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见真的都是有意识的吗
要了解他忽略或有意回避无意识角度的原因，我们可能需要再次回顾奥尔波特的生活经历，特别是他毕业以后那场众所周知的维也纳之行（就像我在2013年的研究分析一样）。当时弗洛伊德早已名声显赫，而奥尔波特刚从哈佛大学本科毕业，他却信心十足地给这位伟人写信邀请。一走进弗洛伊德的办公室，奥尔波特就受到宾至如归的接待，就在这时，一阵意料之中却尴尬的沉默油然升起，似乎要淹没掉在场的两位。奥尔波特想，此时他终于能站在弗洛伊德面前了，但他此时此刻却将注意力放在了这位名人的办公室里，他低头目不转睛地看着脚下带有红色图案的柏柏尔地毯，刷有红漆的哑光墙面上贴满了图片，图片上是各种梦境符号以及带有煽动性的象征主义标识。整个办公室里缭绕着腐烂的雪茄烟味。令人头晕目眩的臭味几乎让奥尔波特窒息。
奥尔波特轻轻地咳了两声。弗洛伊德办公桌后的书架似乎在提醒所有进入他的房间的人，一旦进入他的房间，就意味着将开启一场浩瀚的学识之旅。书架上摆着歌德、莎士比亚、海涅、穆尔塔图里（Multatuli）和阿纳托尔·法朗士（Anatole France）的著作，他们中有剧作家、哲学家和诗人，都非常认可潜意识的力量。奥尔波特留意这些书名，他对其中许多作者都感到很陌生。他有点怯场，沉默良久后好不容易才敢抬起头来，有机会细看房间里的画作，比如《俄狄浦斯和狮身人面像之谜》（Oedipus and the Riddle of the Sphinx）。他看到了那张著名的沙发上面铺着天鹅绒坐垫，还有一张印有三个相连八边形图案的地毯，至少对弗洛伊德的部分追随者来说，它象征着分娩时子宫收缩。然而，这三个相连的八边形对奥尔波特来说只是本我、自我和超我的标志，以及带有宗教意味的三位一体，或是将某个精神分析思想一分为三。奥尔波特还看到了弗洛伊德的那把豪华的绿色扶手椅，当患者自由联想时，他就坐在患者后面。随后，奥尔波特被另一幅名画吸引，那是安德烈·布鲁耶（André Brouillé）所画的《沙尔科医生在工作时》（Doctor Charcot at work at the Salpetriere），画中是一位歇斯底里的女病人癫痫病发，医护人员和医学生们则在一旁观看。弗洛伊德本人就曾是站在其中观看的学生之一，也许是这幅画让他想起了那段快乐而无忧无虑的日子，又或许它象征着催眠师的力量，目不转睛的一行心理学家、众目睽睽下被控制的可怜癫痫患者，而只有沙尔科医生或弗洛伊德才有能力诊断她的疾病。这让奥尔波特非常不适，在他看来这一切都太浮夸了，因为这有悖于他的内在信念。
奥尔波特表面上有着哈佛大学的文雅包装，身处国际性新兴的研究领域，但像这样的沉默让他不太舒服。这可能使他想起过去的自己，以及他本来的样子。他比大多数人都清楚，人的性格是不会有真正的改变的。他需要说些什么，所以他想他会对他刚刚目睹的事情做心理观察。他描述了在前往弗洛伊德办公室的路上，在有轨电车上看到的事情。他看到一个大约四岁的小男孩，非常害怕接触脏东西。无论他母亲如何哄骗安慰他，他都不许一个男人坐在他旁边，因为他觉得这个男人看起来很脏。奥尔波特仔细观察这位女士，发现这位女士衣着整洁，对儿子却是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奥尔波特猜测，这个男孩的洁癖源自他母亲，他的母亲想要所有东西都保持整洁，并摆放在正确的位置。“对他（这个男孩）来说，所有东西都是脏的。他的母亲是一位完美主义的家庭主妇，她非常强势、目的明确，我觉得因果关系很明显。”
