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以胡适与顾颉刚作为中心的意义

1.疑古思潮对胡、顾的影响

钱基博在其《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四版增订识语》中指出该书增订版“有郑重申叙，而为原书所未及者三事”，[38]其中之一即是将胡适及其所领导的新文学运动的非周薄孔的言行上溯至王闿运、廖平、吴虞、康有为、梁启超这一“疑古非圣”的传承系统，并为此疑古传统而勾勒出一条地域的脉络：

疑古非圣，五十年来，学风之变，其机发自湘之王闿运：由湘而蜀（廖平），由蜀而粤（康有为、梁启超），而皖（胡适、陈独秀），以汇合于蜀（吴虞）：其所由来者渐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39]

由此可见，胡适在当时的学者如钱基博眼中，确是“疑古非圣”中的重要一员，故而备受攻击；顾颉刚则因仍是学生而又未曾在学术界崭露头角而得以幸免。除了王闿运之外，后世称之为大师或革命先驱的这批人物，在钱氏笔下，全部沦为丑角，几乎无一幸免。此等为钱氏所攻击的人物有一共通的特色，即均为反传统的人物。

胡、顾二人当时堪称“疑古”的旗手，以下文字基本最能表达胡适的疑古思想：

现在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将来等到金石学，考古学发达上了轨道以后，然后用地底下掘出的史料，慢慢地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至于东周以下的史料，亦须严密评判，“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40]

为什么要“疑古”呢？顾颉刚则认为：

“疑古”是因为“信古”的成见压服了固有的理性，这种成见成为一种毒焰而存留于古代学术界，长久下去，科学的研究是提倡不起来的。[41]

……想我幼年时，看着书中的话，虽也常常引起怀疑，但总以为这是经过前代学者论定的，当不致有大错。常说考证之业到清儒而极，他们已经考证清楚了，我们正可坐享其成，从此前进探求事理之极则，不必再走他们的老路了。后来怀疑了古书古史，也只以为唯有古书古史是充满着靠不住的成分的。哪知这年做了几个小题目的研究，竟发现近代的史籍，近人的传记也莫不是和古书古史一样的糊涂，再看清代人的考证时，才知道他们只是做了一个考证的开头。从此以后，我对于无论哪种高文典册，一例地看它们的基础建筑在沙滩上，里面的漏洞和朽柱不知道有多少，只要我们何时去研究它就可以在何时发生问题，把它攻倒。[42]

其实，“疑古”与“信古”之别只在于前者是以理性的、批判性的方法作学术整理，而后者只是一种懒性的因循；而两者更重要的分别则在于对“历史”的态度，前者只是将“历史”视为一种书写，或不同时代的官方意识形态的一种呈现，而后者则视“历史”为真理，或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威。相对于“五四”时期的视传统为“封建”的象征，胡、顾他们的学术研究处处强调的是“理性”与“科学”。

然而，无论他们怎样强调“理性”与“科学”，胡适与顾颉刚在疑古的传承方面，在远的一面他们乃深受姚际恒、崔述、郑樵等疑古大师的影响，最直接的影响则来自当时的国学大师康有为与章太炎。在当时，康有为与章太炎乃经今古文大师，占据了清末民初思想界的中心地位。[43]除却经学门派之不同外，康氏自称“南海圣人”，乃孔教的拥护者，称孔子为教主，此举招来胡适这样的嘲讽：

有些人还以为孔教可以完全代表中国的古文化；所以他们至今还梦想孔教的复兴；甚至于有人竟想抄袭基督教的制度来光复孔教。[44]

顾颉刚则认为孔子并没想过当圣人，只是想做个君子而已。[45]章太炎亦同样反儒教，故而只视孔子为良史家而已。康有为主维新，拥帝制；章太炎倡革命，戮力排满。相同的是，康、章两人均为反传统的重要人物。然而，两人却针锋相对地论争起来。顾颉刚就是在《国粹学报》上看了康、章之争而又受了钱玄同的启发，受其鼓舞，以古文家的话批评今文家，以今文家的话批评古文家。顾颉刚在《古史辨》的自序中曾指出康有为与章太炎之争，仍是今古文经师间的互相诋毁，乃是一种“党见”。[46]又说：

