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

1978年，当安徽凤阳小岗村的18名农民以托孤的方式在分田责任书上按下红手印时，东莞长安公社霄边生产大队的干部蔡柱球依然在为社员们吃不饱肚子一筹莫展。在长期政治挂帅的运动式生产中，曾经的鱼米之乡长安，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既吃不上鱼，也吃不上米。白米饭变成了稀米汤，“一吹三层浪，一喝九条沟”。最困难的时候，轧过糖的甘蔗渣子捡回来，磨成粉煮着吃；芭蕉根上的茎块里有淀粉，砍下来，也可充饥。

和蔡柱球同样发愁的还有上角大队队长王润棠，根据多年的种田经验，他曾试图耍点花样让人们摆脱饥饿：村民收完早稻之后再种一季马铃薯，在村里的小鱼塘养点鱼，家家户户再养些鸡鸭，除了自己吃，还能再拿去卖钱……没多久，王润棠就被扣上了“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帽子，受到了批判——这种行为不仅违背了“以粮为纲”的方针，而且公然追求个人利益，简直是走“资产阶级道路”。

在那个时代，为了让私欲彻底灭绝，个人利益如同洪水猛兽被严防死守，每个人都要用无产阶级思想武装自我、战胜利己主义。而在社会生产中，一切必须服从国家的安排。人们相信，当国家的经济机构被设计成一台使所有人遵照计划指令工作的大机器，那么剥削之恶、贫富对立和阶级仇恨将不复存在。富足、平等和美好的世界将在领袖的精致设计中迅速降临。

在农村，每一个农民每天干什么都要严格按计划行事，甚至可以完全不顾气候时令，“与天斗”被认为是一种巨大的快乐。乌沙生产大队曾接受过这样的指令，某年2月6日前必须将所有的水灌到田里去——而这项工作在当时既不现实也毫无意义。瞎指挥和乱折腾的一个重要效果是驯服人性。当年流行的比喻是“螺丝钉”，人只有嵌入社会运转的大机器才被承认有价值，而个体则要承受饥饿和恐惧。

除了不顾现实条件的盲动，对经济规律的无知和忽视也是常态。长安自古盛产水草，这种作物在香港等地广受欢迎，卖一亩水草的价钱远远高于一亩水稻。但是，在“以粮为纲”的号召下，所有劳力必须集中收水稻。一些村的大队只好“阳奉阴违”，在田里插满红旗和标语，高声喇叭时时提醒人们抓紧生产，暗地里却抽调青壮劳力去种水草，只留下老弱和妇女在田里收水稻应付检查。

严细的计划指令与经济运行规律的矛盾日趋突出。经济运行客观要求一系列比例关系——供给和需求、生产和消费、工业和农业等，各种比例关系又形成瞬时变化的动态体系。若要国家经济机器准确无误地运作，就必须掌握这一动态体系每一参数的瞬时变化，而苏联在1960年代就遭遇了计划经济的严厉教训。1964年，苏联经济学家卢什科夫曾说，全苏联的人民都投入到编制计划的工作中去，到1980年才能变成1964年的计划。[1]如此僵死庞大的计划管理体制带来的必然是盲动，而平均分配的“大锅饭”更是让人的内在激励荡然无存。

注释

[1]参见杨继绳：《邓小平时代》，27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