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
网络空间大国竞争和美国研究[1]
周宏仁[2]
在当前国际形势下，有三个问题对网络空间国际治理至关重要。第一个问题是如何认识网络空间，我希望给大家提供一个思考问题的基本框架。第二个问题是向大家介绍我们关于网络空间大国竞争态势研究的一些思考。第三个问题是网络空间与美国研究的关系问题。最后，我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相关研究工作的建议，供大家讨论和参考。
一 认识网络空间
“网络空间”在英文中用词为“cyberspace”。把与这个词相关的所有故事都讲出来，可能需要一两天。关于这个词的含义，我们今天可以先讲一个结论，或者介绍一下美国比较权威的词典对这个词的解释。
例如，《美国传统词典》对这个词的解释是，“是进行在线通信的计算机网络电子媒介的总称”；《美国国防部军语及相关术语词典》的解释是，“是一个数字信息可以经由计算机网络进行通信的想象中的环境”；而《新牛津英语词典》则更直截了当，认为cyber就是“计算机或计算机网络”。
其中，比较共同的、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计算机网络”。Cyberspace不是一般的物理空间存在的网络，而是计算机数据通信网络。这个解释把cyberspace的特点讲得非常清楚。例如，有线电视网不属于网络空间的范畴。美国国防部的定义，给cyberspace添加了一点虚拟的色彩，即它是一个想象中的环境，在物理上很难加以清晰的描绘。实际上，cyber这个词原来在英文字典里是没有的，根据时代发展的特点，美国学术界造出来这个词，根据其内涵和科学技术界的约定俗成，把cyber定义为计算机或者计算机网络的代名词，因此，所有以cyber为前缀的词，都或多或少跟计算机或者计算机网络脱不了关系。
基于此，可以把cyberspace翻译成“计算机空间”或者“计算机网络空间”，或者简称为“网络空间”。从概念上看，cyberspace这个词既包含了互联网，却又大于互联网。例如，航空母舰上的局域网，可能与互联网并不连接，而是直接连接在某些与互联网完全物理隔离的专网上，甚至采用不同于互联网的通信协议和标准，但实际上完成的也是计算机或计算机网络之间的数据通信，因而也是网络空间的一部分。很多的军舰、舰船、飞机，甚至民航机上都有局域网，它们都属于网络空间的范畴，却不一定直接与互联网“互联”，也就是说，有很多不采用互联网通信协议或标准的计算机网络，依然属于网络空间范畴。
与cyberspace相关的一个词是network或者net-space。Network或者其简写net的意思也是“网络”，但是，在这个概念下包括着各种各样的网络，例如电话网、电报网、广播网、航空网、公路网、铁路网、电网、自来水网、煤气网、人际关系网络等，这些都属于network。计算机网络也是network的一种，只不过它是在计算机或计算机网络之间进行的、以二进制为基础的数据通信网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计算机网络是net，但net不一定是计算机网络。
认识网络空间的发展和功能的异化非常重要。2019年是互联网诞生五十周年。50年来，互联网的功能处于不断地发展和演变之中，对人类经济社会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互联网发展之初，主要功能是作为一个“通信的网络”，目标是在人类经历核战争的浩劫之后，仍然能够保有一个信息通信的渠道，例如，电子邮件。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互联网在全球普及应用和蓬勃发展，万维网和浏览器技术的发展，使大量的异构信息和数据库可以通过门户网站连接到互联网上，互联网发展成为“信息的网络”，互联网自身成为全球最大的信息资源库。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3G和4G移动通信技术和智能手机的出现和发展，极大地推动了互联网在全球的普及，使互联网由一个“（移动）计算的网络”走向“智能的网络”。网络空间的发展成为引领全球政治、经济、社会、科技、文化发展的主要驱动力量。
一般人对于网络空间的认识，大多停留在通信网络，或者光纤网络，或者4G、5G等移动通信网络上。这是远远不够的。事实上，网络空间最重要的要素，在于网络的“节点”，而不是网络的“连线”。因为节点是各种形态的计算机和计算机系统的集合，所有的数据、信息、计算、智能，以及各种业务功能，全部来自节点的计算机。现在，网络空间是一个庞大的计算机系统或网络计算系统，在这个网络中存在和流通的不仅是社会的信息流，还包括人流、物流、资金流，也都可以通过网络运行自如；人类几乎所有的业务活动都离不开网络，不管是政府、金融、社交、教学、医疗、情报或是战争等，都需要网络和其中的节点发挥作用。现在，如果没有网，人类会觉得异常不便，什么事情都干不了。
