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现状

1．关于费希特理论的研究现状

20世纪50年代，学院版《费希特全集》终于由R．劳特主持开始编辑出版，在那之后，费希特研究在短时间内向前迈出了很大的一步，开始出现比较繁荣的景象，甚至可以说在小范围内出现了一种“复兴”。从自1992年创刊以来的《费希特研究》所谈论的主题也可以看出，国外费希特理论的研究几乎涵盖了费希特哲学的所有方面，研究角度也比较多样，其论题囊括了费希特多个版本的知识学、费希特的伦理学、费希特的实践哲学甚至于费希特哲学与艺术的关系，等等，这种全面开花的状态表明研究兴趣和程度的不断加深，但在另一方面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失去重点。对于费希特理论而言，最为重要的还是他的知识学理论，因为知识学是他的理论大厦的基础，是理论推演的原则，无论是他的实践哲学还是伦理学、法权哲学都是建立在知识学的基础之上的，对这些被称为“具体”的哲学学科的研究需要以对知识学的基本把握为基础。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研究，知识学的一般逻辑已经被揭示出来。代表性的研究著作包括亨利希1966年发表的《费希特的原初洞见》。这一篇文章可以算是德国当代关于费希特研究的最为重要的文献，它在当代第一次标示出了费希特理论与它同时代人的不同之处与重要性。在这篇文章中，亨利希基于对自身意识思想的发展历史的考察指出，是费希特第一个发现了传统自身意识反思模型的困难。由此，亨利希重新开启了对费希特的全面研究。除此之外参与学院版《费希特全集》编纂的Daniel Breazeale于2013年出版《对知识学的彻底思考：费希特早期哲学中的主题》（Thinking through the Wissenschaftslehre: themes from Fichte's early philosophy）。在该部著作中，Breazeale将他四十年的费希特研究，特别是关于费希特早期知识学的研究论文重新编辑和修改，以一个整体性的方式展示了费希特在1794年至1799年间知识学中的主要的，也是难解的问题，对费希特早期的知识学做了比较系统的阐述和澄清。另外，亨利希在2018年出版的《言说颇多之自我》（Dies Ich, das vielbesagt）收录了他2019年的新作《对洞见的再思考》。在《对洞见的再思考》中，亨利希基于对费希特哲学的原则——自我意识的再思考，从自我与主体的问题出发，在分析哲学的问题域中，再次探讨了费希特知识学的三个公式，以一种不同于以往的视角考察了费希特的知识学建构，进一步推进了对费希特知识学的研究。其他对知识学的研究著作包括George J.Seidel对1794年的知识学第一部分进行评论的《费希特1794年的知识学：对第一部分的评论》（Fichte's Wissenschaftslehre of 1794: A Commentary on Part I）；从自我意识的历史入手研究费希特耶拿早期思想的中的思辨问题的《自我意识的历史：费希特1794—1795年知识学中的思辨问题的起源》（Ulrich Claesges 的 Geschichte des Selbstbewusstseins:Der Ursprung des Spekulativen Problems in Fichtes Wissenschaftslehre von 1794—1795）。Thomas Sören Hoffmann 对最后一版知识学进行分析的《约翰·哥特利布·费希特1812年的知识学：先验唯心主义的遗产与挑战》（Johann Gottlieb Fichtes Wissenschaftslehre von1812:Vermächtnis und Herausforderung des transzendentalen Idealismus）等。对各个版本和不同时期的知识学的分析将费希特知识学的大致面貌描绘了出来，但对比和综合研究知识学整体结构及之间观念变化的文献还十分稀少。因此，对知识学的本质的把握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知识学的核心结构，掌握关键概念。

就本书切入费希特理论所借助的“想象力”概念而言，国外学者已经开始意识到它的重要性，并做出相关研究，比如Günter Zöller在《费希特的先验哲学》（Fichtes Transcendental Philosophy）一书中对费希特的想象力对感性世界的构成性作用作出了肯定性论断。他认为，思维和想象的活动，并不仅仅提供可确定之物作为确定之物的基础，同时对象通过想象力与感觉的直觉的共同作用成为客观的和表面上独立的思维确定性。亨利希《在康德与黑格尔之间》一书中就提出了“想象力”是费希特在《自己对基础哲学的沉思录》中的最重要的成就之一的观点，他认为想象力涵盖了从感受到冲动到渴望的所有结构，是我们对外在世界的信念的基础，因而对费希特的研究需要专注于想象力的结构。

