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红色信仰指引前行
“老红军”父亲的特殊党费
程建军
2006年10月，我的父亲程汝善走完了平凡的一生。
父亲留给我的珍贵遗产是三本 20世纪 50年代末的党费证和一张特殊的党费证明。每当我看到这些父亲精心保存了几十年的宝贝时，思绪就会飞到属于父亲的那个年代。
我的老家在大别山腹地的湖北省麻城市乘马岗镇，那里曾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中心，著名的“黄麻起义”就发生在那里，红四军、红二十八军先后在那里组建。
父亲 1935年初参加红军时只有 15岁,19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共和国成立后，父亲返乡务农。1998年，我将父亲接到哈尔滨安度晚年。
父亲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是，一生忠心耿耿追随党组织，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挡不住他积极交党费。
两个鸡蛋换来的一毛钱党费
大姐曾眼含泪花给我讲父亲交党费的故事。
大姐说：“父亲是全公社最能干的人，最有号召力的共产党员。”这是她儿时对父亲的印象。20世纪 50年代，父亲两次被公社评为劳动模范。因此，社员推荐他当乘马岗公社严家榜合作社党支部书记。
大姐说父亲最有资格当这个党支部书记，因为他不仅能干，而且善于找窍门。他自己收集碎砖破瓦盖猪圈，在水塘里种虾草和浮萍当猪饲料，为集体省了不少钱。平常，拾粪、送粪、挑水、浇菜、喂猪，他样样带头。父亲是种水稻、种棉花的行家里手。农忙时节，他经常到公社试验田指导社员防虫、积草肥、整枝打杈，还同社员们一起干活，累病了也不肯休息。社员劝他少劳动多指导的时候，他总是笑眯眯地回答：“为社会主义多劳动，是共产党员的最大幸福，我怎么能光动嘴不动手呢!”
大姐说，三年困难时期，很多地方饿死了人，老家饿死人的家庭也很多。四个孩子的父亲常常为家里没饭吃、没衣穿犯愁，但父亲总能找到一些解决办法。没鞋，父亲就到河边割草，晾干后自己编草鞋；买不起布料，他就让母亲纺棉花织土布。家里孩子多，衣裤不够穿，就“接班”向下传，大孩子不能穿了，给小孩子穿，旧了翻新，破了打补丁。
父亲干起活来拼命又长期吃不饱，导致营养不良。1959年8月的一天，他终于病倒被送到公社卫生所。很多社员去看他。公社干部特批四个鸡蛋给父亲补身子，他没舍得吃，让母亲煮了两个分给四个孩子，另外两个送到合作社换了一毛钱交了党费。一些社员不理解父亲，劝他说：“这是公社给的，病成这样了，你应该吃。”父亲说：“吃药打针，公社不收我的钱，这就已经给公社添麻烦了。快到交党费的时候了，一个我和两个鸡蛋正好代表‘100’,我要用自己的百倍努力来回报人民公社，回报党组织对我的关怀照顾。”
这就是把交党费看得比自己生命还重要的父亲。
两斗稻谷换来的 17 元党费
我 1964年出生，对老家“农业学大寨”“抓革命，促生产”的那些事记忆犹新。
学大寨，公社提出“要把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当作一项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来办”，并派干部到严家榜大队驻队指导修梯田。父亲在严家榜生活五十多年，知道大队下属的七个生产队种的都是陡坡地，修小水田还行，见缝插针多开荒、种旱地也行得通，可把小田变成大梯田根本蓄不住水，不符合实际，劳民伤财，于是在社员大会上带头反对。公社干部见父亲反对，恼羞成怒，硬说父亲“想另搞一套，有修正主义思想倾向”，把他关进学习班“反思”，还批斗他。每次批斗，父亲都被“请”到前面，面对社员群众席地而坐，“聆听”批判教育。好在父亲一向忠厚，与人为善，又是老红军、老党员、老模范，社员群众并没有为难他。不过，交党费却成了问题，原因是公社干部说程汝善改造好了才能交党费。随后的日子里，父亲被安排独自给生产队种树、补修田埂和乡间道路，不得参加集体劳动。