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一 撰写《中国产业结构演变史（1949—2019）》的意义
就我国学界来看，关于产业经济学的著作已问世多年，但研究产业结构史的著作迄今尚未见到。这个学科空白亟须填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1]。显然，这个原理对于产业结构演变史研究也是完全适用的。对产业结构演变史的研究，不仅是进一步发展产业经济学的基础，而且由于它是整个经济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对于进一步发展经济史研究和经济学的研究也都是必要的。按照笔者的体会，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要不断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2]的要求。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笔者试图在这方面做些探索，撰写本书以就教于学界同人。
二 撰写《中国产业结构演变史（1949—2019）》的指导思想
撰写本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自然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近几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极端重要的意义。他说：“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在我国，不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哲学社会科学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最终也不能发挥应有作用。”[3]“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4]
当然，马克思主义的应用必须结合实际，并且必须结合实际加以发展；否则，不仅不可能成为实践的指导思想，而且会成为贻害实践的僵化教条。这意味着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就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按照邓小平的说法，“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5]
为了说明这一点，有必要简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历程。
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最大实际结合起来，从根本上否定了照搬资本主义国家革命道路的“左”倾教条主义，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包括民主主义革命论和新民主主义社会论）[6]，并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继而又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并初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结合起来，并依据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各国经验的科学总结，从根本上否定了此前我国照搬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错误，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7]由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党的十二大至十八大期间得到了进一步的重大发展。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我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主要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已经建立并趋完善；在实现总体小康的基础上，又在全面建成小康道路上迈出了决定性的步伐。
习近平总书记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最大的时代课题，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在改革和发展等方面取得了全方位开创性的成就，实现了深层次根本性的变革，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变成了生动的实践。这个实践充分证明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新的发展历史阶段。
上述历史表明：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年中，无论是其初期实行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纲领，或者是后来实现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以及改革开放路线，都是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进行的。因此，从唯物论的视角看，撰写《中国产业结构演变史（1949—2019）》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过是真实地再现了这个历史发展过程。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必须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第一，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原则。
毛泽东曾经对实事求是原则做过完整的科学的界定。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8]
邓小平曾经高度评价了实事求是原则在马克思主义中的重要地位。他说：“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9]
因此，从史实出发，就成为撰写本书的基本出发点。如果不从史实出发，而从原则出发，就不可能完成它的使命。
但是，这里所说的史实，必须是经过批判地审查过的，去伪存真的，而不是虚实混杂的；是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而不是片断的和随便拣出来的；是反映客观规律要求的大量事实，而不是个别的偶然现象；是表现本质的典型事实，而不是歪曲本质的假象。
用历史事实叙述这个产业结构演变的历史过程，是包括本书在内的所有史学著作在叙述形式上所必须具有的一个重要特点。这同经济学对问题的分析采取摆脱了具体历史形式的抽象论述，是有重大区别的。
与这个特点相联系，本书在篇章排列顺序上也有它的特点。马克思在论述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的经济范畴排列次序以及与此直接相联系的分篇时曾经指出：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安排是不行的，是错误的。它们的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与此不同，产业结构演变史的研究则必须按照历史发展阶段的先后顺序来分篇。
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本书可以不采用逻辑方法。事实上，产业结构演变史对某个历史阶段内各方面经济问题进行叙述时，也有一个诸方面先后次序的排列问题。而这诸方面由于均处于同一个历史阶段，就没有历史发展的先后次序之分；对这诸方面先后次序的安排，就不可能采取历史的方法，而只能依据它们在社会经济中的相互关系来决定。作为史学著作的本书分析某个具体经济问题所提出的各个论点的先后次序的排列，也存在这种情况。但是，史学在这两方面采用的逻辑方法，与政治经济学仍然不同：后者可以采取抽象的论点形式，而史学则必须通过历史事实来阐述。就这方面说，可以称为以历史方法为主，并与逻辑方法相结合的方法。
第二，必须坚持生产力标准。
列宁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原理，强调了生产力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方面的决定作用。他明确指出，“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不言而喻，没有这种观点，也就不会有社会科学。”[10]
毛泽东把这个原理运用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强调“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结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11]。