全球信息化始自1946年电子计算机的诞生。随后，信息化的主要内涵，就技术而言，是信息和业务的数字化（digitization and digitalization）；就应用而言，主要是科学计算和业务计算，信息化和信息系统的建设仅限于一个单位内部。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全球信息化出现了第一个重大拐点，即信息化由数字化转向以网络化为中心。互联网在全球普及应用，互联网时代随之来临。信息系统的发展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即开始以互联网为载体，从一个单位走向一个行业，进而走向全国或者全世界。信息系统向大系统和超巨系统的发展成为一个主要的趋势，催生了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新生事物。
目前，全球信息化发展的第二个重大拐点已经来临。这个拐点以智能化为中心，深度学习算法Alpha Go的发明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大智物云”，即大数据、人工智能、全球物联网和云计算，成为新一代信息化的四大技术基础。这些因素正在重构全球一体化的“计算架构体系”；相应地，也正在重构基于“云计算+雾计算+边缘计算”的“全球网络结构”，可以在任何时候、全球的任何地点，对人、（计算）机、物所包含的数据和信息进行计算。据估算，实现这个目标，需要15—20年的时间。网络、数据、计算、智能将无所不在，网络空间将永远伴随人类。
从网络空间的发展不难看出，网络空间是物理空间经由信息化的进程，在虚拟空间形成的一个映射（见图1）。这个映射是同态的，而不是同构的，即不是“一对一”的。网络空间与物理空间不是孪生关系，但网络空间将无限逼近物理空间。网络空间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新空间。网络空间成为人类在物理空间的各种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科技活动在数字世界的映射；而且，也反过来以各种不同的形态和方法影响和控制物理空间的运行。
图1 物理空间与网络空间的映射关系
“数字孪生”这个术语，是“德国工业4.0”中提出的一个概念。一个企业，其信息化的最终结果，便是形成了这个企业的“数字孪生”。例如，一个企业的人事关系，可以从信息系统中打印出一张报表，是呈现出这个单位在物理世界中的人员情况的一张报表；在数字世界中，同样也存在一张这样的反映该单位的人事状况的数字化表格，这个数字化表格就是物理世界中那张表格的“数字孪生”。信息化的不断发展，将令包括企业和个人在内的很多物理世界的行为主体，都在网络空间中形成他的“数字孪生”；相应地，网络空间就成了整个物理空间的“数字孪生”。但是，网络空间和物理空间之间将永远不可能存在完全“一对一”的关系，因为这个成本太高。用集合论的语言可以说，物理空间至网络空间的映射是同态的，不是“一对一”的；或者，这种映射不是“同构”的。
信息化的本意并不是要构造一个网络空间，只是用各种各样的信息系统支撑物理空间的各种业务活动。然而，随着物理空间的活动越来越多地映射至网络空间，网络空间变得越来越庞大、越来越复杂、数据越来越多，人们自然地发现，利用网络空间大量的数据和信息，实现对物理空间的改造和优化，变得越来越重要。利用大数据、业务智能、人工智能、计算科学等方法，将网络空间中那些与“我”原来毫不相关的数据挖掘出来，可以极大地丰富个体、企业、政府等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这样，网络空间的意义和价值远远超过了人们的预期和想象，超过了信息化原有的、仅仅是支撑物理空间各类业务活动的“本意”。充分利用网络空间的数据和信息的过程，从控制论的角度来看，是一个由网络空间向物理空间反馈的过程。这个反馈的过程，使网络空间的功能进一步异化：不仅是一个人类赖以生存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的空间，更是人类赖以认识和改造物理空间的工具。
有人说，网络空间是第五空间。实际上，人类只是和两个空间打交道，即物理空间和网络空间。因为，物理空间，包括陆、海、空、天这四个空间的人类活动，（或迟或早）均将映射至网络空间。
近十年来，网络空间和信息化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技术上，以现阶段的“大（大数据）、智（人工智能）、物（全球物联网-the IoT，含5G）、云（云计算）”和未来的“量子计算和区块链”为主要特征。简单而言，“4+2”是当前信息通信技术发展的主流趋势。当前，对网络空间发展影响比较大的是全球物联网（以“工业互联网”为主要方向，而“工业互联网”以“工业物联网”为主要应用）和人工智能这两大领域。这二者不仅将重绘全球信息通信产业的版图，而且对人类的工作、学习、生活将产生革命性的影响，因之也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在信息领域关注的焦点。相应地，网络空间安全问题进一步复杂化，对网络空间安全规则的制定提出了许多全新的议题。主要难点和矛盾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全联网的发展，将使全球各种形态的计算机，包括嵌入式计算机，由几十亿台上升至几百亿台，甚至数千亿台；计算机无处不在，带来的安全隐患也近乎无处不在，攻击更为简易和低成本，防范更为艰难和代价高昂，网络空间安全，特别是供应链安全，面临极大的挑战。
