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学术史视阈下的比较叙事学

第一节 学术史研究与比较叙事学

一门学科的形成绝不可能一蹴而就，均有其演变、发展、形成的历史，其学术源流的融汇与贯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由涓涓细流而至汇成大河也待之以时日。近代以来的学科发展趋于细化，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也不例外。在关注跨学科研究的同时，新的学科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不断形成。在学科的发展中，伴随着学术资源的累积达到一定的程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分合可以辨识时，一门新的学科也就呼之欲出，从而在人类的知识之树上开始生长出一枝富于生机的新枝条。它有利于人们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对相关对象展开深入而细致的探讨。

一 学术史及其梳理

在学科的发展中，尤其是在一门学科大体形成或即将形成时，对该学科学术史的梳理是一项富于意义的工作。通过对学科纵向发展进程与横向扩展过程的考察，探寻其相关理论资源的源流，其实际研究逐渐扩展的状况，从而辨认其发展的轨迹，寻找其与相关学科的联系，并考察新学科如何从已有的学科中脱胎而出，既与某些相邻近的学科发生部分重合，而又超越它们并凸显出自身新学科特征的状况。这样，将可以更好地引导其进一步发展的方向，促使新学科健康有益地成长。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曾经建议，“一切学科应当提供至少一门真正优秀的关于其历史的课程，无论这门学科是如何开创的”。[1]对有价值的学术研究来说，这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建议，即便不能适时地开出这样的课程，对一门学科学术史的发展始终保持关注绝非可有可无之举。

学术史的梳理可以厘清一门学科的源与流，还可以在此基础上大体厘定学科的边界。尽管我们知道，为学科划定边界在学术研究与学科发展中是一个不无困难的工作，有时在一门学科长时间的发展之后，人们仍然难以对该学科的明确边界达成一致。比较文学，这一有着一百多年历史的学科，至今人们仍然对如何确定其边界存在着争议。美学，这一有着更长发展历史的学科同样如此。美国学者门罗·C．比厄斯利在谈到他撰写美学史的目的时说道：“我们也许无需在此过于拘泥地为这门学科划定边界。在对这样一个被人们多种多样的界定的领域进行思考之时，似乎需要某种程度的宽容。”[2]但是，对一门学科来说，寻找其最大学科意义上的一致性，或者说确认其最大公约数，仍将是不可或缺的。否则，学者们有可能在同一学科的研究中各说各话，有碍于进行有效的沟通，学科的合力也难以形成，从而难以在学科的意义上促成其卓有成效地向前发展。针对某些学科对象存在着的不确定性问题，学科的无限扩展等问题，米克·巴尔曾经指出，对属于某一旧的学科或某一新的学科的对象领域进行扩展，同时也会带来危险，例如，会丧失在学科视野中已经获得的深层理解。因而，“只要对象不是被构建的或新发明的，就不需要更多的改变”。可见，在关注学科发展的同时，保持其研究对象的相对稳定性仍然是必要的。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对象领域本身是没有边界的”，那么，“试图定义对象的共同本质只能是白费心机”。[3]上述比厄斯利一方面承认对学科的边界无需过于拘泥，但同时他也认为：“一些初步的区分对我们仍是有帮助的。”[4]无论多么困难或存在多少争议，为一门学科厘定边界、至少是初步的边界仍将是一个有意义的工作。对于新学科来说更是如此。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的“区域研究”这一新领域具有开创之功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就曾断言：“只要想成为学科，一切学科都必须认为自己有边界和某种内在规则，即使这些是随时间而变化的。”[5]这无疑是一位参与创建“区域研究”这一新的学科领域的学者的经验之谈。

不论是对一门学科，还是对一国学术或一定时期的学术而言，学术史所涉及的均是一门学科或一国学术之历史。因而，不言而喻的是，在透视学术史的时候，应该寻根溯源，对学术史进行充分的挖掘，进行学术之历史的探究。否则，学术研究难以卓有成效地进行下去。清代学者李绂在论及“为文须有学问，学不博不可轻为文”时说道：“如治经者欲立一解，必尽见古人之说，而后可以折其中。治史者欲论一事，必洞悉其事之本末，而后可定其得失。”[6]这是古人对我们今天所说的学术史的重视的形象表达。

