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第一节 缘起

选择符号唯心主义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是基于现实与理论的双重思考，就现实而言，我们无往而不在地生活在符号构筑的王国里；就理论而言，符号学是学术研究中一个古老的话题，但人们在此领域并未达成普遍共识，可谓歧见纷呈，莫衷一是。因而这是一个既让我们值得倾力去探究的，也让我们万分着迷的研究课题。

一 现实缘起

长期以来，如何认识人类身处其中的这个社会，一直是有识之士不遗余力深入探讨的一个“斯芬克斯之谜”。不同的人从不同方面对这个问题给予了不同的解答。“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正是这些不同的认识，为我们透析进而揭示这个复杂社会的本真面目提供了重要镜鉴。有人认为当代社会已超越了前现代农业社会和现代工业社会，而进入了“后工业社会”；也有人认为随着便捷交通工具的普及和发达通信技术的运用，我们已进入了“信息社会”和“网络时代”；更有学者指出我们所处的社会是“消费社会”和“全球化时代”。总而言之，这些莫衷一是的看法既说明了把握时代特征之困难，也显示了考察时代特征之多元，还充分显示了我们正处在一个社会的大变革时代。与其他学者的看法略有不同的是，笔者认为我们身居其中的社会是一个“符号化社会”。提出此观点绝不是要全然否定以前人们对这个社会的认识，而只是认为，从符号维度进行分析可能更好地接近我们对这个社会的本质性理解。

人类社会始终离不开符号，正是符号的出现不但让人类告别与动物为伍的低级阶段，而且借助于符号创造了一个更为人性化的、日益发达的符号化社会。较之以往社会，符号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以至于在社会的一切领域，人类无不受到符号的影响。正如中国当代符号学家赵毅衡教授所言：“当今时代面临着一个大变局。文化变型加速，社会的符号活动空前活跃，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出现了 ‘符号满溢’：几乎任何活动都浸泡在符号之中，这是几千年世界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现象。”[1]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认为把当代社会视为“符号社会”而非“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更为妥当。相较于“后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符号社会”不只是单维地从生产力的发展或科学技术进步的角度对社会的把握，还涵括了从其他方面对社会的认识。

正像任何事物的发展当其超越了其发展的限度后，必然走向自身的反面。符号，这个人类自身所创造的“文明之花”，却一脉独彰地成为反控和主宰着人类的“主人”，而人却身不由己地成为符号的“奴隶”。更令人可叹的是，人类沉湎其中乐以忘忧。“人们虽然并不完全明白自己生活在符号的洪水之中，他们也感觉到压迫的源头不明。哪怕他们弄清自己是符号的奴隶，牢房却是天鹅绒的，屈从也是享受型的，人很难从自己 ‘自由’使用的符号中解放出来。”[2]一个有目共睹的现象是，无论是在经济领域还是政治领域，权力和货币这两种符号已成为宰制我们日常世俗生活中隐蔽的“上帝”。这种微观的权力符号已不是一种诉诸军事、政治领域的强制性符号暴力，而是一种隐匿性的让被统治者身陷其害却察觉不到的软性暴力。在经济领域，这种符号的反宰作用更是发挥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时下颇为流行的“房奴”“孩奴”无不是符号统治的隐喻性表达，甚至余波未息的美国房地产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般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与其说是一种经济领域的危机，不如说是人类的一种符号信用危机。进而言之，笼罩全球的生态危机与其说是人类对外在自然资源不加节制的开发和掠夺的报应，不如说是人类过分痴迷和钟情GDP这一符号经济的恶果。

