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巴黎·普罗万
二〇一四·二·二四
现在是北京时间2014年2月24日的凌晨1点05分，马上要登机，乘坐法航AF381航班，从北京首都机场2号航站楼出发飞往巴黎。
“脸谱”行动已进行了一段时间。中间因忙于商务，停滞了几个月，但是心早已动起来，特别想飞。身在北京，难免鸡飞狗跳，期间发生了很多事，尤其是上次，从挪威搬回来几根石柱，惹得舆情汹涌，毁誉参半，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按照计划，法国一站从2月24日起，到3月22日止，之后还要去一趟挪威，也可能是德国。将近40天的时间，大概于3月底回到北京。所以，23日晚，我在昆仑饭店请我的高管们吃饭，主要的目的是希望他们能够继续努力，好让我能安心投入到“脸谱”行动当中。
我们选择了昆仑饭店的铁板烧。除了高管，我还邀请了冰岛驻华公使拉格纳尔，诗人树才，还有美女设计家兰玉等人。大家看起来很开心，但高管们实际上很拘谨，大家都有心事。我也一样，放松不下来。
到机场的时候还比较早。老邓，跟我在一起。其实，她只是一个小家伙，1993年出生，是北京电影学院导演专业的学生，负责我此次行程的摄像。这是一个很单纯的孩子，性格也比较活泼开朗，看起来让人心生欢喜。尤其是她在行前认真讨论问题的样子，又可爱，又稳妥。我管她叫老邓，这样显得亲近。旅途有她陪伴，希望是愉快而且顺利的。
对我来说，不论心情怎么样，我只管行走，并希望能够把我的所见所闻全部真实地记录下来。这并不意味着我想成为一名文化大使，我只是希望能做好个人，能用我的眼睛看这个世界，用我的嘴巴说出对它的看法。在这个基础上，如果能让世人跟着我一块喜怒哀乐就更好了。
就要登机了，飞机将于凌晨5点40分到达巴黎戴高乐国际机场。
我乘坐的法航波音777机型，个头很大。头等舱有8个座位，只坐了6个人，但商务舱和其他舱位基本客满。空乘人员年纪都不轻，叫“空叔”或者“空婶”可能更合适。总体来说，他们还是比较有服务意识的，但是不够细致。餐食准备的精心程度不如德国的汉莎航空，更加接近中国国航的标准化作业。
我一上飞机就要了一杯香槟。这个航班上用的不是香槟杯，而是一种简单样式的大玻璃杯，并且一下子倒了很多。就这样，他们还一直没有过来收杯子。无奈，我只好把它攥在手里，睡了一夜。
但是，不管服务如何，飞机还是准点落地了。迎接我们的是一位美丽的法国女孩，举着世界文化遗产“脸谱”行动的标志。是定居法国的中国女士伊丽莎白派她来的。她的安排很细致，我们得以从特殊通道快速离开。
一切顺利。出了机场就见到了伊丽莎白。巴黎此时正是清晨，气温15度，并不算冷。
早上7点57分，我们入住了巴黎一家老牌五星级酒店，位于市中心的香榭丽舍大街，也非常靠近凯旋门。进入酒店，除了硬件设计的舒适感和服务生的亲切感之外，还有一种属于历史的古老气味扑面而来，和巴黎给人的印象相得益彰。我喜欢这样的感觉，但我需要短暂休整。9点钟，我们将出发，开始激动人心的“二十一世纪人类脸谱行动”。
这是“脸谱”行动法国站的第一天。
按照计划，我们今天要赶往巴黎市东南方向80公里左右的小城普罗万。普罗万的拼写是Provins，其尾音“s”是不发声的。据历史记载，这座小城始建于公元九世纪，属于巴黎香槟地区。在这里，“香槟”是一个地名。
早上9点，我从房间走下来。不久，伊丽莎白女士也赶到了。她是中国人，中文名字是范鸿雁，在巴黎定居多年，是我们此次行程的总协调人。还有一位重要人物，是原来法国外交部的驻外大使，中文名作史鼐。老先生现已有70多岁，也是我们此行的重要伙伴。此外，我的文化顾问和全程翻译李华老师也将自始至终地帮助我完成此次法国“脸谱”之行。
大家见面之后，一起喝了杯咖啡。出发时大概是9点半。伊丽莎白雇用的司机非常好，是一个法国人，名字叫公莎斯。这个名字怎么拼写，我并不知道，但是根据发音，我联想到了“一头公鹿被杀死了”。当然，我并不敢告诉他，但是却迅速记住了他的名字。
公莎斯先生50岁左右，穿戴得整整齐齐，很稳健，很有绅士风度。他的“座驾”是一辆黑色的奔驰商务，既富有激情，也非常气派。拥有这样的团队，完全给人一种“开局良好，后程可期”的踏实感。
车辆载着我们，缓步驶离了香榭丽舍大街。由于是冬季，游客不算多，所以，香街看起来不但不算拥挤，反而有些陈旧和凋零，甚至还能带来些许伤感的气息。
出城的交通比较顺利。没一会儿，我的眼睛就睁不开了。一来在飞机上睡不好，而且还存在时差的问题。于是跟大家说，抱歉，我得睡一会儿。
待我再次睁开眼睛，已经到了乡村地区。一眼望不到头的农田，绝大部分都种上了冬小麦或者马铃薯，看得出，完全是机械化的成果。我跟史鼐先生聊起这个判断，他说，现在，法国基本上没有小的、个体化的农民，种粮食都是公司化和机械化的，用的都是大型高科技农用机械。这一点太值得借鉴了，要真正在有限的土地上完好地保留耕地，满足国民生产和生存需求，可能还得从以土地为单位的个体化生产模式转向公司化、集约化和机械化的种植和经营。这样做，不但能够保证产量和效率，同时也能保证水土不流失、无污染。
