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一
贫困是现代社会人类面临的普遍问题，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议题。如何有效地开展反贫困行动来减少贫困，促进贫困人群与贫困地区的发展，构成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政府和实务界共同关注的政策和实践议题。而学界则从理论建构、知识生产和方法探索的视角开展研究，试图以科学理性的方式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由此形成了各种反贫困的理论。
在诸多的反贫困理论和实践探索中，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以人为本的内源发展理论，针对以往反贫困行动注重物质和技术的援助，过于从援助者自身的立场来思考和解决贫困的问题，內源发展理论关注的是如何通过人本身的发展来克服依靠外部资源的输入，以及以援助者为中心的发展观的局限，将发展看作是“生长的人自己的一种行动（一种努力，一种创举等）”。[1]它主张要按照人们的“所是、所为、所愿、所思和所信”，把改变贫困的行动看作“由人自己并为自己来完成的发展过程”[2]。内源发展理论的提出，从理论观念上提出了反贫困策略的新思路，为深陷越扶越贫的“扶贫陷阱”的人们点亮了一盏路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倡导下，这一新的发展理念成为很多发展中国家开展反贫困行动的指针。
20世纪90年代初，内源发展理论作为一种发展理论被介绍到中国，并得到了较为广泛的传播，为中国贫困地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政策视角。受这一理论的启发，许多扶贫机构和从事贫困问题研究的学者深入贫困农村，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扶贫发展路径，取得了许多值得总结的经验。本书作者在书中所做的案例分析和实务模式探索，其实务基础即源于此。但是，由于内源发展理论过于抽象的“以人为本的发展”“为人自己的发展”观念，致使它在政策化的过程中存在理想化和不确定性的局限，难以成为一种政策分析的工具。这直接影响了这一理论的政策价值，使之在实践中无法深入到现实社会的具体层面，工具化为反贫困行动的方案或行动模式。因而，发展一种以中国反贫困实践为基础的内源发展理论，建构具有实践意义的理论范式和实务模式，使之成为政策导向和实务方法，对于正处在扶贫攻坚决胜阶段的中国反贫困斗争，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将其转化为贫困地区乡村振兴的动力，无疑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理论和实践话题。
然而，在中国的特定环境中，人们似乎更重视经验的效果而缺乏对理论探索的兴趣。尽管实践中提出了众多的理论问题，但是关注这些理论问题的研究成果却不多。尤其是在反贫困领域，缺乏深入的思考和理论探讨，把反贫困看作是政府的工作，看作是按政策行动的过程，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人们的理论兴趣和想象力，造成了这一领域理论研究滞后，各种观点和经验满天飞却缺乏对重要理论的讨论，意见和建议充满了各种研究报告、研讨会和学术刊物而基本的理论分析和解释却不充分的局面。这种急于完成任务目标的心态体现的是对贫困问题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认识不足，也反映了理论界对这一重大社会问题缺乏应有的重视。克服这种意见多于思考、经验遮蔽理论的局限，就成为当前反贫困理论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方劲这项成果的出版，可以说是对反贫困问题做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的一个贡献。他从社会工作的专业视角审视中国农村减贫工作，以强烈的问题意识去思考农村减贫中存在的问题，将内源发展理论与反贫困社会工作的理念和价值观结合起来，从理论层面分析解释扶贫工作的问题，从实践层面分析批判理论的局限，显现出一个青年学者思想的敏锐和深入细致的探讨精神，以及扎实的学术基础和紧贴现实问题的学风。这一特点正是今天中国的学术研究需要大力提倡的。
二
参与扶贫攻坚是当下中国社会工作的重要使命。在这场关系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实现的宏大社会发展任务面前，社会工作如何发挥自身专业优势，在农村反贫困斗争中助力这一战略目标的实现，既是机遇也面临巨大的挑战。
