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政治认同研究

“二战”后发展主义、行为主义、结构功能主义等普遍主义模式主导的“求同”倾向的比较政治学遭遇失败，开始向“存异”的特殊主义模式的转变。在“求同”与“存异”的对话中，对于比较政治学的反思引发了政治认同问题的研究。与此相对应，对于政治活动的解释由经济决定论、原子主义、价值祛除转向对于政治文化、社会历史特殊性、共同体的关注。政治认同是近年来国内外政治学界的研究热点，无论研究内容还是研究视角都呈现出一些特点，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还存在一些不足。

1.研究内容

（1）政治认同涵义的研究。目前学术界对于政治认同的界定主要有赞同说、归属感说、实践说。

赞同说主要强调政治认同与权力合法性的重叠关系，侧重于从权力过程角度理解政治认同。典型代表人物如让-马克·夸克，他认为合法性包括认同、规范和法律一致性，其中认同是合法性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28]哈贝马斯认为合法性是一种值得认可的政治秩序。[29]有学者认为：“政治认同是指在一个政权中公民对某种或某些政治理念、政治信仰、政治价值的共识，并在此基础上对政治权力的承认、赞同与同意。”[30]以上的经典论述大多认为合法性即政治权力能够获得政治认同。赞同说大多强调公民的同意在权力产生、运行过程中的地位和价值，即权力的合法性以对权利的尊重和保护为前提，强调权利相对于权力的优先性，公民表达政治认同的程序和行为对于政治统治权力的合法性的关键作用。

归属感说强调政治认同即公民对于政权的情感依赖，源于政治认同的心理学视角分析。第一次明确从归属感视角界定政治认同的是罗森鲍姆。他在《政治文化》一书中提出：“政治认同，是指一个人感觉他属于什么政治单位（国家、民族、城镇、区域、地理区域和团体），这是他自己的社会认同的一部分。这些认同包括那些他感觉要强烈效忠、尽义务或责任的单位和团体。”[31]该观点在国内学术界影响深远。权威工具书《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对于政治认同的界定是：“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一种情感和意识上的归属感。[32]归属感说强调个体对于共同体的一种心理依赖状态，突出个体的主观感受和结果，更多地是现状描述，但是对于政治认同产生、发展等动态性规律问题关注较少。

实践说从实践性对于人和社会关系的根本价值出发，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对于人类社会的根本作用为理论依据，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政治认同是政治生活中认同主体和认同客体的关系范畴，是认同主体基于一定的利益诉求而进行的政治实践活动。有学者认为，政治认同是国民对政治组织、机构及其政治权威采取认可和拥护态度的体验，是社会协调、民心安定的表征之一。[33]也有学者认为，政治认同是主体主动的、有意识的和能动的活动。实践性是政治认同的本质规定性。[34]强调公民积极的政治生活体验、对于政治效能的理解、政治参与及其感受是政治认同的核心。

赞同说侧重从政治权力产生、运行和统治的过程界定政治认同，强调权力得到权利的认可、承认和同意。将政治认同作为合法性的必要条件，突出其程序性价值，主张权利的优先性，属于典型的西方程序正义论和程序民主论的思路，忽视了政治认同的历史性、主观性、建构性维度。归属感说从主体角度，以心理学视角分析公民对于共同体的政治归属感，强调政治认同的心理现状和主观感受。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主观感受是客观实在的反映。归属感说关注现象描述，但是只知其果、不问其因，只知现在，不知过去和未来，对于政治认同发展缺乏把握；实践说侧重主客体关系分析，将政治认同视为政治实践活动之一，是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的统一。将公民作为政治认同主体的主动性提升到重要高度，主张一种积极认同，忽略了公民积极政治行为的外在条件。而且积极政治行为本身是政治认同的表现形式之一，实践说存在着倒果为因的嫌疑。

（2）政治认同来源的研究。政治认同的来源即影响和产生政治认同活动的一切因素和力量的总和。不同学者依据政治认同的时空背景的差异、从不同视角探讨政治认同的来源。洛克、奎因顿（Anthony Quinton）和格莱斯（H·P·Grice）认为，认同是人的一种观念记忆。[35]认同基于人的经验理性。斯坦福大学哲学教授约翰·佩里（John Perry）进一步发展了这种关于认同的观念记忆理论，他认为人格认同以合理的经验记忆为基础。[36]方旭光认为，政治认同的资源包括：意识形态、政治制度运行公正、政治治理绩效和政治文化。[37]孔德永认为，政治认同来源于：利益认同、制度认同和价值认同。[38]李友梅认为认同的支撑资源包括：社会福利系统、社会意义系统、社会组织方式。[39]李素华认为政治认同的资源包括：意识性资源即意识形态、制度性资源即社会公正、功绩性资源即经济发展。[40]总体而言，学者们主要从个体与政治共同体互动关系中强调意识形态、现实利益、制度公正和文化意义系统等作为政治认同的重要来源。相比较而言，利益和意识形态受到广泛重视。