老邓是第一次来法国，很兴奋，不停地在拍各种各样的照片。尤其是从巴黎穿城而过的时候，她的快门一直在闪，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细节。对她来说，想必是一次非常难忘的旅行。
想到我初来巴黎的样子，像个胆小的流浪汉，一下子掉到一座历史悠久的大都会当中，不免畏手畏脚。现在，在游历了全世界那么多角落后，感觉有些麻木，不论是站在埃菲尔铁塔的臂膀之上，还在卢浮宫金碧辉煌的穹顶之下，内心也是波澜无惊。但眼前这个小姑娘，她不感觉恐惧，更不会把她的惊奇隐藏起来，所以随心所欲地记录她的见闻。
到了乡村，她拍得更多了。每一片朝阳，每一片云彩，都是她的初体验，都是那么新鲜和不一般。
10点多，我们来到了普罗万，道路依然很好。这个因贸易需求而诞生的小城，到现在为止都被保护得很好，古城的风貌似乎亘古未变——山坡上，星星点点的教堂、钟楼、谷仓，住宅、商铺、街道，环绕着一道中世纪的城墙，无一不散发着中古时代时光的味道。
2001年，普罗万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单，当时的评价是，普罗万中世纪防御古城位于原先颇有影响的香槟酒会地区，见证了国际贸易组织和羊毛工业的早期发展。普罗万的城市结构保存完好，其设计之初的目的就是用于主办展览会及相关活动。
的确如此，普罗万是十二世纪的古罗马要塞。除此之外，它还以羊毛加工和大量的货物交易成为法国和欧洲历史上的名城，是十二世纪欧洲最重要的国际贸易中心。
中古时代的普罗万，对往来商人的态度也是开放的，创造了很多商业上的便利条件，所以成就了一个发达并且非常重要的古城。因为当时战争频繁，所以，它还有一个最为显著的特点，即集合了庞大的防御体系。从模型看，普罗万被一条长长的城墙围拢了起来。走进去的感受是，街道很宽，广场很大。这种设计非常科学，因为有大量的货运和交易需求，也就是说有很多车辆要通行，所以，这里既有非常强烈的防御意识，也拥有贸易中心所需的必要条件。不过，或许是上天的照顾，在历史上，普罗万并没有发生过真正的战争，这使得我们在今天依然能够欣赏到它历经岁月的容颜。
在中国，也有这样的地方，就是安徽的宏村。宏村和普罗万建成的时间差不多，距今有800多年，并且也得到了非常好的保护，从某种意义上看，它甚至比普罗万保护得更好。但与普罗万不能比拟的是，宏村是徽商故里，隐居深山，交通非常不便。后来，在进入爆发式和破坏式发展的历史时期，宏村因为我的介入，才得到了更好的保护。
到了目的地，接待我们的是当地的一位官员。他说，恰逢春假，当地市长以及“领导班子”都在休假。为了迎接我们，他们特意把旅游局局长叫了回来。史鼐先生事先已经与这位局长通过电话，邀请他来见见中国的客人。或许是这一通电话的巨大能量，局长先生人也的确很好，在我们到来不久，他就赶来了。
他是一位专业人士，名字很好笑，叫罗宾，听起来像罗宾汉。因为个子很高，也的确有点罗宾汉的风范。他带着我们在一个大厅里参观了整个普罗万的模型。模型很简陋，更准确地说，就是一个玻璃平面示意图，有台球桌大小，里面用小木板搭起一些小模型。外围有许多按钮，每一个按钮对应一个建筑，按哪个，哪个建筑模型就亮起来。我按了好几个，都不亮，看来管理上是有纰漏的。
而且，就算是展板的按钮都好用，它的技术也很落后，相较于中国的景区，简直就是“原始人”。现在，做成一个3D动画应该不难，参观者坐在沙发上，通过电视就能够观览这座城市的历史、现在和未来，不但很直观，效果也会很震撼。
简单地介绍过小城，罗宾请我们到他楼上的办公室坐坐。他的办公室很小，也很简单，更没有贵宾接待室和专门的服务员。取消了一切繁文缛节，宾主双方随意落座。
氛围很轻松。我们主要交流了普罗万的历史。很有意思，这里曾经有一任市长对中国很友好，所以，中国政府也给了他很多便利，让他和助手拥有自由出入故宫的权利。这使他的考察工作如虎添翼，并最终帮助他完成了4部关于中国的著作。
其中有一本书，《当中国醒来了》，可以认为是对中国的一种非常正面的宣传，也确实在欧洲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这本书的名字其实来自拿破仑，因为他曾经说过，中国是一头东方睡狮，当它醒来，整个世界将为之震撼。
我为罗宾介绍了宏村的保护情况。其实，我们刚刚进入宏村的时候，当地百姓并不理解，甚至想把我们赶出去。但是，在我们的不懈努力下，到了2013年，宏村的旅游人数达到了近150万，旅游总收入已经过亿。这时，老百姓已经不在乎门票收入了，因为家家户户都有了旅游产业的收入，比如来自宾馆、餐厅或者旅游纪念品营收。这是一个成功投资的案例，改变了当地人祖祖辈辈的生活方式。所以，作为一个旅游项目，首先要保护好古镇的原始风貌，还要学习和原住民友好相处，同时也让他能够善待游客。这几点都做到了，社会受益、政府受益、游客受益、原住民受益、开发商受益。
罗宾听了很是赞同，他谈到，他们也经历过这样的阶段。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们认为，普罗万没有其他出路，要么是拆掉重建一座新的城市，像周边城市一样，建楼房、建厂房、做投资，要么就是做旅游开发。做旅游开发，很多居民是反对的，以至于当时的市长差点因此而落选。
