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陈唯实：一位出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者

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上，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和应用做出卓越贡献的还有陈唯实，他亦是倡导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学者之一。陈唯实（1912—1974年），广东潮安人，曾用名有陈英光、陈悲吾、陈励吾。陈唯实不仅是位杰出的革命工作者、优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而且还是中国现代一位著名的教育工作者，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

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国抗日战争最激烈时刻，到20世纪70年代中国“文化大革命”后期，陈唯实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通俗传播、应用和发展，辛勤耕耘，奋斗了几乎半个世纪，在中国现代史上产生了较大影响，留下了许多颇具特色的论著。同其他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一样，陈唯实将毕生的精力都专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通俗传播、应用和发展上。诚如他在晚年给女儿的家书中所说：“我一生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学哲学，写哲学，讲哲学”[13]。无论是前半生的著书立说，还是后半生的教书育人，他一生都在以自己的独特方式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普及与大众化贡献自身的力量。

1913年，陈唯实出生于广东省潮州市潮安县秋水区官塘乡湖阳社的一户普通的贫苦农民家庭。因家庭生活极度穷困，五六岁时就参加农田及家务劳动。幸运的是，同族子弟上学均可由祠堂公田收租所得给予补贴，因此，陈唯实得以在八周岁（1921年）时入本村小学读书，早晚仍参加劳动。初小[14]毕业后升入区立第一高级小学校。十四岁（1927年）高小毕业，其时家境更为困难，经师友苦劝，父亲终于同意他利用祠堂补贴继续考入潮安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今韩山师范学院）。但一年后由于父亲脚伤甚重，不能劳动，家中生活实在难以维持，他不得不辍学离乡去泰国做工谋生。[15]在泰国的这一年可以说对他一生影响巨大：一方面，他目睹资本家对工人的重重盘剥和残酷压迫，饱尝了不堪忍受的欺凌和侮辱，从而在幼小的心灵里萌发起发奋读书以摆脱穷苦命运的想法。于是他决定带着省吃俭用剩下的一点点钱回国，再进韩山师范学校读书。另一方面，正是因为在这种极度艰难困苦的环境之下，才使他更加深切认识和感受到当时社会的黑暗，这也为他日后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坚实基础。

1934年（中华民国23年），父亲被土豪劣绅迫害致死，陈唯实怀着极度悲愤的心情离开家乡，奔赴北平（北京），决心发奋读书。北平图书馆藏书丰富，他充分运用难得的便利阅读条件，在艰苦的环境中刻苦自学。最开始，陈唯实研究的是文学，很喜欢读鲁迅的书，希望借文学作品揭露旧社会的黑暗，后来渐渐对哲学产生了兴趣，特别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段时期，陈唯实把北平图书馆内几乎所有哲学方面的书都阅读过了，并详细地写了笔记；同时，他还搜集了1927年以来翻译出版的所有哲学资料，为以后在上海写通俗哲学做准备工作，也为参加1930年代的哲学大众化、通俗化运动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1935年年底，陈唯实离开北平（今北京），转赴进步作家云集的上海。自此，陈唯实开始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历程。在上海的这段时期，是他大显身手时期，也是他学术思想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他论著甚多，贡献卓著。作为陈唯实马克思主义哲学历程的第一阶段，上海时期无论是对陈唯实个人还是对他的哲学思想，都意义非凡。

陈唯实早在北平图书馆钻研各种哲学著作和翻译资料时，就萌发了使哲学为中国劳苦大众服务、为民族民主革命服务的伟大志愿。在上海的这段时期，他更是坚定了自己的志愿，立志使哲学到大众去。正如他在《通俗辩证法讲话》中所提到的，自己之所以写这本书就是期望“打破哲学的艰涩和神秘性，成为具体实用的大众读物”[16]；他在《通俗唯物论讲话》序言中提到“我们决不应像书呆子那样的咬文嚼字，我们要把新的文化和实际生活打成一片，我们要尽可能地实行‘哲学到大众去’”[17]；同样也在《新哲学体系讲话》序言中说：“要把新哲学内容尽量的具体化，并且要把讲话或文字的形式通俗化，使一般人都能听懂、看懂，理解它、接受它，这才不失为大众哲学的真正意义。”[18]

