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文化“何以”能管理
文化代表着一个国家、民族的精神核心和人文内涵，在其外延上是个体和群体间的生活抽象，这种生活的抽象构成了人的存在方式，凸显了人在社会生活中的理性自觉。因而，文化标榜了人的属性，又在理性自觉层面通过人的作用——管理的介入，实现了人与文化的共生。
一、文化的管理诉求特性
文化是人类的存在方式，它是社会有序性的集中体现。作为人类活动的典型状态，文化有其内涵规定与属性特征，并在与人的互动共生中表达其管理诉求。
（一）文化的基本内涵
“文化”一词，最早见于《周易》，其间有云：“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西汉刘向的《说苑》中也有“文化不改，然后加诛”的内容。但这里的“文化”是与“武功”相对的，取文治教化之意，这与现代文化中的概念不能等同。现代所称“文化”（culture），源于拉丁文“cultural”，原意为“对土地的耕耘和对植物的栽培”。虽然文化一词由来已久，但文化的现代定义却是在19世纪才被赋予的。英国学者爱德华·泰勒（Edward Teller）在其《原始文化》一书中，首次对“文化”进行了全面而明确的定义，他指出：“文化或者文明就是由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包括知识、信念、艺术、道德法则、法律、风俗以及其他能力和习惯的复杂整体。”[1]
继泰勒之后，学术界关于文化的研究日益深入，有关文化的定义也层出不穷。参照美国著名人类学家A.L.克娄伯和C.克鲁克洪《文化：关于概念和定义的检讨》一书中对西方1871年到1951年间的164种文化定义的梳理，我们可以将目前200余种的文化定义划分为以下5类：（1）列举、描述性定义。以深受爱德华·泰勒影响的博厄斯（Boas）为代表，他认为“文化包括一个社区中所有社会习惯、个人对其生活之社会习惯之反应及由此而决定的人类活动”[2]。（2）历史性、遗传性定义。该定义侧重在遗传方面，它的中心命题是关心文化的来源、文化存在及继续生存的原因等，并将文化视为“团体中过去行为之积累与传授的结果”。（3）规范性定义。它强调文化是一种具有特色的生活方式，或是具有动力的规范观念及其影响，O.林纳勃格就将文化定义为“由社会环境所决定的‘生活方式’之整体”[3]。（4）心理性定义。认为文化是满足欲求、解决问题和调适环境以及人际关系的制度。C.S.福德认为“文化是由通过学习所得解决问题之道所组成”[4]。（5）结构性定义。这种定义将文化从具体的现象中抽象出来，认为文化不再是一种实体，而是一种关系。在这方面最著名的是C.克鲁克洪和W.H.凯利德关于文化的定义，指出“一个文化乃历史上源起于为求生存所作的明显或含蓄之设计体系，此体系为此一群体之全部成员，或某部分成员所共有”[5]。
“文化”有广义文化和狭义文化之分。广义文化是指人们在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实践活动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及在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关系的总和，包括有形的物质资源和创造物，还包含语言、习俗、礼仪、信仰等精神财富及人类关系；狭义文化则仅指人们在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实践活动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主要指以科学、哲学、宗教、教育、艺术、风俗习惯为代表的精神文化和以政治、法律、经济体制与机制为代表的制度文化。本书中我们所讨论的“文化”是一种与文化内容直接关联的文化范畴，它既囊括物质形态的文化，又关涉非物质形态的文化，是典型的广义文化范畴。
（二）文化的属性特征
文化既标榜人的存在，又与人共生互动。作为人类社会的特定现象，在其本质属性、内涵形态、发展取向上各有规定性，这种规定性被分别界定为人本性、多样性、传递性，从而构成了文化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特征属性。
1.文化的人本性
文化是有意识、有目的的人类劳动的对象化（外化），同时又是自然物和类创造物（如社会关系）的主体化（内化）。文化是主体客体化与客体主体化、外化与内化的动态统一。从本质上来看，文化有典型的人本特征，这主要是指文化的产生、发展以人的产生、发展为核心依据。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本质在于劳动，人类被证明为存在物的过程是人类进行劳动和改造世界的过程，文化则是人类改造世界的过程和结果的总和。[6]可见，文化的产生源于人类的产生，伴随着人类劳动工具的丰富、劳动形态的变化，人类改造世界的程度和广度的不断变化，以人为本质的文化也必然会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发展。
2.文化的多样性
文化的多样性是指文化本质在多元群体关系中表现出来的区别和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内容上的多元性。每一种文化都拥有自己的历史精神和人文传承，都是不同民族“相互尊重、理解、宽容、吸收、融合，以及共同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的形成”[7]。不同的生成背景决定了不同的文化内涵，从而体现出文化在内容上的多样性。二是形式上的多样性。文化是抽象的、隐形的，无法直接被人们感知，它只有依附于显性的载体，借助于具体的手段、方式才能展示出来。由于载体的不同和展示方法的区别，文化也就变得千姿百态。同样的一则爱国故事，你可以画成一幅画、拍成一部电影或是编成一部书，虽然我们最终体会到的都是爱国情怀，但我们接受这个信息的形式却是丰富多彩的。文化的多样性表达了人化的多样性，同时也隐含了多元文化间的平等状态与融合交流的属性。
3.文化的传递性
