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从朗读到默读

提到阅读，我们的第一反应一般都是默读。在阅读能力习得的过程中，几乎每个人都经历了由朗读向默读的转变，这也被认为是阅读技术提升、阅读速度加快的重要途径。而事实上，这是阅读技术历史上的一次重要转变。当然，随着当前媒体的推广，朗读又开始受到关注，但是这种关注更多的是一种表演的需要，而与古代对朗读的偏爱有着本质的差异。苏美尔人在公元前6000—前5000年，就已经开始使用楔形文字，他们将动物的数量与形状刻在黏土、石头上，有时候也会刻在象牙或玻璃上，形成各种文件。比如古代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就是刻在石柱子上。对于那个时代的人类而言，生存是第一位的，需要记录的通常都与人类的生存息息相关。所以费希尔说：“迄今为止，在美索不达米亚出土的15万件楔形文字文献中，簿记和行政记录超过75%，最早的主要是些简单的货物、人名、付款的明细表，诸如此类。”[25]由于文字诞生之初，文字符号被理解为对声音的固定，所以“在此，‘阅读’同样被理解为 ‘朗读、诵读’。在早期社会，书面文字即口头文字，这就要求每一位书写秘书都必须高度忠诚。所以，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的法典中规定，做伪证者将被处死，是合情合理的。这条法律针对的主要是书记员，即当时社会的主要见证人”[26]。

在原始时代，最具有神圣性的故事讲述者是萨满巫师、巫医和圣人，他们用口头的故事传递着氏族的神话与传说，而到了可以书写的时代，这一神圣的职责则交给了书写员来实现。[27]因此，文字与声音之间的历史传承构成了二者之间的紧密联系。在日本也有类似的说法：“日本自古以来存在着 ‘言灵’的概念，人们觉得语言中寄居着灵魂。语言的生命存在于脱口而出的语汇中，只有它变成声音时才传达出了意义。”[28]圣奥古斯丁对于圣安布罗斯的一段记录成为后世阅读史研究者所频繁称引的内容。圣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记录他于公元384年遇到了母亲的朋友、米兰主教圣安布罗斯（St Ambrose,340—397）时的场景：

他阅读时，眼睛在书页上移动，心中探究着含义，但嗓子和舌头一动不动。通常，我们在场时……仍可看到他在独自默读，从不例外……无论他这样做的意图是什么，他一定有他的道理。[29]

奥古斯丁之所以对这一场景印象如此深刻，是因为在那个时代，阅读也就意味着高声朗读，甚至于无论是奥古斯丁还是在他之前的西塞罗，在要朗读之前还必须得进行一番练习，而不是随时看就随时读，“因为在当时，见文即读（sight-reading）是一种高难度的技巧，而且常常导致解释的错误”[30]。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那个时代词与词之间并没有空格，且与中国古代典籍一样没有成熟的标点系统，所以对文意的判断需要谨慎地辨析。但是，也有学者克洛克斯在《古代的默读》一书中提出，在圣安布罗斯之前已经大量存在默读的现象，虽然那个时代的主流是高声朗读，但这并不代表默读是一件不平凡的事情。与之针锋相对的是，另一些学者表示在此之前古希腊和罗马人对默读一无所知。[31]但无论如何，这一段材料通常被公认为是西方有明确文字记录的“默读”的开始。[32]