现在呢？这个地方的人口有1万多，旅游产业的发展直接拉动了500多人就业。在旅游旺季，比如去年，游客人数达到了50∽80万。包括各种各样的集会，中世纪的表演等，是一种比较彻底的旅游经济，或者说依赖于旅游的经济。罗宾形容，这是一条“不归路”。
我问他，现在，当地居民接受这样的经济模式吗？他说可以，因为当地的地产都升值了，住宅、个人经营的宾馆、餐厅也都受了益，而且增加了新的生活模式和就业模式。
我们还聊到，普罗万和中国的平遥古城是友好城镇，不过很遗憾，罗宾去过几次北京，却没有去过平遥，因为他觉得有好多问题特别难处理。我想，这可能是文化差异导致的。而且我们国家管理世界文化遗产的部门也很多，有国家文物局、旅游局、建设部、林业局等，每个部门都认为它该管，每个部门也都有权说不。想一想，这种因素多复杂！
所以我鼓励他要有耐心，并希望他再来中国，可以到我们的宏村来看看。宏村是我在管，开展一些交流活动，地方政府一般都会大力支持。
罗宾是一个非常有好奇心的人。凡是我介绍到的地方，比如宏村，比如黄山，还有安徽，他都会不停地到网络上查找相关资料，然后免不了一番赞美。
就这样，我们互相交换了对世界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看法。我还为他介绍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的发展现状，以及保护过程中的困惑。比如，游客超出了景区的负荷能力怎么办？我们想到了两个办法，一是靠度假产品升级来疏导客流；二是在周边拓展出更多的附加资源。还有一些想法我没有告诉他。其实，在中国，有些问题是无解的，因为人口确实太多了。而罗宾要面临的则是客流量太少的问题，这是我们两地最大的不同。
客走主人安。占用了旅游局局长的假期，我们觉得很抱歉，所以很快就起身告辞。罗宾非常周到，邀请我们到他的办公室照相、合影。又赶到商店，送给我们一套画册。作为回赠，我赠送他一枚纪念银币。他客客气气，但是也匆匆忙忙地收下了，我想，他大概是急着赶回家里，和家人一起午餐。
告别了旅游局局长，我们在城里自由参观。明明是假期，但是游人很少。我注意到，在这个古镇里，居民的车辆可以自由穿行，游客的车就只能停在小镇边上。当地人的车速很快，有一个家伙驾车飞驰而过，完全不考虑经过行人时要礼貌性地放慢速度，我不免替他捏了把汗。像这种对游客不友好的态度，可能也反映出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对旅游开发的情绪。可以理解，人家世世代代居住在这儿，大量的外来旅游者肯定会打扰到他们原本安静而有秩序的生活。这也侧面反映了几组新的关系带来的矛盾：原住民和游客的关系，政府和游客的关系，投资商和游客的关系，以及他们跟原住民的关系等等。从这一点上看，全世界是共同的。
宏村的经验是，要真正让原住民感受到，没有受到生存威胁，感觉到和政府、和投资商之间的共识。唯其如此，这个地方才算有了真正成熟的旅游，世界文化遗产也才能实现真正的安全。
所以，我们将宏村做成了世界文化遗产，也是很自豪的事。可以说，没有我就没有这个世界文化遗产。现在，我们中坤集团是全世界拥有古村落最多的投资公司，我们参与保护和治理的古村落遍布中国。比如，今明两年，我们计划在北京的门头沟推出世界最大的首都古村落旅游度假村，目前有1000平方米的规模。在此之前，还有安徽桐城的孔城老街，原来并没有文化保护的概念，所以一直放任其衰败。我们把它保护起来以后，看起来比原来还旧，但居然成了很著名的旅游景点，孔城镇也因此而得到了很大发展。现在，我们把这个老街围在中间，周边开发成住宅，实现了一种综合性的发展布局。
还有湖南岳阳的张谷英村，我们正在做保护和规划。新疆的喀什噶尔古城也正在加大投资，包括喀什老城区、高台民居、香妃墓等等。所以，我们实际上是最大的一家致力于古村落保护的企业。
保护的重点之一，就是必须让原住民受益，从而才能与企业结为一体。结为一体，首先要实现公司的原住民化，这样才能把这些财富真正保护下来。
我想，可能再过50年，甚至是100年，中坤存在的意义才能表现出来。为什么？凡是我们保护下来的古村落，就算实现了永久保护。这也得益于现在人的保护意识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强化。还有，老百姓改变了祖祖辈辈的生存方式，和中坤水乳交融，形成了利益共同体。相信未来一定会有人说，当年的那个家伙有保护意识，他不仅自己创造了财富，也帮助我们的子子孙孙实现了共同致富。
所以，像普罗万这样的古城镇，变成了旅游城市就没有回头路可以走。尤其是它在2001年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以后，会得到更好的保护。问题就是，怎样才能把它利用好？
继续在普罗万的街头闲逛。街道很宽，少了一种小家碧玉之感。游人虽少，但也总有人来人往。总体来看，这是一座具有自己特色的古镇。当然，就目前这个规模，以及它的商业氛围来看，跟平遥古城相比都差得多。现在，平遥古城经扩建到了13平方公里左右，而普罗万我估计只有一两个平方公里。
