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其所藏 知其所养——田家英与《红楼梦》

雷广平

田家英曾在1948年至1966年间，担任毛泽东主席的秘书，他平生所兼备的政治家、革命家、理论家、史学家、收藏家的风范，至今令人们难忘。如今提起田家英人们都耳熟能详，说起《红楼梦》更是家喻户晓。然而，若将田家英与《红楼梦》联系起来，却是鲜为人知。

大约在十几年前，出于对《红楼梦》和收藏的偏爱，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识田家英的次女曾自及次婿陈烈先生，随之把我带入了田家英的收藏世界，田家英与《红楼梦》从此成为我红学研究的一个课题。

一 渐为人知的涉“红”藏品

田家英重点收藏的清人墨迹，包括著述、书画诗轴、信札等，都是研究清代史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是他倾尽所有，用毕生精力积累起来的宝贵财富。几十年来，他的后人们一直潜心投入对这些史料的发掘、整理、研究工作中。时至今日，已有《田家英与小莽苍苍斋》《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法书选集》《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书札》等文献资料陆续出版面世，田家英生前遗愿正在其后人们的努力之下逐步成为现实。

令人惊诧的是，在整理出来的这些历史文物中，不断有涉及《红楼梦》或与红学相关联的藏品被发现，它们或对研究作者曹雪芹家世起到互补作用；或能了解曹雪芹及祖父曹寅的社会交往状况；了解《红楼梦》面世后的流布及影响，加深对涉“红”人物的认知度；或者成为当今《红楼梦》著作权纷争中，“曹雪芹是《红楼梦》作者”这一观点的有力证据……总之都是红学研究难得的文物史料。

在小莽苍苍斋浩瀚的藏品中，最早被发现的涉“红”藏品是曹寅手书诗轴。曹寅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曾继其父任江宁织造并督理两淮盐政，是清初文采风流的名儒，史载他“束发即以诗词经艺惊动长者，称神童”。曹寅一生工诗词、擅戏曲、喜书画、精鉴赏，且富有藏书，校勘精审。著有《楝亭诗钞》八卷、《诗别集》四卷、《词钞》一卷、《词别集》一卷、《文钞》一卷等，并作有《续琵琶》《太平乐事》等传奇、杂剧，还曾奉康熙皇帝谕旨主持刊刻《全唐诗》等。但令人遗憾的是其手书墨迹存世极少，目前发现的不过五六件，其中包括《曹寅题程嘉燧山水墨迹全图》、《宿避风馆》诗轴、《楝亭夜话图》曹寅题诗、自书扇面《北行杂诗》二十首等，有的藏于名馆，有的流落民间，也有的昙花一现即不知所终。

田家英收藏的这幅诗轴是曹寅三十岁时所书的自作诗，《楝亭集》有录，标题为《冲谷四兄寄诗索拥臂图，并嘉予学天竺书》，但未注明写作年代。该诗轴至少为我们提供了如下信息：诗轴有落款年代为“己巳孟夏”，经查己巳年应为康熙二十八年（1689），根据该诗在《楝亭集》收录中被编排在第一卷较靠前的位置，可证实《楝亭集》所收录的作品确为按写作年代排序；诗中所称“冲谷四兄”即丰润曹鼎望之子曹，字冲谷，号松茨，丰润（今河北唐山市丰润区）人，与曹寅为同宗兄弟关系，年龄稍长于曹寅，故曹寅称其为四兄，官至理藩院知事，有《雪窗诗集》《松茨诗稿》传世。《楝亭集》收入多首曹寅与他的赠答诗，如《松茨四兄远过西池用少陵“可惜欢娱地，都非少壮时”十字为韵，感今悲昔，成诗十首》《冲谷四兄归浭阳，予从猎汤泉，同行不相见；十三日禁中见月，感赋兼呈二兄》等，相互鱼笺往来、鸿雁传书，使我们能进一步了解曹雪芹祖辈与丰润曹家的交往关系。此诗是一首回忆旧事之作，可推断此前冲谷曾有信或诗寄来，夸赞曹寅所解天竺书，故又奉和而作。“天竺书”系出家人必习之婆罗谜文，或称婆罗米文，曹寅自江宁归旗后，在内务府任郎中，开始习读梵文、佛经，以求寄托。曹寅不仅自习之，还与其兄冲谷商讨展示，深得其赞，该诗流露了作者的崇佛向佛意向；诗轴所录诗句与《楝亭集》收录之诗有多处文字差异，如《楝亭集》收录时在诗题“冲谷”后加了“四兄”二字，“解天竺书”改为“学天竺书”；诗句“长城终古无坚垒”，《楝亭集》改为“长城近日无坚垒”，相较诗轴的“终古”似乎更恰当些。这些都说明诗轴是书写在前的，《楝亭集》收录时作了修订。由于诗轴篇幅容量所限，只书写该诗的前一首，后面的一首没有写，录之如下：“无遮愿力合人天，净馔频张侍讲筵。大部僧陀徒译字，终年郎署反安禅。空华想落沧江上，故纸尘劳绣佛前。能事松枝许相易，萧斋挥洒旧炉烟。”其中的“僧陀”“安禅”“空华”“尘劳”“绣佛”等，多半是与解天竺书相关，同时也表达作者当时的复杂心境。