专注于想象力的结构，并将之作为一门自由理论的实现的研究著作也已经出现，Reinhard Lock在他的著作Schwebende Einbildungskraft（《摆荡的想象力》）中细致分析了费希特如何通过想象力的辩证结构和生产本质实现理论上的自由的。除著作外，以想象力概念为对象的研究文章也比较丰富，包括Rudolf Makkreel的“Fichte's Dialectical Imaginatin”（《费希特的辩证的想象力》）, Lore Huehn的“Das Schweben der Einbildungskraft”（《想象力的摆荡》）等等。

这些研究结果表明，想象力概念对费希特理论的重要性正在逐步被认识，它所具有的理论潜力正在被挖掘。它同时意味着国外费希特研究开始走向细致化和纵深化。

就本书的核心主题“自由”问题而言，研究相对深入一些。但这种深入依托的是对整个德国古典哲学的自由问题的研究进展，包括康德的、谢林的和黑格尔的自由理论，如2017年出版的Dialektik der sittlichen Freiheit: Hegels Auseinandersetzung mit seinen Vorgängern （Haeng-Nam Lee,《道德自由的辩证法：黑格尔与他的先辈的对抗》），以及更为当代的哲学家的自由理论，比如Violetta L.Waibel就于2015年出版了Fichte und Sartre über Freiheit Das Ich und der Andere（《费希特与萨特的论自由：自我与他者》）一书，从自我与他者的问题出发，探讨萨特与费希特的自由理论。这意味着，费希特的自由问题在与同时期哲学思想的联系中，在自由问题的整体性研究中，在一种历史与问题的脉络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澄清。他自由理论提出的背景、针对的问题、尝试的方式与前进的路径，都具有了一定的明晰性。同时，这也意味着，对费希特的自由问题的研究更多的是将它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整体的一部分，而没有注意到费希特自己自由理论的独特性。由此，相关研究文献也十分稀少，涉及自由问题的代表性的有Allen Wood 2016年出版的Fichte's Ethical Thought（《费希特的伦理思想》）, Günter Zöller 1998年的著作Fichte's Transcendental Philosophy: The Original Duplicity of Intelligen and will（《费希特的先验哲学：理智与意志的原初三重性》）。

就国内而言，按照梁志学《费希特在中国》的介绍，费希特研究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0]。经过三个时期的发展，国内费希特哲学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特别是与根据巴伐利亚科学院版第I辑翻译和编撰的《费希特著作选集》出版同时进行和展开的对费希特理论的专项研究。研究的成果主要以著作的形式呈现出来，包括梁志学1991年的《费希特青年时期的哲学创作》、1995年的《费希特耶拿时期的思想体系》, 2003年的《费希特柏林时期的体系演变》，谢地坤的《费希特的宗教哲学》（1993年），郭大为的《费希特伦理学思想研究》（2003年），张东辉的《费希特的法权哲学》（2010年）等。从哲学专题研究可以看出，对费希特最为重要的知识学国内学界并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和投入。这是最为严重的问题。这种忽略意味着国内学界对费希特理论体系的整体架构还缺少理解和把握。其结果是，我们只能在一些表现性层次上理解费希特哲学，或者只能基于康德和黑格尔来理解费希特，而尚未足够把握费希特哲学所具有的原创性理论的魅力。