对于先前已经形成的科学形象，或是“由科学家们亲手描绘的科学形象，主要得自对已有科学成就的研究”。[7]这就意味着，不仅要充分关注那些已在该学科范围之内所进行的研究（这样的研究可以看作显性研究），同时也要将注意力放在对该学科的确立产生过影响的学术之源与流所进行的研究（这样的研究可以看作隐性研究）。梁启超曾经说道：“凡研究一个时代思潮，必须把前头的时代略为认清，才能知道那来龙去脉。”[8]学术史的梳理自然也不例外，应该将对学术史的透视作为具有动态意义的学术史化的进程来对待，而这一进程无疑是源远流长的。

这种学术史化的过程，在世界各国学术的发展中几成为常态。无论是一国还是某一学科的学术发展，均不难看到此类状况。莫斯科大学尼古拉耶夫教授在探讨俄国文艺学史的发展时注意到，文艺学作为包括文学理论和文学史以及一系列辅助学科如图书学、史料学、版本学等在内的统一的科学综合体，它在俄国“发生和形成的过程中走过了漫长的历史道路，终于在十九世纪第二个二十五年在我国形成了”。俄国文艺学形成的大致时间在这里得以揭示，但此前它经历了“漫长的历史道路”。可以说，不论是俄国还是在世界其他各国，文艺学诞生的过程都有某些相似之处，也就是说，“在各处民族的文学理论思想都起源于古代诗学和修辞学，有时比民族的文学史思想出现得还要早些”。[9]而学术的发展往往超越国界，它是在民族与民族、国与国之间相互影响的过程中发展与形成的。俄国作为本质上沿袭欧洲古希腊罗马传统的国家，离不开欧洲文艺学最重要的文献史料的影响，如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贺拉斯的《诗艺》, J.C．斯卡里杰（1184—1558）的《诗法》，以及十六七世纪出现的贺拉斯作品的仿作，这些仿作中最著名的是M.维德的诗体诗学和布瓦洛的《诗的艺术》。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是最早的严格意义上系统化的文艺学著述之一，他关于抒情诗、叙事诗和戏剧的学说是建立科学的文学理论的根据之一；贺拉斯的《诗艺》是第一部艺术创作理论的实践指南；《诗法》是第一部系统化的诗歌理论的教科书，实际上十六七世纪的所有教科书都来源于这部著作。而就俄国自身而言，最早的关于文学理论的特性的见解出于12世纪时的《伊戈尔远征记》，最早的图书学著作则要追溯到13世纪。[10]由此可以看出，文艺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俄国确立的时间虽是“十九世纪第二个二十五年”，但其学术的源流浸淫于古希腊罗马以及俄国自12世纪时起的文艺资源中。

中外学术史发展的这种状况，促使人们对学术史的发展及其意义作深入思考。从学术史的源流与发展进程出发，可以按照学术史发展的不同状况，以及一门学科或一国学术发展既相连续，又可有所区别的不同阶段与层面，提出学术史的分层意义的问题。这里所涉及的主要是比较叙事学这一学科，因而，所讨论的分层问题也就以这一门学科的学术史发展作为研究对象。

从整体上看，就学科发展的历史而言，学术史的分层可区分出各有区别的不同层面，在不同层面之间，可以互相交叉并可融会贯通。就近现代学术与学科的发展来说，如果以一门学科的形成作为起始，从与该门学科联系的紧密程度出发，首先可以区分出其发展的显性层面与隐性层面，两者之间的分界线可以以学科名称的确立为标志。

在一门学科的发展与学术史研究中，直接为该门学科的形成标志出其学科名称，无疑需要引起充分的注意，因为它在学科的发展中具有某种里程碑式的意义。一门学科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已如前述，如果这一漫长的学术历程大体沿着依自身内在逻辑的科学方向发展，终有一天，它将在学术之树上经历从萌芽到最终结出果实的时期，其标志即新的学科伴随着其名称的出现而名实相副，一门新的学科由此呱呱坠地。