为了证明自己没有修正主义思想，父亲每天早出晚归，修路、种树，一丝不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生产有了较大发展，吃穿用也活泛了。到年关，一些家庭可以杀年猪了，很多人家盖了新房。1980年，风调雨顺。由于我家人口多，劳力也多，分到的稻谷比别人家多。那年秋天，父亲挑着两斗稻谷，带我到公社粮站去卖，一共卖了 17.95 元。父亲用0.95 元买了盐和火柴。返回时，他先到了大队部，找到大队会计，要把余下的17 元作为党费全部上交。会计很疑惑地劝父亲：“交得太多了。你家里孩子多，用钱的地方多，少交一点儿吧？”父亲不干：“不多不多，我 1975年的党费还没交，这次一起补上。孩子一个一个都大了，都能干活，我也能借上力了，明年我还要再多交一点儿。”
一晃，我在部队工作 26年了，党龄也有 24年了，每次交党费，父亲卖稻谷交党费的情景就会浮现在我的眼前。每次回麻城老家，我都要走走父亲修过的路，看看父亲当年亲手种的竹林和大树。那片竹林已环绕山村，泡桐、柳树、松树、杉树已长成遮天蔽日的大树。每次看着这些已能遮风挡雨、惠及后人的竹林和大树，我都会情不自禁地上前抚摸抚摸，抱一抱。我想，父亲是用他的行动告诉我，一个党员干部不管在顺境还是逆境中，都要不计得失地做有益于人民的事。
用一生换来的 4000 元党费
父亲被我接到哈尔滨后，老家的大哥开始代父亲向村支部交党费。
2006年10月22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70 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已是癌症晚期的父亲躺在病床上坚持看完大会实况直播。起初我很担心他能否坚持看完，没想到父亲非常精神，格外开心，脸上一直挂着笑容。
10月24日，也就是在纪念大会后的第三天，老家湖北省麻城市民政局丁科长来电话告诉我，国家民政部通知，给在乡退伍的红军老战士每人发 4000元慰问金。病榻上的父亲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开玩笑地跟我说：“这可是我一辈子最大的一笔收入，你先替我保存着吧。”
父亲去世前三天，把我和爱人叫到床前，说:“现在你们兄弟姊妹七人的日子都过得很好，把国家给我的 4000 元补助给你们，你们谁都不会要。老家严家榜村一直想修一座桥，你们就捐给村里修桥吧。”
2008年清明节，我爱人刘静萍回老家给父亲扫墓时，向麻城市李柱阳副市长转达了父亲的遗愿。李副市长当即表示：“这笔钱是一位老红军战士、老党员用一生换来的，你们就留着吧，村里修桥的经费由市里筹措。市政府今年就能帮你父亲实现这个愿望。”
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我和爱人没有机会到一线抗震救灾，但我们时刻关注着灾情。5月20日晚，我们看新闻时同时被一条捐款新闻所吸引——一位老同志对记者讲：“是共产党让我过上了好日子，我是一名老党员，我要把我的全部积蓄拿出来作为今年的党费捐给灾区老百姓！”我与爱人相视一笑，爱人说：“明天我们就去银行把父亲的党费捐给灾区!”
5月21日上午，我和爱人从银行取出这笔钱，连本带息共计 4 197 元，当时我问银行的工作人员这笔钱能不能作为党费汇到灾区，营业员很为难地告诉我们，没受理过汇党费的业务，办不了。我们又跑了几家银行，都说办不了。最后，我和爱人辗转找到工商银行哈尔滨市革新街支行雷锋储蓄所，简要地向储蓄所的工作人员讲了这笔钱的来历和我们的来意。储蓄所的工作人员很热情很肯定地告诉我：“没问题，我们帮你把这笔党费汇到中组部，转到灾区。”
当天，父亲这笔编号为00001 号的汇款汇了出去。
后来我了解到，这是“5·12”汶川大地震后黑龙江省个人通过银行上交的第一笔特殊党费。
父亲的最后一笔党费，是他用一生的心血换来的，能为父亲交上这笔特殊的党费，我和爱人感到莫大的荣幸和快乐，相信父亲也会含笑九泉。
(整理:张忠宇,2009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