人工智能在经济上可能导致新的产业革命、重塑经济和社会结构、弱化人口规模对国家实力的影响，相应地给国家带来新的经济优势；在军事上，可能改变战争形态，机器人和自主武器系统将成为战场的主力，利用网络安全和网络战争形成国家新的军事优势；在信息领域，人类的数据搜集和分析能力将革命性地提升，音、视频媒体的创建和伪造能力的大幅提升，将极大地增强国家的信息战能力，形成国家新的信息优势。人工智能在带来全球巨大的经济、社会、军事、网络变革的同时，也带给人类无数难以想象的、新的挑战。例如，人工智能带来的法律、道德、风险、管理问题非常之多，特别是对于负面影响的风险管控问题，需要尽早开展前瞻性研究；支持人工智能的和平利用，也可能成为一个国际治理的重大问题，国际社会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公约”，限制人工智能的哪些军事应用，也是一个需要未雨绸缪、加以研究的问题。
网络空间将长期地伴随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并因而开拓了人类科学研究的新边疆，这个新的疆域就是“网络空间学”。网络空间本身正在变成一门学问，能够把网络空间讲清楚，例如，网络空间的内涵及其演变和未来发展，本身就是一门学问。网络空间正在派生许多新的科学方法，即所谓“网络空间方法学（cyber-methodology）”。很多学者将此称为科学研究的“第四范式”（第一范式是理论分析，第二范式是实验证明，第三范式是计算机模拟或计算科学）。第四范式是基于网络空间的数据，利用各种各样的模型、算法和分析软件，在网络空间中找到足以支撑学术研究和新的学术发现的依据。显然，对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而言，第四范式特别重要。可以预见，伴随着网络空间的发展，许多新的学科将会随之而来，包括网络政治学、网络经济学、网络社会学、网络文化学、网络法学、网络国防学等。网络空间治理也一定会成为一个专门的学问。毫无疑问，网络空间的研究对于国家而言意义深远。
如果说网络空间是一种新的生产力，那么它一定会带来新的生产关系的变革，这种发展态势已经展现得越来越清晰。当然，网络空间的发展也带来很多问题，凸显了网络空间治理的重要性。由于网络空间是物理空间在虚拟世界的映射，网络空间治理与物理空间治理必然紧密相关，不可分割。物理空间已经有了上千年的文明史，有各国政府以及各种各样的国际的和区域性的组织，通过形形色色的国际和国内法律和法规，管理和回答各种各样与治理相关的问题。与物理空间相比，网络空间的历史则短得可怜。网络空间治理势必要充分借鉴物理空间治理的经验，但是，又不可能照搬这些经验，无论是在国际和国内范畴，网络空间都会形成自身的法律、法规和规范。而且，研究网络空间与物理空间的互动（不是“就网络论网络”），非常重要。
既然网络空间终将成为一门学问，谁来研究它？显然，从现在开始，从零起步，培养研究力量，时不我待。一个可行的方法，就是从研究物理空间的诸多学者中，转行一批优秀者，来开拓这个新的领域。他们既有物理空间丰富的学识和修养，又有一套成熟的治学方法和经验，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熟悉网络空间，并开始在网络空间研究中发挥引领作用。
二 网络空间的大国竞争
网络空间的大国竞争源自网络空间日益增长、愈见凸显的战略重要性，是信息时代国际关系中的一个新疆域、新焦点、新挑战，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并因而将跨越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
目前，网络空间的主要国家，可以列举的有美国、中国、俄罗斯、日本、德国、英国、法国、以色列、韩国和印度等国家。其中，以色列虽然在地理空间中是一个小国，但在网络空间却是一个大国；与之相反，印度虽然在地理空间中是一个大国，但是在网络空间目前仍然是一个小国。此外，韩国在信息技术与通信领域长期在全球占有一席之地，也是网络空间国际竞争中一个重要的参与者。
除了军事与情报，网络空间的大国竞争大约可以从七个方面进行比较研究，即：网络空间基础设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网络空间发展态势把握、网络安全技术与产业发展、网络空间战略管理体系、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网络空间安全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下面，对这七个方面做一个简要的讨论。
1.网络空间基础设施
网络空间基础设施是进行网络空间一切活动的基础，也是实现网络空间一切目标的前提。网络空间基础设施主要包括：网络设施，如光缆网、传送网、互联网、卫星通信等；应用设施，如数据中心、云计算平台、内容分发网络等；感知设施，如物联网、卫星遥感遥测等；以及各种应用平台、行业控制系统等。网络空间区域布局包括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空间布局则涵盖陆、海、空、天四大空间。
