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 达斡尔族书面文学在少数民族文学中的概念阈定
达斡尔族书面文学作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要一极，以其勃勃的生机与活力，彰显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生成的多源性与美学形态的丰富性。特别是新时期以来，达斡尔族书面文学为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繁荣与发展注入了鲜活的原初力量，成功展示了达斡尔民族形象，张扬了达斡尔民族精神，推进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多元共生共荣。需要我们正视的是，达斡尔族文学长期以来一直面临着被静观、被点缀的境遇，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话语建构中作为“缺席的他者”，“长期游离于作为权利话语象征的中国文学史的历史记忆或文化想象之外”[1]。而且，达斡尔族书面文学又是目前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最为薄弱的一环，其弱势状况已成为学界的共识。究其包括达斡尔族书面文学在内的一些少数民族文学被淡化、被疏漏的根由，有学者认为源于两个方面：一是“主流话语的冷漠或居高临下的言说状态”，二是“批评者主体意识薄弱，以及自身批评话语的陈旧或批评思维的惰性和惯性”[2]。这种现状，某种程度上又以一种相对“稳定结构”[3]制约着少数民族文学及达斡尔族文学的再发现。在此背景下，努力突破达斡尔族书面文学长久以来被忽视、被搁置甚至“淡出文学史视野”[4]的状态，对作为达斡尔民族精神与文化重要载体的书面文学做出最基础性的研究，对达斡尔族书面文学的审美特征及其叙事经验加以梳理和总结，其价值是无可置疑的。归纳而言，达斡尔族书面文学研究的多重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现实意义。开创达斡尔族书面文学研究领域，为达斡尔族文学研究学科的创建和拓展奠定基础，加深并增进学界对达斡尔族书面文学的认识，特别是对改善当下社会语境下达斡尔族书面文学及其文化生态持续恶化现象有所补益。二是美学意义。文学批评是文学创作的动力与借镜。达斡尔族书面文学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史中出于文学之外的诸多因素而被“政策性批评”的现象，常常使得达斡尔族作家期望与其他民族作家“对等批评”的内心诉求无从实现。因此，我们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将以往弥散的个案研究加以整合，力求克服其中的偏颇与不足，使其更具系统性和完整性，并深入其内里，挖掘达斡尔族书面文学的审美新质，勾勒其总体思维进路，以推促达斡尔民族文学的进一步发展与繁荣。三是文学史意义。从历史演变角度，通过对历史发展进程中达斡尔族书面文学的理论概括，对达斡尔族晚清文人书面文学再到当代作家文学所呈现的达斡尔民族精神版图的描述，确立达斡尔族作家与作品的价值意义，并力求创造一种共识，使达斡尔族文学早日取得进入“公共空间”的话语权。
我们从研究价值和意义再回到达斡尔族书面文学的本体。在确定“达斡尔族书面文学”的基本概念之前，先对与达斡尔族书面文学有着密切关联的“少数民族文学”做出申说。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有着久远的历史，但“少数民族文学”这一概念的提出，被学界认为是一个当代性事件。文学家茅盾在1949年10月《人民文学》发刊词里，提出要“开展国内各少数民族的文学运动，使新民主主义的内容与少数民族的文学形式相结合”[5]。可以说，这是“少数民族文学”概念的第一次被提出。当然，茅盾的最初目的不是提出概念，而是倡导少数民族的文学运动。之后，关于“少数民族文学”所包含的意义，学术界在漫长的探索和认知过程中形成了多种见解。何其芳在1961年提出过“判断作品所属民族一般只能以作者的民族成分为依据”[6]的观点。