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皇帝头上的“三座大山”

汉武帝的故事，还得从他爷爷死的那一年说起。

汉文帝后元七年，公元前157年，六月初一，汉文帝驾崩。六月初九，31岁的太子刘启，也就是汉武帝刘彻的父亲即位，史称汉景帝。

刘启做了23年的太子，还能顺利接班，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多见的。比起后来当了30多年太子还不得善终的爱新觉罗·胤礽，可以说算是非常幸运了。

1.汉初统治集团的构成

“文景之治”被历代史学家一说再说，夸了又夸，简直就是美好时代的代名词。父子两代，几十年如一日地奉行宽松的执政原则，缓和了各个政治集团以及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尽管后来者爱得不行，但是对当事人，也就是文景二帝来说，他们未必有多喜欢自己的处境。

汉初的统治集团主要分为三大势力：诸侯王、功臣宿将和外戚。

汉文帝能继位，就是因为功臣宿将和诸侯王联合消灭了吕氏外戚集团，把他扶上去的。这也导致文景两代，皇权始终受到功臣宿将和诸侯王的牵制。虽然有了新的外戚集团可以帮助皇帝，但是外戚的存在本身也在制约皇权。比如汉代的太后，就始终是皇帝既依赖又痛恨的对象。汉初在政治上讲究无为而治，除了经济上的原因之外，更重要的是皇帝、外戚、功臣、诸侯等政治集团势力均衡，互相制约。为了保持稳定，谁也不能，或者说不敢对国家政策做出大的变动。

大家可以脑补一下，文景二帝上朝的时候，底下的文臣武将多是跟着老爹或爷爷打天下的功臣，这些人控制着政府机关和军队。你有啥意见不合他们的心意，他们就公开怼你。回到后宫想平静一下心情，还必须对自己的老娘言听计从，毕竟我大汉以孝治天下嘛。至于那些堂兄弟，一个个要兵有兵、要钱有钱的，说不定就在想着取自己而代之，都是姓刘的，他们也能当皇帝。当时就这么个状态，估计文景二帝不会太喜欢。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活得有点憋屈，汉文帝45岁就死了，汉景帝好一点，多活了两年，47岁而终。

但是，事情总是在变化的。

随着国家的安定和时间的推移，原来的功臣宿将们都陆续见刘邦去了。汉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原丞相申屠嘉去世，他是最后一个功臣出身的丞相，五朝元老。他的死，标志着他们这一代人全部退出了历史舞台。

功臣宿将集团有个很鲜明的特点，那就是因事而兴。诸侯或者外戚因为血缘关系，天然地就能获取一些政治地位。而功臣集团则是因为参与了某些事件才取得很高的政治地位。比如：战争、政变、重大政策的推行，等等。在国家整体安定的情况下，没有什么变故或者动乱，功臣的后代如果还想继续维持政治地位，就必须紧密地团结在皇帝周围，因为这是他们获取政治权力的唯一来源。这一特点在汉武帝拓展边疆、巫蛊之祸等事件上都有体现。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他们推动、扩大了事件的规模。

申屠嘉死后的第二年，汉景帝就强行推动了削藩政策，七国之乱爆发。周亚夫，这位功臣宿将的第二代，和窦婴，这位外戚的领袖，共同平息了叛乱。

虽然诸侯势力遭受了沉重打击，但是外戚和功臣的政治影响却因此得以增强，继而在之后的汉景帝废太子事件中引发了一系列变故。这个咱们后面再说。

2.汉初国家面临的三个问题

现在咱们回到开头，说说一个人和三件事。

一个人是贾谊。我上学的时候学过他的《过秦论》，这篇文章还要全文背诵呢。贾谊，这位在汉朝建立第六年出生的青年思想家，还写过一篇很重要的政论文章《治安策》。他在这篇文章里指出了国家面临的六个重大隐患，并给出了相应的对策。

