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193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与陈唯实

第一节 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境

193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发生了很大变化，无论是在传播的规模与影响上，还是在研究的范围与理论的格调上，都被烙上了时代的印记。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每一个原理、每一种学说，都有其出现的世纪，思想传播亦是如此。换句话说，任何一种理论或学说的产生、形成、发展及其传播，不仅有它自己的思想渊源和思想材料，而且也必然与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关系有着密切的联系。20世纪30年代，尖锐的阶级矛盾和不断加剧的民族矛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趋势产生了直接影响，一些理论工作者意识到必须用一种科学的方法来认识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质、特殊矛盾和特殊规律，才能进行中国革命，找到中国革命发展的特殊道路，故这一阶段唯物辩证法和辩证唯物论在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潮斗争中得到高度重视和广泛传播；同时，由社会生产所决定的人们的思维方式的进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进程及研究范围也产生着深刻的影响，而这些因素都生发于生活在这个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的认识、思考和实践。1930年代，一批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为了使中国一般民众能够更快地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掀起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大众化运动。

一般说来，学界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通俗化、大众化道路是由艾思奇所开辟的，陈唯实、沈志远、胡绳等众多理论工作者沿着这条道路继续走下去，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通俗传播和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不过，近来有学者注意到在《大众哲学》[1]之前，已有理论工作者开始以通俗的语言、书信体的写作方式来传播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这一人物就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与传播的先行者、五四先驱、中共元老、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筹建者、南昌起义策划人和南昌起义中央委员宣言的起草者——高语罕（1887—1947年），原名高超，安徽寿县人。20世纪20年代初期至30年代中期，高语罕撰写了《白话书信》《辩证法经典》《理论与实践：从辩证法唯物论的立场出发（书信体）》《青年书信》《中国思想界的奥伏赫变》等多部通俗著作，影响了无数青年革命者，为哲学的通俗化、大众化做出了重大贡献。1921年的《白话书信》不仅首创性地采用书信体的形式宣传新思想、新文化，而且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更是做了通俗易懂的介绍。高语罕于1929年化名程始仁，通过《辩证法经典》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集子，专门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1930年高语罕化名张其柯编撰了《理论与实践：从辩证法唯物论的立场出发（书信体）》，书中采用通信这一表达方法，用通俗易懂的言语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唯物史观的一些重要问题。尽管由于各种缘由，高语罕及其著作至今仍未得到学界关注，但从他遗留下来的精神财富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大众化做出了巨大贡献。[2]

当然，谈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不可不提的一个人物就是艾思奇。艾思奇（1910—1966年），原名李生萱，笔名有思奇、李东明、李崇基等。他毕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宣传，在1930年代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大众化传播中贡献最为突出。艾思奇的代表性著作是《大众哲学》、《哲学与生活》、《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艾思奇文集》（共2卷）、《艾思奇全书》（共8卷）等。在所有的哲学大众化的作品中，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无疑是一部代表性的著作，具有标志意义，可以说引领了一个时代，被学界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通俗化、大众化的“先驱”[3]和“典范”[4]。毛泽东曾称赞《大众哲学》是“真正通俗的而有价值的”[5]著作。面对如此多的高誉，艾思奇自己却将《大众哲学》的成功归之于时代，他认为这本书之所以如此受欢迎，“与其说是《大众哲学》本身的成切，毋宁说是个国一般人众的知识饥荒是太可怕了”[6]。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大众化的传播，开始于国内四分五裂、人心涣散颓丧，而同时又强邻压境的时代，时代的需求将大众化哲学引向人们的视野，同时又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大众化这一运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推向历史的高度。艾思奇本人曾说过，他之所以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大众化工作，与其说是个人的兴趣，毋宁说是基于对时代的认识[7]。不可否认，哲学大众化的确是时代需要使然，但我们决不可忽视艾思奇本人深厚的理论积淀和前瞻性的战略眼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贡献。王鹤寿评价说艾思奇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著作，“对抗日战争前后三十年代的青年产生了巨大的启发和教育作用”[8]。艾思奇以自己的哲学理论著作，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同时，也促使哲学变为群众手里的锐利武器。一方面使许多青年在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下，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为优秀的革命战士并对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贡献；另一方面又促使许多青年热爱上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理论，走上革命理论工作的道路，成为优秀的理论工作者。[9]