学科名称与学科定义休戚相关，这无疑是一个事关重大的问题，因为学科名称本身就涉及一个最基本的、涵盖最广的定义，它可以说是这一学科一个最初的定义。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如果开初的定义不贴切，后续的也就不行。”[11]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的西方学术传统，始终热衷于对定义的确认，以使科学研究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这种情况在所有的科学研究领域都不例外。美国学者宇文所安在谈到文学思想的传统时指出，从许多方面看，“一种文学思想传统是由一套词语即 ‘术语’（terms）构成的，这些词语有它们自己的悠久历史、复杂的回响（resonances）和影响力”。而“寻求定义始终是西方文学思想的一个最深层、最持久的工程”，它“汇入到整个西方文化对 ‘定义’的热望之中，它们希望把词语的意义固定下来，以便控制词语”。[12]而学科名称，应该是这些“术语”中最为核心的术语，对学科名称的命名，也是最直接有效的对某一相关学科的定义。因而，在西方的学术传统中，我们不难理解，定义一门学科，赋予其名称，通常就意味着一门学科的真正起始。正如德国哲学家鲍姆嘉通1750年以“埃斯特惕克”（Aesthetic）命名“美学”，标志着“美学”这门学科的诞生一样。

二 “比较文学”“叙事学”的命名与比较叙事学

“比较文学”与“叙事学”的产生也离不开对这两门学科各自的命名。1968年，法国文艺理论家托多罗夫（T.Todorov）出版了《诗学》一书，在这本书中，他以讨论叙述形式作为关注的中心，对此后在叙事学研究中引起人们广为注意的诸如叙事作品表述方面的语式、时间、视角、语态，以及句法方面的文本结构、叙述句法等问题进行了探讨。[13]在《诗学》一书中，他尚未为自己所作的研究冠以叙事学的名称，虽然他所涉及的大量问题事实上属于这一学科此后所关注的论题。在此基础上，他在1969年出版了《〈十日谈〉语法》，延续了他在《诗学》一书中所进行的探讨，并为他在《〈十日谈〉语法》一书中所进行的科学探讨明确地命名为“narratologie”（法语：叙事学；英语为narratology），尽管他认为他所命名的这一学科当时尚未出现：“……这部著作属于一门尚未存在的科学，我们暂且将这门科学取名为叙述学，即关于叙事作品的科学。”[14]“叙述学”/“叙事学”这一学科的名称由此得以确定。托多罗夫“叙事学”是“关于叙事作品的科学”这一最初定义，是对这门学科的一个最简明扼要的定义。按亚里士多德所说，“较前的定义永远是更贴切的，而较后的则不然”。[15]到现在为止，这一最初定义仍然是这一学科最广为人知的定义，也是具有最大公约数的定义。学科名称的出现成为叙事学这一学科诞生的重要标志之一，由此，叙事学的研究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一个更为自觉的阶段。

一门学科具有确定的命名是一个重要的标志，为该学科命名的学者往往同时为该学科做出重要的贡献，成为学科的奠基人之一。鲍姆嘉通之于美学，托多罗夫之于叙事学就是如此。当然，也有某些多少例外的情况。比如，“比较文学”这一名称的提出，出自1825年一位法国教师诺埃尔（François Noël），他将各国文学作品编列在一起，称为《比较文学教程》，但他并未对“比较文学”作任何定义，也未在比较文学的意义上作任何研究。不过，运用这一名称仍然有它独特的意义，因为，几年之后，法国学者维尔曼（Abet-François Villemain）于1827—1830年间在巴黎大学开设了比较文学性质的讲座，并出版《比较文学研究》一书，这样，就使“比较文学”名实相副。