弗洛伊德第一次认真地看着奥尔波特，用他那“治疗师特有的善意眼神”注视着奥尔波特，问道：“你觉得自己是那个小男孩吗？”奥尔波特不安地眨了眨眼睛，什么也没说，对弗洛伊德想要当场把自己作为精神分析对象感到震惊。奥尔波特深知他谈起这个观察只是为打破沉默或是向弗洛伊德展示自己作为心理学研究者，他从哈佛毕业后从未停止过对身边事物的观察，以及自己渴望与这位伟人产生联系，甚至可能通过这段联系让他步入弗洛伊德的研究殿堂。这些动机在奥尔波特的意识中非常明晰，而在有意识的状态下都是能被发现的。不过，这并不是他潜意识中透露出的内心深处的不确定感和焦虑感，这份焦虑源自他儿时在印第安纳蒙特祖玛做如厕训练时产生的心理问题。奥尔波特试图转移话题，但损害已经造成了。
我意识到他早已习惯各种神经病患的防御机制，而我表现出来的动机（一种不太礼貌的好奇心和年轻气盛）却被他的注意力遗漏了。为了治疗，他得切断我心里的防御机制，但碰巧治疗的进展在这里不是一个问题。
奥尔波特后来写道：“这次经历让我认识到，尽管心理学的深度有其优点，但它可能会陷得太深，而心理学者在探究潜意识之前，最好先充分了解显现的动机。”这段关键的探访经历为奥尔波特心理学研究提供了指导，他回避了各种潜意识理论的引入。在他看来，这就是“过度精神分析”的明显例子。尽管如此，从那以后的精神分析学家并没有被他的论点说服。费伯（Faber）在1970年的著作中指出：
弗洛伊德说得很对，奥尔波特为了能进弗洛伊德的办公室而努力表现自己。这些表现言下之意就是告知弗洛伊德：（1）他真心想见弗洛伊德，以平等的知识分子的身份而不是研究对象来与弗洛伊德见面；（2）他（奥尔波特）作为一个平等的人和一名“才智过人”的研究者是值得相见的。
费伯相信弗洛伊德早就识破了奥尔波特的表现欲，他问奥尔波特是否就是故事中的小男孩，实际上是在告诉他，自己知道“他就是个脏兮兮的小男孩”，而提起这个问题，弗洛伊德只是试图以一个诚实和直截了当的方式重新开始谈话。而埃尔姆斯（Elms）于1993年在学术会议中把更强的分析能力和思维的清晰性归功于弗洛伊德。奥尔波特的童年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个普通的虔诚新教徒”，他的成长环境既是家庭又是医院，医院就由作为内科医生的爸爸经营。
据埃尔姆斯说，这个问题对奥尔波特的影响很大，因为他“仍然把自己视为超级干净的小男孩”，无论是字面上还是隐喻上，他都是在无菌的环境中长大——新教的家庭环境，以及远离患者，因为这些患者代表着感染源和未知的危险。
奥尔波特深信自己的一套解释，因此他必须回应这次过度的精神分析。这次与弗洛伊德的会面让他开发出一套研究人类思维的新方法，这套方法持续了60年才有新生代敢真正提出质疑。他的新方法是基于意识层面的反射和语言的力量来揭示和阐明潜在的态度，他把潜在的态度公开化，从而能够客观和科学地研究分析。这套新方法回避了无意识。奥尔波特的理论描述新的社会心理学，在接下来的半个多世纪甚至更长的时间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并为我们提供了社会心理学的核心方法和技巧。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答案绝对不是这样的。事实上，我们现在知道，致使同类相吸的肯定不仅仅是便利。奥尔波特在这段话里给了我们一些暗示：
从心理学角度看，问题的关键在于，熟悉的事物为我们的生存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基础。既然生存是件好事，那么随它而存在的基础就也是好的、称心如意的。
（奥尔波特，1954:44）