新时期初，《光明日报》等报刊对此再次展开讨论。梁庭望、汪立珍、尹晓琳主编的《中国民族文学研究60年》将这场讨论的观点归纳如下：一是内容决定论。作品是否属于某一民族的文学，决定因素是题材、主题、情节、形象（主要是人物形象）和风格。二是形式决定论。认为文学作品的结构、体裁和民族语言是决定民族文学属性的关键。三是形式、内容决定论。民族文学的属性除题材、主题、情节、形象和风格之外，在结构、体裁和民族语言方面也必须有所体现。四是创作主体、内容决定论。这种观点认为，作品属性的关键是创作主体的民族身份，其次是题材、主题、情节、形象和风格，两者缺一不可。五是创作主体决定论。作品的族属完全以作者的民族身份为依据，换言之，就是以作者的民族成分判定其作品的族属[7]。最终，“创作主体决定论”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同。毛星、刘宾、吴重阳、梁庭望、张公瑾、李鸿然、张志忠等专家、学者纷纷著书立说[8]，对此也都有深入研究。
“少数民族文学”的内涵与概念一经确定，“达斡尔族书面文学”的指涉就不言而喻了。达斡尔族书面文学，是与“达斡尔族口传文学”相对应的一个表述概念。如果以“创作主体决定论”为标准，即以“作者的民族成分判定其作品的族属”推及达斡尔族书面文学，可以得出，达斡尔族作家不论是使用哪一种民族的语言文字，反映了哪一个民族的生活，都应属于达斡尔族书面文学的范畴。基于此，我们认为，达斡尔族书面文学首先在具体时间概念上指的是，自晚清达斡尔族文人书面创作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的达斡尔族作家文学，其次指的是达斡尔族作家、文学艺术工作者和文学爱好者运用满文（或借用满文字母拼写记录达斡尔语）、汉文、蒙古文、哈萨克文及其他兄弟民族文字创作的文学。它既包括以达斡尔民族生活为表现对象的文学作品，也包含达斡尔族作家书写的其他兄弟民族生活的作品。这也是本书所确定的研究范围和目标。在这方面，有以下几点需要说明。第一，达斡尔族是一个只有自己的民族语言而没有自己民族文字的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所以，达斡尔族作家的真实情况是只能以母语进行口头交流，但并不影响他们熟练地运用满文、汉文、蒙古文、哈萨克文及其他民族文字反映所属民族的历史与现实，表达他们的民族理想与审美追求。第二，达斡尔族书面文学创作中如李陀、孟晖等作家的作品，较少反映所属民族的生活内容，其缘由主要是这部分达斡尔族作家成长和生活的外部环境使然，同时，它也体现出达斡尔族书面文学整体格局的多元、开放和文化语境的变迁。若依据少数民族文学的狭义概念，将这部分作家与作品排除在外，必定会影响达斡尔族书面文学的结构性完整。第三，由于阅读、理解所限，对远居西北边陲以哈萨克文、维吾尔文创作的如巴尔登、奇克尔·尼晓、甲孜等达斡尔族作家与作品鲜有涉及，这是我们研究中的缺失与不足。第四，当代中国文坛有一些其他民族如汉族、满族作家出于特殊的人生经历和兴趣爱好，以达斡尔民族生活为题材写有《木库连的故事》（冯国仁）、《遥远的车帮》（冯国仁）、《蛙鸣》（陈玉谦、曲晓平）、《血土》（刘如玉、宋歌）、《达斡尔密码》（孟松林、石映照）[9]等作品，引起学界广泛关注。但我们认定以上作品不属于达斡尔族书面文学范畴，仅呈现了创作者自身的丰富性。
在阈定达斡尔族书面文学这一概念的同时，我们还认识到一个问题，那就是任何概念都要受到一定时空和对象条件的限制。据我们最初的设想，“达斡尔族书面文学”应当包括晚清达斡尔族文人书面文学、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达斡尔族作家、文学艺术工作者和文学爱好者共同创作的文学。但“概论”作为文学史著的一种，是由事实和思想、艺术构成的统一体。其研究范围和种类繁多，如作家与作品、文学思潮、文学流派、文学论争、文学影响等。据陈思和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的见解，它应该包括三个相互联系又有递进关系的层次，即作品、过程和精神。其中，作家及其作品是最主要的对象，没有第一层面即优秀作品的论析，任何一种文学史著都会失去研究的基础。