伟大的志愿不仅是陈唯实走上哲学道路的直接诱因，更是他在哲学大众化道路上持续前进的不竭动力。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本开始全面侵华战争。1937年10月，在日军进犯上海前夕，他转赴武汉。到武汉后，陈唯实以其顽强的毅力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继续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写作，积极参加各种抗日救亡活动，宣传抗日，宣传统一战线，宣讲辩证法和唯物论。

1938年，陈唯实应邀到山西军阀阎锡山所办的民族革命大学[19]担任教授兼政治系副主任，讲授“民族革命哲学”等课程（当时在那里工作和任教的还有何思敬、江隆基、侯外庐、徐懋庸、杜任之、李公朴等共产党员和进步学者）。他在讲课过程中，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抗战实际结合在一起，引导学生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抗日战争。后来，陈唯实将其这一时期的讲稿整理成书，以“民族革命哲学”为名出版刊行。

如果说从1935年抵达上海至1938年转赴山西以前，陈唯实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贡献主要是通过著书立说来实现的，那么，自此陈唯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方式开始多元化，即通过著书立说从理论上论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同时，也开始教书育人。通过给学生和领导干部讲课来进一步传播、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际应用。这也表明，陈唯实的著述活动已经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的准备与构筑过渡到对理论原理的实际运用，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传播已向更深、更广的层次发展。

由于国民党当局对民族革命大学的进步师生进行政治迫害，1938年11月，陈唯实在山西获朱德总司令的批准，并应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与教务长江隆基的邀请，随同在山西工作的同志一起到达延安，继续学习和参加革命工作。1938年11月至1945年8月，在延安的这七年间，他先后于陕北公学、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和八路军军政学院任教，并任“中央研究院”特别研究员等职，还兼任中央军委高级干部哲学学习指导员。陈唯实晚年在给女儿的家书中提到：“在延安的七年，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我是在这个时期脱胎换骨的，由一个个人主义的知识分子转变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20]在延安时期，他不仅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自接见，坚定了他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发展和应用奋斗终生的伟大志愿，而且于1941年加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更难得的是，这一时期他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陈唯实曾说过：“在延安对我教育最大的是整风运动。”[21]通过延安整风运动，他明确了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方向，树立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人生观。

抗日战争胜利后，东北急需干部，中央决定委派陈唯实去东北参加工作。但是，在经过张家口时，遇到了负责筹办北方大学的范文澜，他请求中央同意陈唯实留在山西，与他一同创办北方大学。于是，陈唯实在前往东北的途中改道转赴山西。陈唯实先是到黎城县与范文澜一起组建北方大学，后担任教务处长，随后又担任长治县的北方大学工学院院长。

1948年夏，陈唯实调至华北大学（今中国人民大学）担任第二部副主任，不久改任第一部副主任。在负责行政工作的同时，他还兼任教师，为同学们讲授“革命人生观” “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等课程。1949年8月，在叶剑英的点名要求下，中央（组织部）同意调陈唯实南下广州，协助叶剑英创办南方大学。当时之所以选陈唯实协助创办南方大学有三方面原因：第一，陈唯实是广东人，对广东情况较为熟悉；第二，陈唯实在创办北方大学时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对革命大学的创办路子有一定了解；第三，他当年在抗日军政大学、八路军军政学院、陕北公学和华北大学从教，多年的教学经历，使他对革命大学的教育方式与内容有很深的了解。

1952年10月，南方大学适应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而宣告结束，由广东文理学院、中山大学师范学院、华南联合大学教育系、岭南大学教育学、广西大学教育系、湖南大学教育系、南昌大学师范专科学校调整组成为华南师范学院（今华南师范大学），陈唯实任党委书记兼院长，直到1957年年底调省委宣传部工作为止。

1957年年底，陈唯实调任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与此同时，“挂职下放”到潮阳县关埠公社。1963年，陈唯实调至北京，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学院（今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训练部副部长，后任研究部副部长，授大校军衔，仍讲授哲学。1965年秋，陈唯实在与农民“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中跌伤了腿，被送回北京治疗。回京后没过多久就开始了那场“文化大革命”。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迫害，1970年，被迫离休回到广东潮汕老家。1974年1月25日，陈唯实因肺癌不幸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