目前，全面建成千兆网络成为各国新的发展目标，4G演进技术助推5G超前部署。网络设施加速向智能化和开放化转型。以创新性思维推进宽带网络天地一体化无缝覆盖，是目前的趋势。低轨卫星星座，无人机、热气球等浮空平台，以及高通量宽带卫星等多种模式的、实现全球覆盖和全球服务的空间互联网平台已初步形成。全球物联网已经成为重要的新型信息基础设施，正在推动工业互联网蓬勃兴起，AT&T（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和Verizon（威瑞森通信公司）成为全球物联网行业的先行者。在云计算、P2P等新技术的带动下，全球内容分发网络建设方兴未艾，正在向更多的增值服务内容转型。
2.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数字经济是基于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经济，既包括直接生产计算机和网络技术产品和服务的经济活动和企业（直接数字经济），也包括利用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生产各种产品和服务的经济活动和企事业单位（间接数字经济）。在信息化日渐深入人类经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今天，推动全球数字转型、发展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大势所趋，成为世界各国发展战略关注的焦点。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对网络空间国家战略优势的形成意义深远。
衡量数字经济的发展，一般可以从经济与技术融合的维度，测度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经济维度包括供给、需求、体验和潜力四大要素，技术维度则聚焦当前数字经济的五大关键技术：宽带、数据中心、云计算、大数据和全联网，并基于往年发展的相关数据，测算各国未来若干年的数字经济演进的趋势，给出发展的态势与脉络。
认识中美数字经济发展的不同特征非常重要。如果按理论研究、技术平台、应用、产业四个层面，分层次分析数字经济的发展，不难看出，美国由于其人才集聚、高校、资金、产业、生态环境等优势，在理论研究与技术平台这两个层面有源远流长的、扎实的积累与铺垫，优势突出，因而造就了美国在数字经济发展中独领风骚、一国独大的局面；中国则把握了第三、第四层的机遇，在应用及产业层面得到快速发展，充分实现了从人口红利到互联网用户红利的转变，构建了以14亿人为基础的数字消费与娱乐生态，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中国数字经济的质量还有待提升，下一轮的爆发性增长必须寄望于理论研究和技术平台的创新发展。
3.网络空间发展态势把握
网络空间大国战略博弈的焦点之一，是大国对于网络信息技术领域层出不穷的新思想、新技术、新应用的提出、辨识和发展态势的把握，或者说，是对于网络空间创新趋势的识别和把握。例如，超前布局前沿基础技术、强化技术创新和产业孵化、积极应对全球技术产业变革，构筑网络空间竞争的新优势等。
例如，5G及新一代移动通信、云计算、大数据、全联网、工业互联网/工业4.0、人工智能六个领域，是当前影响网络空间发展的比较重要的新兴技术，这六个领域皆可以从整体发展环境、研究创新水平、产业发展基础、应用水平四个维度，比较各国对于网络空间发展态势的把握程度。
从目前的情况看，美国在把握网络空间发展态势方面，整体实力最强，多个领域均遥遥领先，“一超独霸”的特征比较明显；在大数据、云计算、全联网、人工智能等领域均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在工业互联网、5G及新一代移动通信领域处于第二位。中国、德国、日本整体上处于第二梯队，与美国差距较大。
4.网络空间安全技术与产业发展
网络空间安全技术与产业是建设网络强国的基石。当前，网络空间安全技术领域的竞争已成为网络空间国际竞争的一个重要方面，网络安全产业发展水平和规模是国家网络空间竞争力的核心要素之一。
国家网络空间安全技术和产业发展的竞争态势比较，可以从6个方面进行衡量，即：网络安全政策、战略与法规；综合学术及研究能力；主要安全企业实力对比；安全人才储备与培养；网络安全应急响应；以及网络空间攻击技术与战略威慑。
在网络空间安全政策、战略与法规方面，美国和北约组织对世界各国的网络安全政策有长期的、持续的、有针对性的研究。中国对于全球网络空间安全政策、战略和法规的研究，基本上还停留在民间自发的状态，研究力量较弱、分散、缺乏协调与合作，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远远不能满足网络空间形势发展的需要；已经出台的一些相关战略文件，对网络安全技术与产业的发展缺乏实际的指导意义。
