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中国作为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工业化是近代以来其发展的主要任务之一，新中国成立实现了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之后，更是如此。但是区域发展不平衡和大国经济体系的相对完整性，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不仅在地域方面呈现出多样性，而且在人口分布、产业结构以及经济升级转型方面也都表现出各自的特点。东北在近代曾经沦为日本殖民地长达14年，并饱受战争创伤；同时又曾经是新中国重工业最发达的地区。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它却在经济转型和发展中显得步履维艰，在资源丰富、人口压力小、工业基础好的条件下，并没有像东南沿海地区那样趁势起飞。

在世界工业进入4.0时代的今天，中国也处在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关键发展阶段。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要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如果没有强大的工业基础特别是制造业基础，是难以实现的。

兹事体大，不可不察。

石建国博士在此书中所叙述的东北地区百余年的工业发展历史，高度浓缩了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工业经济的全部发展阶段，而且将其中各个阶段，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计划经济阶段的发展特征表现得极为充分，既有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中先天不足的近现代工业经济萌芽，又有殖民地经济下畸形发展的工业经济缩影。本书既有对计划经济形成的论述，也有对计划经济体制下工业经济发展运行的描述。这对于回顾中国工业经济发展历史和研究1978年以后的工业发展状况具有宝贵的理论探索价值。

作为国家曾经最为重要的工业基地，东北为新中国现代工业基础的奠定和现代工业体系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出机器、出经验、出人才”，大力支援全国的工业建设，是党中央寄予东北的希望。东北工业也以自己的重大贡献为党中央交上了一份完美的答卷。

改革开放以后，东北地区成为改革开放大业成本的承担者。其所担负的指令性计划时间之长、任务之重，在全国其他地区恐无出其右者。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东北工业不仅未能重现昔日辉煌，而且在全国的经济位次还不断下滑。21世纪之初开始的振兴东北战略，曾给人以期待，但其战略执行至今已十余年，除个别地区和个别行业可圈可点外，整体的东北工业乃至东北经济仍未能有大的起色。所谓“东北现象”“新东北现象”“后东北现象”仍然困惑着关注它和生活于此的人们。

“凡物之然也，必有故。而不知其故，虽当，与不知同，其卒必困。”（《吕氏春秋·季秋纪第九·审己》）东北作为中国经济四大板块之一，在“经济新常态”的今天破解困局，实现振兴，赶超东部地区，不仅是东北民众的殷切盼望，也是中央高度关心、孜孜以求的目标。欲了解今日之东北，必先了解昔日之东北。为何东北的经济社会发展似乎被锁定在一个转型艰难、缺乏活力的状态？或许答案就在东北经济发展历史之中。本书正是带着这个问题意识，对如下几个问题进行了探讨：

一是关于东北工业发轫的问题。东北近代工业的发轫，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通商开埠。西方列强利用不平等条约所攫取的特权，大肆向东北倾销商品，掠夺东北的原料，占领东北的市场，直至投资设厂。外资的背后是西方的殖民势力，东北进而成为日、俄的势力范围。为应付严重的边疆危机，清末东北当局利用官资，也兴建了一批近代企业，取得了一定成绩。

东北民族资本在外资和官资的夹缝中，虽然也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由于资本实力和管理能力所限，民族资本大多集中于投资少、管理较为简单的轻工业，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到抗战胜利前的14年里，东北的民族工业被摧毁殆尽。外资强势、官资不足、民资弱小，这是东北近代工业发展的显著特点，同时也导致了抗战胜利后通过没收日伪敌产而形成以官僚资本为主体的工业体系，并进而为新中国成立后东北地区国营经济成为工业主体创造了前提。

二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从东北工业发轫起，其工业发展的主导力量就不是市场。或者是帝国主义国家政府用非经济的强制手段攫取特权垄断经营，这种现象在1931—1945年的14年沦陷期内达到极端；或者是军阀和国民党政府主导发展，控制经济命脉，这在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对东北城市的接收中达到顶峰。因此，就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来看，刨除早期的具有特权的外资企业不说，从洋务企业的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形式，到奉系军阀的官僚资本，再到日本的统制经济及抗战胜利后的官僚资本，旧中国的东北地区经济呈现出最典型的政府与市场双重“扭曲”和双重“失灵”。新中国成立后，东北因国营企业成为工业主体以及其重工业的优势地位，在国家安全需要和经济赶超战略下，该地区率先建立起计划经济。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的30年里，东北地区经济发展中的政府作用不断强化，而市场机制则日渐式微。甚至“文化大革命”后期的“割资本主义尾巴”“赶社会主义大集”也当属东北辽宁这个工业最发达的省份“积极性”最高。东北地区作为实行计划经济时间最早、范围最广、跨度最长的地区，政府干预经济时间最久、力度最大，这也使得改革开放以后市场发育缓慢、政府经济职能转变困难。这与今天的“东北现象”，是有一定历史渊源的。

三是东北经济发展和工业转型升级的区域文化环境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化快速推进，其中市场化发挥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而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开放和资源配置，又离不开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行为习惯，尽管这种意识和习惯必然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但是这种变化则有快慢之别。作为改革之初工业化与东部沿海地区处于同一水平的东北地区，其思想意识中的市场观念则在经济转型中显得落后了。我们今天寻找东北地区工业转型发展的解困之法，也许应该寻找非经济因素。东北工业在改革开放前的一百多年历史中，就全国比较来说，有两个特点：其一是所有制结构方面，以政府经营为主（包括具有特权的外资企业）；其二是企业规模结构方面，大中型工业企业数量多且集中于大中城市。这就产生了一个突出问题：城市居民对政府和企业的依赖度高，或者说，政府和企业对居民提供的社会保障超过了市场化下的城市社会保障水平，特别是在新中国的计划经济时期，“企业办社会”成为普遍现象。而国企改革的相对滞后，城市下岗分流职工安置方面的困难，以及东北地区农村劳动力剩余程度低等因素，也使得东北地区的劳动力市场化程度低于沿海地区。此外，长时期以来，东北地区人们的思想观念保守。上述因素不仅导致大型国有企业转型缓慢、活力不足，而且小微企业比重过低。换句话说，人民群众“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劲头不足，等、靠、要的心理和惰性在干部和群众中都有着很大的市场。东北地区同沿海地区人们在改革意识、适应市场能力等方面的差距，也许是今日东北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学发展和历史研究突飞猛进，经济史研究也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相对于经济发展和社会需要来说，经济史的研究还有很多不足，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对生产力发展历史的研究相对于生产关系而言成为明显短板，从而限制了经济史学为现实服务的功能的发挥。今天，全国经济正处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的关键时期，更需要我们从产业结构、企业发展、技术进步、劳动力流动、资源配置等多个方面来研究生产力发展的历史。石建国博士在党的十八大召开和“经济新常态”提出前就开始研究东北工业发展的历史，本书虽然只是本简史，但是有眼光、有勇气。就笔者所见，关于东北工业发展的著述，学界有一定程度的开拓和积累，但大部分的研究时段都集中于近代，对新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东北工业研究还很薄弱。本书关于计划经济时期东北工业的考察与描述，有一定的开拓性贡献。

当然，本书作为一个青年新锐的成果，还有一些不足之处，例如，国际比较和区域比较略显不够，研究对象的时段也没有延续到改革开放以后，这些都有待于今后再深入研究。但是毕竟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希望石建国博士能继续坚持下去，也期待他能有更多更好的学术成果面世。

武力

2015年10月