在193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运动中，胡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大众化做出的贡献同样很大，而且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持续时间甚至比艾思奇更长。胡绳（1918—2000年），原名项志逖，笔名有蒲韧、卜人、李念青、沈友谷等，祖籍浙江钱塘县，出生于江苏苏州。胡绳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他对哲学、中共党史、中共近代史都深有研究。一般说来，人们对胡绳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他对中国近代史的学术贡献上，事实上，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他一生中，共写了六本哲学专著，分别是《新哲学的人生观》《哲学漫谈》《辩证法唯物论入门》《思想方法》《中国问题讲话》《怎样搞通思想方法》。胡绳十分注重把理论作品与时代以及人民的需求相结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在实际中独立思考，敢于创新。他的作品主题明确，以言之有物、分析细致、逻辑严密、说理透彻而著称。如1937年的《哲学漫谈》，胡绳承袭了高语罕的写作笔法，以书信体的写作方式告诉青年读者哲学与生活密切相关，鼓励他们要勇于追求真理，推翻一切腐朽的社会制度。1938年的《辩证法唯物论入门》通俗、系统地为革命青年讲解了辩证唯物论的主要范畴的规律，1940年的《思想方法》则强调了唯物辩证法普遍联系观点，而1947年在《怎样搞通思想方法》中，胡绳则对思想方法中的全局观做了通俗的说明。从这些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出胡绳本人在思想方法论上的逐渐深化的发展过程。

在193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大众化运动中，做出很大贡献的还有一位就是沈志远。沈志远（1902—1965年），原名沈会春，曾用名有沈观澜、沈任重、王剑秋，浙江萧山昭东长巷村人。学界对他的关注主要集中于他在经济领域所做的贡献，事实上，沈志远的许多哲学著作都具有通俗化、大众化的特点，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所做的贡献，绝不亚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传播所做的贡献。沈志远在哲学领域的主要著作有：《新哲学辞典》《现代哲学的基本问题》《近代哲学批判》[10]《革命人生观》《新人生观讲话》《叶青哲学将往何处去》《人民群众底历史决定作用》《观察事物的方法与原则》等。在沈志远所有哲学著作和译著中影响最为深远的当属他翻译的米汀[11]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这在当时是首部完整、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中文译本。1933年的《新哲学辞典》则是目前国内最早的马列主义哲学辞典，收录了将近329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念和范畴的条目。它不仅是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通俗化著作，更是一本极具通俗特色的哲学辞典。沈志远不仅用简单、通俗的语言将这些哲学概念和范畴精练化，而且在其后附有“中外名词索引”和“英汉索引”，方便人们查询，充分体现其辞典特色。1936年作为“青年自学丛书”的《现代哲学的基本问题》，是一本阐述辩证唯物主义宇宙论和认识论的通俗读物。在这本书的“自序”中，沈志远非常精彩地概括了自己对“通俗”一词的理解。沈志远说：“这本书是用极通俗的文字来写成的。自然所谓‘极通俗’也是相对的。一般地说，哲学的理论是最难通俗的，因为通俗得不小心，就会犯庸俗的毛病。所以这里所谓‘极通俗’，是就哲学文字底范围而言的。”[12]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高语罕、艾思奇、胡绳、沈志远等这些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他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大众化的方式和程度上有很大不同，但是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特征的认识上，他们却具有相当的类似性。他们共同发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指导中国革命发展的有力武器，同时他们又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武器必须通俗化、大众化，才能较快地为人民群众所认识和掌握，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