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第一节 研究缘起

一 谁是弗吉尼亚·伍尔夫

1938年，一位丹麦裔的美国学生伊丽莎白·尼尔森（Elizabeth Nielsen）连续两天拜访了弗吉尼亚·伍尔夫，想以她为题撰写自己的博士论文。然而尼尔森的选题并未通过，理由是这个选题太过现代，伍尔夫的父亲莱斯利·斯蒂芬成了替换的人选。2016年，当伍尔夫作为笔者的最终选题确定之时，“现代”早已不再是阻碍伍尔夫研究的因素。英语世界的伍尔夫研究正以迅猛的态势发展，国际伍尔夫学会、伍尔夫年会、伍尔夫专刊已经形成了较大规模的影响，伍尔夫作为现代主义作家和女性主义批评代表人物的经典地位早已确立。在国内，伍尔夫研究也在20世纪80年代后重新恢复了生机，并成为研究者选题的热点和中国女性作家欣赏的宠儿，那么笔者选择伍尔夫作为研究对象到底意义何在呢？

2016年，伍尔夫的自传文字《存在的瞬间》中译本终于和中国读者见面了，在序言中，译者详细地追溯了自己与伍尔夫的作品结下的不解之缘，及其对伍尔夫的基本印象：“她对即将发生的战争充耳不闻，对生活的创伤不予理睬，她一直想对世界展露笑容。”[1]译者心目中饱受世事摧残却遗世独立、超然物外的伍尔夫代表了当今部分国内伍尔夫研究者和读者对伍尔夫的态度和印象。20世纪80年代伍尔夫重新进入中国研究者的视野时，最受欢迎的研究对象依然集中于她的“生命三部曲”（《达洛卫夫人》《到灯塔去》《海浪》），尽管瞿世镜在1988年主编的《伍尔夫研究》前言中强调不能“把伍尔夫的功绩局限于意识流小说。因为在她的九部长篇小说中，典型的意识流小说也不过是寥寥可数的几部而已”[2]。伍尔夫作为一位意识流小说家的形象至今依然在中国读者的心目中根深蒂固。意识流作品中所体现出的对内在心理的关注，也让读者倾向于将伍尔夫视作一位生活在象牙塔中、对现实生活和政治活动毫无兴趣的“高雅之士”。在对80年代至今国内的伍尔夫研究进行通读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国内学者最感兴趣的始终是伍尔夫的小说作品和创作技巧，90年代国内女性主义研究逐渐兴起时，对伍尔夫女性主义作品的评价也依然笼罩在意识流小说家的巨网之中，始终无法冲破纯净天使形象的禁锢。2000年，瞿世镜在《论小说与小说家》的增补版中补译了伍尔夫的女权作品《一间自己的房间》，然而瞿先生欣赏的是伍尔夫“活泼风趣、雄辩有力”[3]的风格，并将这部译作献给为家庭奉献一生的母亲，希望今日之中国能够尊重具有伟大母性的女性。含蓄而隐忍的《一间自己的房间》成为国内研究者关注的重点，而更为激进的《三枚旧金币》却始终没能获得国内研究者的青睐。

伍尔夫并不是一位单纯地醉心于艺术，远离社会生活的女作家，也不仅仅是一位小说家或《一间自己的房间》的作者。在自己的生活中，伍尔夫身体力行地参与了许多争取女性权益和劳动者权利的政治活动，[4]并撰写了一系列具有女权倾向的论文，成为英语世界70年代兴起的女性主义批评尊崇的先驱。同时她也是一位散文大家和文学批评家，在她的散文随笔中，伍尔夫展现出与小说截然不同的文风，用平实幽默的语言再现普通读者的喜好，并确立了自己不同于时代潮流的批评准则。此外，伍尔夫大量日记、书信、手稿和传记的不断问世，也使伍尔夫的形象变得更为多元。她既有敏感、细腻的一面，又有势利、世俗的一面。从伍尔夫生前至今百余年的时间内，英语世界关于她的争议推动了对伍尔夫形象的一次次重新审视，拓展了伍尔夫研究的领域和深度。伍尔夫真的只是“一株风中摇曳的绛珠草”[5]吗？随着对英语世界伍尔夫研究的逐步了解，笔者的这种疑惑日益加深。国内研究者心目中感性且柔弱的伍尔夫形象的真实性受到了质疑，伍尔夫研究中被忽视的部分逐渐浮出了水面。如果伍尔夫并不仅仅是一位敏感脆弱的女作家，那么究竟谁是弗吉尼亚·伍尔夫呢？

二 研究目的与意义

作为一名享誉世界的作家，早在1928年，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中国就得到了介绍，1932年就出现了伍尔夫短篇小说的译作。但因意识流小说家的缘故，伍尔夫研究中断于40年代末，直至80年代初才得以恢复。80年代的中国研究者将目光集中于伍尔夫的意识流小说上，力图接续20世纪上半叶未能完成的现代主义小说研究，却并没有注意到英语世界的早期研究成果和20世纪70—80年代英语世界有关伍尔夫政治性与革命性的大讨论。当国内研究者囫囵吞枣地完成了自己的现代性启蒙后，又一股脑儿地横向移植了西方文学理论批评的成果，一举跨越了英语世界伍尔夫研究多年来积淀的成果，开始不假思索地接受现成的定义和阐释。

