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杨绛的文化人格

什么是“文化人格”？现代的“文化”概念通常指的是“社会成员共享的价值、信仰和对世界的认识”[1]，而“人格”概念则具有心理学、伦理学乃至法学等层面的内涵。20世纪美国“文化与人格”学派从文化和人类学角度进入人格研究领域，将“某一社会文化是如何对该文化中的个体产生影响”[2]这一问题作为主要考察范围，提出了“人格类型的多元性对应着文化的多元性”[3]等理论假设。从“文化与人格”学派的研究可以看到，所谓“文化人格”的问题，就是处于某一特定文化系统中的个体或群体所蕴含的该文化根本特质的问题。这种研究思路在中国学者的文化研究中同样可以看到。譬如唐君毅在《中国文化精神之价值》中比较中西方文化精神的差异，实质上就是在比较中西方不同民族文化人格之间的差异。他提出“中国文化精神，因重具体而普遍者，而恒以人物人格概念为第一”[4]，而“第一流之文学艺术家，皆自觉的了解最高之文学艺术为人格性情之流露”[5]。唐君毅对中国文学艺术家人格的分析正是从文化尤其是从道德的角度进入的。

唐君毅的人格理论实质上还反映了文学研究领域的一种与结构主义批评相反的路径，也就是说，在文学批评中，“人”与“文”并不是两个可以相互剥离的系统。在中国以儒家美学观为中心的文学批评传统中，杰出的作品往往被认为是“人”与“文”达到高度统一的作品。类似的批评观实质上在西方现代批评家的理论中也有体现。譬如英国“新浪漫派”批评家米德尔顿·默里就指出：“了解一部文学作品，就是了解作者的灵魂，而作者也正是为了展示其灵魂而创作的。”[6]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这类批评观实质上关注的都是创作主体精神的问题。它强调了在考察一个具备典型文化意义作家的过程中探讨创作主体人生实践和美学实践的重要性。

作为一个具备多元身份的作家，杨绛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无一不是其人生实践、审美理想和伦理道德观念的表露，而“个人的活动余地很大程度上受到经济发展进程、社会运动与政治结构的限制，历史的内容远远超过人们相互之间的图谋”[7]。杨绛的一生，始终与现代中国的历史变迁相交缠，是个人的，也是时代的。正如陈众议在杨绛逝世后所言，“我国现代文坛最后一位女先生的后事”,“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一代大师的远去”[8]。杨绛生命中的一百多年，也是现代中国沧海桑田的一百多年。作为历史的参与者和见证者，杨绛的精神气质与近代以来变革中的中国社会风气、学术思想和文学浪潮之间存在怎样的联系？作为作家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展示，杨绛的创作和研究，体现了一种怎样的创作个性和生存哲学？在作家的个人叙事中，杨绛提供了一幅怎样的中国历史图景？它和历史的宏大叙事之间存在什么样的距离或关联？从杨绛文化人格与文学精神的构成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怎样的人生境界？……以上问题，以往的研究或多或少有所涉及，但依然留有大量的讨论空间。

譬如对杨绛人格与风格之间关系的研究，林筱芳使用了“边缘”的概念来定义杨绛的风格及其意义，并从观照视角和行为伦理等层面讨论了杨绛的“超而不脱”[9]的姿态。胡河清则将杨绛的人生经历与她的长篇小说《洗澡》进行了互文式的解读，从道家的神秘主义传统分析了杨绛在特殊时期的“退隐”，并盛赞其为“在当代中国文学中，文章家能兼具对于芸芸众生感情领域测度之深细与对东方佛道境界体认之高深者”[10]。余杰则对此不以为然，认为杨绛这种“隐身衣”式的“逍遥游”乃是一种“非道德化、非规范化、非政治化”的，“知而不行”的、躲避崇高的聪明和世故[11]。在对杨绛“隐身衣”智慧的解读上，余杰主要袭用了胡河清文中的第一手资料并过分注重对他的立义拆解，而被认为缺乏对杨绛写作姿态复杂性的“理解之同情”[12]。

这些学术观点多倾向于从作家众多作品之中寻求某种固定的艺术规律，进行整体的分析与判断。这主要是受到了杨绛文学活动时间的影响。与那些在民国时期就在文坛中享有盛名的同代作家相比，杨绛的文学成就主要存在于1949年之后。杨绛文学活动在时间上的非持续性和阶段性井喷，使得她在文学史上一出场便是一个在艺术上臻于成熟、风格上缺少变化、观念上圆融通达的老年作家形象。但是，从杨绛漫长的文学生命看，尽管其创作在数量上算不上惊人，尤其在民国时期发表的作品更是寥寥，但有限的作品依然清晰地反映了作家在时间流转中的成长和变化。因此，讨论杨绛的文化人格，不能不从具体的历史语境出发，去考察这个亦古亦今、亦中亦西的作家的自我塑造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