另一件涉“红”藏品是近些年整理时发现的一封周春致吴骞的信。田家英收藏着大量的清代文人往来信札，陈烈先生曾对我说过，之前曾见到信札内容有涉及《红楼梦》的，只是一时记不起来置放于何处。2012年初，为了出版《小莽苍苍斋清代学者书札》，在整理这些书信时便发现了这封周春致吴骞谈及《红楼梦》的信，陈先生遂将复印件第一时间传给我看，令我大喜过望。周春是目前所知评论《红楼梦》并著有红学专论的第一人，吴骞则是清代浙江极负盛名的大藏书家，传世的周春著《阅红楼梦随笔》即由吴骞“拜经楼”刻印的。二人既是同乡又有共同爱好，因居异地故而书信往来不断，仅小莽苍苍斋藏周春致吴骞的信就达十六通之多。这封涉“红”的信札是周春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九月十八日写给吴骞的，其主要内容是想通过吴骞帮助了解曹雪芹及其祖父曹寅的情况，信中写道：“拙作《题红楼梦》诗及《书后》，绿饮托钱老广抄去，但曹楝亭墓铭行状及曹雪芹之名字履历皆无可考，祈查示知。”这是周春读了《红楼梦》并写完《红楼梦记》和《题红楼梦》诗之后，急于想弄清作者曹雪芹及其祖父曹寅的情况，苦于手头资料匮乏，即“皆无可考”，由此而想到一向藏书颇丰的老友吴骞，“祈查示知”。这件与曹雪芹同时代学者又是研红第一人所留下的谈及《红楼梦》的墨迹，珍稀难得。

董志新先生因此撰写的《曹雪芹拥有〈红楼梦〉著作权的又一新证》一文，对该书信的发现及其对当前红学研究的价值做了详尽的分析，认为：首先该信件所涉关于《红楼梦》的文字是对当前一部分人质疑曹雪芹是《红楼梦》作者的有力驳斥。周春与曹雪芹基本属于同一时代的人，他写这封信的时间距曹雪芹离世仅隔三十年，他在信中打听曹雪芹及其祖父的情况，充分证明了曹雪芹就是《红楼梦》的作者无疑。其次，尽管周春因《阅红楼梦随笔》被后人归入“索隐”一派，但从这封信的内容看到，他读了《红楼梦》后便急于采用“考”或“查”的方法试图更详尽地了解作者及其家世，既为我们研究《红楼梦》开启了考证的先河，同时也印证了要研究一部作品，对其作者经历和家世的掌握是十分重要的。周春试图用作者家世的“可靠可信文献史料，考证曹雪芹及曹寅的生平。治曹学，即治《红楼梦》作者之学，这个命题是学术之核，理论之基”。

据载，田家英平时为了不断丰富清代学者墨迹的收藏，手里常备萧一山编撰的《清代学者生卒及著述表》和叶恭绰编撰的《清代学者像传》，将其作为收藏清代文人墨迹的“航向标”，还戏称为清朝“干部”花名册，在这个花名册中周春理当名列其间。他每逢外出工作总不忘将这两本书带在身边。20世纪60年代初，他随毛泽东赴杭州，偶尔听当地人介绍说，杭州古籍书店从海宁收到千余封清人信简，他马上与店方联系，在一周时间内利用工作间隙将这批信札过目一遍，又征得店方同意将信札借回住处，摊在地板上，对照“花名册”逐一比对琢磨，最后从中选取四十余封买下收藏。这其中周春致吴骞的信就有十六封之多，足见他对周春墨迹的重视。

在整理小莽苍苍斋藏品的过程中，田家英的后人们逐步发现，田家英的收藏是特色鲜明的专项收藏，仔细分析他的藏品，往往是围绕一位重点人物或某一文化现象，即可构成一个专题，红学即是其中之一。如今发现藏品中与红学相关联的人物墨迹多达七十余人，其中有与曹寅交往密切者，如玄烨、周亮工、邓汉仪、宋荦、尤侗、陈维崧、朱彝尊、徐元文、赵执信、彭定求、徐乾学、王鸿绪、陈鹏年等四十余人；有与曹雪芹相关联或与《红楼梦》传播流布有过关联甚或发挥了一定作用的人物，如沈廷芳、袁枚、周春、吴骞、钱大昕、孔继涑、孔继涵、弘旿、裘曰修、铁保、张问陶、改琦、姚燮、俞樾、王国维、蔡元培等三十余人。通过阅览他们的墨迹，了解这些人物的生平业绩、活动轨迹，尤其是与红学的关联，会进一步丰富我们对红学这个大文化圈所涉学者的认知度，尽管他们的墨迹内容大都与红学无直接关系，但却从一个侧面反映着红学传播流布时代文化的印记。

