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对外经贸关系的理论依据及其实践运用

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与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的分水岭，而且也是认识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对外关系的基本思想方法，毛泽东在《矛盾论》一文中引用列宁的话说，辩证法认为统一物分成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而两个对立又互相关联着。[15]还说：“双重性，任何事物都有，而且永远有，当然总是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16]正如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内部，既存在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属性，也存在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的属性，深刻认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和国际贸易功能的对立统一和双重性，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关系的基本理论依据。

（一）世界市场是配置全球资源的手段

利用世界市场配置全球资源，当然是为了提高资本报酬，但同时也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世界市场之所以配置全球资源，首先是因为在世界市场日益扩展的情况下，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或具有世界主义的性质。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成为世界性的了。……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应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国内产品来满足的消费，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17]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生产和消费的世界性特征日益明显，世界市场支配着全球生产以及生产资源的流向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基本特点。

其次是大量商品进入国际流通领域，使货物价格出现“趋同性”、统一性，出现了国际商品行市现象，这成为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杠杆。大量的商品货物进入国际流通，同类货物的价格不断接近并统一，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逐渐使世界市场价格趋于统一，从而为世界市场配置全球资源提供了基本条件。

再次是在世界市场机制作用下，世界工业产品结构和生产结构发生了变化，它在促进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也塑造了发达国家与殖民地附属国的垂直分工关系。在世界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广大不发达国家通过与发达国家的投资和贸易关系，它们向主要发达国家输出农业初级产品和矿物，从主要发达国家进口各类制成品和钢铁、石油及其制品，从而形成了全球垂直型的国际分工。[18]在世界市场机制作用下，国际分工不仅在发达国家与殖民地附属国之间展开，而且也在发达国家之间展开，从而形成了水平型分工。国际分工在世界的广泛展开，无疑提高了资本和资源配置的效率。

最后是在世界市场机制作用下，形成了国际市场中心化和世界货物定价中心化，不仅初步奠定了世界经济秩序的基础，而且增强了世界市场机制的功能，使资源配置范围和效率都达到新水平。伦敦波罗的海交易所几经变化，衍生出的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Baltic Dry Index，缩写BDI），直到今天这个指数依然在世界航运业、国际交易活动中发挥重要影响，而且也是企业和经济研究者观察国际贸易发展趋势的先行指标之一。

（二）国际贸易发展的双重性

国际贸易的发展既意味着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的扩张，意味着对国内国外剥削的扩大和加深，但同时它又有促进世界经济发展、促进贸易双方都产生经济福利的另一面。马克思1848年发表的《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阐述了国际贸易的双重性原理，他说：从短期看，“自由贸易扩大了生产力……生产资本增加了对劳动的需求……因而工资也就提高了”[19]但从长期看，“随着生产资本的增殖，它就必然更加盲目地为市场生产，生产愈益超过了消费……危机的发生也就愈益频繁而且愈益猛烈”，结论是自由贸易制度加速了社会革命。至于国际贸易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循环和扩大的作用，对于国民福祉的改善，马克思也有很多论述，“如果某个国家闭关自守，那么，它的剩余产品就可能以这种剩余产品的既有的实物形式消费掉。在这个国家中，剩余产品可以交换的范围就会受到不同生产部门的数量的限制。这种限制通过对外贸易才能消除。……对外贸易可以增加某个国家的剩余产品能转化的形式和能用来消费的形式。”[20]

国际贸易的发展不仅促进世界经济发展，而且还创造了世界性的人类生产文明，如国际市场交易手段、商业规则与文明的创造与完善，这也是人类生产力发展和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

首先是推进了国际交易支付体系的统一性。自从1821年英国实行了金本位制以后，19世纪70年代以后，欧洲主要发达国家都相继过渡到单一的金本位制，俄国与日本也于1897年过渡到金本位制。各国货币的金平价使得各国的汇率相对固定，一方面使世界市场上的价格水平更易于趋向统一，各国国内物价的相互联系也更趋密切；另一方面，也为国际商品交换和资本输出创造了有利条件。在金本位制下，货币能够自由兑换，这就为多边清偿和支付体系的形成和运作奠定了基础。国际支付体系的建立又促使贸易关系得以突破双边的限制，大大便利了国际资金的流动和债务的清偿。随着国际支付和国际清偿业务的扩大，逐渐形成了国际金融市场和中心化趋势。

其次是推动了国际贸易法律规则和贸易惯例趋于统一。世界市场的统一性并不意味着不同国家资产阶级各自利益的一致性，相反其经济利益矛盾有增无减。但是他们整体利益的一致性以及彼此联系的紧密与相互依存，又迫使他们不得不在冲突和利益斗争中寻求协调分歧和消弭争端的途径，其中可行的办法就是制定和调整国际经贸关系的法律规则以及统一有关方面都能接受的贸易惯例。前者是通过缔结国际公约和协定来实现，后者则是在长期业务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成为非法律形态的潜规则，对贸易双方当事人行为具有心理上的影响并愿意在合同中明确采用。

最后是推动了世界航运与海事规则趋于统一。经过半个世纪的利益博弈，终于在1924年，制定的《海牙规则》是海上运输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公约，海事仲裁制度也随之建立和完善，这都为后来近百年的资本主义海洋贸易发展和繁荣提供了重要保障。