更大的隐忧是，在当今广告与传媒符号力量无所不在的影响下，这种经济符号犹如癌变的细胞那样无往而不胜地扩散至人类生活的一切领域。我们不但失去了自主地辨别事物真假美丑的能力而听凭符号引导，而且我们的生产和消费行为也在无形之中遭受徒有其名而无其实的“广告”和“时尚”等符号左右。人们对于符号的泛滥与污染已经不胜其烦。以至于德国符号学家罗兰·波斯纳（Roland Posner）把符号对人的污染看作一种绝不次于当代生态污染那样对人所带来的危害。他说：“在我们的社会，几乎所有以使生活更加便利为初衷的发明创造，最终都适得其反：它们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复杂和困难，正如污染妨碍了基本生活过程一样，困扰基本符号过程的正是我们的符号资源所遭受的污染。因此，将符号污染与物质环境污染作类比是恰如其分的。与环境污染相比，符号污染也被认为是一种威胁，因为：（1）它危害了工业化国家人际交往的基础；（2）它发作缓慢，不可探测，一经发现，几乎无法再去弥补损害；那些符号形成的初衷是为了使人际交往更加便利，但自相矛盾的是，最终恰恰是它们阻碍了人际交往。”[3]

如果认真思考起来，我们就会发现波斯纳的这一提法并非空穴来风和危言耸听。实际上，我们自己正在饱受着这种符号的污染之苦、迫害之痛。个人方面，当你到医院里拿到处方上的药物时，却发现包装盒上的信息不但晦涩难懂，而且大篇幅地写满了药品的禁用对象、服用风险和副作用；当你被迫签署一份购买合同时，却发现不得不仔细阅读长篇累牍的以小字体印刷的所谓相关情况下不宜使用本产品的客户须知；当你想要行动时，却发现不得不事先向律师咨询一下法律上的障碍和风险；当单位工作考核时，你不得不一次一次地去填写那永远填不完的各种履历表格。社会方面，符号在我们身边也上演着令人目瞪口呆的造神传奇：从风靡一时的“超级女声”到市场上的“明星代言”；从“悟本堂”事件到屡禁不止的“现代传销神话”；从“华南虎事件”到频现的明星“广告门”事件；甚至在整容化妆变性等呵护身体方面，求美心切的人们不顾自身先天生理基础都一律向“0.618”这一美学的黄金法则靠拢；现实生活中，不谙世事的青少年沉溺在网络的虚拟和仿真的符号世界里欲罢不能；消费领域，人们被符号消费所绑架。总而言之，人们被裹挟进这个小小的符号迷局之中而难以自拔，全然不知这一符号背后所蕴含的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忽视了其背后蕴含的意义功能，以至于鲍德里亚提出了“媒介恐惧论”的警世醒言。总之，这一切无不是由符号唯心主义观念在幕后暗中导演，因此，揭开笼罩在符号之上扑朔迷离的层层面纱，澄明符号自身的真实面目就成为我们研究工作的当务之急。

其实，人类在创立符号的同时，我们的先知先觉者们就对符号发展可能带给人们的诸种危机发出过批判与警告。正如英国符号学家怀特海所言：“人类，通过它那一套繁复的符号转移体系，可以养成奇迹般的敏感性，感受遥远的环境，以及未定的将来。但是它也要付出代价，因为每一符号转移都可能含有任意归罪于不恰当特性的危险做法。”[4]正是在符号使用过程中这种“任意归罪于不恰当特性的危险做法”，才使人类淹没于自己所创造的符号变异之中，使符号置人于被奴役的境地。因此，我们对符号学的研究就是要“揭示符号表面的受权势和社会语言结构侵入而异变的骗人伎俩，让人们明白符号背后所隐含的一切指涉对人的精神、意识的束缚和禁锢，使人不再成为被愚弄的对象，从而获得一种认识上的澄明和精神上的自由自主”[5]。“让人从充满欺骗的和使人庸俗的对时尚流行的依赖中解脱出来，从而使人获得一种精神上的独立与自由。”[6]即揭示事物的真相，显示客观世界与社会人文的真理。所以，巴特宣称其研究符号学是由于不能容忍自我欺骗和标志一般道德的良心这两者的混合物而产生的。同样，在我国人们消费的恩格尔指数趋于缩小的情况下，我国消费结构从生存性消费转向存在性消费的当代社会，符号消费愈演愈烈，导致人们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破译符号消费的意识形态幻象，使人们从符号消费的极端崇拜和盲目依赖中摆脱出来，适当干预和调控符号消费可能诱发的社会风险，保持对符号消费的理性自觉和辩证反思应是我们责无旁贷的重要使命。因此，通过对符号不同方面的揭示，来启示人们认识社会与人生的本质内涵，就具有人文启蒙的重要意义。