据悉，田家英的藏品还在整理中，其中大量的清代文人诗词有许多是未曾公开发表过的，我们期待着还会有涉“红”内容的藏品被发现。

二 《红楼梦》是他所钟爱

收藏，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藏品则处处反映着收藏者不同的目的和迥异的趣味，而“田家英的收藏是学者之收藏，其收藏目的十分明确，收藏标准全主研究……”学者之收藏是说他的收藏不是为了增值，而是以学术研究为目的，这是文物收藏的最高境界。当年赵朴初先生在观看了“小莽苍苍斋藏品展览”后挥笔题词：“观其所藏，知其所养。余事之师，百年怀想。”可见观藏品识人品从来不是虚话。

田家英毕生热衷于清代文人墨迹收藏，其中不乏与红学相关的藏品，这与他平生对《红楼梦》的钟爱有直接关系。

田家英从小家境贫寒，不得已九岁辍学，在药店里当学徒，凭着刻苦钻研的自学精神和聪颖的悟性，不仅能阅读书报，还逐渐在进步报刊发表文章，用所得稿费养活自己。他甚至还串联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凑钱，创办以发表诗歌、散文、报告文学为主的刊物《激光》，并在创刊号上发表《怀念》《手》等散文。所写的文章强烈表现着那个时代青年人追求光明和对黑暗的控诉。田家英十三岁时就能通读《资治通鉴》，并涉猎大量的古典文学著作，当然其中少不了《红楼梦》。可见，早在少年时代，曹雪芹与《红楼梦》便已在他心灵上打下深深的烙印。

奔赴延安投身革命后，刚三年的时间，田家英就开始担任马列学院中国近代史的教员，当时他还不满二十岁。后来他被选到毛泽东主席身边工作，还曾兼任毛岸英的老师。喜爱《红楼梦》的毛泽东对田家英的读书取向产生着重大影响，因为毛泽东不仅自己喜欢《红楼梦》，还鼓励身边的工作人员以及干部们都读《红楼梦》，他经常轻松自然地征引《红楼梦》中的典故来喻事说理。1938年4月28日，毛泽东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演讲，当谈到做一个艺术家要有生活经验时，提倡搞文艺的同志要读《红楼梦》，他说：“《红楼梦》这部书，现在许多人鄙视它，不愿意提到它，其实《红楼梦》是部很好的小说。”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对贺龙说：“中国有三部名小说，《三国》《水浒》和《红楼梦》，谁不看完这三部小说，不算中国人。”1946年毛泽东希望刚刚从苏联回国的长子毛岸英能读一读《红楼梦》，毛岸英就在毛泽东的藏书中取出《红楼梦》读了一遍，但还未得要领，毛泽东则对他讲：“你读《红楼梦》要掌握要点。”1952年，毛泽东为了帮助从苏联回国、汉语不太好的女儿李敏提高中文水平，给她列出《红楼梦》一书要她读。毛泽东提倡干部读《红楼梦》的例子举不胜举，直到1973年还有被人们传为佳话的督促许世友读《红楼梦》的事例：1973年12月，毛泽东接见许世友时问他看没看过《红楼梦》，许答：“看了，自从上次主席批评我，就全部都看了一遍。”毛泽东接着问：“你能够看《红楼梦》，看得懂吗？”许答：“大体可以。”毛泽东接着说：“《红楼梦》看一遍不行，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要坚持看五遍。”