（三）列宁时期和新中国前30年的实践运用

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市场和国际贸易的双重性原理为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对外经贸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但是它能否转化为现实，还取决于不同时代的国际环境以及社会主义经济决策者的认识。俄国十月革命后，列宁把苏维埃国家发展对外贸易、建立与世界市场的联系看作是社会主义命运攸关的重大问题。在实施新经济政策的1921年时列宁说：“有一个极大的因素使我们能够在这种复杂而又十分特殊的情况下存在下去，这一因素就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同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贸易关系。”[21]他还说：“从社会主义建设的观点看，现在多付几亿给外国资本家并因此获得恢复大工业所需要的机器和材料，这对于我们是有利的。这些机器和材料可以使我们恢复无产阶级的经济基础，使无产阶级变成一个坚强的阶级。”[22]可见，在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之后，巩固新生的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是列宁主义首要的政治经济学逻辑。

当时的国际环境有无这种可能呢？当协约国对新生的苏维埃国家实施经济封锁时，列宁就预言道：帝国主义列强“明知同我们建立贸易关系会增强我们的力量，现在却不得不违心地走上这条道路”[23]，因为“有一种力量胜过任何一个跟我们敌对的政府或阶级的愿望、意志和决心，这种力量就是世界的共同经济关系”。[24]列宁说的全世界的共同经济关系，就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各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不断加深，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贸易关系中也不例外。而事实正如列宁所料，在1921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来临情况下，世界市场供求矛盾尖锐化，这迫使英国不得不与苏联订立第一个临时贸易协定。列宁对此评论说：“资产阶级国家需要同俄国作生意，因为它们知道，没有这种那种形式的经济联系，它们还会象以前那样继续垮下去”，[25]由于英国在当时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中的领头羊地位，列宁把这个俄英贸易协定看作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它从根本上动摇了帝国主义国家对苏维埃国家的封锁体系，对苏联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贸易关系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与帝国主义国家开展的封锁禁运与反封锁禁运的斗争，再一次证明了列宁的科学论断。

中国共产党关于新中国与外国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的态度始终很明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再次提到，“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并且现在已经开始做，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正在互相竞争。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26]1949年9月新政协制定的《共同纲领》就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平等互利基础上与各国政府和人民恢复并发展通商贸易关系。在当时，主要是建立和发展了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贸易关系，此外，也努力发展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贸易关系。1951年中国派代表团参加了在莱比锡、布拉格举办的国际博览会，宣传介绍新中国进出口贸易及市场情况。1952年4月在莫斯科的国际经济会议上，中国代表团与到会的30个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100多个工商团体和企业家进行了广泛接触和洽谈，同英国、法国、瑞士、荷兰、比利时等11个国家的50多个工商企业签订了总额达2.24亿美元的贸易协定，在西方禁运的壁垒上打开了缺口。5月成立了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首先发展同日本的民间贸易，签订了价值3000万英镑的贸易协议。[27]新中国积极开展对外经济贸易活动的姿态已在世界上树立了自己的形象。

在新中国前20多年历史进程中，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封锁和禁运，再加上从50年代末期起苏联中断对中国的技术合作，大幅度削减贸易往来，中国实际处于封闭和半封闭状态，怎样突破重围，打破僵局，成为中国经济建设的重大问题。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开创者，1974年2月他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28]，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里程碑。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逻辑看，尽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世界占主导地位，但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程度各不相同，社会经济形态多元，社会主要矛盾并不完全表现为资本与劳动的矛盾以及民族资本主义与落后经济形态的矛盾，而国际垄断资本扩张、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侵略掠夺是更为突出的社会矛盾，在多种矛盾交织中，国际阶级关系和阶级矛盾并不简单地表现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垄断资本与全世界无产者的对立，而美苏争霸对世界和平的威胁则是最主要和最突出的矛盾，因此它们是人类利益的最危险的敌人。中国是世界大三角关系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力量，但中国不属于发达国家，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因此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在“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中，敌、我、友的界限很分明，国际政治分野十分清晰，而且也指明了中国经济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发生联系的现实可能性以及可能产生的贸易伙伴。在这个理论指导下，中国于70年代中后期与美国以及第二世界中的许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和发展了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关系，成为中国在新的世界形势下进行对外开放和经济技术合作的重要理论依据和思想引领。正如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的《决议》所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29]

1972年初，中国政府考虑从西方国家进口成套化纤、化肥和钢铁设备的工作被正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对于我国经济贸易方向的转变，陈云指出，过去我们的对外贸易75%面向苏联和东欧国家，25%对资本主义国家。现在改变为75%对资本主义国家，25%对苏联、东欧，我们外贸主要面向资本主义国家这个趋势已经定了。[30]从1972年至1977年，前后总计进口总金额达到51.4亿美元。加上国内自力更生的生产和设备改造，共兴建了26个大型工业项目，总投资额约214亿元人民币，到1982年这些项目全部投产，[31]成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工业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

尽管新中国前30年我国对外贸易受到西方封锁禁运、苏联中断援助以及极“左”错误的严重干扰，但并没有从根本上阻止我国进出口贸易增长的势头。1950—1979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从11.35亿美元增长到293.3亿美元，年均增长12%以上；其中，进口贸易从5.83亿美元增长到156.7亿美元，年均增长13%以上，出口贸易从5.52亿美元增长到136.6亿美元，年均增长12%左右。而且，随着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发展，还促进了商品结构的改变和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