在前面提及的罗伯特·希勒的《叙事经济学》中，类似的情况也有出现。希勒谈到，“叙事经济学”这个短语在他以前就曾经被人使用过，尽管并不多见。早在1894年的《帕尔格雷夫政治经济学辞典》中，就曾“简单提及了叙事经济学，但这个术语指的是一种用自己的叙述介绍历史事件的研究方法”，而他“关注的不是提出新的叙事，而是研究其他人对重大经济事件的讲述，即像病毒般传播的流行叙事”。[16]“叙事经济学”这一术语最初的出现，与希勒在《叙事经济学》中所构建的理论描述的关注点显然不同。因而，在涉及学科命名时，尚需注意这一命名是否与此后建立的学科在其学科发展方向上一脉相承，或者至少是相一致的。

从以上可以看出，对一门学科的具有科学意义的命名往往建立在有效研究的基础上，它不仅意味着对已经进行了某些相关研究的学科方向的一个总结，同时，也为一门学科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并促使后来的学者沿着学科发展的合理方向继续自己的研究，促成学科的进一步繁荣与发展。

如果将学科名称确立之后的研究归为显性研究层面的话，那么，学科名称确立之前与这一学科发展方向大体相关所展开的研究可归为隐性研究的层面。当然，正如科学发展中新旧范式的确立常常互有交错，且有时并无明显的界限一样，显性研究与隐性研究之间同样也可能会有类似的情况，而学科名称的确立可以看作沟通二者的桥梁。隐性研究有可能走过漫长的历史道路。因而，在学术史研究中，与形成该门学科具有某种理论渊源关系的层面，即隐性研究的层面是必须引起人们关注的。“对一门学科而言，自然而正确的做法首先是探索传统赋予它的东西。”[17]在这里，应该注意的是，这样的传统所赋予的东西，有些可能直接指向学科本身的发展，有些则未必直接指向学科本身的发展，但却间接地为学科发展构筑必要的条件。托多罗夫在确立叙事学的名称之前所出版的《诗学》一书，是直接指向叙事学这一学科发展方向的，因为它所探讨的问题与此后“叙事学”所探讨的问题一脉相承，不可分割。

而在有些情况下，学科理论渊源的溯源与累积并非如此直接。戴维·赫尔曼在探讨叙事学早期发展的学术史时，运用了尼采最初使用、而被福柯重新激活的“谱系”一词。他认为“谱系是一种调查方式，试图发掘被忘却的内在关联性，重新建立已经模糊了的或不被承认的宗代关系，揭示可能被视为各不相同、互不相关的各种体制建制、信念系统、话语或分析方式之间的关系”。运用“谱系”可以“将最近的各种叙事理论置于一种复杂的亲缘关系中，置于一种历史和观念的宗亲网络中，从而着重说明那些叙事理论并不构成一个前后连贯的研究传统，它们只是以家族相似性为特征的多条发展线路的集合”。[18]在这样的“谱系”中，他将韦勒克和沃伦的《文学理论》看作在总体上推动了形式主义的发展，促成了对叙事作品的研究；而20世纪初期德国的形态学方法、俄国形式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成为布拉格结构主义者后来的基础；以亨利·詹姆斯、珀西·卢伯克等为代表的小说理论均在谱系的意义上从不同角度汇合，最终促成叙事学的产生。

“谱系”意义上的溯源是具有启发意义的。它能使人们将那些看起来并无直接关联的学术资源内在地连接起来，构成学科发展必不可少的基础。英格伯格·豪斯特莉（Ingeborg Hoesterey）对叙事学的发展提出了一种看法，她把叙事学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叙事学研究的“古代”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以结构主义范式为基础的“经典”叙事学；第三个阶段是所谓的“批判”叙事学，豪斯特莉称之为“新希腊化”（new Hellenism）时期。从积极的意义上看，这种讲法表明叙事学仍然蒸蒸日上。[19]英格伯格·豪斯特莉所说的叙事学发展的“古代”阶段可以看作叙事学“谱系”意义上的发展。

比较叙事学作为一门具有交叉整合意义的新学科，它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上述学科发展所走过的道路。以下将在学术史视阈的意义上，对比较叙事学的形成与发展的进程作一个大致的考察。为了便于了解国外与国内比较叙事学的发展状况，我们将这一考察分为域外比较叙事学研究和中国比较叙事学研究两部分。通过对其学术史源流的考察，可以进一步加深对这一学科的理解，并促使其向合理有效的方向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