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自20世纪上半叶以来，将书法史作为现代意义上的艺术史来研究，已成为学术潮流。所谓“作为艺术史的书法史”，似乎是同义反复，有人会认为，既然书法是一个艺术门类，关于书法的历史自然就是艺术史。比如，按照传统理解，只要能鉴定历代书法作品的真伪，将其与作者的传记材料连贯起来，就自然成史。但这种观念，在20 世纪初即已遭到激烈批评，按梁任公旧史“四弊二病”说，这样的书法史存在“只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能铺述而不能有别裁”等问题。经梁任公振臂一呼，书法史的写作颇有改观。早在20世纪30年代，祝嘉《书学史》就有了鲜明的史学主张。当然，他的史识支撑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这一点，仅从他将魏晋南北朝和清代视为书法史上两大高峰，视唐宋为衰落时代即可看出。祝嘉之后，随着书法逐渐成为一个现代艺术学科，书法史研究领域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学术资源，高质量的书法史著作在中外学界继作不绝，但作为艺术史的书法史还在进程之中。
既是艺术史的研究，自然要求对艺术史方法论有所运用。客观地说，在国内学界，书法研究对人文社科方法论的自觉运用，要滞后于其他学科，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书法学界提出新问题，并对书法传统进行现代解释的能力。就学科归属来说，书法史也通常和绘画史、雕塑史一样被视为美术史的一个分支。但在实际的历史考察中会发现，书法作为书法史的研究对象，通常是从属于一个内容远为丰富的文化系统。就古代文人士大夫的游艺实践而言，首当其冲的是诗文，其次是书法，然后则是绘画及其他玩好。除开那些单纯讨论书法风格的研究，一旦从更大的文化视角来看书法，书法就势必与创作主体多元的社会实践相关联，而这种关联也正是书法价值的生成场域。
刘鹤翔此书的立意显然充分考虑了这一点。作为苏轼书法的个案研究，本书将苏轼的书法活动置于宋代“文的复兴”这一历史背景下，从苏轼的政治、诗文、艺术活动与日常生活来考察其书法与其他社会实践的联系，并运用空间理论来界说苏轼书法的空间实践形式，进而考察在特定书法空间中人文意义的建构。
本书题名“湖山公案”，取自苏轼的燕集词，本身是一个发现，对文人书法的交往空间以及书法与自然空间的联系而言，“湖山公案”是一个具有概括力的意象。
作者将苏轼的宦游空间把握为一个文化地理结构，在这一方法论意识下，苏轼的题名、题字和诗文题刻，被解释为这一地理结构的表征，以及北宋士大夫“天下”意识的镜像。作者认为，在其时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文化中，这些书法文献体现了乐观的文化态度和远大的文化抱负。将苏轼的山水题刻视为将外部自然人文化的签名形式，作者指出士大夫书法空间的这种扩张，与北宋积极探索外部世界、追求客观再现的绘画具有互文性。作者还对书法的空间文本进行了分类。山水题刻之外，士大夫建物是作者重点考察的领域。在士大夫普遍追求入世价值的北宋，这些建筑物作为书法载体，具有文本化的传世效力。通过文本分析，作者认为作为“士人纪念碑”的建筑物以及相关书法作品，表征了一种政治—文化上的“全景视觉”。这些见解，富于启发性。
文化地理学视角下的书法空间研究，是本书具有创新性的方面。通过对士大夫流寓文化的考察，作者指出，自称“身行万里半天下”的苏轼，在迁谪过程中，通过书法作品进行了一种自觉的教化实践；其在岭南地区的众多诗文作品和题词，具有将中原审美文化传播到岭南地区的教化意义。在书法空间感知的研究方面，作者将自然空间与书法风格联系起来，认为苏轼广阔的空间感知与超迈的精神境界，是其书法取得高度成就的原因；苏轼众多的唱和诗、尺牍、题跋等，具有唱和诗式的空间文本结构，等等，均是合理可信的诗学解释。
本书对空间叙事方法的探索，旨在对书法进行价值研究。按现代以来颇有影响的“宋代近世说”，宋代是中国现代性的开端。本书认为，近世社会的“扁平化”使士大夫的主体意识空前强烈，在苏轼的书法实践中隐含了一种强烈的“不朽”意识，这种主张，带有北宋思想世界的鲜明烙印：在一个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时代，书写活动具有强烈的言志意味，借以传达士大夫独特的审美体验与历史意识。
本书最后，从全书的写作来看，作者对与苏轼有关的史料作了系统的梳理，从文本细读出发，精心编制了一种空间性的苏轼传记，叙事疏密有度且富于历史感悟，颇有创造性地实践了一种书法空间叙事方式。
是作者在其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稍事校正写成的，其中的理论意识和叙事方法均符合我的期待。就现状而言，当今的书法史和书法理论研究一直有转型的内在需要。这种转型应该是以新的方法论导入为标志的。除了本书借艺术地理学和空间理论与艺术社会史建立书法分析结构的方法，诸如图像学、现象学、符号学、人类学和精神分析等，均是适用的理论资源。当然，这还需要当代的书法研究者穷究其理，方能向悠久的书法传统提出更多有价值的问题。
总而言之，书法史的研究的繁荣大有待学界的持续努力。毕竟，作为艺术学科的书法虽已相当古老，但作为一个现代学科的书法史还很年轻。
是为序。
庚子初冬于京西得天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