这六大隐患总结起来就是三大问题：匈奴与和亲问题，诸侯王问题，包括意识形态、政治体制和中央财政在内的政权建设问题。

汉文帝看到了这篇文章，他对贾谊的观点表示赞同，但是在各方势力的逼迫下，他也只能对贾谊的对策弃之不用，甚至将贾谊贬斥到南方。一千多年后的李商隐为此还吐槽说：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这多少有点冤枉汉文帝了，在那种情况下，天下的苍生有人在替他管着，他也就只能问问鬼神了。

贾谊最终英年早逝，但是他的思想并没有被湮没。因为他所指出的问题，不仅仍然存在，而且还在继续发展。汉初的很多政治事件都来源于这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始终是压在文帝、景帝和武帝三代帝王头上的“三座大山”。

汉武帝刘彻继位之后，对内对外进行了很多令人眼花缭乱的操作，但是他的主要目标始终没变，就是要解决这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互相纠缠，一定程度上又互为因果。在刘彻执政的不同时期，这三个问题的优先级也各有不同。刘彻做的很多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事情，原始动机就是在这里。这三个问题涉及了内政外交的主要方面，刘彻的处理方式也成为后面诸多王朝的标准操作。如果贾谊知道他的理论最终还是付诸实施了，应该也会感到欣慰吧。

好，铺垫了这么多，让我们翻开崭新的一页，就从汉武帝出生那年开始。

3.汉代税收体系概况

汉景帝元年，公元前156年，刘彻出生在长安未央宫猗兰殿。他是汉景帝的第十个儿子。

这一年的正月，汉景帝下诏，允许民众自由迁徙。《商君书·垦令》中说：“使民无得擅徙。”故秦国自孝公起，包括后来的秦王朝，都不允许民众擅自迁徙。这是为了把民众固定在土地上进行农业生产。汉承秦制，汉朝也继承了这条法令。

秦末汉初，连年战乱，加上饥荒，人口数量急剧下降，人少地多。汉初继承商鞅的这一措施，还真没什么特别的。随着近半个世纪的和平发展，人口大量繁衍，地域间的发展不平衡也逐渐显现了出来：耕地少且贫瘠的地区，变得人多地少，大多数人吃不饱肚子；耕地多、水利便利的地区，则大体上还维持着人少地多的局面。也就是说，困扰历朝历代的土地问题又开始出现了。景帝允许民众自由迁徙，既想保护土地贫瘠地区人民的生存权，又想维护水利便利地区的社会稳定。所以才在诏书中说：“其议民欲徙宽大地者，听之。”

五月，景帝恢复了农业税，也就是田租，税率由最初的十五分之一调整为三十分之一。汉初的田租税率，一直是被后代称为善政的典范。这既是统治者的仁厚，也是无奈之举。经过秦末的战乱，人口大量死亡。要想有税收，首先农民要能养活自己。人都饿死了，有再多的田地也没用。

汉初的税收，大体上可以分为三大类：农业税、人头税、商业税。农业税用来支付各级官吏的俸禄，人头税用来支付国防开支，商业税用来支付各级贵族包括皇帝的开支。

汉初郡国并行，皇帝直接管辖的地盘不算大，直属的各级官吏人数也并不太多。农业税多点儿少点儿，对朝廷的影响不是特别大。汉文帝又是难得的宅心仁厚，在公元前167年，取消了农业税。

汉初的人头税，对广大女同胞有特别的规定：14周岁以上、29周岁以下未出嫁的女性，每人要交五个人的人头税。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人口匮乏的窘境，朝廷只好用法律手段，引导女性早婚早育。不过，当时没有直接用行政手段来硬的，而是用税收来操作这个事情。比后代某些个动辄强行婚配、累及家人的朝代，在手段上要高明多了。

不过，有失必有得，汉朝风气开放、自信，女性的地位很高，舆论也比较宽松、友好。二婚的女性可以生出皇帝，刘彻的母亲进宫前就嫁过人，还生了个女儿。跟别人私通的女性可以生出将军，这条卫青和霍去病的母亲可以对号入座。女奴也可以成为皇后，没错，就是大名鼎鼎的卫子夫。

一年很快过去，时间来到公元前155年。这一年，汉武帝一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