文化的传递性指的是文化本身的传承性和文化间的交流性。从纵向上看，由于文化是在长期人类活动中形成的、凝聚着民族精神和历史特色的人文内核，它一旦产生就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基本不会有本质上的变化。这种稳定性是文化自身一脉相承的根源，也是一个民族久兴不衰的精神支撑。从横向上看，由于文化的开放性，不同文化因素会不断交流、相互渗透、相互融合，这种文化主体间的沟通和交流促使了不同文化符号和价值观念的不断碰撞、整合、协调，这是文化不断丰富、繁荣的根本动力，也是文化多样性存留的重要原因。
（三）文化的管理诉求
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是维系民族国家和地区政治、经济、社会互动共生的精神纽带。这既意味着文化与其他范畴统合为社会整体的属性，又规定着文化必须服从社会整体发展规律的基本使命。具体而言，出于文化的、经济的、政治的有机统一目的，对文化应有特定的管理，辅助其实现从自发到自为乃至自觉的跨越。
1.文化发展规律的内在要求
文化的发展具有阶段性。根据摩尔根《古代社会》和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相关论述，文化的生产和演进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三个阶段。其中，文明时代是文化发展的最高级阶段，它是文化中有价值的部分的积累，是文化的价值体系。在文化发展为文明的过程中，由于文化先天的本质差别和后天发展中的不同影响，文化在自发成长中必将会出现良莠不齐、参差混乱的发展现象，先进文化的发展可能受到落后文化的抑制，甚至可能出现短时期内文化的逆势发展。为遵循文化发展规律，推动社会文明进步，我们必须对文化进行管理，促进文化在时代进程中的优胜劣汰，保持自身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先进性。我们不仅要建立先进的科学技术、价值观念和社会意识形态，还要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从而保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文化的发展道路上、在历史的行进过程中持续前行。
2.文化经济属性的必然之需
文化的经济属性源自文化的经济化。众所周知，当代经济发展的五个基本要素是物质资源、技术资源、人力资源、资金资源和信息资源。伴随着文化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文化产品的不断丰富，物质性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成为经济发展的第六大资源，即文化资源。由于文化资源具有可重复利用性和虚拟性，文化产品的开发具有无限拓展性，文化产业的门类也五花八门，这种从文化资源到文化产品到文化产业的转化，将最终转化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部门，这便是文化经济化。
当今时代，文化与经济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文化经济化、经济文化化交相呼应。文化的经济化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国家实力的提升；经济的文化化则刺激了文化的沟通交流，带动了文化的发展繁荣。正是这样一个文化与经济交织的过程，需要这样一种机制，即实现文化产品收益的机制，来保证文化与经济的共赢。这种机制在本质上就是相关要素的优化配置与生产、流通、消费等，也即广义的管理。此外，出于整体合法性与合理性考量，也仍然需要对文化经济化、经济文化化予以必要的监管，以确保文化经济功能的最优化、最大化，这种监督也是管理的核心内容之一。
3.文化政治属性的基本规定
文化的政治属性指的是文化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主要表现在阶级社会的意识形态属性和非阶级社会的社会性。文化是人类生活经验的总结，也是当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体现。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剩余价值的出现，阶级社会产生，少数的统治阶级占有多数的生产资源，确立了在经济生产和政治关系中的主导地位，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了以统治阶级观念为核心的文化形态，这种文化形态就是意识形态，它是统治阶级维护阶级统治、保障政治权力的文化工具。按照马克思主义有关社会发展规律的论述，在科技革命的大力推动下，生产力进一步解放，阶级最终走向消亡。这个阶段政治中心由国家权力转向公共权力，文化不再是统治阶级维护阶级统治的意识形态工具，而成为人们围绕公共权力开展政治生活的观念体现和精神支撑。
究其根源，无论社会发展到哪一个阶段，文化与政治始终紧密相连，它在阶级社会表现为意识形态，是维护阶级统治的文化工具，在非阶级社会则成为人们获取公共权力的精神支撑。文化的这种政治属性要求文化的发展不能放任自流，特别是在当今时代，我们必须重视文化凝聚社会共识、巩固民族认同感的价值。而这就规定了必须对文化及其发展进行某种引导与规划，以最大限度地形成合乎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的文化状态。这种层面的引导与规划，即是管理的具体表现。
二、文化管理的基本意蕴
如同文化的产生、传播、冲突、变迁是一种社会生活一样，文化管理也是一系列行为的集合。从这一角度来看，文化管理是一种社会现象、社会工作、社会范畴，因而就应该有其明确的内涵与属性规定。
（一）文化管理的内涵界定
目前，学界对于文化管理概念的界定主要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将文化作为手段的文化管理，这是一种区别于经验管理、科学管理的新型管理方式，是关注于理念、精神的，倡导自律、自觉的，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模式，它实现了人类管理由刚性到柔性、由被动到主动、由外化到内化的转变；二是以文化为对象的管理，这种文化管理以人及其组织形式为主体，以文化为对象，通过对文化范畴与事务的规范指导，我们可以将这种文化管理定义为文化管理主体依据管理学的基本原理和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对文化及其事务实施计划、组织、领导、控制和协调的行为过程。这也构成了本书关于文化管理内涵的基本认识。