显然，熟悉的事物在心理上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我们从奥尔波特之后几十年的研究中了解到这点，而现在我们也稍微知道熟悉感对其他领域思维运作的影响，以及其在深层潜意识范围内的运作过程。即便是三个月大的婴儿，在注视面部的持续时间上貌似也表现出了明显的偏好。如此看来，人类同类相吸的偏好似乎不需要多年的文化经验。我们还知道，当第一次与人见面时，人们会多么“信任”自己的第一判断。威利斯（Willis）和托多罗夫（Todorov）向被试展示了一些人的照片，并让其判断其是否“有魅力”“惹人喜爱”“能干”“可靠”和 “争强好胜”。他们在部分实验设置人脸图像只展示100毫秒，在另一些实验中展示500毫秒，其余的实验则展现1秒。即便只看了十分之一秒的人脸图片，被试也会根据人脸判断人的性格，而这些判断和有更充足时间看图的被试的判断结果是相关的。与相关性最吻合的是关于可信度的判断。换句话说，用十分之一秒看完一张人脸图片以后，人们已经判断出一个人是否值得信任，而且这种判断往往不会改变。
可信度判断比魅力值的判断还要快，这可能会让不少人大跌眼镜，因为人们常说，性是所有动物最基本的驱动因素。性让我们的基因得以延续，对可信度的即时判断目的是保证我们的生存，以便有更多的机会生育。人类对可信度的判断非常迅速，而大脑中负责情感处理的最原始部分之一的杏仁核，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趣的是，杏仁核对于不同种族或民族的人的视觉形象的不同反应似乎也非常关键。它的活跃度和反应习惯对本族人和异族人也不一样。
根据威利斯和托多罗夫的说法，为什么可信度这种关键的问题从进化角度来解释是合理的？
我们一路进化而来，需要知道陌生人是敌是友，他们的意图是好是坏，以及是否可以信任他们，个人生存就依赖于此。脑成像研究表明，可信度检测是一个自发和自动的过程，与杏仁核的活动有关。研究人员接着指出，无意识的判断实际上并不需要十分之一秒，可能比这更快。而对事物的检测研究似乎表明，事物能被快速分类和快速检测的效率一样高。换句话说，“一旦知道了它的存在，你就知道那是什么了”。用威利斯和托多罗夫的话来说就是，“也许只要一张脸摆在那儿，你就知道是否相信它了”。
杏仁核还与种族差异的知觉有关。哈佛大学的艾伦·哈特（Allen Hart）及其团队通过脑成像发现，无论是白人还是黑人被试，他们的杏仁核在看异族人脸时比看同族人脸时更活跃。由此我们很容易想象到，人脑已经进化至拥有识别任意个体的能力了：这个个体是否值得信任，是否属于我们的社会群体，或者是否有威胁，抑或是一个不那么严重的威胁。这就是大脑开始知觉差异的过程，以及随之而来的分类行为。这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杏仁核遇到不熟悉的事物时会产生与恐惧相关的应对过程。
事实上，德国曼海姆中央精神卫生研究所（Centr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 in Mannheim）负责人安德烈埃·迈尔–林登贝格（Andrea Meyer-Lindenberg）教授在2005年报告称，患有威廉斯综合征（Williams Syndrome，一种神经发育障碍疾病）的儿童，其杏仁核部分活动会出现障碍，他们会表现得过分爱交际，因为他们无法知觉到面对陌生人时的恐惧。他们也不会对其他种族群体产生负面的刻板印象。在一场实验中，以一些5~16岁的孩子为被试，他们将在实验中听一些关于“好人”或“坏人”的故事，然后从给出的两幅画像中与故事中的人匹配。没有威廉斯综合征的孩子趋向于把浅色皮肤的人与故事里的正面人物相匹配，并将深色皮肤的人与故事里的反面人物相匹配；而患威廉斯综合征的孩子则没有这种偏见倾向。实验结果表明，患威廉斯综合征的孩子不具有的社交恐惧心理，是种族刻板印象的一大先决条件。换言之，对陌生事物的恐惧激发了偏见的产生，并在无意识状态下发生。
回到奥尔波特所说的：“因此，如果能在同类人之间互动生活，我们就能去掉大部分烦心事……阶级偏见并不是本意，只是人们身处自己的阶级中感觉更舒服自在而已。”但我们必须知道，某些非常原始的、无意识的过程，可能正在驱动着人们坚持自己同类的基本愿望，这些过程的细节和范围可能是奥尔波特所不知道的。
这种看待偏见的新视角意味着潜意识不再被列在考虑范围之外。
