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生产力发展推动人性的实现

无数的史实与现象让我们相信，人性的本质就是求得自由与解放，这种自由与解放既包括人身依附关系的解放，更追求人对自然力约束的解放。前者本质上是一系列社会制度的安排，后者本质上是人类对自然规律的掌握与运用水平，即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当前者的制度安排有助于后者的进步时，这种社会制度就是先进的；反之，当前者的制度安排阻碍后者进步时，这种制度就是反动的。生产力的发展，是推动人性实现的根本力量。

一 人性的本质是追求自由与解放

（一）一部人类发展史就是追求对自然力约束的解放史

人类的发展史，既是人类追求全面自由解放的历史，也是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突破自然条件约束，与自然达到更高水平的平衡的历史。

人类首先制造和使用基本的手工工具来获得生产和生活资料、改造自然，这些手工工具就像人的四肢，延伸了人类自身的劳动能力，增强了人类的力量，而手工工具也是人类劳动的结晶。人们所使用的工具与自身所处时代的生产力水平发展是相适应的，而生产力的发展首先就体现在生产工具的改进上。以中华文明为例，中国古代的生产工具发展大致经历了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

在石器时代，生产工具包括简单的石器，甚至还包括用树枝、木棒等打磨成的简单生产工具。在这一时代，人们不仅会使用石器，还会使用火。这一时代还可以近似划分为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这种划分方式在古代文献中一直都有反映，如公元前8世纪古希腊哲学家赫西奥德的《劳动与时令》诗篇里，把人类的发展划分成黄金、白银、青铜、英雄和铁5个世纪；中国东汉袁康所撰的《越绝书》中也把人类使用的工具分成石、玉、铜、铁4个阶段。如今在考古学上的划分方式也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1836年丹麦学者C.J.汤姆森首先提出了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分期，奠定了史前考古学研究的基础。1865年英国学者J.卢伯克又把石器时代划分成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1892年英国学者A.布朗在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之间划分了一个过渡期，称为中石器时代。1877年意大利学者G.基耶里克提出在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之间，增加铜石并用时代作为过渡期。最终这种划分逐渐凝定并沿用至今。

在旧石器时代，工具的制造一般是把大石头或燧石打成石片，所剩的石核作为石斧，后期石片也被用作石刀或者矛头。中国的西侯度遗址便发现了中国旧石器时代的历史以及人类用火的历史，除此之外还包括丁村人文化等。旧石器时代的后期以山顶洞文化为代表，体现为各种细致、多样的石器，包括石珠等装饰品，还有弓箭、梭镖等复合工具，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就是骨针，这代表缝纫技术的突破。中石器时代与旧石器时代的划分并不明确，在中国，人们仍然以采集和渔猎生活为主，并使用相似的简单石器和复合石器工具，以获得相应的生产和生活资料。而在新石器时代，农业、畜牧业的产生，磨制石器、陶器、纺织等不断推广。此时的农业生活已经具有生产性质。此时期世界各地的地理分化逐渐明晰，无论是文化中心还是边缘地带都产生了自身的农业发展模式，因各地环境和气候的差异，农业栽培作物包括小麦、大麦等，饲养牛、羊、马等家畜，制陶工艺不断发展，社会分工不断明确，产生了不同阶层。此后的文化发展都始终在这样的农业生产基础之上。

石器时代之后的青铜时代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000年前后，在生产工具上包括木器加工的斧，用于渔猎的钩，各种刀具等。而青铜器较为发达的时期正是商代，已经出土的商代和西周时期铸有铭文或不铸有铭文的青铜器众多，青铜文化也从夏商延续到了春秋时期。青铜时代不仅让生产工具的材质和自身结构发生了变化，也让生产工具的应用范围、使用方法得到了拓展，如产生了马车和牛耕，生产方式产生了极大变革。

铁器时代最早可以追溯到商代中期，一般认为春秋战国之际是铁器时代的开始。战国时期就产生了冶铁业。《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载晋国铸刑鼎事件，“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据考证，这一史实说明了冶铁技术已经较为发达。冶铁技术的发展一方面推动了生产工具的进步，产生了犁、锄、耙、镰等农具；另一方面古典器具业逐渐发展和成熟，如鼓风机、翻车等，这些器具始终在后代的农业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