清代朴学本已脱离孔学而即于科学，但大家还必奉孔子，不敢径向科学上走，所以有专奉孔子的今文家出来，想把科学打倒，自称正统。实在说起来，到朴学时，孔子的偶像原可推倒了。[47]

汪荣祖指出，关于康、章之争，学界有几（两）种错误观念：经今古文之争；因为认定了康、章之争为经今古文之争，而推出经今古文分别为“变法”与“革命”两种政治运动的思想背景。[48]这的确是一针见血的论定。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两书，实际上是对作为传统的儒学与孔子的角色的改造，为的是达到其政治上的目的。[49]始料不及的是其思想却被意图完全不同的反传统者接受，而其尊孔的意图却被剔除，从而发展成为一个纯粹反传统的运动。[50]至于章太炎，现在虽被视为传统的代言人，他对新文化运动亦不无微言，然而他在胡适、顾颉刚等人未进入学术界之前已是反传统的主将。[51]例如，1904年的《国粹学报》就曾刊出许之衡的一篇文章，对章太炎言论的影响力有如下描述：“余杭章氏《訄书》，至以孔子下比刘歆，而孔子遂大失其价值，一时群言，多攻孔子矣。”[52]钱基博也认为：“章炳麟诸子学略说攻孔子最有力。”[53]康有为、章太炎所代表的阵营及两者之分别在于，康氏以传统来反传统，为的是建立“真儒学”与维新变法[54]；章氏则以传统反传统，为的是革命，当然亦包括革康有为的托古改制的命。有学者认为，康、章“对传统思想所作的‘破坏效果’（subversive effects），虽非绝后，显然是空前的。”[55]然而，彼等的反传统与胡适、陈独秀等的反传统在本质上又截然不同。原因很简单，传统在康、章而言，只是一种达到政治上的目的，而彼等并非如胡、陈等人的激烈反传统，以至于波及历史、文化以及意识形态。故而在后来，康、章又从批判传统而转向拥护传统。[56]

另外，余英时却看到了康、章两人在疑古思潮的传承上的重要位置：

今古文之争就其思想的内容而言，在“五四”时代虽已成既陈刍狗，但由于这一论争所激发出来的疑古辨伪精神却在“五四”以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中国传统在两千年中所逐步造成的庄严形相，开始被揭破了。[57]

五四运动打破传统偶像的一般风气颇导源于清末今古文之争，而且它的许多反传统的议论也是直接从康、章诸人发展出来的。[58]

而且，亦有学者指出康有为、章太炎对胡适、陈独秀在学术上的影响与传承关系。[59]其实，梁启超与钱穆早就指出五四运动的反传统精神其实深受康、章影响的事实。[60]故此，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的《自序》中最感谢的就是章太炎。蔡元培为胡适此书作序时指出该书的四种长处：第一，辨别真伪；第二，断自老子、孔子；第三，平等对待诸子；第四，系统的研究。余英时指出，蔡元培指出胡适谈的这四种长处，其实是综合了康、章二氏考经论子的方式，[61]并称《中国哲学史大纲》之面世为“史学革命”。[62]至于顾颉刚，他亦清楚地表示自己乃受了章太炎的影响。[63]在疑古思潮上的这种薪火相传上，顾颉刚亦相当清楚，他在《阮元明堂论》中道出胡适与崔述在疑古上的传承关系：

适之先生考井田，就曾说：发现时代以观递相增益之痕迹及其与先后诸说交互影响之关系，吾等读之，遂知无数井田材料尽由孟子数言演绎而来，于是此极完备之井田制度乃不劳攻击而自然倒坠。然用此种历史演进之眼光而续古书者，二千年来不一、二见也（以我所见，仅崔述所著之《经传禘祀通考》为完全用此种方法者）。[64]

