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疑古思潮与反传统思潮的关系

1.“疑古思潮”述略

“疑古”究竟有何实指？路新生指出：

这个词是由动词“怀疑”和名词“古史”复合而成的一个词，它的意思应当是指对古史的真实性表示怀疑。这种怀疑，落实于治学，往往以“辨伪”的方式表现出来，所以，如果将讨论的范围限定在“学术”以内，我们可以说，“疑古”也就是“辨伪”。又因为怀疑的对象——“古史”实包含着有关古史记载的文本典籍和古史本身两个方面，因此，“疑古”或者说“辨伪”一词也就包含了对有关古史记载的文本典籍的真实性的怀疑和对古史本身的真实性的怀疑这两方面的内容。[19]

在中国近三百年的学术思想史上，疑古思潮出现过三次：明清之交一次，清初一次，“五四”前后即中国现代史上一次。[20]而叶忆如则认为历代疑古辨伪思想可依五四运动划分为两点：第一，为传统经典间冲突的疑古辨伪思想，以经今文学为代表。第二，为五四反传统的疑古辨伪思想，以西方输入的史观与科学的治学方法为代表。[21]“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的狂飙席卷中国，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全面的价值重估，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疑古思潮就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勃兴，成为带有制约着思想界总体走向的一种社会思潮。所以，路新生认为就以对社会现实所产生的影响和冲击程度而言，在疑古思潮发展史上，又以“五四”前后即中国现代史上的那一次疑古思潮的涌动为最大最深。[22]至于“五四”以后对疑古思想乃至疑古思潮的总结工作，则可分为两部分：一是搜集、整理历史上有关疑古思想和思潮的史料；二是撰写关于疑古思想和思潮的“史”的著述。[23]

疑古在史学上的影响，巨大而深远，而在文学方面的影响亦是具体而又为人所忽略，而白话文学史的建构就是疑古思潮在“五四”期间的一个意外的巨大收获。

2.“疑古思潮”与清末民初的反传统思想

清末民初的思想界，曾兴起一股激烈的反传统思潮。[24]而这一反传统思潮，又与国族之日益衰落有莫大关系。梁启超曾说：“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25]而同时梁启超又在《新民说》的“进步”中说：“破坏，仁矣哉！”“其破坏者，又有踵起而破坏之者，随破坏而随建设，甲乙相引，而进化之会乃衍于无穷。”1930年9月《游学译编》第10期上的一篇名为《民族主义之教育》中有如下“破坏”的价值观：“夫善言革命者，当天下之不欲急急于破坏，而日日与之言破坏。……其用在于群，群天下之思想而为有意识之破坏。其事主于积，积天下革命之材力，而为有价值之破坏。”[26]诗人柳亚子则说：“我待要山河破，把祖国新造。”[27]刘师培亦有诗云：“群龙无首他年事，好与驱除万恶斗。”[28]清末民初的反传统思潮，于焉可见一斑。

在有关反传统的论述中几已成经典的林毓生的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 Fourth Era通过对陈独秀、胡适、鲁迅三人的分析得出一个结论：所谓“全盘反传统主义”（totalistic antitraditionalism，totalistic icononclasm），[29]认为中国传统必须而且可以整体地加以抛弃。他进而指出，这是新文化运动中（或以后）一种支配中国知识界相当普遍的心态。[30]此结论引起相当多的商榷。[31]究竟清末民初的反传统是否如林毓生所言的一面倒？

“五四”运动中的“传统”与“反传统”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实非如林毓生该书的“全盘反传统”的论定那么简单。我们要提出的是，现有的研究过于“系统化”“二元化”，我们要打破的就是“齐整”说，要凸显的是多元而复杂的历史真相。在钱基博的《中国文学史》与《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开端，我们均可以看到如下他在关于“执古”与“骛外”的论争之外指出的“会通派”：