发轫于西方工业化时期的社会工作从一开始就以医治社会疾病，帮助身陷贫困的人们走出贫困作为自己的使命。但是，针对农村贫困问题的社会工作服务，特别是从发展视角参与农村反贫困行动的社会工作，却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当时，广大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的双重压力，亟需从技术落后、经济凋敝、社会普遍贫困的困境中摆脱出来。这是一个极其巨大的工程，要想依靠发达国家的援助解决这个发展难题是不可能的。而通过建立市场经济解决问题要面对的是资本的逐利本性，会牺牲这些国家的基本利益，使这些刚刚摆脱旧殖民主义控制的国家又掉入新殖民主义的陷阱。在这两难的困境中，一些以帮助发展中国家进行社会建设为使命的国际发展机构和发展工作者进入发展中国家，运用他们所掌握的物质技术资源去帮助后者，希望通过社会发展的方式来改善贫穷国家和它们的社区，促使它们摆脱贫困。社会工作参与反贫困服务即是由此开始的。
随着各种反贫困理论的不断出现，人们对贫困问题的认识也由较为粗浅的物质匮乏、经济落后、教育水平低，转向政治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与社会发展问题，然后进一步深入到生活方式、文化传统和人的问题。形成了诸如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发展理论、贫困文化理论、赋权理论等一系列理论。这些理论无论是宏观视角还是微观视角，都带有明显的启蒙论色彩，试图以一种外部干预的方式，去发展贫困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改善或增强贫困群体及个体的权能，实现人和社会的现代化。毫无疑问，在一些特定的时期，这种以外部干预的方式去“扶一把”处于“贫困陷阱”中的个人、家庭和社区，使他们获得某些自助能力，恢复其正常的功能，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问题是：在发展主义和启蒙主义的意识形态主导下，这些干预式的反贫困理论与策略往往被当作普遍有效的东西贯穿在了整个过程。它们忽视了受助人的感受与价值观，忽视了穷人作为主体存在的价值，使干预变成了“援助者”与“被援助者”的关系。这种关系也因此使二者的关系不平等起来，并由此产生出依附性、人格扭曲、内生动力不足等扶贫“后遗症”。
受这些理论的影响，社会工作参与反贫困的实践也像发展工作者一样，以发展干预的方式介入贫困问题，以嵌入贫困社区（群体）和贫困家庭（个人）日常生活的方式，进行参与式干预，发挥了专业助人的功能。但是，这种以专业人员身份进入贫困世界的方式，不可避免地会把穷人客体化或对象化，形成所谓的“专业支配”。在他们的观念里，他们所代表的是先进的社会生活和潮流；所期望的是通过自己的服务去改善穷人的生活状况及其价值观，从而跟上世界发展的潮流；所做的则是开展各种助人活动去引导穷人接受“新事物”即新观念、新技术和新生活方式，从而融入现代社会。对于受助者而言，这些扶贫社会工作者的专业权威代表的是“现代的”“先进的”社会的力量，同时也是“神奇的”和“陌生的”世界的意见或理想，以及他们的服务。基于此，确有一批穷人从中受益，摆脱贫困并实现了生活的转变或飞跃。但是也有大量穷人的情况却不是如此，对社工们的到来及其所表达的思想观念、行为认知，他们要么敬畏和顺从，要么拒绝和排斥，要么漠然或敬而远之。这些不同的态度或反应，就产生了我们在反贫困活动中经常听到或看到的现象：越扶越贫的依赖性或安于现状而不作改变。这样的后果使得所有主张发展干预的理论和实践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之中。如何摆脱这种困局就成为研究者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在这一背景下，以人为本的内源发展理论作为一种新的发展观被提出来，在发展中国家的反贫困实践中得到认同。
从本质上看，内源发展是一种改良的发展理论。它并没有否定以发展促进社会问题的解决和推进社会进步的必要性。它的创新之处是把发展的目光从社会的外部移到了社会的内部，从宏大的、线性结构化的社会现代化的发展叙事，转向发展中国家或地方和它的人民的主体性，从内生性动力源泉的发现、人们的信仰和价值观、一个社区或家庭与个人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等，或者如阿马蒂亚·森所言的“可行能力”[3]考察他们的主体状况，将贫困地区发展的可能性和可持续性基础、条件的分析，置放在一个非线性的、更加复杂的情境中，对包括人们的生活观、价值观与世界观等所思、所愿、所信之事，以及他们采取行动的所是、所为的内在依据进行考察分析，使发展的可能性建立在更加真实的基础上。以这样的发展理念开展农村减贫的社会工作实践，对克服反贫困社会工作中“主客倒置”和“越俎代庖”“揠苗助长”式的“帮扶”偏差，无疑具有更科学、更具体的助人效果。而从贫困治理的要求来看，以人为本的内源发展观，对社会工作创新农村反贫困的理论与实践，更是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和可行的实务导向。