因此，在过去的几年里，我和同事们一直在研究测量偏见的新方法，即在人们的行为中做观察。现在有许多测量“内隐”或无意识的态度的方式，而这种测量需要排除一切有意识的参与。其中一种方法是内隐联想测试（IAT），它由安东尼·格林沃尔德（Anthony Greenwald）首先开发，要求人们在屏幕上见到一张面孔、一个名字或是一个单词时，要在第一时间按下选项。格林沃尔德发现，白人在把白人的脸、名字和“好”这个概念联系起来的速度，会比把黑人信息联系到“好”的概念时快；同样，白人在把白人的面孔、名字和“坏”这个概念联系起来的速度，会比把黑人与“坏”联系起来时慢。第一次网络测试被称为“内隐项目”（project implicit）实验，自1998年10月至2000年12月间，研究者共收集了60万份测试结果。结果表明，与黑人被试相比，白人被试对白人表现出显性偏好，而基于IAT分数，他们更倾向于白人面孔和名字（比如，他们对白人名字和面孔与“好”的概念有更快的反应力，这是个非常明显的效果）。另一方面，与白人被试相比，黑人被试则在显性偏好中更偏好黑人，但意外的是，在IAT测试里，黑人被试却对白人有微弱的隐性偏好（比如，他们会更快地把黑人与“坏”的概念联系起来）。
我们还在研究中发现，与非白人被试相比，白人被试在将白人面孔与“好”的概念联系起来时速度更快，而在将白人面孔与“坏”的概念联系起来时则速度更慢。
这项IAT主要测量两组概念间的联系：种族背景和“好”与“坏”的概念，以及平时大家容易忽略的其他关联现象。与“非白人”相比，“白人”与“好”的概念间似乎更有强关联性，而对于陷入更广泛的文化刻板印象的“非白人”来说，这一观念早已被他们的大脑自动接受，变得不假思索了。这种比较负面的内隐态度似乎和常人对种族所表达的态度不同，这也是我们第一次以更客观的角度测量每个人身上的内在冲突，并找出其中的含义。事实上，在我们的研究中，超过40%的明显中立被试，其隐形态度非常强烈，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更喜欢白人而不是非白人。
在过去几年的研究里，我一直在一种常见的情境下思考潜意识态度的重要性：筛选特定职位候选人，尤其是大学职位的候选人。我这么做有一个很好的理由，那就是如果我们要深入了解就业机会和阶层流动中可能存在的种族歧视，而很明显这种现象是存在的，就要聚焦于筛选的过程。《卫报》（The Guardian）于2011年刊登的一篇文章突出了在自由氛围浓重的精英大学也可能存在种族偏见问题。这篇文章题为《14 000名英国教授——实际上只有50名是黑人》，文章写道：
根据英国高等教育统计局（Higher Education Statistics Agency）的统计数据，在逾14 000万名教授中，只有50名是黑人教授，而且这一数字八年来几乎没有变化。因此，一流的黑人学术团队呼吁英国大学能够改变其学术文化。
只有伯明翰大学（University of Birmingham）有两名以上英国黑人教授，而133所大学中只有六所拥有两名以上来自英国或海外的黑人教授。文章陈述了正在发生的极度严峻的事实，以及进行纠正的方法。其中，里面有一张伦敦南岸大学（London South Bank University）的社会学教授哈里·古尔布尔内（Harry Goulbourne）的照片，他是一名黑人。他的一句话被文章引用：“如今大学里仍然充斥着‘被动种族主义’（passive racism）。”英国大学的首席执行官、英国大学组织的副校长在文章中指出：“黑人在大学高级职员中的缺位，让我们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虽然这对大学科研来说并没有太大影响，但对整个社会来说则影响巨大。”这是一个国际性问题，美国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据美国教育部2007年的统计，在美国，大学全职科研人员中，只有5.4%的人是黑人和少数民族背景。《黑人高等教育杂志》（Journal of Blacks in Higher Education）也有这样的报道：