我们认同陈思和的这一观点，且有鉴于达斡尔族书面文学的实际，可供研究的其他文学现象如文学思潮、文学流派、文学论争相对稀少单薄，加之我们对达斡尔族作家与作品的研究虽有一定积累，对其他方面的探索还很不够。因此，借力于相关研究资料与成果，将达斡尔族晚清文人书面文学、当代作家文学发展的基本格局、思维进程和达斡尔族作家与作品列为主要的研究对象，而其他相关的文学现象，则以实事求是的原则，在达斡尔族作家与作品的具体分析和研究中，尽可能多地传递其“史”的信息。因而，通俗、浅近和普及性以及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有序而整合的学术构建提供可借鉴的资料，是我们对本书的学术定位和预期目标。
确定了达斡尔族书面文学的研究对象，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就是以何种研究方法探索、开掘达斡尔族书面文学的审美价值。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方法出现了多样化的趋势，“先后引入文艺学方法、民族学方法、文化学方法、社会学方法、分析心理学方法、仪典学方法、地理学方法、符号学方法、民间散文作品AT分类法、原型批评法以及现代派、超现代派的若干方法等，实践表明，这些方法都各有自己的角度和优点，也各有自己的局限”[10]。因此，几经忖量，我们赞同当代著名作家、北方民族历史研究者张承志“正确的方法存在于研究对象拥有的方式中”[11]这一看法，认同学者刘大先关于研究者“不需要过多地纠缠于概念的时髦与否”[12]的主张，进而认为不应当将达斡尔族书面文学研究视作某种新潮的甚至是脱离实际的研究或术语炫耀的载体，应当正视现实，针对其实际来决定相应的研究方法。因此，我们构建了切合达斡尔族书面文学发展实际的研究体系，即尽可能依靠充分的文本资料和必要的理论资源，揭示其得失，力争对达斡尔族书面文学做出更为准确的分析与判断，总结其中存在的一些普遍性问题和规律。再有就是，达斡尔族书面文学特别是作家文学显现的一大特点就是由于受到地缘的制约，往往对流行于内地的文学思潮的感应“慢半拍”，且多呈稳定状态，而受现代派的影响比较有限。达斡尔族作家文学在总体艺术表现趋向上，是属于现实主义文学为主的多元创作方法。基于上述认识，在研究方法上，我们主要采用以文学研究较为惯常又通用且并非过时的美学与历史的批评方法。当然，这并不等于排斥比较文学、文化学批评等其他研究方法。达斡尔族书面文学是一个区域广泛、多元文化并存，且不乏冲突和交融的例子，表现民族和地域文化成为各聚居区达斡尔族作家共同的追求，尤其是从新时期到新世纪以来，达斡尔族作家文学努力摆脱主流思维下歌颂民族团结、歌颂新生祖国、歌颂伟大领袖的“三大颂歌主题”，开始关注现代文化挤压下特别是对市场经济语境中民族个体所面临的冲击、挑战以及达斡尔民族的前途与命运，表现出一种深切的生存焦虑与民族关怀。这些都为我们所择选的批评方法提供了施展的平台。总之，依据研究对象，量体裁衣，选定适当的研究方法，是我们力求准确、深入研究之初心。
写作体例方面，我们切合达斡尔族书面文学发展实际，参鉴现行的以研究作家与作品为主的多种文学史著，进而确定出行之有效的书写体例，即宏观上，以线性时间为纵轴，勾勒出“书面文学的基本轮廓”，分析和探讨达斡尔族书面文学的发生与来源，厘清达斡尔族书面文学发展的思维进路，并首次对达斡尔族书面文学重要构成的文学批评与理论研究、民间文学与文人书面文学作品搜集、翻译和整理的重大成就做出相应的回顾与思考。局部上，在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历程的对接中，以“民族视阈下的个案阐释”为总体构架，将主题设置、情感体验、审美品格等方面表现出基本一致或趋于相同、相似的同代作家进行归并组合，依次做出解读与分析，呈现达斡尔族书面文学与其他兄弟民族文学的某些非规约性特征。在研究过程中，我们还发现达斡尔族作家多是文学创作的多面手，因而，在择取并突出其某一方面的创作优势时，亦兼有对其他相关成就的描述，以尽力全面而完整地展示达斡尔族作家文学的审美艺术空间。
二 达斡尔族文学的繁荣发展与演变形态