（二）文化管理的属性边界
相对于人类其他的管理活动，文化管理具有鲜明的特征和属性，相对于管理科学中的文化管理，本书中的文化管理也有着明显的不同。
1.文化管理的基本特征
文化管理是人类管理活动中的重要层面，它与经济管理、政治管理、社会管理共同构成了人类管理活动的整体框架，区别于其他管理，文化管理具有明显的政治性、系统性和交叉性。
（1）文化管理的政治性。从文化管理的来源来看，文化管理作为显性活动产生于经济、政治管理活动以后，是政治管理的附属品。这一逻辑规律可以演绎为：在物质生产过程中，人们为获取经济价值，开始进行经济管理活动；而在阶级产生以后，统治阶级又在维护政治统治、保持组织和社会稳定的目标导向下，建立了国家这一暴力工具，从而对政治进行管理；随后，为进行意识形态宣传，从精神上进行更为深刻的阶级控制，他们又开始在政治管理的过程中附带着对文化实施管理。可见，文化管理从产生之日起就带上了明显的政治烙印。如今，由于重视文化的社会价值及政治价值，文化范畴及其相关事务也被列入执政党、政府部门的职责领域，文化管理的政治属性也更加直接、清晰。
（2）文化管理的系统性。文化管理是整体的、系统的、有意识的，多主体、多要素介入的工程。从文化管理的结构来看，文化管理涉及了文化管理主体、文化管理客体和文化管理中介。其中，文化管理主体是人及其组织形态，文化管理客体是文化管理主体的作用对象，文化管理中介是文化管理主体的作用手段，三者联系紧密，共同构成了文化管理的框架结构与基本模式。从文化管理的流程来看，文化管理包含了信息收集、预测、决策和控制各个管理阶段，贯穿了文化管理的整个作用链条，表现出文化管理由结构到流程上的系统性。此外，文化管理的系统性还体现在文化管理处于社会管理大系统之中，因为文化管理状况与水平将会影响文化的整体发展实力与未来走向，对于国家而言是一种系统性的影响。
（3）文化管理的交叉性。文化管理是一项复杂的人类活动，它的交叉性主要表现在管理内容上。从所关涉的学科知识来看，文化管理涵盖了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管理学、运筹学等在内的多个学科，需要综合运用人类在长期社会生活中对文化发展规律进行研究、总结的科学成果，需要借助法律手段、经济手段、行政手段、教育手段等多种方式交叉进行管理。由此可见，它在内容上的广博性和性质上的复合性决定了文化管理的交叉性。
2.文化管理的边界问题
我们所论述的文化管理，是区别于管理科学的文化管理。众所周知，管理科学先后经历了经验管理、科学管理和文化管理三个阶段。第三个阶段“文化管理”阶段以1982年美国管理学家迪尔（T.E.Deal）和肯尼迪（A.A.Kennedy）合著的《企业文化公司生活的典礼和仪式》一书中首次提出“文化管理”[8]（cultural management）一词为肇始。随后，伴随着企业文化热的兴起，“文化管理”逐渐成为新的管理思想与流派。
在管理科学中，文化管理被视为一种理念、理论和模式，主要是指管理者采用组织文化指导组织成员的行为的方式和过程。文化管理主要有三层内涵：一是“以价值观为核心的组织文化管理思潮、管理方式”[9]，它是一种以人为本位、以价值观为核心、以文化执行力为驱动的管理思想和理念；二是研究如何建设和运用有特色的文化，并将文化运用于管理的理论体系；三是“通过组织文化来治理组织，组织文化建设成为带动组织管理全面工作的‘牛鼻子’”[10]的管理模式。归根结底，管理科学领域的“文化管理”履行了一种“手段式使命”，其目标旨在借助文化这一工具达成组织目标。
在研究了管理科学中文化管理的来源、定义和内涵后，我们可以看到，相比较而言，本书所指的文化管理与管理科学所称的文化管理差异迥然。
首先，就其本质层面而言，管理科学中的文化管理是管理思想发展的最新阶段，被视为一种管理理念、管理手段和方式，而本书所指的文化管理则是以文化为具体管理对象的管理工作和管理过程，二者的本质属性存在差异。其次，就与文化的关系而言，前者是以文化为手段的管理，是“用”文化进行管理；后者则是以文化为内容的管理，是“对”文化进行管理。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二者存在巨大差别，但是二者并不矛盾，因为作为手段的文化管理可以为作为目标的文化管理所用，以提高作为目标的文化管理的效能。因此，二者的区别构成了彼此的边界，二者的联系也构成了彼此的关联机制。
总体来看，管理科学中的文化管理与本书所指的文化管理主要有两点区别：一是与管理的关系不同，前者是管理的一种理念、方式和范本，是管理科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后者则是管理的一项具体活动和行为。二是与文化的关系不同，前者是以文化为手段的管理，以“用”文化进行管理；后者则是以文化为内容的管理，是“对”文化进行管理。
三、文化管理的理论实践
文化管理有着深刻的理论背景和实践经验，在了解国内外关于文化的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我们因循时间主线，对我国文化管理的历程进行了重要的探讨，从而为系统论述文化管理提供客观依据。
（一）文化管理的理论渊源
在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背景下，国外文化资源主要通过市场进行配置，关于文化管理的研究也基本集中于文化产业、文化政策和文化法律等领域。在经济发展和历史背景的影响下，我国在文化发展中的长期研究虽然尚未形成系统的文化管理理论，但也产生了一些颇具价值的思路和结论。
1.西方文化管理理论
总体而言，西方对于文化管理的相关理论叙述主要包括西方文化产业理论和马克思的精神生产理论。
（1）西方文化产业理论。
西方文化产业理论根源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法兰克福学派从批判的角度出发，认为在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文艺创造已成为一种采用科学工具的机械化和自动化作业。这种以大规模的复制和批量生产文艺产品为特征的“文化工业”以市场为主导，以利润最大化为动力，使得文化产品的生产陷入被动，丧失创造性，最后导致商品的单一化和消费的单一化。法兰克福学派认为“文化工业”是文化的异化，其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社会衰退的标志。