在一个古旧的仓库的面前，我兴致大发，拿出我的诗集《骆英诗选》，大声朗诵起来。作为一个诗人，在如此静谧和今古交织的时光里诵读自己的诗作，也算是一种“到此一游”的方式吧。因为人少，我朗诵得很长，很惬意。
这个时间段，商店、餐馆之类的都没怎么开，可能是因为不到时候。逛得差不多之后，大家决定返回巴黎，并在路上相机用餐。
既然决定回城，众人自然要在此合影。附近有一条窄窄的小河和造型精巧的小桥。河边的城墙古旧如常，构成了一幅优美的图画。这个从十二世纪走来的古镇，我们在法国的第一站，它跟巴黎、跟法国的感觉都是相配的。巴黎本身就是一个被保护得非常出色的世界级都市，过两天我们还会有新的总结。但至少，“脸谱”行动的第一站就让我们体会到了法国的“古”，古色古香古韵，非常美好。
在返回的路上，我突然想起来，巴黎正在召开一个为期10天的大型“农产品展销节”，是在一个巨大的展览馆中举办的，就像节日一样，有各种猪啊、牛啊、羊啊、狗啊之类的在这里展示、交易。我当时特别感兴趣，在中国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去过卖农产品的地方，就是害怕整个区域会臭烘烘的。但是在巴黎，我很想去看一看，看看这个古老的都市如何与古老的农业相处，如何实现古往今来的传承与发扬。我把这个动议说给大家，大家都很高兴。史鼐说，好，那里有各种小吃，我们也可以到那里去大吃一顿。既然决定了，就叫伊丽莎白赶快买票，我们也马上赶过去。
然后，我和史鼐先生聊了起来。这位曾经的外交官，从2013年10月开始，成了巴黎《日内瓦公约》执行委员会成员。这个委员会由100人组成，包括一些政治人物、著名的法官和外交官等，其作用是对各种政治难民、战争难民的避难申请给予裁定。而史鼐先生就是其中专职负责战争难民这一块的。
我问他，什么叫作战争难民？他说，比如科索沃地区开战了，难民会跑到法国来。他们遭到了战争的迫害，需要申请在法国定居。不仅是科索沃，非洲的索马里、东欧的乌克兰等地也会发生战争，也会产生难民。
长期处理这类问题，让史鼐感觉到了一些困惑。他说，难民的构成很复杂，很多时候无法判断他在战争地区到底是受害者还是加害者。有些人以前可能是战犯，但是情况变化以后，这些人也会成为难民。但对于我们而言，因为其过去无从调查，所以就很难做出裁定。
不过他说，总体看来，不管是受害者还是加害者，他们都经历过极其苦难的人生。我很能理解，像他这样的精英阶层，生活在古老而现代的国际化大都会当中，却不得不面对另一个世界的很多个体的遭际。那些人经历过亲人横死、家园涂炭的炼狱煎熬，大部分都是带着噩梦逃离出来的。而那些个体的血泪史，也恰恰构成了一个地区，一个族群，或者是整个国家的血泪史。一个人得有多大的胸怀，才能正确地处理这个过程中所带来的创伤呢？
我问他，难民是怎么进入欧盟的呢？他说，主要是靠“蛇头”，他们利用海上的黑船，冒着很大的风险把难民运送过来。那么，这些人来了以后，居留问题都能得到解决吗？他说很难判断，很多人根本没有护照，也说不清楚自己是哪个国家的人。所以，很多以战争难民的身份在法国申请避难都会被驳回。但是法国规定有两年的上诉期，那么，这些人就会利用这个上诉期玩消失。消失以后，他也可能会出现在德国，并重新申请避难。这是怎么办到的？德法之间没有难民信息公开吗？他说有，在法国申请避难被驳回的信息，在德国是可以查到的。但是，一些人可以用腐蚀性液体把自己的指纹销掉，等它再长出来，还要两三年。利用这个时间差，他再到德国去申请避难，德国就查不到相应的信息了。
讲到这个情况，史鼐的心情很沉重，我听着也觉得心酸。世界上有许许多多命运悲苦的人，还在为了生存而不择手段。他们多么想在巴黎，哪怕是在这个城市的街边、桥下有一个窝，有一席之地啊！也可能，仅仅是安全，就是他们人生的终极梦想。
我们一路就这样探讨，面对现代社会残酷的一面，欧盟究竟能够起到多大作用？当然，对于法国来说，从利比亚战争、伊拉克战争开始，因为有《日内瓦公约》，以及它一直以来对一些问题的关注，已经在一定范围内达成了共识。但是，在特殊的历史阶段，对某种界限的突破，也可能会令一些国家感到不安。当对内政策遭受外来的强力干预，也会形成一把双刃剑，可能会为武力干涉他国内政带来借口。很多现代战争都带有这种两面性，非常危险，怎么处理，考验的是一个政体的智慧。
我寄希望于国际社会能够发挥它正向的一面，避免危机的发生，否则，全世界就会陷入失序。你看，消灭了一个卡扎菲，并没有为当地人民带来福祉，反而为这个国家带来了新的内战。我想，新的、有秩序的社会制度需要建立在历史和社会经济的基础之上，不是拿着一个3D打印机，按照设计好的电子程序直接就打印出来。我个人的观点是，还是要回归“手工作坊”的方式，把每一个个案作区别处理，这样才能妥善解决问题。
聊着聊着，就到了农展馆。出乎意料，这里热闹极了。一个既古老又现代化的国际大都会，能够拿出市中心这么大一片展区来做长达十天的农产品展销，真是难能可贵。伊丽莎白已在门口等我们。我看到门票上印着大大的、长着尖角的黄牛，价格是13欧元。