在网络空间战略的指导思想及侧重点方面，欧美等国普遍将“增强网络空间战略威慑能力”，作为网络空间安全建设的指导原则和战略重点，即增强网络空间中的攻击能力、弹性反制能力建设，使对手不敢动手，作为确保网络空间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战略威慑的主要目标则包括以下三类：政治上的敌对国家、竞争关系国家和网络犯罪组织。由于网络空间的泛在性和复杂性，战略威慑可能比单纯的消极防御更为有效。因为，从网络安全技术与产业发展的角度看，网络空间具有“攻易防难”的特点，不同的战略思想，导致网络空间安全的成本及效益相差很大。
在安全人才储备、培养与使用的研究方面，值得重视的是发达国家在“高校与研究机构/政府/企业/军队”之间存在着一个重要的、由法律规范化的“旋转门”机制，促进高端人才在四个不同领域之间的充分而有效的流动，从而提升四个不同领域对各自发展趋势、需求及战略问题的理解，从而在推动四个不同领域发展水平的同时，整体上提升国家在网络空间的竞争力。
5.网络空间战略管理体系
网络空间安全和治理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对现有的、基于工业社会的国家治理体系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与之相应，构造一个有效的、高效运行的国家网络空间战略管理体系，不仅是国家网络实力（cyberpower）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已经成为网络空间全球竞争的主要领域之一。
网络空间安全战略管理，是指国家对网络空间领域特定时期的全局和长远发展方向、目标、任务和政策，以及资源调配的战略决策和管理；这个管理体系首先体现为战略定位与认知，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国家总体战略目标来明确网络空间各重要领域的短中长期发展方向，以及为此而形成的一整套机制和制度框架、具体行动与实施。网络空间安全战略管理能力体现了一个国家战略决策、战略资源调配的执行力、响应力和协调力等。
网络空间安全战略管理的要素包括：战略规划、政策制定与法规体系；战略实施管理体系（网络内容、网络公共安全、网络情报、网络国防、网络外交）；战略管理体系的运行和协调（感知/协商/决策/响应/评估）等。目前，关于网络空间战略管理竞争态势的研究还在发展之中。
中国、美国和俄罗斯是公认的全球网络空间最大的三个行为体，美国率先建立了现代国家战略（管理）体系，在网络安全领域是唯一的领先国家和超级霸权。其在网络安全领域的战略理念、战略构想、战略实施方面起步早、理念新、行动实，提供了网络空间战略管理体系的一个参考范式。
6.网络空间国际治理
网络空间全球化的特征非常显著。随着全球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科技活动越来越依赖于网络空间运行，网络空间的国际治理问题也日渐紧迫和突出。国际治理是协调网络空间各行为体之间的关系、解决网络空间特定问题、促进网络空间良好运行与国际合作的重要方法与实现途径。网络空间国际治理以互联网治理为基础和核心，具有复杂多样、多方参与、动态演进、共识驱动的特点。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的实施需要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或称为治理平台）为各行为主体提供参与、协调和谈判的场所，并为此建立必要的流程、程序和制度。
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的核心要素，包括目标和价值、规则、主体、议题（即对象）和效果。一国（包含政府与非政府主体）在网络空间国际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可以从治理平台和规则的掌控能力、参与人员等维度进行评价。
目前，国际互联网治理平台主要分为三类，一是政府发挥主导作用的政府间平台，二是非政府间平台，三是涉及国际互联网治理的临时性会议进程及机构。在不同议题上，政府与非政府的利益相关方发挥的作用不同。政治性较强的议题政府发挥作用较大，技术性较强的议题则更多地由非政府力量主导。但是互联网治理核心规则的制定，离不开各个利益相关方的共同参与，需要遵循开放、透明、协同、包容、问责等原则完善治理机制，发挥各利益相关方的作用。
互联网源于美国，形成了美国在网络空间国际治理领域的主控地位。42个全球性治理平台中，15个所在地为美国；而且，重要的全球性非政府间平台（也是目前互联网治理的核心平台）的总部所在地，绝大部分也位于美国；美国在关键互联网平台的重要任职数量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为美国取得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的话语权、规则制定权、议题设置权奠定了极为坚实的基础。
7.网络空间安全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