达斡尔族书面文学作为达斡尔族文学的重要构成，尤其是作家文学在当下“现代性”所带来的诸多困境中，义无反顾地承担起构拟民族文化与精神品格的神圣职责，肩负达斡尔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护与发展的重大责任。与此同时，达斡尔族作家还不断地从丰富发达的民族民间文化中汲取创作滋养，找寻着他们独特的言说与审美建构方式。达斡尔族书面文学与民族文化特别是民间口传文学间的承续互动以及“诗性思维与科学理性精神的互融，传统审美意识与现代文学观念的‘交往对话’”[13]，深刻地陶冶和影响着达斡尔族作家的创作理念，形塑了达斡尔族作家文学的审美生成和文化意蕴。在这里，我们对达斡尔族文学的发展与演变形态做出简要描述，以便完整地呈现达斡尔族文学的整体面貌，认识和理解达斡尔族文学在不同时代的复杂成分和精神现象。
达斡尔族文学，以其丰富多彩的内容与传承形式，展现了达斡尔民族在天地之间安身立命的核心价值理念，承载着他们独有的生活习俗、民族心理和精神取向，反映了达斡尔民族在不同历史语境下的劳动生产与生活、思维与情感方式，且形式多样，具有反映这些内容的多种文学样式。依据达斡尔族文学的现存类型、发展路径、传承和表现方式，学界认为，达斡尔族文学大体经历由口传文学到书面文学两种发展与演变形态，具体表现为前期的民间口传文学、中经文人书面文学到当代作家文学两个不同阶段。
（一）达斡尔族口传文学，亦称达斡尔族民间文学、达斡尔族口头文学。就其表现形态而言，达斡尔族自古至清代之前的文学形态是口头文学。达斡尔族是一个有自己的民族语言而没有文字的民族，因而口头文学甚为发达。口头文学不仅仅是达斡尔民族寓情遣兴的文学艺术，还是他们记录民族历史的载体，是他们借以维系社会人心、信仰体系、伦理规范的行为准则。至今，口传文学仍以独特的精神和艺术魅力影响着达斡尔民族成员的行为，制约着个体与社会关系的协调，同时也为当代作家提供了丰富的滋养。依据达斡尔族口头文学资料以及言说或表述方式划分，达斡尔族口传文学大致可分为散文和韵文两大类，散文类主要有神话、传说和故事，韵文类有英雄史诗、乌春、民歌、谚语、谜语等多种形式。
神话是达斡尔族口头文学的重要构成。从远古渔猎时代始，达斡尔族先民就有了神话，《太阳和月亮》《仙鹤顶地球》《恩都日开天》《莫日根射太阳》等创世神话与人类起源神话，反映了达斡尔族先民对某种事物或自然现象的虚幻性认识，表现了达斡尔民族企望探索、解释宇宙万物、人类生命和万物之源的愿望。稍后出现的腾格里（天）神、白那查[14]山神，到哈拉、莫昆[15]祖先神来源的神话，耳濡目染之间，影响着达斡尔民族的精神世界，并成为他们“万物有灵”宗教观念的基础。传说，是达斡尔民族口头创作的一种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劳动生产生活、地方风物有密切联系的叙事作品。在达斡尔族口传文学中，传说和故事常常相互交叉，很难截然分开。在此只能把出现较早，且与历史上实有的人物、事件和地方风物有关的故事，放在传说中加以描述。达斡尔族传说大致可分为三类：民族历史传说、生产生活传说和地方风物传说。其中，民族历史传说内容尤为丰富，既有《黑水国的传说》《达斡尔人为什么没有文字》等族源与民族历史的传说，有《萨吉尔迪汗的传说》《奇三和孟库胡图荣嘎为民伸冤》等历史人物与事件的传说，也有如《嘎仙洞的传说》《“乌尔科”的传说》[16]等呈现地方风物的传说。此外，达斡尔族民间传说中还有一些解释动物、植物习性及外形特征的生活传说。达斡尔族民间传说是达斡尔先民对历史的艺术摄录，是他们尊重民族历史、热爱故土家园、反抗邪恶力量的生动体现。而且，由于达斡尔民族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字记载其历史，使得民间传说在某种程度上充当着解读达斡尔民族历史的重要参照和创作资源。