假如依据过去26年里以线性方式预测黑人加入教职员工队伍的进程，我们会发现，在接下来的140年里，教职员工中的黑人比例将不及美国总体劳动力中的黑人比例。
因此，我们在一项实验中给被试看求职者的简历。这些被试不知道求职者的表面种族特征被系统调换，其他信息保持不变。我们想看看被试最终会让哪些求职者入围，但在他们做决定前，会有远程眼动仪来监测他们看了简历的哪些内容。除此之外，实验还测试了被试的内隐态度和自我报告的态度。结果实在让人震惊。白人被试（主要是一些来自英国某大学的年轻、思想开明的大学生，以及同所大学中的工作人员，他们不支持有任何负面的种族态度）选择两名白人候选人的可能性，是简历完全相同的两名非白人候选人的10倍。白人被试的内隐态度预测了入围学术职位的候选人的种族。那些入围讲师的两名白人候选人（相比一名白人和一名非白人或两名非白人候选人的选项），其IAT得分显示出强烈的亲白人偏见。换句话说，人们对其他种族态度的自我报告，对于选出白人候选人和非白人候选人的行为偏好没有显著影响。
被试的种族身份也影响了他们在做出入围决定前一分钟在白人和非白人候选人简历所看到的内容。白人被试趋向花更多时间留意白人候选人的正面信息，同时也花更多时间留意非白人候选人的负面信息。非白人被试用于关注白人负面信息上的时间略多于其正面信息，但他们对非白人候选人的正面和负面信息的关注程度是一样的。此外，在IAT的测量结果上，被试的亲白人偏见越强，他们在做出决定时就越可能关注非白人候选人简历中的负面部分。
人们或许认为自己在筛选高等学校职员候选人时做出的决定是理性的，但他们在看简历时所关注的内容却会受到自身和候选人种族的影响。IAT得分高者（即内隐态度有强烈的亲白人偏见）与较低的被试相比，会花更多时间留意白人候选人简历上的正面信息。
换言之，在我们考虑不同种族背景的人的简历时，内隐态度（大部分是无意识的）似乎在引导我们无意识的眼球运动。我们对候选人合适程度的“理性”判断基于这种有偏见化的固定模式。我不得不说，这项结果很有突破性。奥尔波特已经揭示偏见的内在冲突在意识层面是如何运作的，但这项新研究显示了潜在的无意识态度是如何影响行为的，比如注视。
通过这些注视，我们可以根据种族背景和与自己的匹配程度来获取他人不同的信息。人们认为自己在职位筛选中做出了“理性”的决定。事实上，这些理性的决策过程和对简历的审视都由潜意识主导。这就是偏见在实际行为中的现实：在意识水平之下工作，无意识的态度影响无意识的行为，从而收集意识层面大脑需要的信息，使其显得理性、有序和公平。这就是奥尔波特所忽略的。
实验研究完成一周后，我遇见了建议我去做这项研究的人，我们握手示好。帕特里克·约翰逊（Patrick Johnson）看了我的初步报告，对我表示了感谢。但我其实想说，我们之间的问候在一开始突然变得非常奇怪。握手时的某种气氛让我紧张，我猜他也是。我能从他的眼睛里看到这一点，这双眼睛的主人是这所大学平等与多样性机构的领导人，他又恰好是黑人。我们站在这条安静的走廊上的一些冰冷的石阶上，走廊上有曼彻斯特大学的高大的哥特式拱门。这所大学是由19世纪的棉花商建立的，他们的棉花出口至世界各地，而棉花是由奴隶们采摘的。我俩都知道其内涵对校园环境的影响。我紧紧地握住他的手，也许握得太紧了，我就像是要证明一个观点。其实，我只是想让这次握手能够得体且自然，正如其他非种族歧视性的握手一样。然而，这次我努力过头了。现在我想明白了，在内心深处的无意识层面上，许多人都对异族人有偏见，这也许根源于人类的进化历史。从根本上说，人类只相信自己。异己代表了陌生、不确定性和危险。假若再往下追究，种族主义可能植根于我们的内心。我们要意识到这一点并加以处理，以免这种诡谲的影响波及我们的周围环境。不过，就像生活中的许多事情一样，它可能随着正面的经历和一些谨慎的思考而改变，以确保我们和其他人从童年起就能经历正面的事物。