伴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科技的不断进步，带有强烈批判色彩的“文化工业”逐渐被中性词汇“文化产业”置换。1980年年初，在欧洲议会所属的文化合作委员会组织的专门会议上，各类学者、企业家、政府官员就“文化产业”的含义进行了深刻探讨，标志着文化产业成为一种广泛意义上的“文化—经济”类型。由此开始，西方关于文化产业的研究向着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两个方向发展开来。
文化产业的基础理论始于英国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中心的“文化研究”中对大众文化和文化产业的研究。他们重点对文化产品的内容进行了意识形态的讨论和文化产业符号的生产机制及原则的研究，并运用哲学、政治学、文化话语等对其进行了思辨性极强的理论探讨，被后人称为“伯明翰学派”。其代表人物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发现，大众对文化产品的消费过程并不是一个既定意义上的简单接受过程，而是一个意义选择和重构的复杂过程。“这一结论标志着传统的文化批判理论已经不应该继续成为阻碍文化产业发展的障碍。”[11]另外，弗雷德里克·詹姆森（Fredric Jameson）、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则“从经济学的角度对‘文化经济’与‘金融经济’的区别进行了解释，从费斯克起，越来越多的文化产业研究者开始将关注的目光转向了文化及其产业化的双重属性上”[12]。文化产业的应用理论则与各国的文化产业的实践发展和政策制定紧密相关，主要包括文化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和管理以及文化产业的地位恢复等方面。其典型代表是英国著名媒体理论家尼古拉斯·加纳姆（Nicholas Garnham）。他认为“文化产业采用了特有生产方式和行业法人组织来生产和传播符号，这些符号的表现形式……都是文化商品和服务”[13]，为重塑文化产业地位作出了突出贡献。查尔斯·兰迪（Charles Randy）则将经济学上的“价值生产链分析法”引入文化产业，提出了“文化产业的五个阶段的过程，包括文化产品的创意、生产、流通、发送机构和最终消费者的接受”[14]。
在长期的理论积累和实践探索中，西方文化产业运用理论主要形成了以下观点：（1）文化产业主要是指包括畅销小说、商业电影、音像制品在内的“大众文化”；（2）文化产业是文化与经济的结合，它的发展需要遵从文化艺术和商品生产的规律；（3）文化产业以营利为目的，以利润最大化为追求；（4）文化产业的发展带来了“文化在结构、形态、格局上的重大变化，导致了文化的商品化和消费化，也使传统的文化观念、文化生产方式、接受和消费方式以及文化作用方式发生了重要变革”[15]。
（2）马克思的精神生产理论。
为探讨国民经济财富的来源和增长原因，法国政治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 Baptiste Say）、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和俄国经济学家昂利·施托尔希（Henri Storch）在对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与财富相关的论述的研究批判下，对精神生产的内涵、特征及其与物质生产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研究，并提出了精神生产是“内在财富的生产”或“财富的原因”，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互为因果、互相作用等命题，形成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精神生产理论。
在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精神生产理论的批判继承下，马克思从唯物主义的高度出发，在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剩余价值理论》等一系列著作中对精神生产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重新回答，形成了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的精神生产理论。
一方面，马克思重新界定了精神生产的内涵，认为精神生产是“关于意识的生产”[16]，它同人类的物质生产及个人生命的生产和再生产一样，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和普遍形式，是“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17]的，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18]的生产方式。按照精神生产的产品与精神生产者之间关系的区别，马克思将精神生产分为两种形式：“生产的结果是商品，是使用价值，它们具有离开生产者和消费者而独立的形式，因而能在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一段时间内存在，并能在这段时间内作为可以出卖的商品而流通，如书、画以及一些脱离艺术家的艺术活动而单独存在的艺术作品。……产品同生产行为不能分离，如一切表演艺术家、演说家、演员、教员、医生、牧师等等的情况。”[19]另一方面，马克思就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的关系进行了系统论述。首先，马克思明确指出物质生产是精神生产的前提和基础，精神生产依照物质生产的基本规律发展变化这一基本事实；其次，他认为由于精神生产的相对独立性，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在发展中会呈现出一种不平衡性，主要表现在二者的发展的不同步和二者在一定的社会具体历史条件下具有的对抗性[20]；最后，马克思认为精神生产对物质生产会产生积极的反作用，这种能动的反作用主要通过文化产品的生产、生产工具的更新、意识形态教育和先进理论知识传播实现。