民间故事，是达斡尔族口传文学中的另一组成部分，主要是指以达斡尔族日常生活为题材，以现实生活为主要内容的故事。这些故事概括了达斡尔民族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真实地表现了达斡尔人民的美好愿望，展现了达斡尔民族诚信、善良、坚强不屈的民族精神。达斡尔族民间故事的种类繁多，大致可分为莫日根故事、生活故事、儿童故事等类型。其中，莫日根故事影响颇为深远，它也被学界称为“英雄故事”。被达斡尔民族称为“莫日根”[17]者，既是优秀的猎手，又是敢于同恶势力作斗争的勇士。据相关研究资料统计，达斡尔族现存莫日根故事30余篇。广为流传的有《阿波卡提莫日根》《德洪莫日根》《昂格尔莫日根》《都喜莫日根》《库楚尼莫日根》等，它们反映了达斡尔民族对英雄人格的认知，蕴含着对莫日根精神的极大推崇。其中，“力”与“勇”被演绎为“莫日根”重要而突出的人格禀赋，力大无比、本领非凡可谓是莫日根最为鲜明的特质。作为群体力量的代表与化身，莫日根还具有超凡的能力，他们代表着达斡尔人民的利益，反映着民族群体的崇高理想。莫日根这一指称甚至成为达斡尔民族精神的代言。生活故事，是指达斡尔族口传文学中现实性较强的反映达斡尔族生产与生活的民间故事，如《伊玛迪》《江蚌姑娘》《鄂尔克和博尔克弟兄俩》《宝布和莎佳》《相思的鸿雁》等，形象地反映了达斡尔族众对生活和劳动的立场观念。生活故事在达斡尔族口传文学中所反映的内容较为宽泛，有的反映劳动者以自身聪明才智与剥削压迫者展开反抗斗争，有的歌颂生产劳动与勤俭持家，鄙视和抨击好逸恶劳或贪婪成性者，有的表现达斡尔人民寻求婚姻爱情自由的强烈愿望。儿童故事，在达斡尔族口传文学中具有独特的价值，它是达斡尔民族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鲜活教材。《老鼠呀，老鼠》《大萝卜》《谁有能耐》等，都是启发少年儿童认识社会事物、辨别是非与善恶美丑的故事。它们至今作为一种“深层结构”影响着达斡尔民族的思维方式、言说习惯和伦理道德。
民歌，是指可以歌唱或吟诵的韵文类作品。达斡尔族民歌是达斡尔民族的心声，也是他们传情达意、传播各种劳动生产技能和生活知识的重要载体。达斡尔族民歌类型主要有劳动歌、习俗歌、生活歌、情歌和儿歌等。劳动歌是达斡尔民族歌唱劳动生产的歌谣，如《寻鹰》《放排》《家夫打兔》《烧炭》等。它们常常是通过对生产劳动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产生的某种心理活动的描述，反映达斡尔族众勤于奉献的高贵品德，以及勇于同大自然作斗争的坚强意志。达斡尔族的风俗习惯反映到歌谣中，便成为达斡尔民族独具特色的习俗歌。习俗歌与达斡尔民族的生存环境、宗教信仰、心理与思想情感密切相连，有在娶亲时咏唱的《定亲歌》《迎亲歌》，有在酒席宴上祝赞的《酒歌》，有在丧事时悲吟的《丧事歌》等。生活歌，是反映达斡尔族生活的民歌，有诉说封建礼教和旧婚姻制度下达斡尔女性悲苦命运的《女人好似笼中鸟》《想娘家》，有屯垦戍边官兵表达对统治阶级的不满，倾诉其悲惨命运的《博坤绰》，有揭露和控诉黑暗社会的《受苦受难的人》《穷苦的日子还要多长》《起义歌》等。情歌，是表现男女爱情的民歌，如《奇尼花如》《忠实的心儿想念你》等，表达了达斡尔族对幸福爱情的热烈追求，表现了达斡尔民族淳朴健康的恋爱观和婚姻观。在达斡尔族民歌中，情歌数量最多。儿歌，是依据少年儿童心理特征和认知水平而创作的一种形式短小的歌谣。流传于达斡尔族民间的《摇篮曲》《吹牛的蛤蟆》《雁和家雀》等，至今为达斡尔族少年儿童所喜闻乐见。一般来讲，它节奏明快又朗朗上口，且蕴含着纯真、向好的善美之心。
英雄史诗，在达斡尔族口传文学中也占有相当的篇幅。它主要反映了达斡尔族先民的生活，主人公大多是半人半神的形象，《绰凯莫日根》《阿勒坦嘎勒布日特》是被民族学家和相关专家、学者认定的达斡尔族英雄史诗，其主人公原型为达斡尔民族先祖，“实为他们心目中的文化英雄”[18]。绰凯莫日根、阿勒坦嘎勒布日特这两位英雄寄托了达斡尔先民追求新生、寻找光明、战胜邪恶的美好意向，象征着他们不屈不挠的生命意志以及改天换地的巨大勇气。达斡尔族民间“乌春”系达斡尔族叙事诗，是达斡尔族口传文学的瑰宝。“乌春”亦写作“舞春”“午春”“乌钦”等。达斡尔族学者认为，“乌春”（uqun）一词借用于满语，原意为歌，引申为具有吟诵调的叙事诗。叙事诗在达斡尔族口传文学中一直是一个重要的艺术表现形式，由于在民间创作和流传的时间颇为久远，并由不同的民间说唱艺人传唱，不甚规范。自晚清始，达斡尔族文人用满文字母拼写记录达斡尔语叙事诗，并借用满语“乌春”为其统称，使达斡尔族叙事诗趋于规范，并逐步发展为达斡尔族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创作主体和年代的不同，“乌春”又分为民间乌春、文人乌春和现当代乌春三类。达斡尔族民间乌春是口头流传的以叙事为主的韵文体作品，较之达斡尔族民歌，民间乌春所反映的生活内容更为宽泛，特色鲜明。