里面的人摩肩接踵，与我们的庙会差不多，应该认为是巴黎的农展庙会。人一多，我就感到恐惧，想着赶紧吃点东西离开。结果，个个餐馆门口都排着大队。好在，我们找到了一家西班牙烤肉店。一大片桌椅板凳，虽然上面只是铺着简陋的塑料布，但是厨师拿着大盘烤肉和烤海鲜走来走去，看得人口水长流，干脆坐下来不走了。
我先招呼老邓过来，这个小孩性格很好，机灵，最关键的是能够忍受我的叨叨，从来不“造反”。
大家纷纷落座，我点了一些海鲜，包括一大片三文鱼和一只大虾，还有一大碗米饭。没有啤酒，就要了一杯勾兑得乱七八糟，说不清楚是什么的酒，可能是加了一些西班牙的草药。我和史鼐先生一人一杯，那两位要的是一种同样说不清楚的、加了草药的饮料。
大家开始大快朵颐，看起来都饿坏了。周围人山人海、熙熙攘攘，有的大人带着孩子，孩子们有在婴儿车里睡觉的，有东张西望的，也有大声哭闹的，充满了中国庙会的杂乱气息。这种情形，在国际上确实很少遇到，令人讶异。我觉得，现代都市人其实是很悲惨的，平时西装领带、朝九晚五，办公是在格子间，交通是在地铁里。有车的堵在高速公路上，到家累得饭都不想吃。好不容易到了周末，还要洗衣服、打扫卫生。这些非常具体的生活压力，禁锢了人的头脑和身体，使人只能为了活着而活着。所以说，二十一世纪的人们，究竟是更幸福了，还是更悲惨了呢？
可能是因为兴奋，不过也确实是饿了，我把一碗米饭全部干掉，这是多日以来头一回。旁边的老邓特别好玩，不说话了。她要了一大块烤肉和一大块烤鸡腿，一个小姑娘，这怎么吃得完啊？但只见她刀叉不停地往嘴巴里面塞，一会儿就把那个烤肉，估计我只能吃掉五分之一，她全部干掉了。再一会儿，又把那巨大的鸡腿也干掉了。最后，盘内空空如也。哎呀，我心里想，真是个吃饭机器！
吃完饭，一结账，才105欧元。我又想办法给了人家4欧元小费。在法国，给小费不一定按照比例，象征性地给一点就可以，不能过于大手大脚，老是按照美国的标准。我想，差不多就行了，都是“劳动人民”的血汗钱嘛。
接着逛集市，陆续又看到了太多好吃的，但我们肯定是吃不下了，还是以参观为主。走到一处，先是看到了羊，各种各样，有上百种，都是巨无霸，我从来都没有见过。我来到跟前，这个摸摸屁股，那个弄弄头，特别开心。
北京城里没有这样的农展馆，这么多品种更是闻所未闻。羊儿们都很乖，慈眉善目的，带有明显的法国腔调，而且，这些羊既不臊也不臭，据说都是用香水、香精洗澡的，并且有严格的消毒流程。
猪也很可爱，还有好大的母猪带着好多小猪，每一只都干干净净。我们以前看到的猪都睡在粪土垫起来的猪圈里，吃喝拉撒都在一处，永远臭气熏天。这里的猪怎么做到如此干净的呢？
我们又去参观了牛，同样硕大无比。有一种肉牛的品种叫夏洛莱，更大，但参观的人也多，我们挤不过去，只能遗憾放弃。有的地方在“选美”，那些大羊、大猪、大牛都站在台上，供人们投票选择。就像观看杂技表演，大家都兴致勃勃，观众席也是水泄不通。正面挤不进去，我只能对着羊屁股、猪屁股、牛屁股合影拍照。
高兴归高兴，这人一多，众生相就出来了。大家你推我搡，法国人特有的优雅和文艺气息都不见了，甚至失去了基本的礼貌。但这就是生活，就是庙会。在庙会上，人可以不端架子，都回归了本来面目。
有一个老太太，有些倚老卖老，不仅一把把我推开，还把身边的小孩子也推开，自顾自地在那儿拍照。我避开老太太，指挥老邓在人群中给我抓拍。差不多就走吧，主要是人太多，耽搁得久一点就烦了。
从展览馆走出来，依然人山人海，但整体很有秩序，没有明显的臭味。我想，如果在北京的农展馆举办这样一个展览，能行吗？至少到现在为止，我们都见不到这么壮观的场面，更不要谈有上万头动物在同一个馆里展出的事。看看巴黎，一个为期10天的农产品展览，活跃了整个城市的气氛。巴黎现在有200多万人口，不知道前来参观的能占多大比例。但是我看到，几乎有一半游人都带着孩子。这个过程太丰富了，可以让孩子从小和动物、和现代农业产生交流。我觉得，北京市不妨学习借鉴一下，这也是活跃城市氛围、丰富城市文化的一种方法。
回到酒店，时间比较宽松。我们约了晚上6点钟去访问西科尔教授。在出发之前，我打算先处理一下邮件，再查找一些资料。因为西科尔是法国著名的医学教授，他出生于1938年，1999年被希拉克总统任命为法国医学伦理委员会主席。他同时还是法国一所公立医院的内科教授，那家医院有一栋楼就是以他家族的名字命名的。西科尔教授在法国医学伦理委员会任职期间，专门研究了因医学技术的发展带来的有关人类人工繁衍的问题，以及由此所引发的一系列伦理问题，著述颇多。为此，2012年7月，西科尔教授又被法国总统奥朗德先生任命为生命终极问题思考委员会的总协调人。
所以，拜访这么重量级的教授，必须要事先做些功课，查一下与他的专业有关的一些知识。但是，酒店的网很不方便，非常影响我查资料的效率。
5点半，我们出发前往西科尔教授的住所，那是一个非常精美的高档社区。他家住在二楼，面积不算大。我大概估算了一下，应该只有80∽100平方米左右。但是不要忘了，这是巴黎市的中心，显然也是非常昂贵的。不过我还是很诧异，因为在中国，有这样身份地位的教授，怎么没有一个大别墅？估计西科尔教授并不介意，法国的精英阶层整体追求的都不过是适用和适度。