在这些时期，人顺应自然、改造自然的方式是初级的。所以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总体来看，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不足，自然始终在人的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而自然本身也相对较少地受到破坏。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自身的能动性和主体性没有被完全挖掘出来，人们不仅受到政治和社会的某种钳制，而且受到自然的充分牵制。

从世界范围内看，三次工业革命真正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让人们在政治和经济上获得了解放。第一次工业革命以蒸汽为主要动力，并逐渐融入牛顿力学的理论基础。蒸汽机的发明和运用让人们真正大幅度地突破了自然条件的限制，各种工艺产品逐渐脱离人力，生产速度和效率大幅提升。蒸汽船等交通工具的发展更是拓展了资本主义的空间范围，让产品运输有了新的基础。蒸汽机大大推动了纺织、采矿、冶炼、机械加工等工业的迅猛发展，使人类进入了“蒸汽时代”。

法拉第和麦克斯韦的电磁理论为第二次工业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而西门子以电磁铁制成的实用发电机以及电动机逐渐融入工业生产当中，使得动力和生产过程又产生了极大变革。电力成为新的能源，同时也产生了远距离输电的需求。电的应用普及使得电话、电灯等日常电器逐渐融入人们的生活之中，人们也正式步入“电气时代”。

从第三次科技革命甚至到第四次科技革命，相对论、量子力学等理论为我们打开了宏观和微观物质世界的奥秘。原子能的诞生又再一次变革了能源运用，让人们进一步相对突破自然条件的限制，原子核能也被应用到生产、军工、科研等各个领域。1957年，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使人类逐渐走向外太空。1958年，美国也相继发射了“探险者”人造卫星。两国在太空领域的较量也激发了其他国家探索宇宙的热情。不仅如此，生物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等也不断涌现，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为科技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土壤。1945年，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在美国诞生，这为将我们相互联系、深刻改变我们生活方式的互联网奠定了物质基础。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许多系统可以将地理上分散的多个终端通过通信线路连接到一台中心计算机上，从而形成了第一代计算机网络。第二代网络以通信子网为中心，多个主机通过通信线路互联起来为用户提供服务。第三代形成开放网络互联，是遵循国际标准的开放式和标准化的网络。伴随第四代通过HTML和网络开发语言Java的兴起以及局域网技术的发展，全球范围内以Internet为代表的信息基础设施逐渐建立和发展，促进了信息产业和知识经济的诞生，人类也正式进入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时间和空间的超越都达到了新的水平。

每一次生产工具的创新和技术进步都推动生产力的解放和个人主体性的不断提升，人们依据自身的能动性不断改造自然，也是让自身不断得到全面发展的过程。

社会上广泛流传着一个说法：“懒人推动了世界进步”，这种说法只是从人的生物本能角度阐述了社会进步，远未挖掘到其根本。大量的事实表明这种表象的解释是不正确的——当传说中的万户陶成道将火箭捆绑在椅子上试图飞天时，当1891年莱特兄弟驾机试飞时，当特斯拉呕心沥血进行各种科学实验时……他们是因为懒惰才去追寻飞天梦想、追寻电力实现的吗？不，这些人类的先驱，本质上是受追求掌握自然规律、运用自然规律，寻求对自然力约束的解放的“人性”的驱动——飞天寻求的是对重力约束下离不开地面的解放，汽车的发明追求的是自然力约束下人类运动速度不超过10公里/小时的解放，火箭的发明追求的是重力约束下无法脱离大气层的约束……归根结底，社会进步是人性驱使下追求对自然力解放的人推动的。

（二）人性与动物性的区别在于追求自由与解放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分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意识的对象。他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这不是人与之直接融为一体的那种规定性。”[1]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也曾说道：“我们并不想否认，动物是具有从事有计划的、经过思考的行动的能力的……食虫植物捕获食物的方法，虽然完全是无意识的，但在某一方面也表现出是有计划的。动物从事有意识有计划的行动的能力，和神经系统的发展相应地发展起来了，而在哺乳动物那里达到了已经相当高的阶段……但是一切动物的一切有计划行动，都不能在自然界上打下它们的意志的印记。这一点只有人才能做到。一句话，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后的本质的区别，而造成这一区别的还是劳动。”[2]