试想，在这样一种氛围当中，原本就爱好古典文学并有深厚造诣的田家英，怎能不对《红楼梦》产生更加浓厚的兴致。逐渐地，他已从开始的阅读文本上升到红学研究的高度。他在写文章或讲话时，常常不自觉地例举《红楼梦》词句或人物来说明问题。如1950年6月，他在国家机关职员学习会上作报告，在谈到机关工作人员身上尚存的小资产阶级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时说：“有些人对群众利益可以麻木不仁，对自己利害与生活琐事却又敏感得很。群众的事可以冷冷清清、粗枝大叶；鸡毛蒜皮、鼻子眼睛的事却又可以争吵不休，弄得十分复杂。这种人‘一叶障目’，眼光看不远，满脑子转着私念私欲，和群众毫无关系，情感上是独悲独喜。《红楼梦》里的林黛玉，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就是这种人物的典型。”罗亭是俄国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屠格涅夫笔下的典型人物，这位贵族出身的小知识分子擅发议论而缺乏实干精神，即“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中的矮子”。田家英将罗亭与林黛玉相提并论，形象地比喻那些存在这样或那样缺点毛病的机关工作人员，既说明他平时不仅阅读中国的古典文学，还大量涉猎外国名著，而且字里行间也能看出他对林黛玉这位《红楼梦》主人公的性格特点所持的态度。又如，田家英在建国之初为《新中国妇女》杂志撰写的《中国妇女生活史话》，在谈到中国封建社会的妻妾制度时举例说：“大家如果读过《红楼梦》，那上面的袭人和贾宝玉的关系就是这样。”《红楼梦》被称作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若谈及妻妾制度，《红楼梦》中不胜枚举，田家英这句话也可以这么理解：你要了解旧社会的妻妾制度吗，那么就请去读一读《红楼梦》吧。

田家英喜欢《红楼梦》，也同样影响着身边的人，据他的夫人董边回忆，她就是受田家英的影响开始读《红楼梦》的，而且同田家英一样不喜欢林黛玉那种“独悲独喜”的孤僻性格。她在延安报考中央研究院口试时，当时是延安马列学院教务长邓力群任考官，问：“你读过《红楼梦》吗？”她回答：“读过。”又问：“你喜欢《红楼梦》里的哪一个人物？”答：“我喜欢贾宝玉。”问：“为什么不喜欢林黛玉呢？”她回答：“因为贾宝玉反封建，林黛玉哭哭啼啼。”考官点头对她的回答表示满意。董边的这些观点是受了田家英的影响产生的。

恰在本书编辑出版之际，陈烈先生在细心整理小莽苍苍斋藏书时，又惊喜地发现田家英生前常用的一部脂砚斋批评本《红楼梦》，即“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一函二册，由台北启明书局1962年影印出版。内页多处钤有田家英的印章，包括“家英藏书”“成都曾氏”“成都曾氏小莽苍苍斋”等。这部影印本的底本一直由胡适收藏，后被带往海外，现已被上海博物馆购藏。“脂评本”非市面流行的通俗读本，一般读者若不搞红学研究并不喜欢读这种本子，在那个年代即使影印本也属罕见。由此，更说明了田家英生前对《红楼梦》的钟爱以及研读《红楼梦》的深度。

·小莽苍苍斋藏书中的『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本

早在延安时期，田家英就通读了著名史学家萧一山著的《清代通史》，在佩服作者深厚的史学造诣的同时，他也发现了该书因受写作时代条件的局限，缺乏更新的史料和方法，加之作者较为守旧的史学观，使这部著作存在着诸多缺憾。从此他便萌生了一个志向，就是要在有生之年，撰写一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清史。他利用工作之余，倾尽所有积蓄，广泛收集清代史料，进而旁及清代学者文士的诗书画信。在他眼中，这些清儒墨迹包含着他所关注的那个时代人文、思想、学识和趣味，连缀着人物之间交往、友情乃至应酬和论争，反映着一个时代的社会风貌、发展进步及文明程度。从这些字里行间能体味出的东西，往往是正史或官方史料中无法得到的。然而，由于他的早逝，撰写清史的宏伟志向也随之夭折。

田家英在收藏过程中特别留意那些与《红楼梦》相关的史料，既是出自他平生对《红楼梦》的偏爱，同时也不排除他是要将《红楼梦》隆重地载入所要撰写的这部清史。众所周知，曹雪芹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学家之一，《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领域“隻立千古”的压卷之作。《红楼梦》自问世后，被人们竞相抄阅、广为流传，一时间洛阳纸贵，甚至于有些士大夫们放弃经学，改研红学了。正如当时社会上流行的那句诗所云：“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对于清嘉、道年间如此重大的文化现象，理应在清代史籍中有所记载，然而，洋洋千万言的《清史稿》，却找不到有关曹雪芹及《红楼梦》的只言片语，曹寅虽被提及，却只有简短三十七个字的介绍：“曹寅，字楝亭，汉军正白旗人，世居沈阳，工部尚书玺子。累官通政使、江宁织造。有《楝亭诗文词钞》。”令人失望，令人费解。

试想，如果田家英重撰清史的宏愿能够得以实现。那么，最引以为国人骄傲的曹雪芹及他的《红楼梦》必将被载入正史，甚至会被不惜笔墨地大书特书。如果田家英不是早早地离世，凭他那深厚的文学功底和聪颖的悟性，凭他对《红楼梦》的钟爱，定会为后来的红学研究事业做出更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