后来，毛泽东把这个原理运用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又一次指出，“我国现在的社会制度比较旧时代的社会制度要优胜得多。如果不优胜，旧制度就不会被推翻，新制度就不可能建立。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较旧时代生产关系更能够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就是指能够容纳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因而生产不断扩大，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的这样一种情况。”[12]
邓小平把这个原理运用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并针对1958年以来长期存在的忽视这个原理的“左”的错误，以及当时改革进程中存在的这种倾向，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的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我们在一个长时期里忽视了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他还针对改革中发生的改革姓“资”姓“社”的争论，旗帜鲜明地指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3]。
因此，撰写本书必须坚持生产力标准。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如果不坚持这个标准，而采用别的标准，那么，本书所要揭示的产业结构演变的历史进程，也不可能得到科学说明。就产业结构演变史来说，其变化的原因以及其优劣的评价的最重要标准必须而且只能是：是否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第三，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经济变革和经济发展（包括产业结构变化）方面的决定作用。
因为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立，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以及从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都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而且由我国国情决定的市场经济，不能是古典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也不是一般的、现代的、有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而是特殊的、有国家更多干预的市场经济。当然，这种干预是以市场为基础的，市场是社会生产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这样，如果脱离了党的领导作用，那么，中国经济发展过程（包括顺利发展过程和遭受严重挫折过程），是不可能得到说明的。正因为这样，本书每篇在叙述新中国各个时期产业结构演变过程时，都要首先叙述党在这个时期提出的路线及其实施过程。这绝不是形式主义的做法，绝不是多余的，而是为了真实地再现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当然，这绝不是说，党提出的路线，在各个时期和各个方面都是正确的，都起了积极作用。实际上，在某些时期或某些时期的某些方面是有缺陷和错误的，在不同程度上起了消极作用。这是需要依据各个时期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给予客观评价。但如果脱离了党的领导作用，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是无法得到说明的。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在发展经济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被国际舆论普遍誉为世界奇迹。其实，这个奇迹最重要的“谜底”，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正是这一点，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有而其他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具有的基本国情和基本优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总结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只要我们深入了解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中国革命史，就不难发现，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也不可能具有今天这样的国际地位。”[14]
强调这一点，同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并不是矛盾的，而是统一的。关于这一点，毛泽东作过一个精辟的说明。他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力是主要的；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实践是主要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经济基础是主要的，它们的地位并不相互转化。这是机械唯物论的见解，不是辩证唯物论的见解。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如同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运动’的时候，革命理论的创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我们这样说，是否违反了唯物论呢？没有。因为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15]
本书说的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中国经济变革和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就是依据上述的毛泽东的理论。但这种决定作用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这些理论是由中国共产党在集中中国人民智慧的基础上形成的；二是这些理论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的。
第四，必须坚持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和作为其实现形式的经济体制相互关系的理论。
历史表明：在多种社会经济制度下，都存在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这样两个方面。比如在封建主义制度下就先后存在过领主经济和地主经济这样两种经济体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也先后存在过古典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和现代的有政府调控的市场经济体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存在过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体制。一般说来，无论是基本经济制度还是经济体制，其产生发展变化都决定于是否适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但二者都反作用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包括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或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如果仅就二者本身的相互关系来说，基本经济制度是决定经济体制的，但经济体制也反作用于基本经济制度（包括促进基本经济制度的巩固和发展，或者阻碍基本经济制度的巩固和发展）。
因此，要如实地反映中国产业结构演进的客观过程，就必须同时叙述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这两方面的作用。如果只顾其中的一个方面，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第五，必须坚持作为辩证法的本质的“批判的和革命的”的精神。[16]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了这种精神。他说：“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批判精神，这是马克思主义最可贵的精神品质。”[17]这个精神是作为辩证法核心的矛盾统一法则的体现。按照《矛盾论》的观点，“矛盾的普遍性或绝对性这个问题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18]实际上，新中国各个时期的经济变革和经济发展（包括产业结构演变）过程也充满着矛盾斗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路线与“左”的路线的斗争以及正确主张和错误主张的斗争。因此，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如果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固有的批判的和革命的精神，那么，这个过程就不可能正确地说明。