网络安全人才是具备一定网络安全专业知识与专门技能，进行创造性劳动并作出贡献，能力和素质较高的人的集合体。
国家网络安全人才培养能力的形成一般包括三个要素：一是政策环境，涉及战略、计划、法律、政策、项目、资金；二是机制建设，涉及人才挖掘、培训、激励、评估、流动、国际交流；三是整体水平，包括培养规模、专业背景、职业资格和潜在人才的培养和发掘。
整体而言，美国网络安全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能力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政府和企业网络安全人才规模较为庞大，多所知名大学培养专业人才，政府从业人员建立了资格认证制度，且注重通过挑战赛来选拔青少年人才；俄罗斯注重建设“科技连”和广泛招募“白色黑客”以扩充人才队伍，人才优秀，但与美国相比不具规模优势；中国、德国和日本大约位列第三。
总体来看，全球网络空间的竞争态势日渐激烈。美国在网络空间的国际竞争中遥遥领先于世界上其他国家，软硬实力均属超强；中国在网络空间全球竞争中强势崛起，虽然各个方面的实力仍然落后于美国较多，但是，全球第二的位势已经基本形成；在与美国的差距不断缩小的同时，相对于德国、日本、俄罗斯、英国等其他国家的优势正在不断强化。
值得一提的是，网络空间国际治理是中国在网络空间全球竞争态势中最薄弱的一个环节，我们的学者少、立论少、职位少。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的领导下，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在国内高校和研究机构建立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研究中心，目的就是要从基础上培养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的人才队伍，特别是提升现有的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国际关系人才对于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的重要性的认识和兴趣，并逐步参与到这支队伍中来；同时，依托高校的教育体系和研究机构，把年轻人培养起来，尽快地形成数以万计的网络空间治理人才队伍。
三 网络空间的美国研究
网络空间领域中国实力的急剧增强，导致中美两国之间的竞争更加激化，美国对中国的疑虑和恐惧有可能进一步加深，对中国的打击和遏制力度也随之更加强化。网络空间安全成为中美双边关系中日益突出和重要的一个议题。
南京大学在美国研究、美国史研究等领域长期探索，积累了非常丰富的学识和经验，我们对南京大学研究国际关系和中美专题的学者、教授寄予厚望。现在国内做美国研究的学者很多，但是，在网络空间美国研究方面能够形成特色的，谁是第一家呢？我们希望南京大学是第一家。
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新时期中美贸易的重要讲话非常值得我们反复琢磨和理解，而且，需要在研究工作中，不断理解、执行、落实。2019年6月2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大阪举行会晤。习近平主席指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回顾中美建交以来的40年，国际形势和两国关系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一个基本的事实始终未变，那就是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比摩擦好，对话比对抗好。当前中美关系遇到一些困难，这不符合双方利益；中美两国虽然有一些分歧，但是双方利益高度交融，合作领域广阔，不应该落入所谓冲突对抗陷阱，而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3]习近平主席还指出，双方要相互尊重，互惠互利，这是我们应该牢牢把握的正确方向，双方要按照我同总统先生确定的原则和方向，保持各层级交往，加强各领域合作，共同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4]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如果我们要跟美国构建一个长期的、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我们一定要首先做好美国研究，真正读懂美国。无论在物理空间或者网络空间中，美国都是世界第一大国，并且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在中国未来和平发展的几十年进程当中，处理好跟美国的关系，始终是中国对外关系最重要的议题，没有之一。