因此，从外在的客观现象看，人类与其他动物之间存在本质差异，其他动物的发展道路是单一而线性的，可以细分为两种：一是发展强壮的躯体对抗自然力，或者依据自身的动物本能不断适应自然，这种以保存自身为核心而非强调实践目的性、计划性的发展道路始终有其局限性和“瓶颈”，这条道路的发展以恐龙的灭绝划定了其极限。二是以强大的繁殖力保持种族的延续，如蟑螂、老鼠等动物。除人类以外的动物，是这两条道路不同权重的加权调和，其目标均是适应环境以保持种族的延续。只有人类，是以自身意志控制下的劳动改变自然环境，使自然环境适应自身的存在。

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看，劳动是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而人性与动物性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劳动过程中的意识活动。“人的劳动是自觉的、有目的的，而其他动物的劳动是本能的……在人类劳动中，指挥机制是概念思维的能力；这种能力来自于一种非常特殊的中枢神经系统……这使得人类能够进行事先已有概念，而不是受本能支配的劳动……作为有目的行动的劳动，是由智力指导的，是人类的特别产物。但是人类本身又是这种劳动的特别的产物。”[3]因此，人意识活动中的计划性、目的性，将一个事物首先概念化，在观念中实现的能力，将人与其他动物区分开。关键点不在于执行而在于概念。

“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人的本质属性在于社会关系，而这种社会关系又始终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前提，两者是同一的过程，所以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从作为人类整体的社会关系到相对个人的发展要求，全面发展还要求劳动能力的全面发展和个性的自由和解放。所以劳动过程中的意识活动也追寻着人类发展的本质，那就是寻求个性自由和全面的解放。

唯有人类，以智慧探索自然，以双手把握自然，以掌握自然规律利用自然规律，以改变环境让环境适应自己，来求得自身对自然规律的解放——从原始人克服动物天然的恐惧举起火把的那一刻起，人与动物的发展之路，就划上了界限，人性的光芒，第一次闪现。追求对自然力约束的解放、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这是马克思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伟大理想，在这里个人自由发展得到了真正实现，“必然王国”中人们所受的制约是深刻而普遍的，而只有在“自由王国”之中，人才真正成为一个自由主体，人的个性和潜能才能完全被释放出来。

（三）人类追求自由的两个方面

到这里我们知道：一方面，生产力推动了人自身的全面发展，即人现如今的生存状态和思维方式都有其生产力变革的因素；另一方面，由于人类实践过程中的意识活动和主观能动性，对生产力变革的追求也是自身在实践中不断实现的。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始终在一个辩证运动之中，因此，人类对自身全面发展和自由的追求自然也意味着两个方面：在生产关系中占据有利地位和不断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从生产关系角度，我们主要关注人对人的人身依附关系的解放；而生产力角度，则是人类对自然条件约束的解放。人身依附关系的解放程度，依赖于人对自然力约束的解放水平，同时对后者有反作用。如果人身依附关系的解放程度有助于生产力的发展，则说明现有的生产关系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政治制度是积极的，反之则是消极被动的。

人身依附关系说明社会生产力的不足和劳动分工的不发达。以欧洲中世纪为例，中世纪约为公元5世纪到15世纪，“中世纪”这一词最早是由15世纪后期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比昂多开始使用的。公元476年，罗马帝国灭亡，与罗马帝国时期的统一和辉煌成就相比，此时期的封建割据频繁带来战争，宗教对人民思想和现实财富的限制力十分强大，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此时期科技和生产力发展的停滞。在中世纪后期，经过大规模的战争，国家的财政支出不断增长，导致国家不断向人民征税。农业的庄园经济始终是中世纪的经济基础，在中世纪前期，由于农业革命改进的耕种方式、耕种工具，同时引入了新的农作物，比如豌豆等，让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升。但随后的“黑死病”、征战以及强大的宗教和封建势力的压制并没有能够真正解放人们，最终人们仍然是处于庄园经济的人身依附关系之中。

资本主义的发展无疑实现了对人们政治的解放。政治民主化运动、工业革命以及与之互为因果的资产阶级的兴起，使得人们实现了政治上的自由，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人们的全面发展。但当步入资本主义时期，人们又将以更潜在的方式服从资本的逻辑。由于人们实现政治上的解放，自由、平等成了资产阶级对自我处境的描述和宣传的口号。正如同资本主义的逻辑统治如今的历史阶段，市场作为剩余价值的交换领域，其表面上的等价形式、自由平等交易也作为一种原则统治现代的政治制度，并成为其宣传的口号。由于这种经济基础以及受其钳制的意识形态，人呈现为具有高度流动性的群体和散沙式的组织形态，这种组织形态不仅是自然形成的，而且其逸散状态依靠原子化个人或不同圈层的价值观念和社会行动能力，始终能够得以保持，并对权威力量有自然的反抗能力。

