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汉语外来词及其相关概念

汉语的外来词最早被称为“译语”，另外还有“译名”“译词”“外国语”等称说。真正作为一个科学术语的“外来语”是章炳麟在1902年从日本语中引入的。1958年高名凯、刘正埮在《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中提出“外来词”这一术语，受到普遍的认同。

外来词还有“借词”“借语”“借入语”“借用语”等不同的名称，它们在某些文献中还会被用到。

外来词严格意义上来看就是既借音又借义的新造词，这是学术界比较一致的看法：半借音半借义的词。这对于与汉语有不同书写体系的语言来说借词是比较好的处理，如“摩托”（motor）、“幽默”（humor）从英语借入，汉字读音与原语相类，既借义又借音，所以是典型的借词。

叶斯丕森说过：“在大多数的语言混合过程中，来自不同语言的成分仍然处于分离状态，而且可以把它们划分开来，就像打乱纸牌，之后仍然可以分出黑桃、红桃似的。但是英语和斯堪的那维亚语的融合却是亲密无间，就像把糖投进一杯茶水里那样，几分钟以后就再也分不出哪是糖，哪是茶了。”[11]汉语中的日语借词的情况也正如投糖入水，时间长了就辨不出是借词还是本族词了。汉语与日语的关系与英语和斯堪的那维亚语的关系有所不同，后者是语言的相似性，而前者则由于共同使用了汉字。早期可资借鉴的研究外来词的文献中没有考虑到汉日、日汉互借词语的情况，所以学术界对于汉语从日语中借用的词语算不算外来词，长期存在着分歧。受日语影响而在现代汉语中使用的词语，数量较多，它们在日语中有训读与音读的不同，音读是汉语语音的日本版本，有唐音、吴音、汉音的分别。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因为音读的日语词是从汉语借去的，当汉语再从日语中取回来使用时，就有人提出这不算外来词，甚至提出了一些看上去很特别的名称来称呼它们：词侨归国。马西尼觉得难以接受这种在“纯粹语言学的讨论”中“包含着民族感情”的做法[12]。而训读词是日本自己创造的用汉字书写的词语，汉语将这些训读词借入时，借其词形而不借其读音，一般都认为这应归为外来词，这样做有些不尽合理。

目前关于来自日语的借词的看法正在逐渐统一：汉语从日语借用的词语是一种特殊的外来词，在外来词的体系中应有它们的地位。因为汉语和日语的关系极其复杂，所以日语与汉语所共同在使用的词语，并非都是由日语借入到汉语的，这里可以分为这样几种情况：（一）日语借自汉语的，这些词中（1）有些是汉语在一直使用的，（2）有些是汉语中一度废弃不用，但因为日语的影响而重新使用的，（3）有些词在日语中改变了原有的意义，而这个新义又被汉语所采用；（二）汉语中有这样的搭配，但不是习用词，在日语中将其组合后变成词使用，然后在汉语中也变成一个结合紧密的词；（三）日语自造的词；（四）日语用汉语词根意译的外来词[13]。显然第（一）类的（1）是日语从汉语借的词，这当然不能算汉语的外来词；（2）、（3）类词语在现代汉语中的使用，是受到了日语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将它们归入外来词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对于汉语的词源学来说，外来词的定义因为有日语的关系而得重新确立。即受到外语影响在汉语中使用的词，其语音或词形与外语中的原词相关联的，可以称为外来词。[14]

还有一种是借助外语词的语义结构形式而创造的汉语新词，如“马力”（horse power）、“热狗”（hot-dog）等。这是硬译词，汉语中本来没有这样的组合，也没有这样使用的语素，这些词的意义要通过外语原词才能得以确诂。这样的译词也有将其归入外来词的，称为“仿译词”。

另外就是意译词的问题，意译有两种，一种是对译，即汉语中有些词可以与外语中的词形成语义上对应关系，如汉语的“水”可以对译英语的“water”；还一种是汉语中找不到一个现存的词来对译外语的词，就利用汉语的构词手段新造一词，这种用来意译的新造词也有人将其归入外来词的。如“天演”（evolution）、“象征”（symbol）等。

胡行之在1936年出版的《外来语词典》中把意译词包括进外来语之中。郑奠在《现代汉语词汇规范问题》一文中对汉语的外来词有过这样的描述：“汉语吸收外来词汇的方式是极其多样化的。但重要的不外①音译，如‘逻辑’，‘吨’之类，②义译，如‘马力’，‘蜜月’之类，③音兼义，如‘啤酒’，‘布尔什维克主义’，‘乌托邦’之类，④借用，如‘手续’，‘场合’之类，⑤描写，如‘火车’、‘西红柿’之类。事实上，第⑤项往往只是给外来东西创造汉语叫名的问题，不一定和原来的语言有关，严格的说，不属于吸收外语词汇问题的范围。”[15]虽然说的是吸收外来词汇的方式，其含义是在说外来词，所以高名凯等不同意把“义译”（意译）作为吸收外来词汇的方式之一。

不能归入外来词，但与外来文化、对外交流有关的汉语新词是“描写词”，这些词的产生与外语没有直接关系，而只是与外来事物有关，如“西红柿”“洋火”“轮船”“飞机”等。这些词虽然与外语词没有直接的关系，但也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而导致汉语词汇的某些变化，无法归入外来词而与外来影响有些瓜葛。它们与外来词对于文化交流、语言史等的研究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所以有人想把它们和外来词纳入到同一概念范畴内来研究，就提出了“外来概念词”“外来影响词”[16]等概念。观念传播要研究这些外来事物、观念传播和语言固化的过程。

“外来词”这个概念可以从两个层面来加以定义，语言的层面和文化的层面。在语言的层面上，意译词可以不包括进外来词的范畴，但从文化的层面来看外来词，意译词必须包含在外来词中，不过可以给外来词的汉化程度进行分类，如外文词是汉化最弱，其次是音译词，再次是半音半意和音兼意的译词，再其次是仿译词，最后是意译词。[17]音译词其实没有译的过程，只是用汉字给外语词记音而已，等到转音汉字被特殊化的时候，音译才成立，如“匍匋”被加了“艹”而成为了新词“葡萄”，“师”被加了“犭”，成了专用字“狮”，这当然就是翻译了。而“巴力门”“巴里满”之类只是汉语的外来词记音而已，一如郭嵩焘的日记中大量地用汉字记音的英语词语。因为这只不过用汉字来记音，所以记音的汉字就用不着固定，只是这些被记音的外语词，一时无法在汉语中找到合适的表达，就有选用一个记音的汉字组合来对译的做法，即音译法。这只是权宜之计，但却有研究的必要。外来词汉化的过程反映了观念传播与接受的过程。

本书研究的课题与外来词紧密相关，但研究的对象并不完全是外来词，而是受外来文化影响所产生的汉语新词、新概念，这包括外来词及其所表达的概念，也包括用汉语固有语素所创造的新词，还包括一些受外来文化影响而改变了意义的词语，如“世界”“经济”“封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