（3）政治认同类型的研究。不同学者为了把握政治认同规律，对政治认同进行深入研究，依据各自的标准对政治认同进行类型学划分。卡斯特认为认同的建构材料包括地理、生物、历史、集体记忆及幻想、生产与再生产制度、权力机器及宗教启示等。他依据材料运用的目的差异，将认同分为：“①拒斥性的认同，即在支配逻辑下行动者基于被贬低或污名化的处境所产生的，如宗教、部落、少数族裔等；②合法化的认同，即权威性制度及其意识形态介入以使其支配合理化，如古代城邦、现代民族国家；③重新规划的认同，即社会行动者建构一种新的认同以重新界定其社会地位，进而试图全面改造社会结构，如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激进民主主义”。[41]有学者依据认同主体的主动与否以及认同一致性的程度，划分为自觉型认同、被动型认同、冷漠型认同和伪认同等四种基本类型。[42]有学者则将政治认同分为：强制性政治认同和自觉性政治认同，封闭式政治认同和开放式政治认同，冷漠型政治认同和热衷型政治认同。[43]有学者根据政治认同的发展界定，认为政治认同的类型包括：成熟型政治认同、排他型政治认同、延缓型政治认同、弥散型政治认同。[44]根据认同的对象差异，有学者将政治认同分为家族认同、部落认同、宗教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等。[45]大致而言，学者们依据认同的来源、对象、性质、特点等为标准衡量政治认同，并对其进行了类型划分。

（4）政治认同的危机及其转型研究。该领域研究主要从现代性的内在矛盾阐述政治认同产生的根源、表现、转型和重塑。派伊提出现代化中第一个也是最根本的一个危机是认同感危机。[46]有学者认为认同危机来源于现代性本身。现代性隐含着内在张力，一方面从社会看，人借助工具展现了自己的主体性力量，现代性的产物是机器的使用和标准化生产的推广，自然和人的精神都遭遇“祛魅”现象；另一方面，从人的精神层面看，每个人又都试图寻找或者维护自己内心深处的特殊存在。[47]正是在普遍性与特殊性、同与异的互动中，产生了“我是谁”的认同危机。关于政治认同危机，有学者认为其表现为：对国家的认同危机、对政府权威的认同危机、对政治信仰、信任和信心的认同危机。[48]沈远新认为，政治认同危机表现为体制认同危机和政策认同危机。[49]总体而言，学者们主要从现代化中政治认同危机的根源、类型、表现、重塑等方面展开研究。

（5）中国政治认同现状的研究。政治认同理论传入中国之后，迅速成为理论界热点问题，学者们运用政治认同理论展开对于具体中国问题的微观研究。相关研究成果包括：胡建的博士论文《当代中国公民政治认同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孔德永的博士论文《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政治认同研究》、薛中国的博士论文《当代中国政治认同的心理机制研究》、李冰的博士论文《当代中国政治社会化中的公民认同研究》、戴均的《改革开放以来政治认同变迁的轨迹及其规律》（《社会主义研究》2012年第4期）、常士訚的《贵和精神与当代中国政治认同建构》（《晋阳学刊》2011年第6期）、张振伟的《论当代中国政治认同的削弱与增强》（《兰州学刊》2004年第5期）、冯德华、刘冠男、郎翠艳的《当代大学生政治认同的现状、问题与对策》（《理论界》2009年第2期）等。总而言之，学者们主要针对中国政治认同的现实问题，运用政治认同的相关理论，从不同视角展开探索性研究，力图描述政治认同现状，分析原因，提出增强政治认同的思路和对策。

2.研究视角

（1）政治文化视角。政治文化视角研究的开创者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Gabriel A·Almond）和西德尼·维巴（Sidney Verba）在对意大利、墨西哥、美国、德国、英国公民政治态度的比较及其与民主制的关系的分析中提出了政治文化的概念。而罗森鲍姆在《政治文化》一书中则第一次明确提出政治认同。并将政治认同界定为“一个人感觉他属于什么政治单位（国家、民族、城镇、区域）、地理区域和团体”。[50]认为政治认同是一种心理归属感并由此引发的心理反应而做出的认可、支持、参与等行为。从政治文化、政治心理视角解析了政治认同问题，分析个体政治认同的产生、现状、演变、危机、重塑等具体问题。政治文化视角以心理学为理论基础，以个体为切入点，以现状描述为内容，以实证分析为方法。突出现实性、主观性、定量化。