事实上，伍尔夫今日在英语世界的形象和地位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当前英语世界的研究者在谈到伍尔夫的相关问题时，依然不会遗漏掉诸如E.M.福斯特、Q.D.利维斯、威妮弗雷德·霍尔特比、阿诺德·本内特、大卫·戴希斯等人的名字，如果没有Q.D.利维斯对伍尔夫女权文本的猛烈抨击和E.M.福斯特等人对伍尔夫女权主义的反感，就不会有70年代简·马库斯等批评家对伍尔夫女权主义思想的重新考证；如果没有E.M.福斯特和本内特等人对伍尔夫小说能否塑造人物的质疑，就不会有之后对伍尔夫小说中叙述、视角、结构等方面的细致考察；如果没有本内特讥讽伍尔夫是“布鲁姆斯伯里的王后”，就不会有女性主义批评家对伍尔夫社会性和政治性的竭力强调。可以说没有这些早期研究者的奠基，就没有70年代对伍尔夫的重新“发现”。伍尔夫不是凭空出现的女权主义批评先驱，而是一直处在英语世界学术圈的关注范围内，并在诋毁与质疑中积蓄着力量。同样作为英语世界第一部批评专著，霍尔特比的《弗吉尼亚·伍尔夫：一部批评实录》已然蕴含了伍尔夫研究的诸多发展方向，直至今日依然在英语世界不断获得再版。但国内并没有研究者认真地关注这些早期的研究成果，霍尔特比至今在国内不为人知。Q.D.利维斯影响深远的《全国的毛毛虫团结起来！》也鲜有人提及，阿诺德·本内特只是因为伍尔夫的文论《本内特先生与布朗夫人》才略为人所识。

国内的研究者虽然在新时期重新占领了伍尔夫研究这片肥沃的土地，却没有深耕细作，而是从20世纪30—40年代国内的初期研究中撷取了意识流小说这颗果实，从英语世界80年代的研究成果中摘下了女权主义这朵鲜花，并结合中国读者的阅读和审美期待，将意识流小说远离政治现实、注重内心活动的一面发挥到极致，同时将《一间自己的房间》推崇为伍尔夫女权主义批评的权威文本，将雌雄同体的写作观转化为强调两性和谐的中和之举。由于对伍尔夫女权主义中政治性因素的剔除和过滤，意识流小说家和女权主义先驱的双重形象并行不悖地寓于伍尔夫优雅纯洁的固有形象之中。

国内伍尔夫研究不仅忽视了早期英语世界伍尔夫研究的成果，对70年代后英语世界的研究成果也没有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早期伍尔夫研究中对其“政治绝缘体”的定位引发了70—80年代女性主义者的不满，为了“拯救”伍尔夫的声誉，英语世界的女性主义批评家从不同的角度论证伍尔夫的政治性，并极大地改变了伍尔夫的形象，影响了伍尔夫作品的解读方式，然而这次重要的转折并未引起中国研究者应有的重视。随着90年代文化研究的兴起，伍尔夫在英语世界早已走下了精英的神坛，成了民主的“高雅之士”和大众文化的偶像，伍尔夫研究也在不断扩大疆域。同时伍尔夫手稿、日记、书信等文献资料的不断问世也在推动着伍尔夫研究的不断深化。除小说和女权主义文论之外，伍尔夫的文学批评也得到了严肃的对待，有关她的随笔和短篇小说的研究也在继续跟进。相较于英语世界的研究状况，中国的伍尔夫研究则有些范围狭窄、基础薄弱，伍尔夫的形象也显得单一而僵化。

在国内，除了1988年瞿世镜先生编选的《伍尔夫研究》译介了部分英语世界早期伍尔夫研究的成果之外，至今尚无一本专著关注过英语世界伍尔夫研究的整体进程，仅有少量的综述性论文[6]简单概括了英语世界伍尔夫研究的基本情况。本书正是想要通过对英语世界伍尔夫研究的梳理，帮助中国研究者认识到国内伍尔夫研究中的缺失与不足，改变伍尔夫在国内研究者心目中的刻板印象。同时在对英语世界和中国学界伍尔夫研究的对比中彰显不同文明体系内的研究者在考察同一位作家时的相似之处与差异之区，以便今后的研究者能够更为深入地剖析伍尔夫在中国接受过程中的变异。

作为一位被哈罗德·布鲁姆列入《西方正典》的经典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影响力早已越过了英语世界的边界，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伍尔夫的作品也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正如布鲁姆所言：“在伍尔夫去世后的半个世纪里，女作家或文学批评家中没有一人可以与之比肩，尽管她们已经享有了她当年预言过的自由。”[7]日本、法国、韩国和英国都成立了独立的伍尔夫协会，北美成立的弗吉尼亚·伍尔夫协会也在1996年举办的伍尔夫年会特别会议“伍尔夫国际讨论会”[8]的感召下，在自己的协会名称前冠上了“国际”二字。中国的伍尔夫研究者也在努力推动自己的研究成果走出国门，期待着与英语世界的同行进行平等交流和对话。80年代初最早开始推动伍尔夫译介工作的瞿世镜先生之所以能够在国际伍尔夫研究领域产生影响，正是因为他十分了解英语世界伍尔夫研究的历史与发展脉络，清楚地意识到了国内伍尔夫研究中的不足与优势所在，不仅为学界提供了大量珍贵的翻译资料，也没有跟在西方理论之后亦步亦趋，而是确立了自己的学术增长点。中国的伍尔夫研究者需要通过英语世界的他者视角反观自己学术研究中的缺陷和优势，也需要通过了解他者，更好地实现与他者的沟通和互补。为国内学者提供一个他者的视角和比较的契机，促进中国的伍尔夫研究走出国门，正是本书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