帕特里克冲我笑了笑。我觉得没有什么危机感，是因为刚刚的握手吗？无意识的偏见恰恰在我们最无法控制的行为中暴露。与言语相比，它更容易在非语言沟通中露出马脚，它还会在一些特定的、我们通常没法控制的非语言交流中展现出来，即无意识的手势、多功能的触碰或一些急躁的脚部运动，而不是在我和帕特里克都知道的面部不明确表态和受控制的表情上，我们的表情都再得体不过了。
刚才我们只思考了一大领域可能存在的无意识偏见，即选择不同的大学职位。然而，这是一个对社会如何运作至关重要的领域（毕竟，得到好工作的平等机会是社会流动和选择最佳候选人的重要推动力，不论是人种还是性别，对于组织获得长期成功都至关重要），但我们都知道这项工作有着非常广泛的意义。总的教训就是，人们在面对种族问题时需要克制自己的无意识冲动；这种冲动除了有远古进化的意义，在其他领域并不一定有可取之处。为了创建一个更公平的社会，我们必须超越大脑察觉种族差异时被点燃的原始冲动。
在特定领域，其实际意义是非常明确的。现在我们知道，甄选小组的中心任务必须是从具体标准来匹配候选人的特征，而不是对候选人进行全面概览来考量。整体的考量范围总会模糊，因此更有可能产生偏见，而且借鉴了内隐层面的心理过程。现在我们还知道，不要询问任何一个评委小组对候选人是否合适的“第一感觉”，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内隐心理系统。同样，我们不应该把直觉作为筛选的基础，也不应该在非常严格的时间压力下做出筛选决策。时间压力越大，内隐过程的影响就会越大。
在谈及“适应性潜意识”的快速性和即时性时，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的判断是不正确的，这个概念很危险。无意识往往具有较大偏见，人们往往需要控制住它。有时我们得用执行意向的方法避免适应性潜意识过程，用有意识的计划代替无意识的本能，比如：“当我看到黑人或少数民族的候选人申请时，如果我是白人，就该详读申请书里最正面的内容，然后再做决定。”这听起来非常怪异且反常，但确实有效。它能让你深思熟虑地思考，特别是当大脑不惜代价地阻止你这么做的时候。一部分大脑想立即得出结论，这些执行意向方法能够阻止无意识判断的发生，而暂时的不适应是值得的。
这个研究项目从其开始到结束都对我和帕特里克产生了不少冲击，或许这是我们第一次对埋藏在人们心中的隐性种族主义力量有了较完整的理解。我们都清楚这些发现就是我俩想弄明白的，即为什么会有这场长时间而奇怪的握手，尽管我们双方都心怀好意？我俩都没有对此发表任何评论，知道总比不知道好。不过，我认为，这就是新知识的意义所在：它能产生一种即时的情感效果，而且它能及时改变我们，使我们变得更好，有时甚至不需要经过思考。
当我那天离开大学时，我不禁想到，戈登·奥尔波特也许会嘲笑这现代人的窘迫——他在半个世纪前清楚定义的“内在冲突”，就在刚刚发生了几个层面的转变。如果他有机会探索人们是如何解释这场现代的内在冲突的，这种冲突来源于他们潜意识的深处，影响着他们的日常生活，包括选择工作、对他人的第一印象，甚至是问候老同事，那真的会很有趣。我想，在许多方面，“种族主义”这整个议题突然变得比我初次预想的还要险恶，或许奥尔波特要是多年前没在维也纳和弗洛伊德见面，那么他和我们其他人现在对种族主义会有更好的理解吧。也许，他不会因为弗洛伊德对其进行简单粗暴的心理分析而让无意识研究拖了这么久吧。
不过，我认为，这就是像戈登·奥尔波特这样真正的先驱的意义所在：当他们开始踏上新鲜的、洁白、纯净的新知识之路时，会不可避免地留下很多东西给那些追随者去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