三
作为一种研究和解释贫穷国家（地区）发展问题的方法论和创新反贫困实践的行动框架，内源发展观弥补了传统发展观的不足，为深入贫困现象的内部认识和解决贫困问题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但是，如何将这一方法论的思考和行动框架变成政策方针和行动方案，还需要有更进一步的理论创新和深入的实践探索来完善。就理论方面而言，随着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理论转向日常生活分析，内源发展观的实践应用性得到增强，成为解决贫困与发展问题的重要理论工具。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学研究从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的宏大叙事转向生活世界中个体行为和具体事件的描述分析，特别是后现代理论用个别化和特殊性的解释代替经典社会学关于人的行为的“社会一致性”假设、政治学领域吉登斯关于政治学研究从“解放政治”向“生活政治”的转变、经济学领域行为经济学用一种更加逼近现实世界人的日常生活经济行为的观察和分析，取代古典经济学“理性人假设”，特别是“穷人经济学”通过揭示“穷人的生活及其相应的选择”，[4]来说明“为什么有些政策失败了，有些援助没有达到其应有的效果。”[5]
社会科学理论的进步必然带来政策思维的转变，进而推动政策实践方式的变化。在新的社会科学思潮影响下，各种以促进贫困国家（地区）和贫困群体自主发展的政策理论和方法，如发展型社会政策、社会投资理论、资产建设理论、社会质量理论等不断涌现，围绕着贫困与发展的议题形成更加多样、更加积极、也更加具有现实意义的政策方针和行动方案。它们不仅极大地丰富了现代社会反贫困斗争的理论武库，使反贫困的政策思路从单纯以救助和扶持为导向的被动助贫，转向以更加多元化和积极的方式回应贫困问题对现代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挑战，而且以更加贴近穷人真实生活的方式发展反贫困的策略与方法，从贫困群体或社区内部去寻找脱贫发展的资源和动力，用穷人可及的方式实施扶贫计划。这些政策思路无疑对内源发展观内涵的深化、概念的操作化产生了重大作用。它们不仅弥补了内源发展观在应用理论上的不足，极大地增强了其对贫困现象的解释力和应用性，让内源发展观有了可实践、可操作的政策范式；而且帮助内源发展由思想观念工具化为具体的反贫困行动，成为农村减贫的强有力政策工具。
受这些政策思想的启发，中国社会工作在运用内源发展理论创新反贫困实践的活动中，把个人赋能、社区能力建设、优势视角、资产建设等实务理论与方法同专业助人的理念与价值观结合起来，针对贫困群体、社区、家庭和个人开展了扶贫助困的社会工作探索，形成了具有中国本土特质的扶贫社会工作和农村社会工作。其中，在农村社区开展的减贫社会工作，形成了很多值得总结的经验和实务模式。正是这些实践经验使农村（减贫）社会工作成为推进社会工作中国化的重要领域。
四
本世纪初，云南大学社会工作系针对云南少数民族农村面临的贫困与发展问题，结合少数民族文化特点，在云南平寨和田村的少数民族社区陆续开展了以社区能力建设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工作探索。这些探索针对当时中国反贫困实践暴露出来的“输血式”扶贫产生的“扶不起”或贫困依赖问题，试图运用社区赋权或个人增能的方式，推动少数民族农村贫困社区及其成员形成脱贫发展的内生能力，依靠自己的努力实现内源发展。笔者作为整个农村社区能力建设的协调人和田村项目的负责人组织实施了田村的“乡村社区能力建设”项目。这个项目从2003年年底开始，一直持续到2009年。在此期间，先后有9名硕士生和博士生在这个项目点上，围绕自己的学习和研究内容，开展了田野调查和行动研究。他们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深入村民生活世界，了解研究他们的“所思、所愿”，以及他们的“所能、所行”，同村民一起讨论行动方案，陪伴村民开展社区行动，探索内源发展之道，对通过社区能力建设促进社区内源发展的社会工作的探索，不仅使村民在认识和运用自身的资源和优势来改善社区及个人生活状况、发展生产和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等方面取得了明显的变化，也为我们结合地方民族文化特点开展农村反贫困社会工作研究积累了经验。然而，尽管我们做了大量研究，参与项目的学生以此项目的实务为基础，完成了7篇硕博士论文，并有一批相关研究成果陆续发表，但是，因各种原因，系统的理论研究成果一直没有形成，这成了我一直感到遗憾的事情。