教授亲自开门，见面第一句话就是，对不起，吓着你们了，我昨天做了个小手术，头上还贴着纱布。我说没关系，很帅。看到教授还打着领带，我只能不好意思地说抱歉，借口是在旅行期间，没有办法打领带。他很细心地安慰道，我是因为今天下午参加了一个活动，要求必须打领带。他的意思是，我不是专门为你，所以不必尴尬。这就是来自长者、智者的宽厚，让人如沐春风。
教授说，他的太太去洛杉矶了，所以亲自为我们端来了杯子、红酒和茶。这期间，他还顺道带着我们参观了他的收藏。他的屋子里挂着各种各样的画，有些出自名人之手。其中，他介绍到了一个中国的画家，但是我没有记住名字。最让我发生兴趣的，是一个跟他的屋子不成比例的巨大的花岗岩原石雕像，类似于骷髅头的造型，下面有一个底座，能够转动。西科尔教授说，这个雕像表达的是生命努力从岩缝中挣扎出来的状态。看，这就是创意。我们看是寻常的石头，经过艺术家一番刀砍斧削，就能产生意义，并且还能体现出极高的审美。
当然，我也观察到，西方的很多藏家所遵循的只是某种观念，或者说是一种价值追求。而中国的藏家在收藏一件作品的时候，看到的往往只是价值几何？能否升值？这中间存在巨大的差异，可能还需要很长时间的观念改造，才能达到这样的水平。
这次拜访，我最想跟教授探讨的是有关人体器官捐赠等问题。大家坐下来以后，我和他讲了几个故事，也是我曾经在报纸上看到的，有关这些问题在中国的进展或争论。比如，最近这些年，美国是世界第一器官移植大国，需求非常旺盛。但与之相悖的是，合适的供体却很少。鉴于此，中国正在宣传新的生命延续方式，重新定义遗体捐赠，引导民众移风易俗，促进器官的自愿捐赠。
与之相配套的是，中国目前约有165家拥有器官移植资质的医疗机构。从法律法规与政策的制定上，我国要求他们必须保证器官移植的公开、透明，必须使用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的数据系统。按照专业的说法，当人体进入到脑死亡状态，但器官还没有死亡的时候，是器官捐赠的最佳的时机。但是目前，我们对器官捐赠公益体系的适应性还没有建立起来，并且，人们对死亡的看法还存在分歧，普遍尚未接受“脑死亡”的概念。人们始终认为，只要还有心跳、有呼吸，哪怕是依靠呼吸机呼吸，都被认为是活着的。而世界上已有近90个国家都认可了脑死亡即死亡的观念。从这个意义上，我想听听教授的看法。
西科尔教授是医学伦理的专家，他说，法国对人体器官的需求，也主要是依靠公益捐赠体系来完成。做到这一点，确实需要建立对死亡的正确观念。他举例说，他曾到俄罗斯去演讲，宣传器官捐赠的意义。但俄罗斯人信奉的是东正教，而东正教的教徒们认为，人死了以后，必须放在棺材里，并且要开棺接受生者告别。3天之后，当所有的仪式都进行完毕，方可埋葬。他说，你知道，器官捐赠的最佳时机是在脑死亡之后，器官还在坚持工作的狭窄的窗口期。这个时候取出的器官，才有可能在新的人体组织当中继续存活。那么，人停止呼吸3天，所有的组织器官都已经死亡，再来捐赠是没有意义的。
他还补充，之所以不能开放器官的买卖，是为了避免有钱人可以先于穷人得到更加优质的器官，用以保证自身的存活——这是一个道德和伦理的双重问题，会催生出疯狂而无底线的巧取豪夺。
之后，教授问我，你为什么会对这个话题感兴趣？我说，关于死亡，我很有感触。在我看来，现代社会，人们理解的死亡就是死亡本身，不能从哲学的意义上去理解它。实际上，生与死都是重大的哲学符号，它体现了人对死亡，对痛苦和孤独的尊重。而在二十一世纪，我认为，这已经是一个必须要面对的问题。教授点头同意，他说，死亡是一种社会现象，而不是一种简单的生理现象。人有两种存在，一个是生理存在，那是指他的呼吸，指他的物理特征和化学特征。还有一个是他的社会存在，就是人有社会意识、社会控制力，唯有在这个意义上，人才是人。因此，他认为，对死亡要抱持一种尊重的态度。
谈到对死亡的尊重，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到了安乐死的问题上。我说，世界各国对安乐死已经呈现出越来越开放的态度，比如，第一个将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是荷兰，法国目前也在探讨之中。奥朗德对此也持支持态度，他竞选时的承诺就是，要通过“末期生命法案”的讨论。
对此，教授讲到了安乐死的两种情况。第一种是自然而然的，或者叫作放弃医疗的情况。就是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如果确定治疗已经不能再起作用，那么可以采取放弃治疗的方法，或者采用一些替代性疗法，让患者在减轻痛苦的情况下自然死亡。对于这种“安乐死”，教授说，我是同意的，这是基于尊重生命和尊重本人意愿的方式。第二种是通过药物强行终止生命。他说，这就是杀人，我是不提倡的。因为他持反对态度，奥朗德还让他撰写过相关的报告。
教授一边说话，一边把这份报告拿了过来，同时也拿来了他与奥朗德的合影。我去年也曾经面见奥朗德，并送了我的诗集给他，之后我们也合了影。这里面有一些巧合，我忍不住笑了。因为，西科尔教授和我的身高差不多，而奥朗德要比我们矮一些。所以，两张合影的姿势，都是在总统的“仰视”当中完成的。