（2）权力合法性视角。合法性视角的开创者是德国政治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韦伯从经验分析出发，提出了三种类型的合法性：一是基于传统的合法性；二是基于领袖人物超凡魅力感召下的合法性；三是基于合理合法准则之上的合法性即法理型合法性。而评价合法性的标准则是公众对于政治制度的认同和忠诚的程度。基于同样的问题研究视角，哈贝马斯则批判马克斯·韦伯的经验主义合法性理论，认为以大众是否赞同的经验作为合法性基础的经验主义者缺乏对大众赞同、认可的依据的阐释，忽略了不合法的统治获得大众赞同的事实，如希特勒政权。他还提出了规范主义合法性，把某种永恒的美德、正义作为合法性的基础，但是排斥了经验基础的合法性的永恒的正义基础又容易陷入抽象思辨。所以，他试图将经验主义和规范主义结合起来，强调合法性是符合价值规范基础上的支持和忠诚。与哈贝马斯持相同观点的法国政治学家让-马克·夸克认为[51]，合法性是被统治者与统治者关系状态的反映，它是政治权力证明自身统治合理性的过程，是对统治权力的认可，而认可建立在认同、价值观和同一性以及法律基础上。合法性的三要素是被统治者的赞同、价值、规范的合理性和法律的一致性。换言之，政治认同是合法性的必要非充分条件。合法性视角强调政治认同与合法性的同质性与叠加性，政治认同被视为合法性的关键内容，将合法性界定为社会公众对政治系统的认同和忠诚是政治学界的核心思想。合法性视角以共同体切入，以逻辑推演为论证方式，将经验研究与规范研究相结合。

（3）公民身份视角。公民身份视角研究政治认同问题源于20世纪后半期马歇尔开创的公民身份理论与政治认同研究的汇流与交叉。20世纪90年代，公民身份逐渐扩展为任意个体或群体与共同体的关系表达。所有个体或群体都以公民的名义或角色来表达自我的主体性。低层次的共同体都被提升到政治共同体的层面上来理解。[52]亚国家与超国家的共同体的出现导致国家的政治认同危机。相关的研究文献包括盖布瑞勒（Gamberale）和卡罗（Carlo）的《欧洲公民身份和政治认同》[53]，米勒（Miller）和戴维德（David）的《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54]，施创（Schauer）和弗里德里克（Frederick）的《共同体，公民身份和国家认同的追寻》[55]，狄兰迪（Delanty）和吉拉德（Gerard）的《公民身份的模式：欧洲认同和公民身份的界定》[56]，勒宁（Lehning）和潘丝（Percy）的《欧洲公民身份：迈向欧洲认同》[57]。他们主要从公民身份外延向超国家区域和亚国家地区扩展对于国家政治认同的挑战和形成新兴政治共同体认同的机遇。此外，随着公民身份内涵的延伸和泛化，出现了环境公民身份、性别公民身份、宗教公民身份、世界公民身份、民族公民身份等概念，对于国家的政治认同产生强烈冲击。相比较而言，作为一个新的舶来概念，国内学者从公民身份视角探讨政治认同的文献较少，主要有：肖滨、郭忠华、郭台辉著的《现代政治中的公民身份》、郭台辉的《公民身份认同：一个新研究领域的形成理路》、《Citizenship 的内涵检视及其在汉语界的表述语境》、郭忠华的《动态匹配·多元认同·双向建构——再论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的关系》、肖滨的《两种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的双元结构》等，主要从公民身份内在构成的复杂性、国家认同的层次性探讨公民身份和国家认同的关系，提出了两者关系的维系论、切割论、匹配论以及动态匹配·多元认同·双向建构模式等观点。总体而言，公民身份视角以共同体为切入点，以公民身份为核心概念，通过经验研究探讨公民身份与政治认同的关系。

（4）政治实践视角。政治实践视角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基础原则和方法，认为政治认同是认同主体围绕一定利益及价值诉求的政治实践活动，是政权和成员之间实践的交集。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学者将实践性作为政治认同的本质规定性，强调认同主体的主动性、能动性，侧重分析现实政治生活中的具体政治认同问题并探讨政治认同的实践机制。观点深受马克思主义实践论、认识论的影响，大多是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学专业的硕士生、博士生的学位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