2.我国文化管理理论
在长期的理论研究和探索下，我国理论界在文化管理的一些基本问题上取得了共识，初步确定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文化管理指导思想，以文化产业、文化事业、民族遗产、文化市场、文化组织、文化政策、文化体制改革、国际文化交流为主体的文化管理内容体系。
目前，我国对文化管理的系统研究有：高永贵《文化管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胡惠林、陈昕、单世联《文化战略与管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方彦富《文化管理引论》（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李锡东《文化产业的营销与管理》（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赵晶媛《文化产业与管理》（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魏鹏举《文化创意产业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刘吉发、陈怀平《文化产业学导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0），孙萍《文化管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冯益谦《涉外文化管理》（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田川流、何群《文化管理学概论》（云南大学出版社，2006），徐浩然、雷琛烨《文化产业管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等，对文化管理的含义、文化管理的结构、文化管理的内容等基本要素进行了阐释说明。
另外，我国关于文化管理的理论还分散于以下一些层面：
（1）文化建设、管理的基本内涵、意义及相关概念探析层面，如曲慧敏《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特征的思考》（2012年）、石书臣《当代中国的文化格局及其发展导向》（2012年）、何志鹏《文化创新与民族复兴》（2012年）、胡馨月《马克思恩格斯文化观及其当代启示》（2009年）等，对文化的概念、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及其与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辩证关系进行了分析。
（2）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问题研究和路径探讨层面，以《中国文化产业评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中国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中国文化产业年度发展报告》（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等大型研究报告、研究集刊和“文化蓝皮书”以及王颖、支大林《文化产业生成、运行和发展机制研究》（2012年），花建等《文化产业竞争力》（2005年），胡惠林等《文化产业发展的中国道路》（2004年），唐任伍、赵莉《文化产业：21世纪的潜能产业》（2004年）等为代表，涉及文化产业的概念特性、发展历史、竞争力研究、文化产业指标体系探索、文化产业政策研究以及国家文化安全研究等方面。
（3）文化事业的改革和发展研究层面，以王列生、郭全中、肖庆《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论》（2009年），罗争玉《文化事业的改革与发展》（2007年），陈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研究》（2006年），齐勇锋、王家新《建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探索》（2006年），魏鹏举《文化事业的财政资助研究》（2005年）为代表，对文化事业的属性、发展情况、改革路径进行了说明，并重点针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提供了相应的建议。
（4）文化体制改革的背景、意义、历程和路径层面，主要有向勇《文化体制改革中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探讨》（2011年），王立《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历程的回顾与启示》（2010年），李向民、韩顺法《我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理论探析及政策选择》（2010年），成思行《改革开放30年我国文化发展和体制变迁之路》（2008年），乔清举《文化探索与体制创新》（2005年），宋丹娜《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思考》（2004年），任一鸣《英美文化管理体制探考》（2004年），胡惠林《文化体制改革需要改革理论的创新》（2004年）、《关于当前体制改革的两点思考》（2004年）、《关于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问题》（2003），刘艳红《构建与现代化相应的文化体制》（2002年），金冠军、尚月《国外文化管理体制与经营方式初探》（1989年）等，涉及文化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研究，重大问题思考、行业研究、区域研究和个案研究，事业单位转企改制问题，文化企业集团化问题，投融资体制改革问题以及中外文化管理体制比较研究等层面的具体内容。