由此可见，在从晚清转至“五四”的疑古思潮上，胡适确是占有极重要的位置。胡适在疑古思潮上，不只是范围上的打通学科的限制，亦不只是方法论上的中、西结合，而更重要的是具有颠覆旧典范、开创新典范的勇气与魄力。

在胡适的指导之下，顾颉刚在《诗经》的研究上，先后接触了历史上几位怀疑《诗经》的重要人物，依研究次序分别为姚际恒（立方，1647—约1715）、崔述（武承，1740—1816）及郑樵（渔仲，1104—1162）。早在1914年春，顾颉刚便曾钞录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并为其作序，由朴社出版。顾颉刚曾论及《古今伪书考》的价值为：“一、干脆（不怕武断）。不是研究，而是指导。二、敢疑经（比宋、明进步）。三、书名好（能给人一刺戟）。”1920年，顾颉刚着手进行编撰《伪书疑书目》。1920年11月，胡适在《询姚际恒著述书》[65]中，询问顾颉刚何以《清籍考》里不见姚际恒，并想寻求姚氏的《九经通论》，由此而开启了顾颉刚的《诗经》研究。顾颉刚指出姚氏敢于提出“古今伪书”的名目，敢将《易传》《孝经》《尔雅》等经书置放在伪书里，对于初学者的影响极为深远。而且，姚氏的疑古精神似乎更为可贵，因为他不但敢批判宋代的学术权威朱熹，而且敢批判汉代的学术权威郑玄；不但敢疑“传、注”，敢于疑“经”。姚氏如此激烈地批判传统，难怪顾颉刚叹服地称赞姚氏为伪书的集大成者。更重要的是，姚氏学识渊博，能以经、史、子、集中的资料释经，再加上其对古器物的认识，在清代学术界中，堪称独树一帜。然而，顾颉刚对姚氏亦有所批判，他认为姚氏“所辨的伪，只是著作人的伪，不是著作内容的伪——征事的确实与否。”[66]顾颉刚又指出姚氏在辨伪方法上亦有缺点：第一，以文辞的工拙定真伪；第二，以后世著述之成法栝古籍。[67]顾颉刚自1923年8月点校姚际恒的《诗经通考》，直至1958年12月，该书才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

至于崔述，顾颉刚曾于《国朝先正事略》的《崔东壁先生事略》中得知崔述“整理古代史实，刊落百家谬妄”。直至1921年，顾颉刚之真正进入崔述的疑古世界，亦是由于胡适的关系，从而多方追寻崔述的著作。1931年，正值顾颉刚随燕大国研所赴河北访古而抽暇到大名访问，归后他便与洪业合写《崔东壁先生故里访问记》一文。这次收获有崔氏墓碑碑文记载、从广平县杨家得崔述遗著四种。其后，顾颉刚前后花费十余年标点、整理《崔东壁遗书》，1936年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此后，他不断对此书作出修葺与润饰，1983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再印修正版。《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即乃顾颉刚《崔东壁遗书》写的序；再版时，由其弟子王煦华据其遗稿续成汉代以下部分。1935年，钱穆为《崔东壁遗书》作的序有如下一段话：

初，胡君适之自海外归，唱为新文化运动，举世奔走响应唯恐后。胡君于古今人多所评骘，少所许，多所否，顾于东壁加推敬，为作长传，曰《科学的古史家崔述》。流布仅半篇，然举世想见其人，争以先睹遗书为快。胡君友钱君玄同，读东壁书，自去其姓而姓疑古，天下学人无不知疑古玄同也。而最以疑古著者曰顾君颉刚……深契东壁之治史而益有进，为《古史辨》，不胫走天下。[68]