我把这个笑点讲给教授，教授也很开心。回到安乐死的问题，我很同意他的观点。但总体来看，我对后一种方法也是支持的。在有些情况下，不但患者本身要忍受巨大的痛苦，同时也会为亲人造成极大的负担，所以，要尊重他们对自身生存权利的决定。
我们还谈到了试管婴儿和代孕的问题。我想知道，法国人对其中的伦理问题如何看待。不出所料，教授也认为，试管婴儿和代孕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前者是一个科学的方法，后者则是一种剥削。他说，如果一个女性因为贫穷而出租了她的子宫，并且要为这个“出租”行为进行体检，同时还要同意，如果婴儿在体内出现问题，要接受强行终止妊娠，那么，这种行为与人类历史上的奴隶何异呢？只要谈好价格，我们就有权使用他人的身体吗？他说，对于代孕，我很反对。
当然，任何事情都有特例。所以，不论是试管婴儿还是代孕，都会带来相应的医学伦理的问题。比如，一个人捐献了两个及以上的卵子用于有需要的家庭做试管婴儿，而接受捐献的家庭之间，彼此是互不相识的。那么，当这些孩子长大以后，如果他们相遇并相爱了，伦理道德问题就产生了。在更广阔的范畴上，如果以后的社会发展到大家都不愿意生育，都想利用卵子库、精子库来适配和生育的时候，我们的社会体系会遇到巨大的问题，对人类未来的影响也将是不可估量的。的确，我也想到了这一点。“多年的恋人成兄妹”，过去只是电视连续剧里面的情节，而未来，它会不会成为一种大概率的可能？
再一个，这样也会助长贫富差距的增大。显然，富人很容易使用新的技术，也有钱生育更多的子女。而穷人呢？可能只是生养两个孩子就已经不堪重负了。所以，试管婴儿也会成为未来社会道德挑战的一部分。更何况，利用他人子宫做试管婴儿的情况，到底是科技的进步，还是道德的沦丧？很值得探讨。
当然，在目前，试管婴儿主要解决的问题还是已婚不育家庭对子女的期盼。比如，第一代试管婴儿主要解决的是女性不孕的问题；第二代试管婴儿解决的是男性不育的问题；第三代试管婴儿解决的是后代的选优问题。中国的第一例试管婴儿是1988年3月10日出生的，现在已经20多岁了。当时，是时任北医三院妇产科主任张丽珠院士牵头完成了这一伟大的突破。所以，张丽珠也被誉为“神州试管婴儿之母”。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专家。比如，他们最初做试管婴儿实验的时候，什么经验都没有，甚至没有专业的工具。所在，当需要提取卵子的时候，就拿着缝衣针，把卵子从器皿中挑出来。针磨秃了，找个钟表铺，叫老师傅帮忙磨尖，带回来消消毒再使用。没有专业器皿，还要派人到处去买玻璃管。买回来的也不是一次性的专业医疗器具，只能洗一洗、消消毒，凑合使用。包括一些必要的营养液，都是他们自己摸索、配制的。对于外行来说，这样的故事非常有趣，但是对于亲历者而言，应当是历尽了重重波折，也肯定会有山重水复的过程。当然，现在，中国对这一技术的应用，已经进入了比较成熟的阶段，其成功率已经提高到了50%左右。所以，看起来，中国人真的了不起，什么都敢于尝试。所以，我对未来很有信心。
听了我的介绍，西科尔教授也有所感佩。但是他告诉我，现在法国奉行的是“结婚无禁区”原则，意思是，即使是同性，也可以注册结婚。但是，结婚了不代表在婚姻和生育后代的过程中拥有同样的权利。比如，两名女性结婚以后，通过试管婴儿的方式得到孩子，她们约定，其中一人负责提供卵子，另一个人则承担怀孕、生子的任务。那么，当孩子出生以后，提供子宫的母亲如果去世了，从法国现行的法律来看，这个孩子的抚养权并不能给提供了卵子的母亲。因为，法国的法律只认可提供子宫并生出孩子的母亲，而具有生物学意义的，卵子的提供者也不具备合法性。当前，这个话题在法国仍然存在争论。
在西科尔教授这里，我感觉受益匪浅，接收了很多信息。其中，他批判道，现代的时髦就是“活在当下”，认为今天是最好的，昨天都是中世纪。实际上，如果记忆丧失，人类也就是活着而已。而真正的人，人的生命、生活是与记忆相连的。
这个话题尤其触动我，难道不是吗？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存态度恰恰如此。活在当下，为什么？当下最富足嘛！但是，如果人们只追求活在当下，也就不必要再记忆过去了，不愿去背负那些沉重的岁月，也就不会再有发自内心的热爱。一个丧失了民族记忆的群体，只能是一具又一具的躯壳，他最首要的表现就是，丧失了家国情怀、及时享乐、及时宣泄，从而又对“当下”产生了不知足、不感恩的态度。最终，享乐伴随着掠夺，社会就失去了进步的动力。
西科尔教授还引用了海德格尔的名言。他说，现代社会，人人精于算计，为了利益，不择手段。比如，法国竟然推出了人造心脏，并且已经应用于人体了。但是，谁来负责它可能带来的问题呢？未来，如果人因为心脏再也不会衰竭而得到永生，人就会更幸福吗？技术革命能够控制生命，但是能够控制幸福吗？能解决社会伦理的问题吗？一连串的“天问”，非常尖锐，体现了西科尔教授批判的现代性。
