础，在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下，挺过了这场危机，成为亚洲制造的火车头。

危机后的10年中，东亚各经济体通过产业分工和阶梯式的产业升级，成为一个真正的工厂，并为欧美提供了大量的产品。各经济体都在分工合作中逐渐找到了自己的定位。陷入泥潭的日本仍然保持技术优势，民众为了养老金而努力工作；它和韩国一样，将更多的产业转入中国和东南亚国家，自己掌握品牌优势，专攻技术和中高端制造。韩国将自己未来的增长希望寄托于内部结构调整和来自亚洲的需求增长。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则依靠整个大中华地区，发挥其金融和生产型服务业的优势。中国台湾在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积极推动产业向服务业转型，因为从长远来看，台湾与大陆的经济整合将是不可阻挡的趋势。东南亚作为受伤最深的区域，为了修复资产负债表，开始走出口驱动的老路，并越来越重视区域内的产业整合。以越南为代表的其他小规模经济体或作为原料供应地，或在初级制造上积极对其他亚洲经济体进行产能替代，开始了艰辛的原始积累。亚洲的区域内和区域外贸易都开始繁荣起来，整个亚洲经济从危机前的无序竞争，转入了一个各攻所长的稳定发展时期。

资源国：美元的“殖民地”

资源国的命运则更曲折，它们与国际流动性的关联更直接。1973年的石油危机结束了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美国通过战争让美元对石油标价以后，又以各种手段将主要的资源国变成了美元的“殖民地”，就连美国当初的劲敌俄罗斯也不能幸免。大部分国际大宗商品以美元标价和结算，它们的交易市场也变成国际过剩资本投机的乐园，并加剧了实体经济的动荡。

本质上，资源国的产生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自然资源禀赋；二是对外部其他资源的渴求，也就是输出的欲望。除了石油，国际主要大宗商品的储量分布还是与地理面积和区位相关的，发达经济体集中的北美和欧洲有不少资源，它们对外部资源的需求有限；而涵盖全球大部分地理区域的新兴、发展中甚至欠发达经济体，不仅占有全球大部分资源，还有很强的与外部交换资源的渴求。消费国、生产国和资源国这个三元框架搭建起来以后，在美元信用本位制下，需要的只是通过更多的美元或其他国际货币运转起来而已。

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各国对资源的争夺一直没有停歇过。美国在二战后最成功的布局除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就是让美元获得了对石油的标价权。资源国则根据国际供需，在产量和价格的博弈中寻求长期利益最大化的平衡点。南美的资源国如巴西和委内瑞拉等，更多地处于美元的直接辐射下，它们和加拿大一样，为美国提供了大量原材料，同时不忘记在需求旺盛的时候敲生产国一笔竹杠；澳大利亚虽然更依赖东亚的增长，但与拉美国家本质上没有什么差别。资源禀赋的先天优势赋予了它们在全球分工中的议价权，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决定自己资源的价格，但是不能决定这些资源的标价货币。生产国难堪重负，只有一边积累一边寻找转型的机会或者替代来源。中国将目标定在中亚和非洲，希望能在欧美国家更大规模插手之前取得先机。

在这个过程中，只要这些原材料以国际货币——或者说大部分以美元——标价和结算，那么无论资源的购买者是谁，最终都会导致国际货币数量增加。无论是通过进口、消费还是国内投资，资源国的实体经济往往难以吸收如此多的国际流动性，这些资金如果回流到国外的实体经济还好，因为这样毕竟是沉淀下来了，但实际上，资源国积累的大量国际资金最后以游资的形式活跃于国际金融市场中，其中的石油美元就是典型。

在全球分工体系中，没有其他经济体像石油输出国这样将资源国的代表性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也没有任何一个资源输出集团像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一样深刻地影响着下游经济体，更没有任何一个区域像中东一样被美元“殖民”得如此严重。

由于石油在工业经济和现代化中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中东和北非一直是强国争夺的势力范围，在美国的势力触及这里之前，英国曾经控制了中东和北非较长的时间。二战结束后，在美元的布局中，“马歇尔计划”与“杜鲁门主义”是捆绑在一起的，为了遏制苏联的扩张，美国填补了二战后筋疲力尽的英国在东地中海留下的空白。美国在1947—1950年支持了希腊和土耳其，以防止中东受到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另外，美国还饶有心计地帮助犹太以色列复国，以控制中东的石油命脉。几次中东战争对美国来说除了配合军备竞赛，就是实现了美元对石油的标价。其后从海湾战争到伊拉克战争，美国对这个全球大油库的控制从来没有放松过。

深受美国这套模式伤害的中东国家都很厌恶美国，但又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它们宝贵的资源从地下挖出来后换来的是美元，而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它们又不得不从美国进口武器，在防务方面依赖美国。它们是美元的“殖民地”，又是美式“和平”最大的进口者。在中东的几个主要产油国中，沙特阿拉伯很自觉地迎合了美国的模式；而科威特和伊拉克则深受战争所害；伊朗一直没有屈服，不仅打算走出自己的道路，还打算以欧元标价石油，摆脱美国的影响。

石油输出国虽然囤积了大量的财富，但实体经济依然存在严重问题，一个正常经济体的产业结构被部分挖空了：出口的石油换来的外汇，被直接用于进口商品和服务，以支撑奢侈的消费。国内的基础建设走向极端：要么如迪拜一样在沙漠上建起海市蜃楼；要么如伊拉克，因为炮火的摧残，实体经济几乎无法启动。

石油在现代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决定了其长期需求是由商品属性决定的，中东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将全球主要的石油输出国联合起来，建立OPEC，以控制产量的方式来施加垄断卖家的影响。就目前的石油流向来看，虽然欧美国家是主要的进口者，但受OPEC产量控制影响最大的，无疑还是亚洲这个生产国密集的区域。中东没有什么制造业，自己的科技更少。当地虽然富裕，但是除了奢侈的消费，资本无处可去。每次石油价格的飙升都为OPEC国家带来大量外汇，但这些资金最终不得不再次游弋在海外，这制造了一种非常特殊的流动性——石油美元。石油美元无论是对石油输入国还是输出国，甚至对整个世界经济都有很大的影响。对石油输出国家来说，由于石油美元收入庞大，而其国内投资市场狭小，不能完全吸纳这么多美元，因此必须以资本输出的方式在国外运用。石油美元在性质上大多是国际短期资金，可能在国际上大量而迅速地移动，从而对各国的金融市场甚至实体经济造成冲击，特别是对金融体系尚未完善或者相对封闭的新兴和发展中国家。每个国际油价快速上涨的时期，石油美元都要兴风作浪一番，因此世界各国都密切关注着石油美元的变动。

即使欧美的消费“绑架”了生产国，美元“殖民”了资源国，但在美元信用本位时代之初，大家都是受益者，资源和市场在世界范围内的优化配置拓展了生产可能性边界，提高了全球整体的福利水平。第一次资本主义世界的国际分工打造了联邦德国和日本两个工业中心，为欧洲一体化和东亚崛起埋下了种子，并最终造就了三大经济区域——北美、东亚和欧洲。但是进入21世纪后，这套缺乏自我调节功能的国际货币体系还是走到了极端，资本的理想、德日的策略、机构的欲望、被流动性反复冲击的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最终淹没在美元的汪洋大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