吾人何为而治文学〔史〕耶？曰：智莫大于知来。来何以能知？据往事以为推而已矣。……而文学史者，所以见历代文学之动，而通其变，观其会通者也。民国肇造，国体更新；而文学亦言革命，与之俱新。尚有老成人，湛深古学，亦既如荼如火，尽罗吾国三四千年变动不居之文学，以缩演诸民国之二十年间；而欧洲思潮又适以时澎湃东渐；入主出奴，聚讼盈庭，一哄之市，莫衷其是。榷而为论，其弊有二：一曰执古，一曰骛外。何以骛外？欧化之东，浅识或自菲薄，衡政论学，必准诸欧；文学有作，势亦从同，以为“欧美之学，不异话言，家喻户晓，故平民化。太炎、畏庐，今之作者，然文必典则，出于尔雅；若衡诸欧，嫌非平民。”又谓：“西洋文学，诗歌、小说、戏剧而已。唐宋八家，自古称文宗焉；倘准则于欧美，当摈不与斯文。”如斯之类，今之所谓美谈；它无谬巧，不过轻其家丘，震惊欧化，降服焉耳。不知川谷异则，民生异俗，文学之作，根于民性；欧亚别俗，宁可强同？李戴张冠，世俗知笑；国文准欧，视此何异。必以欧衡，以诸削足；屦则适矣，足削为病。兹之为弊，谥曰“骛外”。然而茹古深者又乖今宜；崇归〔有光〕、方〔苞〕以不祧，鄙剧曲为下里，徒示不广，无当大雅。兹之为弊，谥曰“执古”。知能藏往，神未知来，终于食古不化，博学无成而已。[32]

其所抨击的“执古”与“骛外”的两种极端现象，实际所指的是当时拥护旧文学者如林纾等人与胡适等新文学运动领导者之间的角力、论战。现在，我们取其观点，旨在说明现在学界对“五四”新文学革命的一种普遍结论，不就是“古典”与“革命”，或“传统”与“反传统”的二元思维，其实均过于简化了当时的实际情况。至少，在当时钱基博心中，他就是超然于“执古”（传统）与“骛外”（反传统）之外的“会通”派，当然还包括其所友好的“学衡派”中人。[33]

在此我们必须问的是，“传统”是什么？究竟胡适与顾颉刚是如何理解“传统”？

西方中的“tradition”涵盖的内容遍及文化一切，而汉语的“传统”在用语上除了与tradition相应之外，还有“先后相望”“承担继绍”的价值意涵。[34]故而“传统”一词既是名词，亦同时是具有传承意味的动宾结构，即所谓的：

儒者传经，释者传灯，薪传喻师徒相传，圣人道人匠人皆有所传，传而成谱系有宗有主谓之统。[35]

传统在一般的论述中看来，既博大，又遥远，而且抽象。在很多时候，“传统”被等同于“过去”。在胡、顾等新文学阵营中人看来，在很大程度上“传统”就是等同于“过去”，正如他们所攻击的“传统”，往往就是指涉“封建”。故而他们反“封建”，其实亦就是反“传统”；而他们反“传统”，实际上就是亟于否定“过去”，肯定他们的“当下”。其实，“传统”并非铁板一块，“传统”具有动宾结构的功能，这是指一个有动能的系统。“传统”就好像绵绵不绝的河流：从远观，它静默无声，然而内在血脉流畅；从近观，它又汹涌澎湃。故而身在“传统”的动能量很强的时候，胡、顾他们就看到了“传统”汹涌澎湃的狰狞一面。当“五四”的热情过后，渐离“传统”的他们，或又怀念起“传统”温馨的一面。

“传统”在长远来说，平静而稳定，它既在默默变化，而又不是骤变。故而中国的传统的向心力很强，一切非传统可容纳的事物皆无法进入“中心”而被强大的向心力抛出。然而，“传统”亦有如冬天的黄河一样结了冰，一段时间之内失去了活力的时刻。这就是胡、顾等人眼中的“传统”。故而这样的“传统”在彼等眼中变成了固定的物体，而不见其流动的属性。亦因为这样，方有所谓的“五四”时期的全盘反传统之说。[36]就是在如此的氛围底下，他们将传统“对象化”而视为他们要“整理”的“国故”。其实，必须指出的是自清末至“五四”短短的几十年之间，“传统”的崩溃的速度可抵得上几百年，其快速正如李鸿章所言的“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确为中国历史上所罕见。然而，对于在当时视“传统”为阻碍进步、国族沦丧之基本原因的“五四”文人而言，他们唯恐传统崩溃得太慢。罗志田指出：

……他们的基本目标是力图“民族或国家的整体目标与价值体系”，以“指向一个风格不同的未来”，他们的反传统恰是出于民族主义的关怀。[37]

此种激烈的反传统精神自“五四”之后一直延续下去而没有得到适当的疏导，故而方有后来的“文化大革命”，除了继续打倒“孔家店”，更具体化至一切代表“封建”的建筑物的摧毁，以致人伦纲常的撕毁断裂。

以下，我们要论述的是胡适与顾颉刚如何在疑古思潮的反“传统”基础上建构起白话文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