乌春大多以整饬的结构、丰富的内容、曲折的情节、鲜明的形象，反映达斡尔人民同恶劣的自然环境与邪恶势力的斗争事迹，赞颂民族历史与现实生活中的英雄人物。至今流传于达斡尔民间的《少郎和岱夫》《送夫从军》《伊犁流放记》《雅里西翁》堪称达斡尔族民间乌春的经典。在达斡尔族口头文学中，另有一特殊类型即萨满经，达斡尔语称之为“雅德根伊若”。达斡尔民族信仰多神，是由“万物有灵”的宗教观演变而来的原始信仰，而沟通神与人之间的中介者被达斡尔人称为“萨满”。萨满在主持部落祭祀、庆典活动、丧葬仪式以及为族人禳灾祈福时，都要吟诵“雅德根伊若”。据达斡尔族民间文学研究专家杨士清、何今声搜集、翻译、整理的相关研究资料记载，达斡尔族现存《雅德根伊若》词曲20余首。而这些宗教经典又与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学界把这一类作品即“雅德根伊若”，通称为萨满经或萨满词曲。它的传承方式主要是口头流传。需要说明的是，萨满经即“雅德根伊若”，虽然属于达斡尔族口头文学范畴，但其传承只限于萨满或宗教人士，而较少在俗民百姓间流传。此外，达斡尔族口传文学中还有大量如“东西是新的好，朋友是老的亲”“哪里有艰苦拼搏，哪里就有幸福生活”“走过的地方光明，做过的事儿清白”“像疼爱自己妻儿那样，去关爱自己的父母”“乐观开朗的人长寿，暴躁多怒的人短命”等闪耀着达斡尔民族智慧与光芒的谚语。它们与达斡尔民族生活相伴而生，相随而长，对达斡尔民族的社会生活、言语行为、道德理想有着深远的影响。总之，达斡尔族口传文学以其博大精深，滋育了达斡尔民族质朴善良、乐天助人、刚毅豪放、坚韧不屈的精神特质，且长久、稳定而持续地规范着达斡尔族众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二）书面文学是达斡尔族文学发展与演变的另一阶段。它指的是达斡尔族文人、作家和文学艺术工作者运用满文（或借用满文字母拼写记录达斡尔语）、汉文、蒙古文、哈萨克文及其他民族文字创作的文学。达斡尔族书面文学呈现出文人书面文学、当代作家文学两种表现形态。
达斡尔族文人书面文学，被学者界定为，晚清时期开始出现且接受过一定教育的达斡尔族知识分子或文化人，以满文或借用满文字母拼写记录达斡尔语并以此进行的文学创作。达斡尔族文人书面文学创作的意义重大。它的出现使达斡尔族书面文学得以发生和突起，在达斡尔族文学发展历程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带来了达斡尔族文学由口传到书面即文字记载的根本性的变革，筑起了达斡尔族书面文学的基石，揭开了达斡尔族书面文学的序幕。达斡尔族文人书面文学作品，现多以手抄本形式在民间流传。据相关研究成果与资料统计，除散文外，达斡尔族文人诗歌现存近百首。达斡尔族文人书面文学创作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敖拉·昌兴、钦同普、玛孟奇、孟希舜等。其中，尤以敖拉·昌兴、钦同普这两位文人的创作成就最为显著。
达斡尔族当代作家文学，指的是1949年以来的文学，即新中国成立至今发生在特定的社会主义历史语境中的作家文学。可以说，达斡尔族作家文学即达斡尔族当代文学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同步发展演进，大致经历有两个不同的阶段。20世纪50至70年代是达斡尔族当代文学的生成与创建期。这一时期，达斡尔民族作家从无到有，逐步形成了以索依尔、吉雅、孟和博彦、哈斯巴图尔、乌云巴图、巴图宝音、奇克尔·尼秀、孟德苏荣等为代表的第一代达斡尔族作家队伍。他们以极大的创作热情写出了一大批诗歌、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和电影文学剧本，深刻地反映了达斡尔人民的新思想、新面貌，展示了他们置身社会主义建设生活的火热激情。20世纪80年代至今是达斡尔族当代文学的发展与繁荣时期。其显著标志首先表现为，曾在十年非常岁月里被摧毁的达斡尔族作家队伍重新得以集结，他们与新时期涌现出的文学中坚如李陀、额尔敦扎布、娜日斯、巴雅尔、敖继红、敖文华、苏华、苏莉、阿凤、张华、赵国安、萨娜、孟晖、孟根、苏勇、多莲荣、高志军、慕仁、杜伟军、孟大伟，以及新千年以来崭露头角的文学生力军如安正雨、晶达、吴颖丽、达拉、孟羽柱、郭白玲、娜拉等，共同形成了一个生活区域广泛的、稳定的、多梯队的创作群体。