但作为史学著作，这种批判主要寓于历史叙述过程中。这一点同经济理论著作是有区别的。
第六，坚持把数量关系的研究贯穿于全书。
经济发展与一切事物一样，都是质和量的统一。因此，如果只注意历史过程质的方面，而忽视量的方面，那就不可能全面反映历史过程。
现在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把数量关系用于经济学的研究说成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独创。这是一种误解。马克思早就说过：一种科学只有当它达到了能够运用数学时，才算真正发展了。[19]马克思这里说的科学显然包括经济学。实际上，马克思在其巨著《资本论》中就在多处运用了数学。特别是他揭示的社会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公式，更是在完整形态上运用数学揭示了社会再生产的运行过程。至今对世界各国的宏观经济调控仍然保持着指导意义。当然，伴随工业经济时代到知识经济时代的发展以及科学本身的发展，当代西方经济学在把数学用于经济学的研究方面，比马克思那个时代是大大向前发展了。
马克思是把数学作为研究工具用于经济学研究的，是为他要揭示的客观经济规律服务的。这同当前我国学界存在的某些为运用数学而运用数学，甚至通过不必要的复杂数学模型来故弄玄虚，是有原则差别的。
由于条件的限制，本书在以数量关系说明经济历史过程时主要还是运用了系统的统计资料。[20]在运用数学模型方面还是以后的努力方向。当然，运用系统的统计资料来叙述历史过程，也是经济史研究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第七，把创新原则贯穿于全书。
马克思说过：“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都成为多余的了”[21]。这意味着科学的任务就在于揭露事物本质的创新。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创新。他说：“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创新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永恒主题，也是社会发展、实践深化、历史前进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必然要求。”他还指出：“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可大可小，揭示一条规律是创新，提出一种学说是创新，阐述一个道理是创新，创造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也是创新。”[22]据此，本书沿着“党在各个历史时期提出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包括产业结构演变在内）的路线→由此导致产业结构演进的成就（这是多数时期）或失衡（这是少数时期）→产业结构演进的作用（包括正作用和副作用）及其经验和教训”的思路，试图构筑我国产业结构的演变史研究的总体框架。当然，这只是一种探索，妥当与否，还有待实践证实和读者鉴评。
三 《中国产业结构演变史（1949—2019）》的历史分期
依据上述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本书以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变化状况作为划分产业结构演变历史过程中各个阶段的标准。这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运用，又有助于读者把握产业结构演变各个阶段的特征。
本书以社会基本经济制度或经济体制的变革作为产业结构演变史分期的主要标准，并以正标题表示；在大部分时期都以社会生产力的变化状况作为第二位标准，并以副标题表示；在个别时期还以政治因素作为次要标准，也以副标题表示。这样，新中国产业结构演变史的分期就是：
第一，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产业结构——经济恢复时期的产业结构（1949年10月—1952年）；
第二，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的产业结构——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步基础建立时期的产业结构（1953—1957年）；
第三，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产业结构（一）——“大跃进”时期的产业结构（1958—1960年）；
第四，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产业结构（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产业结构（1966—1976年）；
第五，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的产业结构——从实现温饱到总体小康再向全面小康迈进阶段的产业结构（1979—2011年）；
第六，以经济改革为重点的全面深化改革时期的产业结构——迈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的产业结构（2012—2019年）。
需要说明：1961—1965年实行的以调整为重点的“八字”方针是符合当时情况的，并对这个时期的经济恢复和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但当时并未根本改变“左”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1977—1978年在恢复和发展经济方面也取得了重要进展。但当时还是继续执行了“左”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因而这两个时期同1979年以后的情况根本不同，都不具有路线转变的重要意义，而且在产业结构变化方面的作用也不明显。为简略计，本书将这两个阶段产业结构演变的详细情况省去了，只在相关行文中做了很简略的叙述。
[1] 《人民日报》2019年1月4日第1版。
[2]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16年5月18日。
[3]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16年5月18日。
[4] 习近平：《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新华网，2017年9月29日。
[5]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3页。
[6] 汪海波：《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研究——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经济研究》1993年第12期。
[7]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
[8]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
[9]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3页；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页。
[10] 《列宁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0页。
[11]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9页。
[12]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4页。
[13]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372、137页。
[1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18、20页。
[15]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5—326页。
[16] 《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页。
[17]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17年5月18日。
[18]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5页。
[19] 详见拉法格等《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20] 需要说明：本书所用的统计资料主要是国家统计局先后发表的资料。但统计局发表的年初初步核实数字和年终最终核实数字有一定的差异。而且统计局定期按人口普查资料对已发表的资料数字有一定的调整，这样不同年代发表的有些数字有一定差异。但它并不妨碍正确观察中国经济发展的走势。另外，由于四舍五入，所加总数与实际总数有一定的出入。
[21] 《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25页。
[22]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17年5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