由此可见胡适、崔述及顾颉刚三人在疑古史上的关系，亦可见崔述的疑古思想对新文学阵营中人的影响。

崔述辨伪古史的方法是本其宋学的卫道精神和汉学的考据方法。顾颉刚的“古史层累说”即源于崔述“世益晚则其采择益杂”“其世愈后则其传闻愈繁”的观点。崔述的另一个长处是“了解古事的性质”，懂得故事怎样的演变（传闻）和怎样的解释（曲说），其以故事印证古史亦影响到顾颉刚。顾颉刚领受崔述的治学方法与辨伪古史的成果，抛却“尊孔卫圣”的包袱，以故事传说演变的眼光来建构层累说，比崔氏更深入地粉碎古史的黄金世界。然而，顾颉刚认为崔述的缺点在于信仰经书和孔、孟太过，杂糅先入为主的成见，其著书的目的在于维护圣道，而辨伪只是手段。[69]顾颉刚将其归纳为两点：第一，其著书的目的是要替古圣人揭出他们的圣道王功，辨伪只是手段。所以他只是儒者的辨古史，不是史家的辨古史；第二，他要从古书上直接整理出古史迹来，也不是稳妥的办法。因为古代的文献可征的已很少，我们要否定伪史是可以比较各书而判定的，但要承认信史便没有实际的证明。[70]顾颉刚自述崔述对其影响包括以下两点：第一，古史层累说；第二，引故事印证古史、战国诸子伪造古史、过细而间多的为学态度；然而，崔述“考诸经以信史”与顾颉刚“求于史以疑经”是为不同路线。[71]

对顾颉刚具有重要影响的另一古代学者，则乃北宋末南宋初的郑樵。[72]他第一本接触郑樵的书乃其《通志》，此书涉及的范围极广。郑樵虽然是在顾颉刚所接触的疑古人物中的最后一位，却因为其批判性与原创性而令顾颉刚对他最早作出研究。他这样称赞郑樵的学术：

郑樵的学问，郑樵的著作，总括一句话，是有科学的精神。他所最富的精神，就是中国学术界最缺乏的精神。他尊重实验，打破士人与工人的界限，……他做一种学问，既会分析（如《艺文略》《六书略》等），又会综合，即会通（如《天文志》《动植志》），又会比较（如诗与歌比，华文与梵文比），又富于历史观念，能够疑古，又能够考证；又富于批评精神，信信疑疑，不受欺骗。[73]

对于郑樵卓绝的议论和勇气，使顾颉刚一方面研究其思想，另一方面研究《诗经》，故而启发了他“对《诗经》的怀疑”“离开了齐、鲁、韩、毛、郑五家的传统说法”，找寻《诗经》的真义。顾颉刚因辑集《诗辨妄》，进而广罗郑氏的生平事迹与著作，曾作《郑樵传》与《郑樵著述考》二文，及后发表在北京大学出版的《国学季刊》第一期、第二期上。[74]顾颉刚辑集的《诗辨序》，于民国22年（1933）7月，由北平朴社出版。

顾颉刚这样总结三位清末的疑古学者给予他的不同启迪：

崔东壁的书启发我“传、记”不可信，姚际恒的书则启发我不但“传、记”不可信，连“经”也不可尽信。郑樵的书启发我做学问要融会贯通，并引起我对《诗经》的怀疑。（所以我的胆子越来越大了，敢于打倒“经”和“传、记”中的一切偶像。）[75]

由此可见清末以降的疑古思想对顾颉刚以至于《古思辨》的影响。以上三位学者对顾颉刚的影响是疑古思想的启蒙，而最直接而具体的影响，他自言是来自他的老师胡适与钱玄同。

关于胡适与顾颉刚在短时期内可以成为知音的原因，季维龙列出五个原因，包括：第一，两人都出身书香门第；第二，两人都有国学基础，故而有共同的语言；第三，两人都喜欢考据；第四，疑古思想对两人的影响；[76]第五，在当时破旧立新的思潮中，两人在方法上所见略同。[77]

胡适多次表示他之所以考证《红楼梦》《水浒传》等小说，只是希望教人一种思想学问方法，养成“疑而后信，考而后信，有充分证据而后信”[78]的习惯。这种思想除了体现在其文学史理念中，也深深地影响了作为学生的顾颉刚。在《古史辨》第1册的《自序》中，顾颉刚这样述及胡适对其在思想上的冲击：

胡适之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迳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这一改把我们一班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79]