要读懂美国这一本厚厚的书，在当前，探讨或者建构无论在物理空间或者网络空间中的“美国学”，比以往任何时间都更重要。如果我们不把美国研究透，就很难形成正确的政策和战略。我们现在探讨全球网络空间的战略稳定，实际上，归根结底还是以中美两国为主要对象，因为影响全球网络安全走势的还是中美两个网络空间大国之间的战略博弈，其他国家和地区，可能除了俄罗斯，影响皆相对有限。此外，在影响全球战略稳定的其他几大领域中，如核与太空武器、超高音速武器、常规战略武器等，中美竞争都是问题的最重要的方面。
首先，我们需要研究美国学术界关于网络空间的思想、理论或者智库及各个学术派别的观点，以及这些思想、理论、观点又怎么影响美国政府的决策。美国的智库很多，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美国关于网络空间研究最重要的智库和最重要的学者，我们要对他们的研究成果保持长期的跟踪；而且，我们要争取和他们对话，跟他们开展广泛深入的交流，使他们理解中国，也帮助我们理解美国，至少大家知道对方真正的战略意图是什么，不至于产生误读误判。一旦双方产生了战略误判，后面的、所有的事情可能就都做错了，这个损失是双方都无法承担的。
其次，研究美国关于网络空间的学术思想，离不开研究近代美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演变。例如，当前美国民粹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的复活及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对中美关系发展的影响和机遇等。民粹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复活是西方世界的一个整体性现象，与现在法国和德国冒出来的很多问题有相似之处。当代的民粹主义潮流，可能与信息时代带来的国际和各国国内的发展差距、贫富悬殊有关，可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中国人来讲都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主题。
再次，研究美国应对网络空间各种挑战所采取的战略和举措，也非常有现实意义。美国第一次提出网络空间战略是2011年，我们需要研究这10余年间美国网络空间战略文件，变了什么，没有变什么，以及变与不变的原因。其实就是研究美国网络空间战略思想的演变，这些方面我们存在较大的不足。另外，我们还需要研究美国对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网络空间战略的认识和理解，美国到底怎么判断中国，怎么认识中国，避免美国有些人对中国完全错误的理解和判断。有一些美国的年轻人，对中国的理解完全依赖于互联网上的信息和言论，并且单纯地依靠互联网来做出判断，难免失误。我们也要研究美国到底对中国认识到什么程度，他们认识的中国网络空间战略到底是什么。我们研究美国网络空间对华战略和政策，也是为了知己知彼，非常重要。战略误判不仅可能对中美关系和战略稳定带来负面影响，而且也是影响全球战略稳定的重要因素；美国对中国的能力有严重的误判，事实上中国没有构成美国想象中的那么大的威胁。
从次，美国是一个工业化高度发展和成熟的国家。在1890年前后，美国超过英国成为全球工业生产总值第一的国家。一百多年走来，美国在体制和机制方面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和一整套标准化、规范化的工作程序和方法，在不同领域中形成了有效和高效的运作体系。如果各位有国际机构和国外大企业工作经验的话，都会感受到这种有章法的行事方式，这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特别是，美国的网络空间战略管理体系也非常值得我们借鉴。涉及国家网络空间安全职能的各个部门之间，如何进行信息交换，相关数据/信息如何传输，遇到具体问题如何合作与决策等，都是构成网络空间安全战略管理体系的重要内容。
最后，研究美国建国以来的战争史、中美关系的发展史也很有意义。比如说，在什么情况下会导致错判、导致美国人下决心动武。2019年发生在伊朗的事情值得研究，许多人以为它不会打，它却要打；大家以为它要打了，但是最终又没有打，始终下不了决心。导致这种复杂现象的原因、过程控制和冲突处理，都可能有美国的特色。美国历史上的诸多事例、做法也值得研究，从中可以找出如何避免因为文化差异带来的误解和误判。例如，在什么时候、什么条件下，美国会对中国发动比较严重的、有影响的网络攻击，如果我们能够有几个判断的准则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尽量避免这种局面的出现。尽管谁也不知道美国人脑子里具体是怎么想的，但是，基于对美国历史的研究，以史为鉴，我们最起码可以寻找出一点线索。
关于网络空间的美国问题研究，方方面面还有很多，这里就不赘述了。总而言之，美国这本书要大家一起来读，网络空间的“美国学”这本书要大家一起来写，这对于中华民族的和平发展非常重要。
四 研究建议