但面对疫情这样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种状态往往对生产力的恢复和进一步发展具有很强的阻碍作用。疫情被视为资本主义占据世界体系主体之下，人与自然产生紧张关系的重要体现，或者说是自然条件对人们进一步无序扩张的限制，人们面对疫情的手足无措一方面让我们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寻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的平衡点；另一方面，人们面对疫情时既看到了自身知识的不足，也看到了生产的薄弱之处：以人为主体的生产力的创造性、组织性不足。

欧美部分国家对人员流动控制的无力、对经济恢复的无力也深刻地凸显了这种矛盾，虽然人类在政治上得到解放，但在资本主义状态之下，人们受制于资本的高度的流动性具有显著的刚性，而这恰恰成为阻碍生产力恢复和发展的制度性因素之一。

二 两种自由观的碰撞

中国和西方主要国家的自由观念既有联系也有差异，而两种自由观念的冲撞却逐渐成为西方国家意识形态战线争夺的场所。两种自由观念的差异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中西方文化传统有着本质差异。总体来看，与西方国家较长时间的封建割据和宗教统治不同，中国长期处于大一统的局面，大一统不仅强调政治上的整合，比如郡县制等从中央到地方的垂直统治和强大的官僚体系，还包括文化和精神上的一统，比如儒家文化始终作为主流文化至今仍在影响我们的行为方式。中国古代经济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而儒家文化也正适于这一经济基础，表现为一种自制、强调仁义道德、追远慎终的文化特质，在政治上也强调民本、仁政等。总体来看，欧洲文化中制衡观念和法治观念更甚，契约精神所形成的团体与个人主义的文化观念相互融合渗透，基督教文化以更鲜明而非潜在的方式影响人们的行为准则。对于美国来说，其自身缺乏深厚的文化基础，所以在自由观念上要更进一步。无论从文化的哪个角度来看待和言说，中国文化传统中的自由观念，其对自身的约束性、集体精神、自我调节和反省的要求始终高于西方国家。

二是意识形态的差异。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始终在走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社会主义道路，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强调生产的社会属性，因此必然产生相应的集体主义精神，注重平等。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市场原则统治了国家政权的建设，经济体系与政府的垄断权力相结合。与中国相比，其经济势力要远远高于政治势力的纠合。

在这里我们可以对比两种自由观念的冲撞。一种观念是与个人主义紧密结合的自由主义，这种观念强调个人道德价值的道德立场、政治哲学或社会观念，他们提倡个人目标和欲望的实现，注重独立和自力更生，主要个人利益应优先于国家或社会全体，反对社会或政府等机构对个人利益的外部干涉。个人主义以个人为中心，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支持自由公正的选举、公民权利、新闻自由、宗教自由、自由贸易和私有财产等观念。另一种是社群主义的自由观念，在一篇题为《负责的社群主义政纲：权利和责任》的文章中指出：“离开相互依赖和交叠的各种社群，无论是人类的存在还是个人的自由都不可能维持很久。除非其成员为了共同的目标而贡献其才能、兴趣和资源，否则所有社群都不能持久……社群主义既承认个人的尊严，又承认人类存在的社会性。”社群主义的自由观念是有组织的自由观念，以社群为核心，并将其作为分析和解释的出发点和核心，他们把社会发展的动力、政治经济基础归结为诸如国家、阶级、民族等社群，同时强调普遍的善和公共利益。

毫无疑问，近似于集体主义的社群主义自由观念与中国人民理解的自由观念有异曲同工之妙。对于西方国家，社群主义绝非占据政治和文化观念上的主流，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融合更贴切地体现了大部分西方国家人民的观念，但这种自由观念并不等于自由放任的观念，其对个人权利的强调同样具有其内涵。面对这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我们发现这种自由观念极其受制于媒体和互联网等信息传播平台，并导致了西方国家在疫情初期面对混乱局势的无组织和无序状态。而一种社群主义的自由观念由于其自身对集体力量的强调，对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