顾颉刚又这样再论及胡适在方法论上对他的影响：

适之先生带回了西洋的史学方法回来，把传说中的古代制度和小说中的故事，举了几个演变的例，使人读了不但要辨伪，要去研究伪史的背景，而且要去寻出它的渐渐演变的线索。[80]

所谓的“历史方法”，胡适在1921年6月30日的日记中有以下说明：

历史的方法——“祖孙的方法”。他从来不把一个制度或学说看作一个孤立的东西，总把它看作一个中段，一头是它所以发生的原因，一头是他自己发生的效果；上头有它的祖父，下面有它的子孙。捉住了这两头，他再也逃不出去了。[81]

因为胡适在疑古思想上对顾颉刚的影响而令他对疑古史上的许多人物都发生了兴趣，顾颉刚这样谈及胡适对他说的一番话，足见他俩在疑古思潮上的传承关系：

适之先生又谓姚际恒、方玉润可以正朱子之《二南注》而于《邶》以下诸国风，则又坚执非淫诗。盖疑古之家往往不能彻底，故郑樵《诗辨妄》于毛、郑忽褒忽贬，若无王也。[82]

就这样，在疑古的基础上，他们比疑古的先驱更深入、更具体，而且亦疑得更彻底，并因此而切切实实地为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白话文学史做出一番大事业。

2.胡、顾的“文学”与“文学史”观念

将“疑古思潮”与白话文学史的建构挂钩，其实亦就是疑古思潮的辨伪方法所产生的推翻既有的典范而重新建构新典范的意识，亦即是处理历史与文学的关系，换言之即是如何为新的典范、为白话文学史找到历史的源头，以及令人信服的依据。那么在他们心目中，什么是“文学”？胡适这样为“文学”下定义：

我尝说：“语言文字都是人类达意表情的工具；达意达的好，表情表的妙，便是文学。”

但是怎样才是“好”与“妙”呢？这就很难说了。我曾用最浅近的话说明如下：“文学有三个要件：第一要明白，第二要有力、能动人，第三要美。”[83]

何为文学史？胡适阐释如下：

做文学史，和做一切历史一样，有一个大困难，就是选择可以代表时代的史料。……从前的人，把词看作“诗余”，已瞧不上眼了；小曲和杂剧更不足道了。至于“小说”，更受轻视了。近三十年中，不知不觉的起了一种反动。临桂王氏和湖州朱氏提倡翻刻宋、元的词集，贵池刘氏和武进董氏翻刻了许多的杂剧传奇，江阴缪氏，上虞罗氏翻印了好几种宋人的小说。市上词集和戏剧的价钱渐渐高了起来了，近来更昂贵了。近人受了西洋文学的影响，对于小说，渐渐能尊重赏识了。这种风气的转移，竟给文学史家增添了无数难得的史料。词集的易得，使我们对于宋代的词的价值格外明了。戏剧的翻印，使我们渐渐有点正确的了解。我们现在知道，东坡、山谷的诗远不如他们的词能代表时代；姚燧、虞集、欧阳玄的古文远不如关汉卿、马致远的杂剧能代表时代；归有光、唐顺之的古文远不如《金瓶梅》《西游记》能代表时代；方苞、姚鼐的古文远不如《红楼梦》《儒林外史》能代表时代。于是我们对于文学史的见解也就不得不起一种革命了。[84]

从原来的“微不足道”“轻视”到了“反动”，词与杂剧其然也逐渐登入主流，而更重要的还是由于西方小说对中国新青年的影响而占据中心，更为明显。此外，我们可以从胡适在《谈谈〈诗经〉》一文中得见其关于文学与历史之间的关系的论述：

因为《诗经》并不是一部圣经，确实是一部古代歌谣的总集，可以做社会史的材料，可以做政治史的材料，可以做文化史的材料。

……

《诗经》里面描写的那些男女恋爱的事体，在那般道学先生看起来，似乎不大雅观，于是对于这些自然的有生命的文学不得不另加种种附会的解释。……[85]