（二）我国文化管理的历史形态
文化管理有着漫长的发展过程，在中西方不同的历史进程中，文化管理表现出不同的历史形态和时代特征。这里我们将以中国文化管理的历史沿革为重点，对文化管理的历史形态进行阐述。
文化管理是从政治管理中分支出来的附属活动，政治管理又产生于阶级社会以后，从这种发生学的角度考虑，我国的文化管理从阶级社会开始。由于经济发展的限制和政治生活的单一性，先秦时期我国对于文化的管理主要依附于祭祀、娱乐的工艺品和歌舞。真正意义上由政府拨款，并有正式组织领导的文化管理始于西汉。由此开始，我国文化管理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1.古代封建社会的经验型文化管理
秦汉至清末的两千多年间，封建统治阶级设置了“少府”[21]，统筹负责对雕塑、绘画、建筑、歌舞等的财政资助，建立了以“尚方令”和“考工令”为代表的文化生产机构，并设立了以为皇家服务为目的的戏曲管理机构（如教坊司，后改为升平署），还开辟了著名的“丝绸之路”，在满足封建皇室文化需求的同时，推动了文化贸易发展和文化沟通交流。但是，这种在封建皇权的压迫下的文化管理基本上是为皇家服务的私人管理，面向全社会管理社会文化娱乐业的国家公共管理系统还没有建立。
总体来看，我国封建王朝的管理体现出以下三个特征：一是文化管理都代表着统治阶级的皇权，文化专制是文化管理的主要手段。二是统治阶级发展文化的目的在于宣扬盛世景象和体现至高的威严和皇权，最终达到维护阶级统治的目的。以从祭祀起源的“礼学”为例，这套以宗法行为规范为表现、以区别尊贵卑贱亲疏为内涵的意识形态，就是维护社会等级制度、巩固阶级统治的重要体现。三是社会文化在专制背景下缓慢发展。民间不仅形成了以《诗经》中的“风”为代表的艺术形式，还出现了部分的文化交易市场，秦汉时期就出现了以“佣画”为主要形式的绘画市场，魏晋南北朝也出现了以“王羲之”书画交易为代表的书法市场。另外，民间还产生了艺术团体和艺术派别，如书法上的“北碑南帖”和篆、隶、草、真、行等书体。整体看来，由于我国封建时期艺术形式主要处于自发状态，文化管理也缺乏相关的法规制度约束，这一时期的文化管理基本处于无序的、自然的、缓慢发展的状态。
2.20世纪初到新中国成立前的文化管理
在传统社会逐步向近代社会转轨的过程中，我国的文化管理进入了探索试验阶段。自中华民国成立以来，南京政府设立了以科层级为基础、以中央社会教育司和各省的教育（厅）局为代表的两级文化管理组织，统管文化活动；颁布了规范市场运行的《娱乐税法》、《公共娱乐场所卫生条例》、《公共娱乐场所治安条例》和保护文化知识产权的《著作权法》等法律法规；积极筹建了以汉口民众乐园为典型的“新市场”，对文化公有制进行有益探索；另外，民国政府还进行了以广西省戏剧审查委员会、武汉戏剧审查委员会为代表的，以剧目审查、许可证管理、演员资格审查和等级划定为内容的综合型文化管理机构试验。
可以说，在科学和民主思潮的影响下，民国时期的文化管理取得了较大的发展，文化管理作为一种社会公共职能日益独立化，文化行政管理方式也逐步走向民主化、规范化。但是在封建桎梏的影响下，民国政府的文化管理在总体上还是呈现出寓“管”于“禁”的文化专制特征。
3.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的文化管理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对文化实行的是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下国有和国办文化的全面调控型政府文化管理模式。这是一种源于原苏联的高度中央集权的文化管理体制模式，具体表现在：“组织体制上，各级文化部门属于党的各级宣传部门，作为党的喉舌和阵地，主要执行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任务；行政体制上，文化作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受到党政双重管理，从中央到地方都设立了文化行政管理机构。”[22]政府对各级文化部门和单位实行全面控制，进行直接领导和微观管理。这种文化管理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所有的文化都打上意识形态烙印，成为国家的直接管理对象；二是所有文化组织基本上都具有行政性质，所有文化工作者都采用政府或事业编制；三是文化发展基本依赖财政拨款，文化活动基本免费。
4.改革开放以后的文化管理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总路线为标志，我国文化体制改革拉开序幕，文化管理也开始更加自觉。1987年，国有事业单位开始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经营”，并提出“以文补文”[23]策略。这一时期，文化产业处于萌动期，总体上并没有呈现出文化事业向文化产业转变的明显态势。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文化部门也开始积极探索改革的路径，文化工作者的生存意识、商品意识、竞争意识逐渐增强。特别是面对日渐发育壮大的文化市场，“以文补文”、“多业助文”等多种经营模式日渐成熟，并开始尝试性地调整和转换文化体制。在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中国文化管理开始从“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从“办文化”向“管文化”、从“小文化”向“大文化”转变。随后，在党的十六大按照文化的性质明确区分了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两个概念后，我国文化管理开始了“事、产”两分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建设出现了生机勃勃的发展局面。
