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本課題采用的理論與方法

對於專名，學者有兩種截然不同的看法。一派認爲專名並非皆有來源，如朱駿聲《説文通訓定聲》的“凡例”中説：“凡山水國邑及姓氏之類，皆托其字爲表識，無關本誼，故注亦不詳。”[8]在這部書的正文裏，他在“假借”（指意義無關的同音借用字）一欄裏專門辟出了“托名標識字”一項，把他所説的“山水國邑及姓氏之類”的專名列入此項。這就説明，他認爲專名僅有標識作用，起碼是山水國邑姓氏之類是沒有什麼本誼與來源的。王先謙《釋名疏證補》的“序”中説：“文字之興，聲先而意後。動植之物，字多純聲，此名無可釋者也。”[9]則是認爲專名中的動植物之名是無義可尋的。

另一派則認爲專名皆有來源。章太炎先生《國故論衡·語言緣起説》認爲：“語言者，不馮虛起。呼馬而馬，呼牛而牛，此非恣意妄稱也，諸語言皆有根。……一實之名，必與其德若與其業相麗，故物名必有由起。”[10]黃侃先生亦認爲：“名物須求訓詁，訓詁須求其根，字之本義既明，又探其聲、義之由來，於是求語根之事尚焉。《呂氏春秋》云：‘物自名也，類自召也。’蓋萬物得名，各有其故，雖由約定俗成，要非適然偶會，推求其故，即求語根之謂也。”[11]對於程瑤田《釋蟲小記》所説“簡冊之陳言，固有存人口中之所亡，而其在人口中者，雖經數千百年，有非兵燹所能劫，易姓改物之所能變，則其能存簡冊之所亡者，亦固不少”，黃侃先生認爲：“此説直以今世方言本之遠古，明乎此，則今語之名物皆有所由來，即今語之訓詁亦無不有所由來。程氏此言，雖爲《爾雅》物名而發，其勛績正不獨在《爾雅》矣。”[12]黃侃先生雖然主張“萬物得名，各有其故”,“今語之名物皆有所由來”，但認爲並非所有的名物都能探求其來源。用黃先生的話説，就是“惟名詞之字，不易推得本原，亦由名物之孳乳，自來解者甚少耳。”[13]他將這些不易推得本原之字稱爲“絕緣之字”，並且主張：“治小學者，除絕緣之字不可推究外，餘必反覆撢研，以求其本始也。”[14]

陸宗達、王寧先生對兩派的觀點有非常透徹的辨析，他們説：

所謂“托名標識”，從詞的社會約定性來説，是有一定道理的。有些山水國邑及姓氏，往往是當時當地人所定，定時雖有來源，但開始只包含少數人或小範圍内人的一種意圖，待到它爲整個社會所接受，這種來源便毫無意義了，僅僅剩下一種標識作用。既然這些名稱所指的對象如此確定，達到了“至於無别然後止”的地步，使用它的人便無需再去追究那些少數人或小範圍内人們的意圖了。尤其在長期的流傳中，言遷字變，更加失去本義，就記錄的文字説來，認爲是“托名標識”，也可以説得過去。但是，從研究詞義的角度，提到理論的高度來説，這種説法就不夠徹底了。首先，名物是有來源的，在給一個專名定名時，完全沒有根據、沒有意圖幾乎是不可能的。雖然定名有偶然性，名與實決非必然的切合，但人們爲一物定名時，一定與對這一事物的觀察、認識有聯繫，因而在不同程度上有源可尋。其次，探尋名物的來源，往往與希望了解古人對一些事物的認識從而進一步研究古人的科學與思想分不開。同時，也可通過名物的推源進一步研究詞義發展的規律，並非僅僅遊戲式地去猜測命名的意圖。所以，以“托名標識”來阻絕了名物探源的通路，在詞義學上是不徹底的，甚至是有害的。相對説來，“絕緣無佐證”的説法就更科學一些。[15]

可以看出，雖然有些專名不易推求其來源，有“托名標識”的作用，但從理論的高度來看，一切專名皆有來源，則可以確定。陸宗達、王寧先生對專名在理論上高屋建瓴的論述，爲我們清掃了在專名理論認識上的誤區。

關於專名研究的理論已如上述，那麼專名研究的方法又是什麼呢？陸宗達、王寧先生在《訓詁與訓詁學》一書中將推求名物來源的方法歸納爲三點：

一、名物的來源要從它的形狀、用途等方面去推尋；

二、專名的由來往往與非術語的一般詞語有關；

三、聲音是探求名物來源的重要線索，所謂“貫以聲音，求其條例”，即是此意。

同時，他們認爲：“在這三點中，第三點，也就是運用‘因聲求義’的方法，又是一個最根本的途徑。”[16]

需要指出的是，陸、王二先生在論述中，“名物”和“專名”往往雜出未分。可以看出，他們認爲“名物”和“專名”的概念是一致的，這一點在後面還要論及，茲不贅述。因此，諸家所論，即使是就名物而言，也完全適用於專名。

本課題的研究同樣是以上述的三點爲基本方法，尤其重視“因聲求義”的方法。

要之，本課題就是以章太炎、黃侃、陸宗達、王寧、宋永培等先生經過實踐，已經總結出來的比較成熟的理論與方法爲基本的理論與方法。當然，在具體的研究過程中，我們還借鍳了其他學者很多行之有效的理論與方法，在這裏就不一一列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