方劲这部著作的出版，祛除了我心中的遗憾。而更让我感到欣慰的是，这一研究成果的形成，从实务研究和理论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思路出发，把内源发展的理论探讨和在田村的社会工作实务经验紧密结合在一起，不仅对这一理论的内涵和外延做了扩展性的梳理，并且在其实践应用方面，做了扩展性的补充，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内源发展理论过于思辨而在应用上存在困难的不足。更重要的是，这部著作在系统深入的农村反贫困社会工作实务的基础上，以内源发展为理论核心，结合当下农村减贫工作中遇到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对内源发展的农村反贫困社会工作实务模式进行理论建构，这无论是对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还是反贫困社会工作的发展，都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方劲这部著作的出版，是他长期坚守农村发展和反贫困社会工作研究的结果。作为田村“乡村社区能力建设”项目组第一批成员，2003年年底项目一开始他就进入田村。在整个硕士研究生学习期间，他和项目组其他成员一道，扎根社区开展社区工作实务。那时候，他们白天与村民一道行走于田间地头，观察体验他们的生活与劳作，晚上到村民家走访聊天，参加村民的婚丧节庆活动，与村民座谈交流，了解他们的社区关系、家庭状况、生活态度和生活中的喜怒哀乐，也介绍项目组的工作设想，对实施项目进行交流沟通。在深入的参与式观察中，项目组与社区和村民建立起了高度的信任关系和相互认同，为与村民一道开展内源发展的反贫困农村社会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工作基础。在此后开展的实务中，村民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了项目所实施的社区能力建设，在项目推进中发挥了主体性的作用。内源发展作为一个实践的概念在农村减贫的社会工作实务中得到了运用。
田村的工作是我们开展内源发展的社会工作实务的一项行动研究，但是，作为一个项目，它受制于其任务目标的限制，并不能如我们所愿地持续进行下去。因此，当项目通过验收结项后，我们的实务探索基本结束。如何对实务经验进行总结，就成为项目之后的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方劲于2007年毕业后到浙江师范大学工作。但是他并没有中断这一研究，而是在所积累的经验的基础上，继续进一步的理论研究。他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出发，对农村减贫问题做了深入的理论探讨。先是师从中国人民大学郑杭生教授攻读博士学位，完成了博士论文《遭遇规划：行动者视角的乡村发展干预》，后又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社会工作在农村反贫困中的应用研究”的写作，形成了我们面前的这部著作。这一系列的研究，不仅深化了反贫困社会工作的实务理论，也为后扶贫攻坚时代的反贫困工作新议题，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成果。
作为一位青年学者，在今天学术界普遍浮躁，充满急功近利的冲动与欲求的状态下，方劲这样持之以恒的研究精神，是难能可贵的，也是令人鼓舞的。因此，在这部著作出版之际，他希望我为其作序，我就结合自己为在这一领域的研究经历及关于内源发展理论的一些思考回顾一番，是以序。
钱宁
2020年春节于昆明寓所
[1] [埃]阿卜杜勒-马利克等主编：《发展的新战略》，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0年版。
[2] 黄高智等编著：《内源发展——质量方面和战略因素》，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1年版，第4页。
[3] 阿马蒂亚·森在他的《以自由看待发展》这本书中将发展看作是穷人所拥有的可行能力的形成和实现的过程。我在一篇文章中对可行能力与内源发展的关系作了具体的讨论。（参见钱宁《农村发展中的新贫困与社区能力建设：社会工作的视角》，《思想战线》2007年第1期。也可见《社会福利视域中的社会工作》第242-24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12月第一版。）
[4] [印度]阿比吉特·班纳吉、[法]埃斯特·迪弗罗：《贫穷的本质》，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14页。
[5] [印度]阿比吉特·班纳吉、[法]埃斯特·迪弗罗：《贫穷的本质》，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