值得注意的是，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伴随着文化体制改革从试点阶段走向全面铺开阶段，文化管理领域基本划清了文化艺术与政治的关系，党委宣传部门、文化行政部门、文化企事业单位、文化社会力量有关文化管理的职能分工与合作关系日渐明朗，束缚文化生产力发展的文化生产关系得到了及时调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良性发展格局逐渐显现。当然，以文化体制改革为时代重心的文化管理并非一蹴而就，仍然存在若干制约文化持续繁荣发展的深层次问题，文化管理从理论到实践仍亟待解决这一系列课题。这一客观事实构成了当下及未来一个较长时期内文化管理的重心。
（三）文化管理的时代情境
文化管理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在不同的经济、政治背景下，文化管理也有着不同的时代要求。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文化管理的时代情境主要有文化软实力、文化安全和我国文化体制改革三个方面。
1.文化软实力
“软实力”这一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Nye）在其1990年出版的《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中提出的。他根据一国国家综合国力的内涵差异和形式区别，将其划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由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等传统力量表现出来的有形的“硬实力”；另一个是以政治价值观、文化影响力及政策威信等要素构成的、以文化和意识形态吸引力体现出来的无形的“软实力”。他认为，国家软实力是“一种通过吸引而不是强制和利诱手段获取你所要东西的能力”，能达到“让其他人做想让他们做的事”的目的，主要表现为“吸引力、同化力、感召力和影响力”[24]。从实践层面看，软实力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背景，约瑟夫·奈将其软实力的来源主要概括为三个方面，即社会文化、政治价值观、外交政策。而其中，最基本、最有凝聚力、最具决定作用的是社会文化。从这个角度看，软实力也可以称作“文化软实力”。有研究者立足这一视域将其概括为由“一个国家国民的思想道德、理想信念、核心价值观念、文化科学素质和民族文化传统、民族文化遗产，以及民族性格、民族心理、风俗习惯等文化发展和文化积累所形成的现实力”[25]，文化软实力成为民族国家争取国际话语权的重要内容。从文化软实力的表现载体来看，文化产业成为核心内容，它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一国文化在国际社会的分量，因为文化产业愈强，往往意味着国际文化贸易和国际文化竞争的优胜，也就意味着该国文化产品与服务的境外输出能力强、认可度高。此外，民族文化的国际化表达与认可也是软实力在文化领域的重要表现。由此观之，文化软实力以其产业形态、文化个性表达着影响力，因而成为世界各国争相强化的内容。而在管理即是生产力的时代，对文化产业及文化个性的塑造、提升与引导，成为当下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关键所在。于是，文化软实力呼唤文化的自觉自为管理，文化管理增进文化软实力的时代条件渐趋成熟。
2.文化安全
文化安全是指一个国家或者民族区域内，自身发展及传承下来的民族特色、民族文化（包括语言、文字、民间艺术、文化景观等）的独立性状态。在经济全球化、文化经济化的时代背景下，国际文化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在攫取世界文化霸权的目标导向下，西方发达国家开始推行以“文化输出”为代表的文化管理战略，向世界各地，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进行文化产品和价值观念的输出。在自身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的支撑下，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产品在文化市场竞争中表现出明显的优势和不可替代性，甚至形成局部垄断，这不仅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些五花八门的文化产品与服务背后，资本主义的大众文化和政治文化也逐渐渗透到其他民族的各类文化生活中，潜移默化地侵蚀着世界文化的多样性。
文化多样性是各群体和社会借以表现其文化的多种不同形式，体现为人类各民族和各社会文化特征与文化表现形式的独特性和多元性。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基本特征，是民族发展的血脉。然而，在西方国家推行文化输出、谋求文化霸权的过程中，劣势国家、民族的文化特性逐步弱化，世界各国的文化趋向同一，这种文化多样性与同一性的现实矛盾引发了世界各国对于文化安全和多样性的关注。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明确指出文化多样性“扩大了可供每一个人选择的范围，它是发展的根源之一，不仅是经济增长，更应是实现一个愈加令人欣慰的文化、道德和精神层面的生存”。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3次会议通过《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再次强调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性，明确了缔约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另外，突尼斯于2009年召开了“文明对话与文化多样性”国际大会。2012年10月21日，加拿大就“在全球化世界中的公民、身份和语言与文化多样性”问题在魁北克城召开大会。