他们起步不凡，创作活跃，为达斡尔族当代文学带来了生活经验的多样性和审视生活的多视角。其次，文学体裁日渐丰富。新时期的达斡尔族作家以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戏剧与影视文学等多种艺术表现形式，抒写自我，讴歌壮美自然，表达理想追求，展现鲜明又独特的达斡尔民族生活。他们以不懈的努力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宝库，填补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上从未反映过的空白。达斡尔族作家还依托其文化母体，以其“下意识的文化自在性”生发出对所属民族文化的认同，在博大精深的达斡尔族口头文学、文人书面文学的滋养中，不断适应新生活、新环境，在努力保持独有的民族特色的同时，开拓创新，沿着新生活、新内容与民族的形式、民族的情感这一主线衍进，为达斡尔族书面文学的内容、形式、风格和表现艺术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时间推进到新世纪，达斡尔族当代文学进入一个多元发展时期。电子媒介的迅猛发展，愈演愈烈的现代化的冲击和覆盖，使传统作家与网络写手齐头并进，文坛宿将与文学新秀相互激励，已成为当下达斡尔族文学的一种客观景象。在这种繁复驳杂的文化语境中，达斡尔族作家强烈的民族意识被唤醒，很多作家开始在民族记忆中寻找精神力量。出手不凡的女作家萨娜就是一例，她的长篇小说《多布库尔河》，以新的艺术向度在当代文坛引起较大反响，为新世纪达斡尔族文学创作的整体“突围”拓开了一个新生面。昳岚的长篇小说《雅德根：我的母系我的族》则以“雅德根”建构了涵盖众多人物的、从清末至今一个世纪的家族的聚散离合、兴衰起伏。这部小说延续了昳岚在民族文化时空中对母族命运进行观照的一贯主题。以散文创作成名的安正雨，也在这一时期向达斡尔族文坛奉献出长篇小说《以父之名》。作者用心用情用爱和一种历史担当，展示了达斡尔民族多彩的记忆，表达了对所属民族的纯净情怀和敬意。这一时期，颇具活力的达斡尔族新锐作家晶达的长篇小说《青刺》以成长主题而颇受青年读者的好评。来自莫力达瓦旗的诗人孟根，凭借《莫力达瓦，我眷恋的土地》着力表现出对母族文化的推崇和坚守。女诗人吴颖丽的诗歌《那一片草原》《蒙古高原的天空》也有异曲同工之妙。伴随着新世纪达斡尔族文学的繁荣，作家在讴歌原生态的民族文化殊异性的同时，开始不断地思考在这种特殊文化背景下的生存境遇与发展出路。诗人高志军以《天堂草原》表现出浓郁的草原情结，这既是对达斡尔族独特的民族文化精神构拟，更是达斡尔族文学发展的先天优势。女作家达子、苏晓英、傲蕾伊敏在散文作品集《达紫香》《嫩水清悠》《情深不寂寞》中，力图从民族历史和现实的高度，再现达斡尔民族的生活，抒写达斡尔民族的精神，触摸达斡尔民族的灵魂。活跃于知名文学网站的女作家达拉，以长篇小说《白手帕红了》、电影剧本《麻绳》和小说集《飞过马鞍去扑火》，反映了达斡尔民族在城市化进程中，面对自身民族被改变的一种焦虑、痛苦以及现代文明冲击下的漂浮感。这一时期的达斡尔族作家，不论是对原始自然生态以及民族神性的艺术描绘，对所属民族历史的再现，对萨满仪式及“雅德根”庄严、神秘氛围的书写，还是对达斡尔民族风俗人情的精细描绘，对民族原初文化内涵的再发现，对达斡尔传统生产生活方式与民族精神的据守和构想，都使这一时期的达斡尔族作家文学呈现出崭新的面貌。
由此，我们看到了达斡尔族作家不同代际间的艺术接力，他们一直都在或显或隐地进行着达斡尔族文学的创造性转化，程度不同或取向有别，但达斡尔族作家的精神风貌、情感心理、思维志趣，与达斡尔族口传文学核心精神血脉相连，且内化为民族向心力的发源点，成为支撑和推促达斡尔族文学发展与前行的力量泉源。
[1] 李长中：《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民族出版社2013年版，第23页。
[2] 李长中：《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审美观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2页。