我也表达了我的观点：人可以解决长生不老的问题，但是，生存的意义由谁来解决？如果人的生存只是为了活着，只是为了长寿，那么，“人”就只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定义，而不再具有社会意义。同理，如果一个民族只是在追求富强，而不再重视民族的、历史的传承，那么，这个民族就是一个只会活着的民族。她尽管可以强大，但是从精神意义、文化意义上看，却丧失了意义，永远只是一个外强中干的存在。
所以，这个会谈真的令人受益匪浅，特别特别让我感动。时间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一个小时，我们不得不起身告辞。毕竟，西科尔教授年事偏高，而我们的既定时长只有半个小时。继续打扰下去，实在是于心不忍。
为了回馈教授的热情，我赠给他一套“脸谱”行动纪念币，并对他表示了衷心的感谢。教授的语言令人如沐春风。他表示，活着并不难，因为他人的存在而活着才难，但却更具意义。
从西科尔教授家出来，我们一行来到一家中餐馆，与徐波老师会面。大家见面，非常开心，迫不及待就寒暄起来。徐波老师说，今年是中法建交五十周年，因此又被称为“中法年”。为此，他组织了一次大型庆祝活动，包括一台大型晚会，很成功。他认为，50年不能不如40年，必须要有明显的进步。所以，他策划邀请了一批文化、文艺名流，包括姜昆、陈爱莲、郎朗等。他们中，有很多人都不谈费用，就专程飞来巴黎参加演出了。
演出很轰动，他也毫不掩饰自己的骄傲。确实值得感动，因为这本不是他的工作，但是他会把相关的每一件事都当作咱们国家和民族的大事来做。而像我这样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合作，他也本可以不管，但是也极力促成了，帮助我们搭建了中国民间企业和国际组织之间联系和合作的桥梁，也使我们得到了世界的尊重。
我们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具体是怎么合作的呢？就是双方签订一个协议，由中坤集团捐赠给对方100万美金，用于进行世界文化遗产和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研究。中坤集团作为一家民营企业，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项目，这在历史上应该算是首例。我还记得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博科娃见面时的情形，当时的场面很隆重，几十家媒体蜂拥而至，把我们围了个水泄不通。我告诉她，我曾经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旗帜带上了珠峰，并在珠峰上面朗诵了宣言。博科娃非常激动，她不仅破例在办公室接受了几十分钟的采访，还对我国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使说，应当让所有的大使都来宣传你们中国的民营企业家——黄怒波先生的这一举动。那一天，记者们极具煽情地报道说，巴黎刮起了一股“黄旋风”。得到了法国人的赞赏和尊重，大使也给予了高度肯定。他一再地握着我的手说，谢谢你，你为中国人争了光。
但是，回到中国后我发现，大部分人并不知道我们的善举，所以会持反对态度。
比如我们对世界文化遗产宏村的保护。当年，我糊里糊涂地被忽悠到宏村的时候，这里还是一个破败的小村落。我们以一个民营企业的身份，克服重重困难把它做成了世界文化遗产，产生了影响力以后，却遭受了质疑和批评，甚至还接受过组织调查。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如果没有我们的保护，“世界文化遗产”从何而来？所以，当地领导班子和村民都很支持我们，并且认为，我们的模式正是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一种新的模式。
还有新疆的世界文化遗产，也是由当地整合托管给我们的，包括小河墓地遗址、尼雅古城等等，其中一个重要的任务是进行文化遗产的高端旅游科研。但是，在这个托管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千年不绝的盗墓贼依然存在，他们对墓地或者文物的盗窃行为并没有消失，而且更加猖獗和狡猾。这使我们不得不支付更加高昂的管理成本，令人非常苦恼。但我认为，我们的管理和成本支出是有效的，我们与盗墓团伙的斗争成效也非常明显。
当然，我对未来10年还是寄予了厚望的。徐波老师也在不停地安慰。后来，我介绍了我们的行程安排，以及年内要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宏村组织一些活动等等，双方都很放松。大家聊得很好，也各有收获。我们约定，第二天再见面，继续进行采访。
2013年6月25日，向时任法国总统奥朗德赠送法文版《小兔子》。
中法建交『50年50人』，左四为作者黄怒波。
拜访西科尔教授（左起：伊丽莎白、黄怒波、西科尔、史鼐、李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