在国际上保护文化多样性的号召下，我国也就文化多样性的问题进行了探讨。2009年7月31日，我国在昆明召开了以“人类、发展与文化多样性”为主题的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并发表《国际人类学民族学第十六届大会昆明宣言》；2012年4月26日，商务部和欧盟驻华代表处在合肥举办了“中欧文化贸易与《文化多样性公约》国际研讨会”；2012年5月27日，在云南昆明召开“生物与文化多样性保护国际会议”；2012年10月，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举办了“文化多样性与跨文化合作”的主旨论坛，从不同角度对文化多样性的保护进行了深刻讨论。
伴随着全球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文化市场的进一步扩展，文化安全的问题也越来越凸显，为避免强势文化对本民族的同化、渗透，维系本民族的文化个性和内涵特征，我们必须在文化管理中凸显出民族文化魅力，增强文化层面的国际实力，在不断挖掘、彰显自身吸引力的同时，促进文化的国际化交流，保护世界文化发展的多样性。
3.我国文化体制改革
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是我国为克服现有文化体制中的弊端，使文化体制适应政治、经济、社会、科技发展，对文化理论体系和文化管理实践的深化和丰富。文化体制改革的核心思想是借由调整阻滞文化生产力发展的文化生产关系，重新定位文化的发展格局。这是一个系统工程，历时长、涉及广、参与多，是与文化建设和管理相关的所有内容的关系优化。这一工程将引发世界范围内的文化波动，一个占世界人口1/5规模的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文化领域的变革，势必会引发世界性的影响。从严格意义上讲，新时期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始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并先后经历了初步实践（1978—2001年）、稳步推进（2002—2006年）、跨越发展（2007—2011年）三个阶段，进入继续深化时期（2011年以后）。可以说，每个历史阶段文化体制改革的重心与使命各有特点，我们将在第十二章进行具体阐述。
注释
[1]转引自［美］马文·哈里斯：《文化、人、自然——普通人类学导引》，136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
[2]曾小华：《文化·制度与社会变革》，2~3页，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
[3]曾小华：《文化定义现象论述》，载《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03（5），12页。
[4]索艳琳：《论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载《山西煤炭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3），91页。
[5]李传刚、朱平：《刍议文化的定义与功能》，载《科技信息》，2008（29），186~187页。
[6]参见郭齐勇：《文化学概论》，17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
[7]缪家福：《全球化与民族文化多样性》，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8]［美］特伦斯·迪尔、阿伦·肯尼迪：《公司文化》，13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9]刘惠坚：《试论企业文化管理》，载《现代哲学》，2000（1），20~24页。
[10]［美］杰弗瑞·克雷默、杰克·韦尔奇：《领导艺术词典》，158页，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
[11]叶朗：《中国文化产业年度发展报告（2003）》，14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
[12]同上书，15页。
[13]同上书，16页。
[14]胡惠林：《文化产业学：现代文化产业理论与政策》，32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
[15]欧阳友权：《文化产业通论》，11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8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2卷，9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6卷Ⅰ，442~4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0]参见景中强：《马克思的精神生产理论及其当代价值》，载《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3（4），58~62页。
[21]少府，官名，始于战国，秦汉相沿，为九卿之一，掌山海地泽收入和皇室手工业制造，为皇帝的私府。
[22]孙丹：《新时期文化产业建设考察》，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10），85~96页。
[23]刘吉发、岳红记、陈怀平：《文化产业学》，37页，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5。
[24]［美］约瑟夫·奈：《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2~11页，上海，东方出版社，2005。
[25]杨云龙：《提高文化软实力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载《中共太原市委党校学报》，2008（1），13~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