一个可喜的情况是，随着近几年谢林哲学研究在国内的盛兴，对费希特的哲学作为一个伴随性的研究，也得到了一定的推进。比如2021年倪逸偲就发表了《探求意识实在性的终极根据：费希特与谢林早期先验哲学的平行演进（1794—1797）》的文章。文章指出费希特与谢林早期先验哲学方案虽有差异，但仍然具有共同的理论主题，他们都是对意识实在性的终极根据的平行探索。两者都将自我意识作为先验哲学的中心问题，并都试图将思维—存在统一体建立为哲学的最高本原，从而在完成意识实在性奠基的同时，建构起先验哲学的完整体系。与此同时，作为哲学最高本原的思维—存在统一体也是先验哲学的终极根据与原初开端。先刚在2019年的论文《试析早期谢林与费希特的“绝对自我”观的差异》中就指出，费希特在《全部知识学的基础》中还没有真正建立起绝对自我这一被认为是费希特的哲学基点的概念。

但整体而言，国内费希特的研究还是很不足的。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在于研究材料掌握的不足。费希特知识学不断被发现和出版的新材料在国内研究中还没有得到利用。我们知道费希特一生中写作了很多个版本的知识学，尽管并不是每一个版本的知识学都是完整的、被出版了，但其中最为重要的几个版本的知识学是很有进行比较研究的价值的，尤其是被称为《知识学新方法》的这个版本。它对于理解费希特思想观念的转变，理解费希特的整体理论都十分重要。此外，在二手材料占有上的不足也需要克服。只有这样才能逐步缩小国内费希特研究与国外研究在量和质上的差距。

总的说来，费希特理论的重要性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在逐渐被承认，相关研究也开始逐步展开，尽管国外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都领先于国内，但二者在一些基本问题上还是“一致”的，这些问题集中在“知识学”之上，包括对知识学整体结构的把握不够深刻，对知识学版本《知识学新方法》及其它版本的研究不足，国内外研究的共同问题就是对知识学作为一个哲学体系的基础地位、性质和目的理解尚欠充分。

2．关于费希特与马克思之间关系的研究现状

尽管国内外比较费希特与马克思的理论差异、探讨二者理论的相关性的研究确实存在，但就本选题而言，并没有完全契合的相关著作和文章。因而对于研究现状的说明只能就作者已经掌握到并阅读的文章，作出一个与选题相关的研究状况的描述。

就直接为费希特和马克思之间关系做肯定性辩护的研究而言，在学界最有地位的应该是洛克莫尔。他在1980年出版的《费希特、马克思和德国哲学传统》中从活动的概念、人的概念和元理论三个层面分析了费希特和马克思之间的相似性，并指出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的历史主体的不完满性，在之后试图在费希特的理论中找到一个替代性的概念。这个转向构成了马克思对费希特哲学的依赖。

在他的文章《费希特在马克思思想中的影响》中，他从费希特对青年黑格尔运动的影响入手，经由费希特与青年马克思的关系，随后通过指明马克思对感性世界和对人的定义与费希特理论的切近，论证了费希特对马克思思想中的关键概念存在影响的观点。他的另一篇代表文章是《马克思是一个费希特主义者吗？》。文章首先提出了马克思与费希特之间的关系问题，并认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有赖于如何理解费希特主义者。通过论证他指出，马克思的全部立场是试图以人类能动性理论为基础，在现代工业社会中规划人类自由的现实条件，这种通过人类的能动性理解人类的方法是费希特在批判康德的时候探索出的，马克思批判黑格尔的时候借用并改造了这一方法。在这一意义上，他得出马克思确实是一个费希特主义者的结论。在《费希特的唯心主义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中，洛克莫尔首先通过对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区分的质疑，指出除了思维与存在的区别之外，没有其他的标准能够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区别开来；其次，他从理论和元理论两个层次对马克思和费希特的哲学进行比较，并指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区别并不能把二者的思想区别开来，马克思的立场与德国古典哲学传统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从洛克莫尔的著作和文章可以看出，他认为马克思与费希特之间的联系是全方位的，不仅二者最为核心的概念在内涵上和作用上是相似的，二者在这个概念之上建立起来的理论在元层面上亦是相近的。可以说，洛克莫尔已经指出了马克思和费希特之间最为重要的联系，并且建立起了这种比较展开的模式，但是遗憾的是，洛克莫尔对费希特的研究似乎还没有扩展到费希特于20世纪90年代发现和出版的《知识学新方法》。在这一版知识学中，费希特的某些重要的观念已经发生改变，比如对自我的定义、对自我和非我关系的定义，某些在之前的知识学中看似不重要的概念获得了关键性的地位，比如想象力的概念。这些对把握费希特体系而言具有重要意义的要素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还没有被恰当地对待，这种非主观性的忽视所造成的结果就是他对费希特和马克思之间关系的认识还停留在80年代所建立的框架中，并没有在细节和内容上更为深入。