[3] 李长中：《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审美观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3页。
[4] 李晓峰：《多民族文学：中国文学史观的缺失》，《民族文学研究》2007年第3期。
[5] 茅盾：《〈人民文学〉发刊词》，《人民文学》1949年第1期。
[6] 何其芳：《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中的问题》，《文学评论》1961年第5期。
[7] 梁庭望、汪立珍、尹晓琳：《中国民族文学研究60年》，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9—31页。
[8] 毛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前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刘宾：《对界定“民族文学”范围问题之管见》，《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2期；吴重阳：《中国现代少数民族文学概论·绪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梁庭望、张公瑾：《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概论〈总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李鸿然：《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上）》，云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张志忠：《民族文学论稿》，辽宁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
[9] 冯国仁：《木库莲的故事》，载《冯国仁文集》，燕山出版社2009年版；冯国仁：《遥远的车帮》，海峡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陈玉谦、曲晓平：《蛙鸣》，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刘如玉、宋歌：《血土》，江西少年儿童出版社1988年版；孟松林、石映照：《达斡尔密码》，新世界出版社2010年版。
[10] 梁庭望：《20世纪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11] 张承志：《学科的黄土与科学的种子》，《读书》1988年第4期。
[12] 刘大先：《多元共生：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话语自觉》，《民族文学研究》2006年第1期。
[13] 李长中：《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审美观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26页。
[14] 白那查：达斡尔语音译，是达斡尔族供奉的山神。白那查原词为“白音·阿查”（Bayin Aqaa），白音意为富有，阿查意为父亲。达斡尔俗语中读作白那查，即富有的父亲。达斡尔族认为狩猎者所获猎物均为白那查所恩赐。白那查还被达斡尔族认为是采集、采伐、渔猎、放排等劳动者的保护神。
[15] 哈拉、莫昆：达斡尔族的哈拉（Xal）为古老的达斡尔氏族集团名称；莫昆（Mokon）则是由哈拉分化出来的、在血缘关系上更亲近的新氏族集团。
[16] 乌尔科：达斡尔语音译，指金长城边堡。
[17] 莫日根：达斡尔语音译，意为猎手、勇士。
[18] 赛音塔娜、托娅：《达斡尔族文学史略》，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