胡适以上所提出的就是将《诗经》作为文学（歌谣、恋情书写）来看待，并将作为文学的《诗经》从经学与历史中独立出来。然而，顾颉刚则这样论述《诗经》与“历史”的关系：

战国时诗失其乐，大家没有历史的知识，而强要把《诗经》乱讲到历史上去，使得《诗经》的外部蒙着一部不自然的历史。[86]

文学与历史虽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自古已是难以分辨，例如《史记》既是历史，然而更多人视之为文学巨著，为历代文人学者做文章的摹仿对象。新文学运动阵营与疑古学派的顾颉刚亦同样将古典文学的传统视作“史”来研究，正如胡适的“历史的演变”观一样，历史的形成乃奠基在后人不断的添补与删除之上的。顾颉刚与胡适等人将传统以来奉作“经典”、为历代政治所追慕的《诗经》中的道德政治，解读还原为民间的创作，这无疑推翻了传统的诠释体系，亦重写了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更重要的是，此举无疑将处于中心的士大夫体系推翻，将一直备受鄙夷的边缘民间文化挖掘出来。作为文学之源的《诗经》既出自民间，这不单体现了自宋代以降疑古思潮的重大突破，更意味着新文学运动阵营为白话文学的存在，找到了合理性的历史根源。这与胡适当时撰写的《白话文学史》，可谓是一面两体的时代产物。至于胡适号召的“重整国故”，实际上又是将这种批判与重构的方法推展至更大、更具体的范畴，以更全面的方式重写文学史，这主要体现在他的小说考证。

在此，或许我们可以借用“新历史主义”（New Historicis-m）[87]对文学与历史的观念，对疑古学派的胡适与顾颉刚关于文学与历史的关系略作分析。“新历史主义”的“新”在于描述一部作品如何变形而成为开放的、变动不居的矛盾话语，在历史中检视作品，看它如何被重复与累积，而成为作品的互文本，进而去发现文本的语境，文本的互相阐释的空间——不断被占用、汰变、解读文化密码的空间。例如，顾颉刚从戏剧的演变而悟出“层累积成”的史观，他又是以这一概念诠释《诗经》的生成。顾颉刚这一概念，亦受启发于胡适的“历史的演变”的概念。而胡适亦正是运用这种“历史的演变”的概念“重整国故”，考证了大批的古典小说，进一步为白话文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作出肯定。

基本上，整个新文学运动都是文学与历史的互动。文学对历史的阐释与在历史中阐释文学，如胡适《白话文学史》的面世，不仅止于在中国文学史上产生巨大的震荡，同样具深远影响的是对整个传统文化体系的价值重估，以及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与文化的发展路向。

在中国传统的历史的观念中，历史的位置远高于文学，即是说历史事实的真实性大于文学的想象性与虚构性。然而，胡适与顾颉刚却将这一矛盾关系颠倒过来，强调文学大于历史，文学注入历史的生命之中。事实上，文本与历史的矛盾恰好揭示了在两者的紧张关系之中——文学与历史的本质关系，即文学在对历史加以阐释之际，并不要求恢复历史的原貌，而是解释历史的“应该”与“怎样”，揭示历史中最隐秘的矛盾。

3.以胡适与顾颉刚作为论述中心的意义

由以上关于疑古思潮与白话文学史的相关论述可见，从疑古思潮的角度，并以胡适与顾颉刚两人作为论述中心而展开关于疑古思潮与白话文学史的建构的研究仍有待发掘。

可以说，胡适与顾颉刚在疑古思潮上具有传承的关系之外，又是建构白话文学史的实际伙伴。胡、顾两人以疑古思想为指导思想而建构的白话文学史具有以下三个意义：第一，将疑古思潮从康有为等在政治上的企图导引至学术上的价值重估，乃中国学术史上的一种突破；第二，胡适与顾颉刚将疑古思潮与新文学革命结合起来，合力建构起白话文学史；第三，以疑古为手段，将传统的经典转化为新的学术资源，并发明了一个白话文学的新传统，从而达到了启蒙民众与文艺复兴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