首先，网络空间的隐蔽行动也很重要，值得研究。其本质问题是网络空间的信息战和情报战。在人工智能出现以后，信息战和情报战都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更多的新业态，非常重要。网络时代，正在发生一场情报革命，获取和分析情报的方式、方法和工具，与工业时代完全不同，间谍和反间谍的情况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信息战必定成为未来战争的一个重要战场，因为，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其破坏性难以想象。
其次，网络空间治理不能简单化。特别是，网络空间话语与算法应用问题值得重视。在国际网络空间中，有的国家一直发声，有的总不发声，这是个话语权问题；有的掌握了某种算法，将真的变成假的，假的变成真的，这都是当下网络治理需要关注的问题。我们需要重新认识网络空间，重新理解网络空间。
再次，欧洲问题在网络空间全球战略研究当中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欧盟的战略重要性非常明显。欧洲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但是，到了信息时代，欧盟展现出的是弱势，全球大的IT企业、大的互联网企业、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重要领域，现在基本上看不到欧洲的影子。原因在什么地方？是欧洲人笨吗？显然不是，欧洲人对世界文明的发展有非常重要的贡献。这里面深刻的原因非常值得我们研究。例如，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可能会导致欧盟在数字经济发展中的进一步呈现弱势。原因在什么地方呢？我个人认为，欧洲人把很多问题绝对化，可能是原因之一。例如，欧洲强调平等，原则上这是对的，但是，问题在于追求什么样的平等。有学者认为，欧洲人追求的是“结果的”平等，美国人追求的是“机会的”平等；如果过分地追求“结果的”平等，可能就弱化了人的冒险精神和奋斗意志，欧洲人不像美国人那样，敢于冒险、勇于创新。
在当前全球关注的数据流动问题上，欧洲表现得非常严谨，或者说偏于保守，过分强调保护个人的隐私；美国比较倾向于隐私和发展并重。因为现在有了这么多大数据，如果过分强调保护这个、保护那个的话，这些大数据就不能用了，数据不能用，带来的很多好处就没有了。这样，在欧洲不大可能出现全球一流的大数据企业，拿不到数据，真正的大数据企业很难诞生。美国人比较倾向于个人隐私还是要保护的，问题是要重新定义什么叫个人隐私。比如说，经过清洗以后的数据，例如去掉姓名等可能泄露个人身份和特征的数据之后，还算不算个人隐私？当然，反对者也可以声称，不管你怎么清洗，拿到足够数量和品种的数据，还是可以还原到特定某人的身份。因此，不同的立场和观点，可以在理论上反反复复的无休止争论，但是，发展的机遇却是稍纵即逝的。欧洲人可以喋喋不休地争论，美国人的大数据企业则可能已经占领了全球市场。
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数据拥有量最大的国家，到2025年，美国的数据总量大概只有中国的60%，中国绝对是世界上数据第一大国。数据是资源、是石油，但是，石油埋在地底下不许开采，这个资源变不了现。欧洲和美国问题的比较研究，可以促使我们做一些更深入的思考，而且是结合中国自己的实际和发展所面临问题来思考。
我们前面的路还很长，我们需要更多的有生力量参与到关于网络空间国际治理问题的研究中来。哪里有计算机，哪里有软件，哪里就有安全风险，风险无处不在，防不胜防。网络空间战略研究的问题之一是：是否可以考虑把容忍受到网络攻击的范围越切越小。例如，美国人非常重视网络空间重要基础设施的安全保障问题。其中，如何界定网络空间重要基础设施，哪些算、哪些不算，是否只限于军事目标，民用一概不准侵犯，如禁止攻击学校和医院等，需要有所定义。因此，即使是网络空间重要基础设施的安全保障，也有许多需要深入研究的政策和策略问题。我们可以对网络空间进行切片，将符合国际法的、需要重点保护的（网络空间的）子空间一点一点地切出来，把网络空间的可攻击子空间限制到最小，在国际上提出我们的建议，既可以占领道德高地又可以实际上减轻对于网络攻击的安全防护负担。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可以作为战略思考来研究。
[1] 本文为2019年7月作者在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研究中心第三届学术研讨会”上的主旨演讲稿。演讲稿由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毛维准整理。
[2] 作者信息：周宏仁，原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3]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人民日报》2019年6月30日第1版。
[4]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人民日报》2019年6月30日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