二 理论缘由

除以上所列的现实缘由外，还在于理论本身发展之所需。正如人们认为的那样，符号学是继本体论、认识论之后当代哲学发展的重要转向。就像英国哲学家比尔兹利所言：“符号学无疑是当代哲学及其许多思想领域最核心的理论之一。”因而大凡20世纪在哲学史上稍有建树的人，没有不关注符号问题的。但是每个人对于符号学的理解与应用又各不相同。如马克思的资本符号学、拉康的精神分析符号学、罗兰·巴特的结构主义符号学，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符号学、皮尔斯的实用主义符号学、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的符号学、维特根斯坦的分析哲学符号学、海德格尔的生存符号学、麦克卢汉的媒介符号学，等等。这些林林总总的符号学理论让我们在感觉到符号学景象繁荣的同时，又让我们感觉到符号学研究的“众声喧哗”。再加上大众传媒的发展，使本来就云遮雾罩的符号学更充满了扑朔迷离的特性。这就意味着，符号学理论的发展时至今日还没有获得一般符号学的基本理论。对此，中国符号学研究专家李幼蒸先生深有感触：“不应把符号学定位为一门新的 ‘学科’，而应将其视为不同学科之间进行沟通和对话的 ‘工作领域’, ……符号学研究的固有倾向正表现于其突破现有学科界限和寻求学科间互动的特点上。为此，符号学不应也不可能寻求在单一学科内部建立其理论和实践的基础。”[7]正是由于这些符号学理论还没有取得普遍一致的理论与知识形态，这就为我们进行符号学研究提出了新问题和新挑战。可见，研究这一课题不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

随着对符号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笔者发现符号学研究虽然基本理论进展甚微，但符号学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却表现得异常活跃，广泛地渗透到人类的政治、经济、传媒等一切领域。在这些领域符号学发展自然也最为丰富。[8]比如说在经济符号学领域最值得称道的无疑是马克思的《资本论》、西美尔的《货币哲学》、鲍德里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等等，这些思想巨著为我们展现了符号学在经济领域的神奇力量。在政治学领域，符号学也充分体现了其强大的生命力，如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葛兰西的话语霸权（Hegemony）理论、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等等。马克思认为，在国家控制和管理方面，除了诉诸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强制性国家机器（Repressive State Apparatus）等硬性暴力外，采用符号的意识形态的认同机制也是达到社会控制的重要方面，在某种意义上说，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和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既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一脉相承，又是对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而这一符号的隐匿性特点在福柯的解构理论和布迪厄的性别支配理论中也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福柯从“另类”的角度给我们揭示了意识形态对个人自由的束缚与窒息及野蛮统治的一面，这种符号的无意识统治使人们深受其害而不自知，其可怕之处在于，被统治阶级是在自己不知情的基础上赞同了统治阶级的统治逻辑，协助统治者统治自己。正是这种符号不在场的、看不见的隐匿性的特点，使得统治阶级或者符号权力的拥有者往往把代表社会群体利益的或本质上是某种任意的真理，宣称为普遍真理，从而赢得被统治阶级的认同，在这种意义上，符号权力也就是符号暴力。使社会从一个“受到监控的社会”发展为“自动监控”的社会。而在诸如广告传媒领域，符号学的发展更是势头强劲，麦克卢汉的“内爆”思想，本雅明的机械复制理论，鲍德里亚的“超真实”理论，无不在告诉我们人类并不是生活在一个真实的世界里，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媒介所构筑的“声像世界”或“图像世界”里。

以上简要介绍的现实和理论的双重发展既是我们研究的现实起点，也是本课题研究的理论缘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