就国内而言，对费希特与马克思关系之间的研究开始成为一个关注点。博士论文也开始出现以此为议题的研究，比如司强博士的论文《青年马克思和费希特思想关系研究》以近代德国的历史和思想发展为背景，分析了青年马克思和费希特思想之间的关系。他的研究从费希特的思想对当时德国思想界的影响入手，阐释了马克思如何在当时的理论环境中接近费希特又背离费希特。在这篇文章中，司强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即青年马克思在哲学观、哲学立场、批判方法、宗教批判等诸多方面都受到费希特哲学的影响。但在后期马克思抛弃了理论中的这些费希特的因素。该篇文章对国内马克思与费希特关系的研究而言具有重要意义，它从理论环境整体入手考察费希特对马克思思想的影响，对本选题而言具有借鉴意义。但该篇文章的考察更多的是历史性的和史料性的，并没有深入涉及费希特的知识学体系。

相关的文章则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出现。如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1995第6期的沈真和梁志学的《费希特与马克思》。该文章认为，关于马克思对费希特思想的批判继承是一个长期被忽视的课题。出于对这个问题的关注，文章从评述费希特哲学体系入手，通过以下三个方面的分析考察，即马克思在其哲学思想形成过程中对费希特的有关看法，费希特哲学方法经黑格尔中介而在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系统的构建中留下的痕迹，费希特实践哲学中的一些基本观点与马克思的相关思想的对比，得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是费希特思想遗产的当然继承者的观点。

张荣的《费希特与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认为费希特首次将实践概念提升到哲学世界观高度，将自我行动作为知识学体系的构造原则，系统论述了实践活动的具体内容，从而确立实践在认识理论中的基础地位。文章指出费希特的实践观不仅具有认识论意义而且具有世界观意义，是一种“实践唯心主义”。通过对费希特实践观的分析说明了以下逻辑事实，即费希特的实践的唯心主义是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直接理论来源之一，费希特的实践观与黑格尔的辩证法、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一起，直接构成了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逻辑前提。

崔文奎对费希特与马克思关系的研究主要从政治哲学入手。在《费希特政治哲学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影响》 （《政治哲学研究》2010年第2期）中，他表达了以下观点，费希特的政治哲学与康德和黑格尔的政治哲学一起构成了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思想来源。马克思不仅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费希特法权思想中所包含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成分，而且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费希特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相界分的思想和劳动的概念。正是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实现了政治哲学方法论的突破。

在另一篇题为《费希特的实践概念对马克思构建唯物史观的影响》（《哲学研究》2010年第5期）的文章中，崔文奎指出费希特确立了“哲学是根据原则对整个现实进行塑造”的学问，以引导时代精神和影响社会为目标，费希特能动性的实践的哲学，不仅为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而且与黑格尔的辩证法、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一起，直接构成了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逻辑前提。

2019年张东辉在《北京社会科学》发表文章《费希特的劳动思想及其在国民经济学中的运用——兼论对马克思的影响》。文章指出费希特真正地从哲学的角度论证了劳动是人的基本权利，他的劳动理论在劳动的本质、组织方式和目的三个方面对马克思产生了影响。

从这些研究可以看出，国内对马克思和费希特关系的研究在逐步推进，但整体来说还停留在一般性的层面上，没有进入专门性的研究，大多数只是借助于马克思理论中的“实践”概念，以之比照于费希特的“行动”概念。这种做法有其正当性，但还需要深化。

综合而言，国内外对马克思和费希特之间关系的研究正在不断深化，但是研究中还存在许多问题。这些研究作为资源和背景材料能够作为一个坐标，为我们的研究提供借鉴和指导，帮助我们定位困难并解决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