但是这种阅读的方式得到广泛的普及还需要等到10世纪以后。从7世纪开始，在修道院中专门负责抄写文字材料的缮写房（scriptorium）中有一群善于书写的抄写员，他们为了方便最早开始进行变革。他们起先必须要通过朗读才能抄写书籍，所以当时的缮写房并非我们图书馆那般安静，而是十分嘈杂，这样就容易出现抄写时的错误和疏漏。于是，他们渐渐地将默读作为一种新的共识，到了9世纪的时候已经出现了缮写房必须默读的规定。[33]这样才能不彼此打扰，甚至于在这个时候他们还会用红色的墨水标注段落的开头，以便默读者弄清楚段落和篇章的划分。中世纪盎格鲁－撒克逊和爱尔兰的缮写房里的抄写员还将词语分开来写，也是为了方便默读。[34]但是，缮写房所积累的一系列标点方式并非都是为了默读而存在。例如：“为了帮助那些阅读技巧不佳的人，这些在缮写房工作的僧侣运用一种称为per cola et commata的书写方法，将文章内容以意义分行”——这种原始的标点符号主要是为便于朗读而发明的。[35]慢慢地，这种阅读的方法扩散到了大中小学校，于是，世俗的贵族们也开始接受了这种新的阅读方式。然而，默读的发展并不意味着朗读的消失，可以说从朗读诞生以来直到现在仍然延续着。在默读刚刚开始流行的中世纪，朗读仍然占据着主流，这主要是因为书籍的昂贵价格使得不少人无从购买，因而需要在公共场合聆听他人的朗读，此时的主要朗读人是所谓的行吟诗人（troubadour）和吟游诗人（joglar）。[36]例如，在西塞罗时代，如果作家写出一篇新的作品，就需要请来宾客进行宴会，而宴会的结尾则会要求识字的奴隶来朗读主人新写的作品，做这种事的人通常被称为“lector”。小普林尼还记录过公元1世纪左右的一种更为正式的宣传新书的朗诵会（Recitatio），即不再举行宴会，而是直接邀请宾客来聆听专业朗读者的朗读整篇或选段，然后朗诵会结束时，各位宾客可以得到一份作品。这也是对于宾客的一种认可，即从现在起你们可以在其他场合朗诵、传抄。[37]

不可否认的是，书籍的昂贵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阅读方式停留在朗读的阶段。在15世纪以前，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基本上不能拥有自己的书籍，而是按照书籍所包含的每沓纸的固定价格去租阅。巴黎最早的一份图书价目表，即1286年的价目表，事实上就是罗列了138种手抄本书籍的出租价格而非出售价格。[38]“1424年，英国剑桥大学的图书馆只有122册藏书。上课用的书只有一本，讲师向学生朗读书中的内容，其间不时插入自己的解释。”[39]学生只有通过教师的朗读、讲解，记录下笔记，才能完成学业。这在很大程度上也说明，由于书籍的数量太少，根本不可能具有进行私人默读的物质条件，与此同时，阅读这一行为也就被神圣化了。这也在侧面催生了经院哲学的教育方法，所有的学生只需要跟着教师读书，而不需要任何实质性的理解，因此，知识被禁锢在了一个极小的范围之内。阅读技术的繁难正是这种禁锢得以实现的手段，它也是教育受到书籍等限制的一个重要表现。[40]

虽然印刷术得到长足的发展，默读逐渐大行其道，但是朗读这一行为一直到18世纪仍然流行着，尤其是作家会将自己新的作品在贵族的沙龙中朗读以博取关注。19世纪时，古巴的工人开始组建读书会，但是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并不具有识字的能力，因此会选择请能读书的人通过朗读的方式来阅读文学作品。后来，这一模式逐渐流传到了美国，美国的工人也采用朗读的方式来分享文学作品以及通俗小说，这就包括了大仲马的小说，其中《基度山伯爵》最受欢迎，也因此有了这一段逸事：在1870年大仲马过世前不久，一帮雪茄厂的工人给大仲马写信期待能以其作品中的一个人物命名一种雪茄。[41]

不过，无论如何，由朗读到默读仍然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因为这促成了一种新的个体性的诞生。就在默读刚刚开始风行的时候，不少老学究对此提出了反对意见，因为这必然意味着有一群人偷偷地躲在一个地方读书，读的内容是旁人无法检查、监督的。正如圣奥古斯丁一样，他对圣安布罗斯所阅读的内容一无所知。“一本可以私下阅读的书，一本只用眼睛便能阐述文字意义的书，不必再受到聆听者当场阐明或指导、非难或审查。”所以，这也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天主教神父们的紧张。[42]这些内容既可以是淫秽的，也可以是具有政治颠覆性的，因此统治阶级对思想的控制变得棘手起来，因此也发展出了更多的思想控制手段。法国历史学家夏蒂埃认为，默读“更像是一种文化传统，一种组合声音与文字的传统，一种融读、诵、听为一体的传统”[43]。这种传统的打破在很大程度上预示着未来个人社会的兴起，也预示着未来审查制度的高度发展。反过来说，私密性的阅读也就具有了如同布拉德伯里在《华氏451》里的个人记忆或背诵能力一样的反抗暴政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